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的经贸状况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日本的经济成就令世人瞩目。战火使得日本的资本存量荡然无存，然而经过1945—1948年短暂的重建，生产很快恢复到二战前水平。自此以后的25年里，名义GNP年平均增长16.48%，实际GNP增长了8倍。这样的高增长毫无疑问地在1973年（第一次石油危机）结束，经过了5年低谷时期，1978年正当中国决议改革开放之时，日本经济开始在一个低水平上恢复，并从那时起一直保持在一个正常发达国家应具有的低水平上。尽管如此，平均来看它的增长速度仍高于其他OECD国家。

二战后日本人有一个共同的强烈动机，就是尽快从战败的耻辱中恢复过来，并认为实现经济的快速增长是重新获得民族骄傲的唯一方法。于是全民族形成了“增长优先”的共识，这成为日本战后所有经济政策的意识形态基础，很多政策因此明确地将增长至于公平之上。

（一）战后日本的对外贸易及其政策

随着高增长的持续，这种共识变得越来越弱，当高增长时代在1973年落下帷幕之时，增长优先的政策越来越难以立足，此时贸易政策才发生根本性的转变。因此在分析日本的贸易政策时，必须区分日本贸易战略的两个不同阶段：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初以及70年代中期以后。前一期以政府部门直接控制资源配置方式运行；后一时期以补贴国内研发和鼓励联合研究为主。

（二）高增长时期的贸易政策

所有政策的一个首要问题是选择理想的产业予以扶植。通产省和大藏省是实施贸易政策的两个主要部门，通产省对多数制造业负主要责任，大藏省对货币金融市场负责。一般而言政府官员对市场前景的了解远不如企业家，但日本的贸易政策通过两种方式避免了潜在可能的错误。第一是观察西方的增长模式，这在当时还比较容易判断出哪个产业会是明天的“王者”；第二是真诚听取包括企业家、出口贸易商、银行家等产业专家的意见。这从政府发展新产业的努力一般都会得到私人部门的支持方面可以得到印证。日本在选择理想产业的成功之处还在于尽可能避免那些最尖端，可能也是最宏大的生产计划。典型的策略是从相对简单的高技术产品做起，然后设法比其他国家做的更好，只有在充分掌握了相对简单产品的生产方法后才转向更尖端的领域。

日本这一时期贸易政策的实质是对新兴产业实施普遍保护和寡头垄断。因为对“择优”而出的产业开发一项新技术的风险很高，在当时资本稀缺并且金融市场很不健全的日本不能期望市场力量引导私人资本投向这些行业。另一方面，新兴产业研发的溢出效应可能很大，但溢出没有价格，尽管会有很高的社会价值但企业付出了所有成本却得不到所有收益。除了市场不完全性之外，政府部门似乎也清楚地知道让劳动和资本流出衰退产业（如纺织业）并不比他们流向新兴产业更顺畅。因此通产省和大藏省各施其法鼓励资源流向高技术部门。通产省控制着外汇配给和购买外国技术合作的许可权，可以很容易地限制与新兴产业竞争的商品进口，也可以很容易地影响进口的技术构成和知识在企业间的配置。大藏省则控制着信贷配给和整个利率结构，它首先贷款给一些最大的银行，再指导它们将贷款给最大的几家从事创新活动的企业，并通常规定给大企业的贷款利率低于均衡利率。由于日本的资本市场和国际货币市场是隔离的，所以提供资金给挑选出来的企业才可行。

通产省和大藏省的政策目的就在于鼓励主要产业形成寡头垄断，结果最突出的特征就是企业的成长迅速。高增长时期日本企业面临的是经济学家的所谓向下的长期平均成本曲线，并且能够很容易地获得一代比一代更先进的外国技术，企业所需要做的就是投资地更多、生场地更多、尽可能多地出口。大藏省为这种扩张提供资金，通产省协调产业中投资企业的数量与投资步调。当企业对市场份额的竞争有可能导致价格战时，通产省还会敦促企业组成法律上和事实上的卡特尔（如钢铁、化工和医药等行业）。这固然是反竞争的，但在鼓励企业迅速成长和扩张方面很有效。寡头垄断加上受保护的国内市场使羽翼尚未丰满的产业温室变成具备规模经济的出口平台，并且避免了恶性竞争与过度扩张的危险。

当然，所有以上这些得以成功的关键还在于日本实施了放在今日已完全没有可能的严格贸易保护。从20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初，这种保护都异常严格。1960年，日本近60%的进口品都收到配额限制。当国际社会压力迫使日本取消某些限制时，刚被取消配额限制的253项商品的关税率又增加了。这尚不包括通产省通过外汇配给限制的商品进口。这种保护之所以是十分必要的，原因在于高速增长时期的日本企业有很大的压力通过增长产量降低单位成本，因此即使增加的产出不得不在无利可图的情况下出口，由于单位成本的下降企业在国内受保护的市场上以固定价格出售的那些商品的利润也会增加，所以企业仍然会继续投资、生产以获取规模经济。但保护有两大危险：第一，使用被保护产品的下游厂商可能丧失国际竞争力。但如果下游产业的产品是不可贸易的（比如电话服务）。则被保护产业的顾客只能承担昂贵的国内产品生产成本，下游的使用者只需将成本转嫁给最终消费者即可。实际上日本的消费者的确在为他们的贸易政策买单。保护的第二个危险是被保护的产业可能永远不成熟。其他国家被保护新兴产业通常不能发展为技术领先者，日本则通过国内寡头间的激烈竞争和竞相出口解决了这一问题。于是对内竞争、对外保护，当时日本的贸易就是动态的合谋与竞争的混合体。

高增长阶段的贸易政策就鼓励产业兴起和企业成长来说毫无疑问是成功的，并超越了进口替代阶段而直接进行出口扶植。但代价是日本人民为此支付了高额补贴，由于内部“合理化”卡特尔的市场结构，相同商品的国内价格远高于出口价格，这种价格差异巨大且持久，使购买日本产品的外国人获益，与日本竞争的外国企业和雇员承担了调整和失业的代价。这些代价仅是历史上短暂的混乱（如频繁的贸易摩擦）还是已对国外行业竞争力造成了损害已不得而知。然而在20世纪60年代末和70年代初，上述贸易政策赖以运作的条件一个产业接着一个产业地产消失了。“增长优先”共识难为以继，外汇和信贷不再稀缺，成长起来的企业越来越可以靠自身的力量融资来满足明显放缓的投资步伐，贸易保护措施也在国际压力下受到限制。从1975年开始，日本贸易战略采用了一种不同的且更加灵活微妙的形式。

（三）高增长之后的贸易政策

可以说通产省在20世纪70年代初就完成了帮助日本产业追赶西方同行的目标。随着日本经济发展史上追赶阶段的结束，许多日本最大的企业已经变成了世界级的企业，可以在日本市场上与欧美同行进行直接竞争，通产省也逐渐认识到再也没用确定无疑的明日的“王者”了。于是20世纪70年代中期开始，通产省把目标放在高技术的发展上。介入的方式变为补贴研发和鼓励联合研究。许多产业获得了研发补贴，但通产省政策的突出特点是由它牵头组织、管理大的寡头垄断企业之间的联合研究，这些研究常常是应用性的。它最大的优点在于降低了被选中企业在从事研发活动和迅速扩张时面临的风险。于是再一次地，通产省就像在高增长时期与主要产业的关系那样，积极甚至过分地投入到高技术产业的增长之中。

所选定的联合研究产业实际上只占经济中的很小一部分，汽车和家电工业都不在此列。但是自凡联合研究所介入的行业，其后来发展的事实说明通产省的这一举动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其中最著名的就是半导体产业。直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半导体和硅芯片的技术一直被美国垄断。日本为进入这一产业从1971—1981年发起了11项为期不等的联合研究项目，并至少在开始的时候对国内市场实施了保护。到了20世纪70年代期末和80年代初，日本在随机存储器市场上获得了大部分份额，这震惊了美国的竞争者。尽管通过联合研究获得了成功，需要说明的是补贴的数额其实并不高，政府也没有提供多少财政支持。上述11项联合研究项目中投入最高的为1.32亿美元，最低的不到3 000万美元。日本的贸易政策比补贴或者保护的数字所衡量的更加重要。

再一次地，就扶植产业成长来说，日本的贸易战略取得了成功。但到了20世纪90年代，让人感到惊奇的是日本在半导体市场的份额又开始下降。一方面是因为储存器的生产完全可以放在发展中国家和地区进行（如韩国和中国台湾）；另一方面其他国家一些根本不生产储存器的公司同样持续地保持了在其他半产品取得成功没有想象中的那么重要。日本将目标产业锁定在半导体工业的一个重要考虑是认为该工业将对整个与半导体相关产业带来巨大技术外溢并由此确定优势，但事实证明这种外部经济没有他们预期的那么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