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雨同舟周信涛口述 

周信涛（1914—2009）：宁波市政协原副主席，宁波市民建原副主委，宁波市工商联原主委。

我是一名原工商业者，曾任宁波永耀电力公司经理，目睹了新旧两个社会的巨大变迁。在迎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50周年之际，回顾自己与共产党相识相知、坦诚合作、风雨同舟的历程，不由得心潮澎湃。

周信涛

1914年2月，我出生在江北区慈城镇。父亲周仰山早年曾追随孙中山革命，在光复上海时，跟随陈英士接管江南制造局。辛亥革命后，致力于实业救国，开始从事工商业，在上海、宁波等地兴办企业，建树颇多。我从小因体弱多病，父母就将我接到上海抚养。起先我家住在上海六马路仁寿里，后又搬到法租界内的东蒲石路22号。八九岁时，父亲不让我到学校去读书，而是请老师在家教读，开始由慈溪人徐素绚老师教授，第二位是奉化人陈友梅老师。他们两人都是前清秀才，主要教我《古文观止》《孟子》七篇、唐诗宋词、《陈龙川文集》等。为适应时代需要，我父亲又每天晚上请上海圣芳济学院的童鉴清及方于壶两位老师教我英语。圣芳济学院注重学习英文及翻译，按次从八班读到二班才算全部读完。我的翻译基础也不错，既能英译中，也能中翻英，俗称双译，最后达到摘译的水平。所谓摘译，即老师先将一张中文或英文报纸折成四分之一大小，让我看10分钟后，拿去报纸，叫我摘译。若能以最短的文字把文章的主要内容准确地写出来，即为优等，反之则为劣等。这种摘译不但需要英语基础，而且还要有一定的中文水平。这种教学方法，使我的英文水平提高很快，这为我以后从事工程技术工作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就这样，我一个人在家中念书到18岁。老师们在给我传授知识的同时，还对我讲清政府的腐败和帝国主义侵华的罪行。记得有一次，老师带我到外滩公园，大门口挂着一块木牌，上面写着“华人与狗不得入内”字样，这种国耻深深地印入我的脑海。后来随着年龄的增长，看到横行霸道的外国人和盛气凌人的巡捕欺负我同胞时，更激起我对帝国主义的仇恨，使我从小就树立了爱国主义的思想。

放下书本后，我先在上海灯泡厂工作了两年多，以后就在宁波永耀电力公司驻沪办事处任主任。抗日战争胜利后，我仍寄希望于国民党政府能接受战乱的教训，振兴祖国。但是，国民党反动派在美国的支持下，挑起了内战，终使我对国民党的最后一线希望也破灭了。在三年内战中，我得到上海煤业界朋友陈渭滨、潘以三、叶晋荣等人的启发和帮助，初步认识到雪国耻，要自强，只有靠共产党。陈谓滨青年时代曾参加五四运动，在任上海元泰煤业公司经理时，曾掩护过共产党地下活动。上海解放前夕，他们告诉我如何收听短波电讯，获得解放军进军的消息。上海解放后，我作为宁波永耀电力公司副经理理应返甬任职，但考虑到公司上层人员关系复杂，我思想上存有顾虑，又是他们几位向上海军管会介绍了我的情况，并为我来宁波工作而专门备信给宁波军管会。

宁波永耀电力公司，是宁波解放前一家重工业企业。它创办于1914年12月23日，最初资本为13万银圆，是一家股份有限公司，采用董事集权制。首任董事长为虞洽卿，经理是周仰山；董事有周仰山、孙衡甫、刘鸿生、张鸿卿、史悠凤、戴瑞卿等，均为当时颇有声望的企业家。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宁波专员俞济民曾想霸占永耀公司，派亲信姚逸群接管该公司，后得知该公司有著名的实业家刘鸿生及厉树雄等为背景，始知这块肥肉难啃，乃邀请当时在宁波有显赫权势的王文翰出面疏通，王乘机而入，出任经理。我任副经理，一直主持上海方面的业务。

1949年5月25日宁波解放，我于6月回到永耀电力公司。解放初，宁波市人民政府鉴于电力公司是全市唯一的一家动力企业，对全市人民的生活关系极大，就派军代表王少云进驻电厂，对电厂实行军管，以防敌人破坏。当时，逃到舟山群岛的国民党，不断派飞机轰炸宁波。1949年10月18日，电厂局部被炸，所幸破坏不大。但为防止敌机再犯，只得暂停发电。电厂也因停电收不到电费，而使企业陷入困境。这时经理王文翰为筹款去了香港，副经理姚逸群到西门外避轰炸一去不回。面对这种情况，军管会的领导同志对我说：“你不要走，与我们一起度过暂时困难。”并说：“高炮即可运到，电厂不久即可发电，有什么困难，我们会支持你的。”当时，我面临的困难是，由于工厂停电收入中断，厂内难以正常维持。为了给职工发工资，我要求上海几个董事支持，没有回音。平时有几家往来的钱庄也不肯借钱给我厂，最后只有晋祥庄茅普廷经理颇有远见，借给我6000万元（旧币）。有了这笔钱，我给每个工人每月发了一担米维持生活。1950年1月，高射炮部队进驻宁波城后，国民党飞机不敢再来捣乱。电厂也于同年12月26日恢复发夜电，由此度过了暂时的困难。通过这件事，我深切感到共产党办事实事求是，说到做到，使我从思想上更加信任党、靠拢党。

1951年，永耀电力公司董事会决定，把我升为经理。当时厂里劳资关系比较紧张，我感到压力很大。为了把企业搞好，1953年的上半年我专门打报告，要求市委派一名工作干部来协助我工作。市委很快同意了我的请求，于当年7月1日派来了隋宏同志。他到公司后，通过深入了解，掌握了职工福利情况，针对个别人闹福利的思想，他说：“电厂的职工待遇，已经是宁波最好的了，再提这方面的要求，就不太合理了。再说国家正处在经济恢复时期，困难很多，我们电厂不能带这个头。”原来有思想情绪的工人经过组织的教育，也就不闹了。从此，我工作方便多了，可以集中精力管理生产了。

1950年5月舟山解放，国民党对宁波的海上封锁被解除，电厂所需的燃煤得以保证供应。由此，电厂发电量也大幅度增加，但仍跟不上城乡工农业的发展需求，电量缺口很大。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在公私合营前夕，隋宏同志大胆提出，依靠本厂的技术力量，修复于1914年购进的如今已弃置多年的两台德国产AEG-650千瓦汽轮机组。我听到这一消息时大吃一惊，认为这是不可能的。据我所知，当时全国一流的工厂对这些洋设备都无能为力，有些部件连外国人自己都修不了，我们这些人能行吗？我心存疑虑。但此事经经理会议讨论一致通过后，我也只能硬着头皮接受任务。为此厂里专门成立了一个由工人、工程技术人员和领导参加的“三结合”攻关小组。为了摸清损坏零件的材料性能，首先派我到上海对损坏零件进行化验，化验结果是普通的钢材。大家经过集思广益，认为厂内有许多旧炉管可以利用。经化验，旧炉管的质量要超过普通钢。于是，我们在没有技术图纸可以参考的情况下，依靠工人、技术员的集体智慧，最终利用旧炉管自制汽轮机定翼成功。两台汽轮发电机组经过修复，其质量和出电量不但达到了设计要求，有些参数还超过了原来的设计，出电量可达1500千瓦。这两台机组于1954年国庆节前夕投入运行，为增加电力供应做出了贡献。这是新中国成立后我国第一次依靠自己的力量成功地修复进口汽轮发电机。我印象最深的是检修班长林圣昌和车工彭林官两位师傅，他们俩在修复汽轮发电机中出力最多。通过这件事，我更加感受到共产党伟大、工人阶级伟大。

1953年初，在省工业厅会议上，工业厅厅长顾德欢在报告中提到要创建“浙江麻纺厂”。这是我省新中国成立后兴建的第一个较大的国营企业。三年经济恢复时期刚结束，共产党就着手经济建设，使我感到既惊奇又鼓舞。当听说办厂没有动力设备，我就提出我们宁波电厂有3300千瓦汽轮发电全套设备，暂时搁置不用，可以支援麻纺厂。工业厅马上派人来宁波查看，发现配套锅炉的炉管陈旧，拆迁后无法使用。我记得新中国成立前电厂曾向英商“拔佰葛”锅炉公司上海办事处订购过全套炉管。我向上海方面查询，对方答复有75％的炉管已运抵上海，我想其余25％可以从旧炉管中补充。我将以上情况和个人设想作了汇报，工业厅采纳了我的意见。但当时永耀电力公司是私营企业，按照党的政策规定，这套设备不能无偿调拨。我主动提出，为使麻纺厂早日建成，设备折价以后可以协商解决，这样才使拆迁工作顺利进行，终于解决了麻纺厂的动力设备问题。后来国家把设备折价为73亿元（旧币）发还我厂，我们厂将这笔钱除部分用于生产外，其余都投资给当年正在筹建中的宁波自来水厂，为解决城市群众的吃水困难做出了一定贡献。

1953年10月间，党中央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当时引起工商界很大震动。但对我来讲，顾虑较小，因为我参加会议多，听的报告也多，知道对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在俞佐宸主委参加全国工商联代表大会回来后，我代表电力公司，与正大火柴厂、和丰纱厂、太丰面粉厂、冷藏公司、四明电话公司的负责人一起，于1953年底带头提出公私合营的申请，经市人民政府批准，于12月底宣布永耀电力公司等为公私合营企业。

公私合营后，隋宏同志为公方经理，负责公司全面工作；我担任第二经理，分工负责生产技术工作。我们俩在一个办公室里办公，他对我很尊重，有事都与我商量，算得上全市合作较好的一个典型。但我与他之间也曾有过一些不愉快。1954年，国民经济发展较快，电力供应日趋紧张，急需建造一个变电所以提高电压，减少线路损耗。隋宏同志在事前没有同我商量的情况下，召开基建扩大会议，并在会上决定了新建变电所的方案。我见已成定局，当时就没有提出相反意见。会后，我向他提出意见，不同意会上作出的决定。他也批评我为什么不在会上提出来，现在要推翻会议决定是不妥当的。虽然他的意见是对的，可是，我心里还有点不服气。

为此，我一度消沉下来。我向市委统战部反映了这个思想。隋宏同志知道此事后，不但没有生气，反而笑着对我说：“我们坐下来谈一谈好吗？”我说：“好。”他说：“你我相处一年多了，彼此之间都比较了解，谈心一定要开诚布公，有什么就谈什么，谈错了大家也不要见怪，也不要生气，你看好吗？”我说：“好。”我们当时谈了三个问题，一是我参加会议的范围，二是我的职责问题，三是我们之间的关系。他听后一一耐心作了解答，并承认这次基建会议事前没有与我商量，做法不对，同时他也向我指出在执行计划和决议中变来变去的毛病。我说：“这些情况是存在的，因为我是私方经理，有些话说了不算数，叫我怎么办呢？”他说，这是一个问题，要改变这种状况，就必须切实贯彻党的方针政策，对职工群众进行思想教育。他表示今后在职工中多做工作，以利于我工作的开展。至于威信问题，他说，只有在尽职尽责中树立，如果你工作中确实有成绩，群众威信就有了，所谓实至名归，就是这个道理。他的这番肺腑之言，我听了十分感动，原先双方存在的隔阂消除了一大半。

这次交换意见，效果很好，我们在以后的工作中无话不谈，团结合作非常愉快。后来我向市委统战部反映，可将电厂公私合作共事的经验向全市有关企业予以介绍，因为当时在有些企业中，公私之间存在着“相敬如宾、相对无言、相安无事”的不正常状况。

1956年，我脱产到市工商联和市民建工作。由于“左”的路线影响，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使党的工作受损，国家经济濒临崩溃。我也被下放到电厂参加劳动。当时，我认为党的统战政策从此结束了，只希望能做一个普通工人就满足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纠正了“左”的路线，不仅对十年动乱中产生的冤假错案予以纠正，而且对过去运动中的错案也作了改正。同时，中央对原工商业者的思想改造给予了高度评价。这些举措，对我都是极大的鼓舞。

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后，人大、政协组织相继恢复活动，我作为“文革”前的省人大代表，应邀出席省人民代表大会。为了开好这次会议，各级领导都非常重视，我下放的电厂领导带领工人敲锣打鼓送我到火车站。市委、市政府在车站举行了集体欢送仪式，场面非常热闹。火车一到杭州车站，整个站台锣鼓喧天，我们这些代表受到省城人民的热烈欢迎。回想自己在“文革”中是挂黑牌游行的“资本家”，现在是参加讨论国家大事的人民代表，这一翻天覆地的变化，正是中国共产党通过拨乱反正，坚持实事求是的路线所取得的成果，这样不但消除了我的各种思想顾虑，而且更坚定了我一心一意跟党走、尽心竭力为“四化”的决心。

1981年11月18日，我随宁波市经济考察团出访香港，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市第一次由官方组团访港。我们考察组一行共7人，由市计委党组书记李彬同志负责。在港期间，我们受到了宁波籍旅港同胞的热烈欢迎。王宽诚先生不但安排我们参观、访问和考察事宜，而且专门设家宴款待远道而来的故乡人。包玉刚先生和他的父亲包兆龙老先生也专门宴请我们。这次出访，不但促进了宁波与香港的联系，而且使在港的宁波籍人士加深了对内地和故乡的了解。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为了体现各级党委、政府决策的科学化和民主化，全国政协提出了政治协商在决策之前、民主监督在执行之中的新要求。宁波市领导对此非常重视，记得为了解决全市人民的“菜篮子”问题，专门来征求我们党外人士的意见。为此，我和工商联其他同志一道专门进行了为期一个多月的调查研究：一是聘请农业、蔬菜专家参与调研，到各蔬菜基地调查摸底，掌握本地蔬菜生产和供应的第一手材料；二是利用全国工商联的网络关系，向各兄弟城市工商联发信取经，学习和借鉴其他城市的一些成功做法，为我所用；三是到灵桥大世界蔬菜批发市场了解外地蔬菜到市的情况。经过大量的调查研究和材料分析，我们向市委、市政府提交了题为“立足本地，自力更生，加快我市蔬菜基地建设”的建议报告。这份建议引起市领导的高度重视，市委专门召开常委会讨论此事，市政府领导不但认真听取我们的建议，而且在决策中吸取了建议中合理可行的部分。从此，我市的蔬菜基地面积不断扩大，市民的“菜篮子”品种也日益丰富。这件事使我深刻体会到中共对党外人士意见的重视。

1989年，中共中央发布正式文件，把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作为我国的基本政治制度确定下来，这对我们是一个很大的鼓舞，更激起我参政议政的积极性。我在电厂工作期间，曾同煤炭打了多年交道。我针对本省煤炭缺乏而石煤资源相对较为丰富的现状，搞论证，找材料，向省政协会议写提案，向有关部门呼吁开发石煤资源。

经过与党长期合作，我深切体会到：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没有邓小平理论，就没有今天欣欣向荣、安定团结的大好局面。在即将跨入21世纪之际，我为自己是市民建和市工商联的一名老会员而感到无比的自豪和欣慰。

（原载《在民主团结的旗帜下》，1999年，宁波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