潜在的长期蓝图

国际清算银行总经理卡如阿纳（Caruana，2014）建议，现在是时候让全球经济走出金融危机的阴影，过渡到更可持续、更少依赖债务驱动的增长模式和更可信赖的金融体系了。

随着中国经济和社会过渡到中等收入，城市化的消费和生产不仅范围更广，而且受到技术驱动，越来越多使用移动互联网，越来越有包容性且生态环保，中国同样也在经历深刻的变革。现有的金融体系设计之初主要是为了服务国有的生产环境，而中国经济现在已越来越和世界经济融为一体，需要金融改革以满足消费、市场驱动的需求。

的确，中国的银行及其监管者需要应对金融创新和技术进步带给金融体系的大变革。在新环境中，技术（物联网、云计算和大数据分析）带来了新的商机，人们可以随时随地通过移动网络或互联网平台享受到便捷的银行服务，银行和影子银行正在竞相提供新的金融服务。

正如网络金融和电子商务的井喷式增长反映了中国供应链生产、分销和消费模式的深刻变革，小额信贷、贷款公司和理财产品也反映了市场和社会不同部门越来越复杂、多样化和专业化的需求。

当然，新型不透明产品的井喷式增长也带来了越来越多在个人隐私、网络安全、道德风险、欺诈和系统性风险等方面的监管隐忧，需要在制定谨慎的消费者保护标准时有更严密的监管。一份2014年的调查估算，网络犯罪平均每年给美国经济带来1 000亿美元的损失（Ponemon Institute，2013）。但是也有机会来解决实体经济的一些实实在在的需求，改革当下已经过时的金融结构和流程。

在让影子银行走向阳光化的同时，中国也要及时抓住机遇，进行全面、长期的金融改革，这对于解决导致影子银行问题的中国金融体系结构性弱点至关重要。长期改革计划的目标是要将金融系统多样化，以解决经济中的结构性（期限和资本）错配；弱化国家对经济的干预，尤其是资源分配中的错配；缩小收入差距，包括通过社会保障改革改善收入转移。

现在的金融系统以银行为主导，倾向于发放短期贷款，但没有足够的股本供企业去杠杆，吸收长期投资风险。随着中国经济从依赖出口增长转为靠国内消费拉动增长，知识经济和服务产业不断发展，要将现有的金融系统多样化并重新定位，全面蓝图的制定应该包括下列要素：

1.发展养老和保险基金，以及股权、资本市场，包括通过私募股权和股权基金为中小企业提供资金，将资本注入到创新性企业，降低借款企业的杠杆。目前养老和保险基金只占中国银行体系资产不到5%。澳大利亚20世纪90年代的养老金制度改革创造了第二个“备胎”。在全球金融危机中，养老金向银行系统注资，让整体金融体系能够更好抵御金融危机的冲击。发展养老金和保险基金将会解决银行借贷的期限错配问题，推动资本的有效分配，带来金融包容和更平衡的增长。

2.运用国际标准加快中国融入全球经济和金融体系的进程。理想情况下，在采用国际标准的同时要寻找最佳方案，确保最佳实践适应中国国情。

3.提高国有资产管理水平，将国家的角色和所有权分离。因为中国的中央和地方政府手里有大量资产，提高这些资产的效率和流动性会带来更多的生产力，推动经济增长。未得以充分利用的国有资产可以出租（不是出售）给私人企业来提高其管理水平。这将为创新和资源分配带来更多的竞争和效率，支持长期包容性增长。

4.利用科技提升重组金融产业，让中国的经济转型飞跃进入新工业革命时代。

5.管理并控制地方政府的房地产市场风险，包括通过财政收入分配改革，开发长期市政债券市场和二级市场等。

将市场作为决定性因素的改革方向需要关注以下几点：

1.为金融系统中的各方创造一个公平竞争的环境，包括平等对待技术提供方、银行和影子银行提供的金融服务。

2.创造公平竞争的环境，确保私营部门（中小企业）和国有企业都能平等获得融资，这对于实现包容、平衡的长期增长来说非常重要。

3.建立竞争委员会，以确保有足够的竞争推动创新。现有的系统鼓励准入（发放许可），但是不鼓励健康竞争和退出。竞争委员会应该鼓励自由出入，推动出台不妨碍竞争和创新的规则。

4.现有的体系鼓励羊群效应（人人都想成为银行），抑制了多样性。可持续且健康的金融系统需要多样性，不同的银行和金融机构发挥各自所长，来满足不同部门和产业的特殊需求。

展望未来，实现中国梦需要更多的国内消费、创新、知识型增长产业和绿色技术。要提高金融系统有效性，支持中国走出中等收入陷阱，转向高价值、国内消费驱动的增长模式，金融部门的蓝图需要包括以下几个关键要素：

1.大力推动中小企业发展，将其作为中国经济增长创新和创造就业的重要引擎。中小企业发展的一个主要制约因素就是融资，修整后的新的第三方市场/私募股权基金将会扩大融资机会，提高为长期增长进行投资和创新的能力。

2.银行不仅是调动存款的主要部门，同时也需要花更多的精力在股权融资方面。这需要对银行混业经营进行回顾总结。要认真考虑如何利用国外经验，引进国外金融机构来促进创新。

3.推动有活力的私人养老金和保险业发展，以满足中国长期发展所需资金和人口老龄化的需要。

4.投资人才、技术和基础设施建设对于建立稳固的金融系统来说至关重要，要建立有深度且多元化的资本市场来满足实体经济不断变化的需要。

5.要按照巴塞尔委员会（2014）关于加强公司治理原则的咨询文件中的建议，不仅在企业和银行层面加强公司治理，在影子银行和其他金融中介也是如此。

发展股权市场、保险和养老金基金的长期金融改革将会降低对短期银行借贷的过度依赖，确保能有一个促进资本高效分配的、更加多样化、更有弹性的金融系统。为了支持中国的金融改革，需要和主要利益相关者（包括最高领导层和消费者）进行定期对话和磋商，更加开放的沟通对获得支持来说很重要。类似的互动也可以给改革过程本身，尤其是在改革的顺序和节奏方面提供有用的反馈。

还需要及时对相关法律进行全面回顾，厘清金融监管者的角色和义务，推动金融包容性和消费者保护，建立信用主管部门，在中国培养信用文化（雷薇，2014）。金融改革的成功最终取决于中国在改革开始时能否带来足够的收入、创造足够的价值，来抵消改革的支出和破坏的价值。

在结构层面，中国需要解决两个基本的不平衡问题。一是让大型国有企业和地方政府放弃在低产出项目上过度投资的倾向，纠正国有企业和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在亏损和产能过剩行业的行为，减少浪费和资源不合理配置，提高整体效率，从而也符合市场经济的需要。

二是让生产效率高、能够带来更多经济增长、就业和市场创新的中小企业获得更多的资本。降低金融抑制的程度将会解决系统内越来越多的不平等问题。中国人民银行也在将资金直接注入国家开发银行用于棚户区改造，通过这种做法来进行有明确指向的量化宽松。这是金融创新作为货币和社会政策新渠道的一个范例。

换言之，利率市场化不能和同时发生的资本市场改革相分离，资本市场改革可以让中小企业加强资本基础和发展韧性，实现从出口型经济过渡到内需和消费驱动型经济的市场转变。只有当创新创造的价值超过对过剩产能所做的不良投资所破坏的价值时，经济才能转型。

中国同时需要高质量的金融深化和有目的的财政紧缩。中国人民银行正尝试在紧缩无效率贷款和为中小企业提供更多流动性和信贷之间小心寻求平衡。央行有足够的资源和政策灵活性来缓慢释放被准备金要求限制的流动性，需要很好的平衡。如果利率提升过快，将会带来资产价格下跌。如果提升过慢，连续的金融压制会进一步扭曲市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