筚路蓝缕绘蓝图

筚路蓝缕绘蓝图——50年代艰苦创业的回忆

高摄渊

新中国成立初期，百废待兴。1951年夏天，党中央决定要大力发展医学教学，挑选了若干所医学院校的应届本科毕业生，在卫生部举办的高级师资班继续进修两年(大多为医学基础专业)，再作全国统一分配。那时我欣然放弃了当一名小儿科或妇产科医生的理想，立下誓言:“胸怀凌云志，服从党分配;医教需人才，誓把毕生献。”当我和爱人袁龙庆告别母校(上海第一医学院)时，导师王有琪教授对我们说:“教学和科研是相辅相成的，科研成果能充实教材内容，丰富学术交流。你们无论分配到哪里，都要结合具体情况，因地制宜，开展科研。现在我们胚胎学教材中引用的数据多是外国人的资料，我们要建立一套国人自己的数据。”

那年代，全国号召“向苏联学习”。1953年春，卫生部在各地的第一届高师班近200名同学集中在天津参加三个月的俄文速成学习，结业典礼上王斌副部长宣布分配名单。7月初，我们来到江西医学院——我们为之毕生奉献的地方。当时的院址是在如今的儿童医院，我们同届分配到这里的有蒋佩青、王蘸标、潘达鑫、袁龙庆和我。第一学期参加了医学院面向全省医药界开办的俄文速成班(共四期)，我们都当俄文辅导员。1954年春，回到各自的专业，那时人体解剖、组织胚胎和病理三个学科(尚未成立教研室)同在学院最里面的一幢二层的小楼内。当时科研条件很缺乏，人体解剖的标本极少，记得龙庆曾与其他解剖教师开车到农村去挖尸骨。组织教学片种类和数量均不多，需要补充。在1953年隆冬的一个晚上，搞到一具男尸，我和几位解剖老师为取新鲜的正常人体组织忙碌了一个通宵。当时人胚标本尚是空白，在俄文速成班结识的几位妇产科医生给予我大力支持，无偿地为我取标本提供了方便，在我院李稚卓技师的帮助和指点下共同完成了大量切片制作。那是1955年，我爱人和我白天忙教学，只好经常晚上去学校，他制作解剖标本，我则观察胎儿或作胚胎切片，如有新发现，就互相欣赏一番。若不是想到家中那嗷嗷待哺的婴儿，竟至乐而忘返。那时我们住在一纬路宿舍，靠院子大门住的还有几家，有时回去大门已关，为避免惊醒这些邻居，我爱人就爬墙进去，再为我开门。

我们制作的标本既作为示教的教材，又积累了科研的记录。我爱人“鸡蛋里挑骨头”，写出了《颞筋膜的观察》和《项横肌一例报告》等论文。1956年夏天，他作为江西医学院代表之一，去北京出席全国性的学术会议，在大会上宣读了论文，受到了周总理的亲切接见。这是江西医学院第一次在全国学术会议上发表解剖学文章。自从我们在坎坷不平的道路上迈出了第一步，就再没有停止前进，不管前面有多少险阻，我们都能吟诵:“师恩深似海，临别赠珍言。指探科研经，入门心头甜。”

(高摄渊，原江西医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