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任与合作视角下海外并购文化整合风险演化机理

第三节　信任与合作视角下海外并购文化整合风险演化机理

一、理论和核心假设

基于B.O.Karsten的分析框架，这里重点关注信任/合作以及其与文化整合的关系。

（一）信任与合作的含义

1.信任

流传最广的对于信任的定义来自于Deutsch（1962），他认为信任有三个要素：

（1）个体在面临前途未卜的选择，这种选择可能让他感到受益（Va^＋），也可能让他感到受损（Va^－）；

（2）他认为Va^＋和Va^－的发生依赖于另一个人的行为；

（3）他认为Va^－的值大于Va^＋。

如果一个人做出了符合这些属性的选择，就认为他做出了信任的选择。如果没有做出这一选择，就认为他采取了不信任的选择。

2.合作

这里采用的合作的定义来自于Jones，他认为，“合作时人们（主体）在一个任务上共同工作，并且分享这一过程中的利益和收益”。

（二）信任/合作与文化整合的关系

B.O.Karsten认为，心理距离（下面用文化距离代替）不是恒定不变的，而是一个会根据并购前的合作经历的变化而发生变化的量。在本书的讨论中，遵循这一观点。如果在并购前，企业与另一方有积极的合作经历，文化距离就会降低。这一点并不难理解。在文化整合的过程中，两个企业会经历冲突、磨合和适应三个阶段。积极的合作经历会减少冲突、缩短磨合并且使得双方能够更早地进入适应阶段。相对应的，如果有背叛的经历，双方之间的文化距离会增加。根据以上分析，我们得出下面的假设：

假设4　并购前的合作经历会降低双方之间的文化距离，背叛也会增加双方之间的文化距离。

B.O.Karsten指出，如果在一个区域内进行整合，主体不会存在与另一方主体之间的文化距离。一旦边界打开，文化距离的存在会导致合作阈值发生变化。而由于合作水平和信任水平会共同对整合成功的概率产生影响。假定信任水平不变，合作水平是决定整合成功概率的唯一因素。因此，我们认为文化距离的演化最终会影响整合成功的概率。基于以上分析，我们得到下面的假设：

假设5　文化距离的演化会影响合作阈值，最终影响整合成功的概率。

二、变量与方法

（一）变量

1.文化距离

与B.O.Karsten的研究一致，我们认为双方之间的心理距离会影响他们之间的信任与合作。本书用文化距离代替心理距离，这一观点得到了Benito和Gripsrud（1992）、Grosse和Goldberg（1991）以及Goldberg和Trevino（1996）的支持。因此，我们认为国家文化距离能够代替区域之间的心理距离，企业文化距离能够代表主体之间的心理距离。假定存在两个国家A和B，每个国家有i个企业，那么文化距离可以表示为

式中：表示海外并购双方之间的企业文化差异，即k中的主体i与并购另一方之间的企业文化差异；Θ^k表示并购双方之间的国家文化差异。

根据公式（7-8），国家与另一方的国家文化差异可以用k中所有企业之间的文化差异的均值表示。此外，代表国家文化差异在并购双方文化差异中所占的比重，则（1－）代表企业文化差异在并购双方文化差异中所占的比重。的值越高，则代表在海外并购的过程中国家文化差异对于并购双方文化差异的影响越大。

2.合作博弈

合作博弈属于两策略博弈。根据两策略博弈的收益结构，假定两个不同主体取C（合作）、D（背叛）两种策略时，可以用公式（7-9）的收益矩阵来描述这一博弈。

这一矩阵的含义是：当双方均采取合作策略（C策略），双方均可以获得收益c，当双方均采取背叛策略（D策略），双方均可以获得d，当一方采取合作策略（C策略），一方采取背叛策略（D策略）时，采取合作策略（C策略）的一方可以获得a，采取背叛策略（D策略）的一方可以获得收益b。根据两策略博弈的收益结构，可得收益结构满足以下条件：

b＞c＞d＞a^[1]

在海外并购的背景下，我们在合作博弈中引入信用机制。我们认为，在海外并购背景下，采取背叛策略的一方应当接受惩罚，假定这一数值为e。这意味着，如果双方采取不同的策略，采取背叛策略的一方应当仅仅获得b－e的收益。

假定在某一区域内采取合作策略（C策略）的企业主体所占的比重为f_C（f_C∈[0，1]），则采取背叛策略（D策略）的企业主体所占的比重为1－f_C。即企业主体在某一区域内遇到采取合作策略（C策略）的主体的概率为f_C，遇到采取背叛策略（D策略）的主体的概率为1－f_C。

3.信任

在本书中，我们使用变量t来代表信任，用t_i表示企业i的信任水平。

（二）方法论

1.文化差异演化趋势

文化差异的演化可分为三个部分：企业文化差异的演化、国家文化差异的演化和总体文化差异的演化。

首先，考虑企业文化差异的演化。可以认为企业文化差异会受到先前的合作经历的影响。假定对于并购任何一方企业的θ_i而言，如果与另一方的企业有合作的经历，则X_i＝1，企业会降低其企业文化差异。而如果经历过另一方企业的背叛，X_i＝－1，企业会增加其企业文化差异。同时，T时刻的企业文化差异也会对企业文化差异的变化产生影响。由此可得，企业文化差异θ随时间演进的方程为

θ_i，T＋1＝θ_I，T－β（θ_i，T，X_i，T）　　　　　（7-10）

式中：β（θ_i，T，X_i，T）为调节系数。

调节系数β是关于θ_i，T和X_i，T的函数，表示如果经历一次合作（即X_i，T＝1），文化差距会改变β（θ_i，T，1）（由于合作会减少文化差距，故β（θ_i，T，1）≥0），而如果经历一次背叛（即X_i，T＝－1），文化差距会改变β（θ_i，T，－1）（背叛会增加文化差距，故β（θ_i，T）－1≤0）。注意到合作或者背叛的经历对于文化差异的边际效应递减，这一效应在心理学上可以通过贝勃效应进行解释。^[2]≥0，因此可以认为，类似的有≤0。可以令β（θ_i，T，X_i，T）＝，其中β（θ_i，T，X_i，T）满足上面两个约束条件。从而，在海外并购过程中，企业的文化差异随时间演化的方程为

式中：α为某一给定的常数（α的取值不影响模型的形态）。

可以认为合作经历X_i，T服从二项分布，当并购另一方选择合作时（概率为f_C，即合作主体所占比重），X_i＝1，当并购另一方选择背叛时（概率为1－f_C，即背叛主体所占比重），X_i＝－1，即X_i满足

认为总体文化差异的演化可以类比企业文化差异的演化得出，因为假定在海外并购的过程中，国家文化保持恒定值。这一假设是合理的，因为国家文化是在长期发展中形成的，并且本身具备稳定的特性。

2.合作阈值函数

根据合作博弈的收益结构，可以得出合作的期望值为

E（C）＝c×f_C＋（1－f_C）a　　　　　（7-13）

背叛的期望值为

E（D）＝（b－e）×f_C＋（1＋f_C）d　　　　　（7-14）

从而，背叛的预期收益为

E（π_D）＝E（D）－E（C）＝f_C（b＋a－c－d－e）＋d－a　　　　　（7-15）

相对于国内并购，由于国别差异，海外并购的风险比国内并购更大，因此可以认为在海外并购的背景下，外部的约束机制足够强，背叛的惩罚成本足够大，可以确保在这种情况下b－e＜c。

根据公式（7-10），可以得到混合策略均衡的结果。当背叛的预期收益为零时，可得，当f_C＞时，背叛的预期收益为负，主体会选择合作策略。而当时，背叛的预期收益为正，主体会选择背叛策略。因此，可以得出在海外并购背景下的合作阈值函数g，方程表示为

式中：a－d＜0，b－c－e＜0，g∈[0，1]。

在考虑文化距离的情况下，合作门槛会受到文化距离的影响。Karsten Bjerring Olsen（2004）的研究支持这一观点。在存在文化距离的情况下，文化距离越大，合作阈值越大。因此，我们假定经调整后的文化阈值函数可以表示为

根据上文，∈[0，1]，因此在考虑文化差异的情况下，海外并购下的合作阈值函数仍满足g∈[0，1]。

3.合作对于整合结果的影响

假定海外并购中企业整合成功的概率函数可以表示为

　　　　（7-18） ^[3]

式中：S表示海外并购整合成功的概率随着信任水平与合作阈值之间的差异变动的程度；根据前文的定义，t表示信任水平，则t_i表示企业的信任水平。

根据式（7-18），信任与合作水平共同对于整合成功的概率产生影响。如果t等于合作阈值（g＝t_i），那么Pr（I）＝，即整合成功的可能性等于二分之一。这个方程表明，合作阈值函数值越高，整合成功的概率越低，信任水平越高，整合成功的概率值越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