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50年代末期，我国在完成了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之后，进入了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新时期。经济学研究，面临全面揭示社会主义经济规律的重任。1958年后，在经济上出现了两大失误：在经济发展即生产力发展上，搞起了“大跃进”急于求成，片面发展，违背了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规律，造成了巨大损失和浪费；在经济制度上，脱离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大搞“穷过渡”，大刮“共产风”，盲目追求所有制形式的升级，导致了社会经济生活的混乱和困难。这两个方面的失误，都明显地与忽视生产力研究有关。经济发展的巨大挫折不能不引起具有高度责任感的学者们的思考。他们面临这样的问题：生产力要不要研究？由哪门科学来研究？此时，国外对斯大林把生产力完全排除在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之外的批评，在中国的学术界引起强烈的共鸣。1959年5月，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全国政协委员李圣悦（即平心）在全国政协会议上的一次发言中提出：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不只是生产关系，也要包括生产力，政治经济学应改名为经济学。由此引发了我国理论界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否包括生产力的第一次大讨论。
平心不仅是这场大讨论的引发者，而且一直是这场讨论的核心人物。他在1959年下半年到1961年上半年这短短的两年中，就生产力问题写了十几篇论文，进行了深刻、独到的研究。其主要论点是：
第一，恩格斯的定义“是需要深刻体会的，恩格斯所说的生产绝不是单指生产关系而言，而必然包括生产力；他所说的交换也必然包括产品交换与活动交换两方面，——既然广义的经济学必须研究支配物质资料的生产与交换的规律，那就不能设想，经济学排除生产力的结构与运动规律，而专门研究生产关系”。[18]
第二，生产力结构是非常复杂的，生产力运动包含了无数的规律与范畴，而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相互矛盾、联系的规律与范畴也绝不是简单的。“试问这样许多问题，要不要研究？假如说要研究，那么，应当哪一门科学负担？如果说应由唯物主义负责研究，我很怀疑是否适当……这许多问题的研究除了由经济学担负起来之外，是不能由其他科学担负的。”[19]
第三，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处于对立统一的状态中，他们在社会经济中是不容分割的，正因为此，我们无法否定，经济学除了研究生产关系的结构与运动规律外，同时还要研究生产力的结构与运动规律，研究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相互依存、相互制约、相互作用、相互矛盾的规律。[20]
第四，“明确地把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统一起来作为社会主义经济学的研究对象，能够使经济学更好地为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革命事业服务”。[21]
第五，政治经济学这个译名可以商榷。所谓“政治”在希腊文原意为社会结构，与作为阶级斗争等的政治意义有别，将来到了共产主义高级阶段，与阶级、国家相联系的政治不存在，研究社会经济生活与经济运动规律的经济学仍将存在，而且将要大发展。为了解除人们对这门科学的性质的误解，不如简称为经济学。[22]
从以上几点可以看出，平心先生是中国全面论述“经济学对象应该包括生产力”的第一人。他从恩格斯的定义，生产力研究的必要性与归属、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密不可分、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需要、经济学的长期发展及政治经济学的译名等，多方面论证了生产力应该包括在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之中。其深刻性、创见性首屈一指。当然当时的争论也不是平心先生单枪匹马。宋承先、金兆梓、范宝久、齐荪等人都基本同意平心先生的观点，并各自提出了自己的见解。
平心先生的观点提出后，立即遭到激烈的反对。不少人坚持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生产关系，生产力不能纳入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之中。对这一见解的论证，不乏力作，但是，对于平心先生提出的生产力要不要研究，由哪门科学来研究这样一个更为根本的问题，争论中没有给予应有的重视。争论的结果虽然是“生产关系论”占了上风，但把生产力拒之政治经济学的大门之外，并没有使问题得到解决。此外，在中国，生产力经济研究这样一个重大问题，首先由一位历史学家提出并进行深刻论证，其原因值得经济学界三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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