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排斥对非正规金融的诱导作用

农村正规金融供给的不足，导致了金融排斥，金融排斥的产生，又导致了农村金融制度的创新，制度的变迁结果是农村非正规金融的发展，其附带的产出是一些民营资本进入农村金融领域。

在农村，银行和农村信用社提供的贷款约占农村资金的25％ ，而70％左右的农村借款是由民间金融提供的。何文广等（1999）对360个农户的调查中发现，农户借款行为的60．96％是与民间放贷主体之间发生的，农户放款行为的93．95％是在亲戚、邻居和朋友之间进行的，其余部分是在农村企业、农村合作基金会、农村基层机构等之间发生的。温铁军（2001）对中国东部、中部和西部共15个省24个市县的一些村庄进行的个案调研也发现，民间借贷的发生率达到95％ ，高利息的民间借贷发生率达到85％ 。因此，在农村，由于金融排斥的产生，为非正规金融的滋生与发展提供了空间，可以这么说，目前非正规金融在农村的发展要超过正规金融市场。

非正规金融的形式很多，从目前的形式看，主要有私人借贷（包括高利贷，private lending）、贷款经纪（loan broking）、储金会（savings groups）、地下银行或地下钱庄（underground banks）、商业信用（trade credit）等（刘民权，2006，p．105）。尽管大家都公认正规金融组织更有效率，但就贷款的还贷率而言，非正规金融组织却有着正规金融组织难以比拟的良好表现。例如，其具有信息优势，非正规金融具有正规金融无法比拟的地域、职业和血缘等的亲和性优势，因而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解决正规金融组织所面临的信息不对称问题；其次，其具有抵押优势，农户之所以贷不到款，除了上述原因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其所面临的抵押约束；而非正规金融关于抵押的灵活安排缓解了贫困的农户所面临的抵押困境，例如其通过隐性的关联契约、社会抵押机制等对借款人形成了一定的制约力；同时，如附表8．4所刻画的，非正规金融具有一定的交易成本优势，不仅表现在操作简便、运作灵活等，而且对于经济落后地区，相对而言，其人际关系等所维系的运作成本、时间成本等更低廉，因而进一步降低了交易成本（刘民权，2006，p．108－112）；此外，非正规金融还具有嵌入性，也就是对特定的文化嵌入，产生了一定的认同感，正如Waldron（1995）所说的人们对正规金融机构有一种“天生”的不信任感。正是由于非正规金融具有以上优势，所以，当农户被金融排斥时，由于“溢出效应”（Bell et al．，1997）的存在，这些金融需求便溢出到非正规金融上了，此时，在需求和供给的共同作用下，非正规金融对于被金融排斥的人们而言，成为了一种次优的选择。

李建军等曾于2004年对我国20多个省、80个市县、200多个乡村进行问卷调研，据此构建了15个省（东部6个省、中部5个省、西部4个省）的农户非正规途径融资规模指数（李建军，2005，p．79）。我们将该指标作为非正规金融的发展程度underfi，以农户金融排斥中的信贷排斥维度chanloan （2003年和2004年）做为金融排斥指标，并控制了人均可支配收入指标lnninco（2003年和2004年），进行简单地回归处理，结果如下：

其中，R2＝0．37 ，DW＝1．81

因此，从上述简单的回归中，我们可以发现，金融排斥对于非正规金融的确有一定的“正作用”：金融排斥程度的提高，在一定程度上诱导出了对非正规金融的需求，回归中显著为正的系数就明显地表达了这一观点。因此，从该角度而言，正规金融的缺位，导致了农户的金融排斥程度加深，而金融排斥程度的提高，又在一定程度上作用于非正规金融。因而，在农村地区，非正规金融发挥了一定的作用，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正规金融的服务不足问题。

当然，非正规金融也存在着一定的缺陷。如其在规模和范围上的劣势，服务的客户群有限、法律上的不利地位等决定了其只能在一定范围内运作，因而导致了其风险往往无法有效地对冲和分散，诱发了较高的关联风险，资金转移范围小，因而有效配置程度低，规模经济难以发挥等。而且，由于其具有一定的隐蔽性，因而蔓延性所带来的问题会十分严重，一旦其中一个链条或环节中断，债务危机的影响将会十分广泛，甚至造成整个社会信用状况的整体滑坡（高正平，1996）。当然，有些非正规金融还往往具有一定的非法运作性，并依靠一些严酷的惩罚机制来保证合同的实施，例如我们看到的高利贷等，对社会生活会带来一定的不利影响（刘民权，2006）。

因此，对于非正规金融，我们要理解其既是正规金融的替代品，同时也是正规金融的互补品，而在这其中，金融排斥起到了重要的“中介作用”。对非正规金融的正确认识，有助于实行正确的政策措施，例如要激励和引导非正规金融的适度发展，形成对正规金融的有益补充，不仅促进金融的深度，同时，更要促进金融的宽度，推动经济的发展。

[1] 实际上，目前理论界对于非正规金融的定义并未得到一致公认，大体上有两种划分标准，一是将焦点集中于金融结构的功能性特征上，如规模大小、劳动密集度等；另一种是从法律特征上加以区别。Jenkins（1988）、de Soto（1989）、Rakowski（1994）等都进行了论述。

[2] 该图分别研究了1993—2006年各省的农村居民金融排斥平均值chanong与各省农村居民储蓄存款余额depo之间的脉冲响应图，以及1993—2006年各省的农村居民金融排斥平均值chanong与各省人均居民农村信用社贷款额loadxys之间的脉冲响应图。由于样本时间段较短，因此在VAR模型中，我们简单地取其最大滞后期为2期。尽管模型的精确性可能不是很高，但至少我们可以从中获得大概的直观感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