红遍亚洲的大宋商人

3. 红遍亚洲的大宋商人

人们往往对历史有着诸多的误解，比如说到中国古代封建社会的高峰，大部分人都会首先想到汉唐盛世。事实上，封建社会中经济最为繁荣的时期，恰恰是在看似文弱低调的宋朝。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宋朝是中国历史上经济最繁荣、科技最发达、文化最昌盛、艺术最高深、人民生活水平最富裕的朝代。

中国历史上重要的技术发明一半以上都出现在宋朝，那时四大发明中的三项已经问世，并开始得到大规模实际运用。其中，指南针的应用使航海业得到了空前的发展，宋代商人们将琳琅满目的商品和先进文明输送到世界各地，换回的是巨额财富和人们对宋人的仰望和艳羡。

有几个数字或许能很好地反映出宋朝的先进和繁荣：宋代的GDP占到全球的50%以上，国家的综合实力是当时世界第一。北宋都城汴梁人口超过百万，而当时的欧洲水城威尼斯，虽然也是意大利著名的港口城市，人口却只有十万，当时欧洲最大的城市，人口也不超过15万。

于是乎，作为大宋形象代表的大宋商人们，成为了海外各国追捧的对象。我们能够从厚重如山的史料中发现很多这方面的记载：宋人周煇的《清波杂志》云：“倭国（日本）一舟漂泊在（宋）境上，一行凡三、二十人。（日本）妇女悉被发，遇中州（中国）人至，择端丽者以荐寝，名‘度种’。”白话意思就是说日本妇女来到中国，遇到宋朝美男子就要主动献身，目的是生下后代，来给日本改良人种。

无独有偶，宋人洪皓在《松漠纪闻》记载：“回鹘自唐末浸微，本朝盛时，有入居秦川为熟户者。女未嫁者先与汉人通，有生数子年近三十始能配其种类。媒妁来议者，父母则曰，吾女尝与某人某人昵，以多为胜，风俗皆然。今亦有目微深而髯不虬者，盖与汉儿通而生也。”这则历史记载大意是说，在宋朝，回鹘的年轻女子未嫁前，有与宋朝汉人先“同居”的传统。回鹘人以此为自豪，在嫁女儿时回鹘的父母们会自豪地宣扬说“我女儿曾和哪个哪个汉人同居生活过”，并以与汉人同居数多为荣。所以回鹘的后代有大量的混血儿，他们都是宋代汉人的后代。

这样的记载在今人看来，简直有些天方夜谭、匪夷所思，但在当时人看来，却是天经地义的。因为宋朝的国际地位、文明程度远远高出其他各国，在经济、文化、科技等各方面，无不起着引领潮流的作用。所以，回鹘和日本人才会以和宋人结交为荣。

商人们是如何到达亚洲各地的呢？这是由于造船和航海技术的进步，宋代的经济重心转移到东南，沿海的东南地区成为最重要的出口商品供给地和进口商品消费市场。原有的陆上丝路中断，夏、辽政府将岁币经内蒙古西运，出现了另一条北方丝路。但海上贸易的比重已经远远超过了陆上贸易。当时宋朝商人的船舶，已经通达到东南亚、印度、斯里兰卡，乃至北非等地。

据成书于南宋后期的《诸蕃志》记载，南海有53个国家和地区与南宋通商贸易，形成了通向日本、高丽、东南亚、印度、波斯、阿拉伯等地的海上丝绸之路。这条海上商路有两个方向，一是驶向东北方的朝鲜和日本；一是向南方驶往东南亚、印度洋地区和西亚、北非。基本上涵盖了今天亚洲的大部分范围。

宋代商人是当时中外经济交流的主力军，在朝廷较为宽松的政策鼓励下，宋代商人成为东洋、西洋贸易中最庞大、最活跃的力量，在各国商人中独领风骚。宋商所到之处，即使没有像前文提到的回鹘和日本那么夸张，也往往会受到热情的欢迎。例如，宋商到达渤泥国，国王会带着大臣和家人一起前往码头迎接，等到商船离开，国王又会设宴饯行，这充分说明了宋商的贸易活动对渤泥国社会生活产生了很重要的影响。

在南洋，宋商的海船每次到达，便在南海诸小国中掀起一次贸易高潮。船刚入港停稳，当地的大商人便蜂拥而至，将货物一抢而空，再转手将这些商品卖出，赚取其中差价，宋商在这里成了坐收其利的批发商。

此外，宋代商人还是东西贸易的纽带，他们把中国的物产输往东非、阿拉伯地区，通过阿拉伯商人传到地中海等地。宋商每年冬季都会在东南亚国家“住冬”，大量采购当地的特产，如苏木、白锡、常日藤等，第二年春再起航，转贩到阿拉伯地区，再把东南亚和印度洋一带国家的货物贩卖到日本、高丽，以及北方的辽、金、西夏等国。商品包括沉香、丁香、麝香等香料药材，犀角、象牙等奇珍异宝，还有种种珍禽异兽等。

宋代商人们不仅“走出去”，而且积极“引进来”，他们乐意招徕外商来华贸易，经常搭载来华外商。朝廷对此也给予鼓励，“蕃商有愿随船来宋国者听从便”，显示出了一个泱泱大国的气度。这些外商一回到本国，就又成了宋代文明最忠实的拥护者和传播者。

不仅如此，宋代商人在某种程度上还能充当使者，传递中外信息，成为宋朝获得信息的重要来源，因为商人在境外较使节有更大的活动自由，有时能比使臣获得更准确具体的信息，如山川形势、道路远近、风土人情、军事信息等等。在宋与外国建立或恢复邦交上，商人们也往往能起到意想不到的作用。

商人们还负有传播中外文化的职责，他们把大量中国书籍传到外国，如儒家经典四书五经等，还有本朝及前朝名人的各种诗集文集。每到一地，当地人往往洁服焚香，虔诚以对。另一方面，商人们又把外国书籍或在中国已佚而外国仍有保存的中国书籍带回到国内。

可以说，宋代的中外经济文化交往之盛，远超于前朝各代。而这些和大宋商人的活动是分不开的。

在这样的情况下，宋钱也成为当时周边各国最喜欢的货币，是不折不扣的硬通货，地位远在今天的美元之上。宋钱是南海诸国的镇国库存之宝。虽然辽国、金国等国也仿制宋币造钱，但在金国流通最多最广的是宋钱。在今天东到日本，西至欧洲、非洲的广大地区都有出土的宋钱，足见宋的繁荣与强盛。

当然，商人们纵横四海的背后，是一个傲然屹立的强大的王朝。宋朝是中国古代唯一长期不实行“抑商”政策的王朝。在宋朝立国之初，宋太祖赵匡胤就号召人们“多积金、市田宅以遗子孙，歌儿舞女以终天年”，宋太宗也曾下诏“令两制议政丰之术以闻”，令官员们研究理财求富之道。宋神宗则认为“尤先理财”，发过“政事之先，理财为急”的诏令。这些政策导向使商业大潮兴旺，商贸高速发展。

国家兴则商家盛，这是一个毋庸置疑的真理。我们在惊叹于大宋商人们在亚洲各地的影响力时，更不应忘记这个辉煌的朝代。我们用法国著名汉学家谢和耐的话来结束这篇文章：“在社会生活、艺术、娱乐、制度、工艺技术诸领域，中国（宋朝）无疑是当时最先进的国家，它具有一切理由把世界上的其他地方仅仅看做蛮夷之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