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未来十年劳动力供给预测及影响性分析

近年来，浙江面临劳动力不再是无限供给，普通劳动者工资持续上涨的新挑战。劳动力市场上出现的变化，使得依赖劳动力要素积累推动经济增长的可能性越来越小，诱导企业必须进行技术升级寻求新的增长点。本文从劳动年龄人口、劳动参与率等多个方面分析劳动力供给的变化趋势，利用GM（1，1）模型对劳动年龄人口进行预测，并设计低、中、高三个方案测算劳动参与率，对未来十年的劳动力供给有了较为精准的计算；并以此为基础，研究在劳动力供给减少的环境下，对浙江经济产生的近期和长期影响，揭示浙江未来发展的竞争力源泉。

劳动年龄人口的绝对数下降意味着人口红利的逐步消失，劳动参与率的降低使得劳动力市场上的经济活动人口更趋减少。长期以来浙江过多依赖低端产业、低成本劳动力的增长方式已难以为继。本文将通过剖析劳动力供给的变化趋势，对未来十年劳动力供给进行预测，并从经济模式、产业结构和公共财政支出等三方面分析劳动力短缺对浙江经济产生的影响。

一、影响劳动力供给的因素及其变化

劳动年龄人口的数量及构成是影响劳动供给的最基本因素。任何一个经济体，劳动年龄人口的数量都决定了劳动供给的潜在水平。与此同时，人口因素相对于工资水平、经济形势等短期因素，对劳动力供给的影响更具备长期性、稳定性。因此，从劳动年龄人口数量、结构变化进行观察，可以相对容易地预测未来劳动力的供给情况。

（一）劳动年龄人口的变化

1.劳动年龄人口总量由升转降。伴随经济的快速发展，浙江吸引了大量的外来务工人员。省外流入人口数量大，年龄结构相对较年轻，使得16—64岁劳动年龄人口^[1]从2000年的3300.3万人增至2010年的4155.5万人，十年增幅达25.9%，明显快于全部常住人口16.4%的增幅，进而推动劳动年龄人口比重在人口老龄化的背景下，仍能持续提高，达到76.3%，比2000年上升近6个百分点。

随着新中国成立后两次“婴儿潮”出生的人口逐渐步入老年以及外来人口回流等影响，近几年16—64岁劳动年龄段人口增长速度明显递减，劳动年龄人口总量和比重均在2011年达到顶峰：2011年，全省16—64岁劳动年龄人口为4169.4万人，占总人口的比重为76.3%；2012年开始减少，幅度不大，比2011年减少1.7万人，占比下降0.2个百分点；但2013年一下就比上年减少6.9万人，占比又下降0.4个百分点，且2014年还在继续下降。也就是说，浙江的劳动力市场发生了“符号”的变化，即过去劳动年龄人口是正增长，从2012年开始，就是负增长，绝对数在减少。

表1 2000—2014年部分年份常住人口、劳动年龄人口数及占比

这是自1964年第二次人口普查以来，16—64岁的劳动年龄人口比重首次出现下降，每年新进入劳动年龄人口的规模逐年下降，而退出劳动年龄人口的人数不断增加。这对于依靠大量外来劳动力“支撑”的浙江人口来说，是非常值得关注的人口结构重大转折。

2.分年龄、城乡、文化程度的劳动年龄人口呈现不同变化。我省劳动年龄人口总量已出现拐点是不争的事实，在劳动年龄人口缓慢下降的同时，其内部年龄结构、城乡流动以及劳动者素质等方面也在逐渐发生微妙的变化。

（1）青壮年劳动力数量攀至顶峰，年轻劳动力出现下降趋势。进入2010年以来，我省人口老龄化进程明显加快。2014年，全省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比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时多了82.8万人，占比上升1.39个百分点。人口老龄化不仅意味着老年人口的比重和规模不断增大，同时也意味着劳动年龄人口中高年龄组劳动力人口比重和规模的不断上升。2014年51—64岁高年龄组劳动力人口达996.8万人，比2010年人口普查时多了约131万人；而16—24岁年轻劳动力出现较大幅度下降，为606.0万人，比2010年减少约188万人；25—50岁青壮年劳动力人口在2013年达到高点，为2568.8万人，随着劳动年龄人口内部年轻组和老年组出现此消彼长的现象，2014年25—50岁劳动年龄人口也呈现出下降的趋势。该年龄组别的劳动力人口不仅体力和精力都比较充沛，同时也具有一定的知识储备，属于就业市场的中坚力量。若25—50岁劳动年龄人口持续减少，必将对劳动力供给产生巨大影响。

表2 2000—2014年部分年份分年龄段人口数

（2）农村劳动力老龄化严重，剩余劳动力转移有限。经过多年来大规模的劳动力城乡流动，当前我省农村的实际人口老龄化水平已经超过了城镇地区。农村不仅老龄化的程度较高，而且老龄化速度较快，城乡老龄化差距逐步拉大。2010年，全省农村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比重达到13.0%，比城镇高5.9个百分点，城乡差距比2000年拉大3.5个百分点。对比我省第五次和第六次人口普查分城乡的人口金字塔图，可以看到2010年城镇人口年龄结构虽然比2000年有所上移，但仍处于典型的“中间大、两头小”橄榄状，中青年人较多、老年人和少儿较少，当前劳动力供给充足，人口的社会负担相对较轻；反观2010年农村人口金字塔，底部收缩，上部变宽，中位年龄快速上移，40岁以上农村人口占全部农村人口的比重超过一半，老年人口比重的升高及育龄人群比重的降低，将导致未来人口再生产趋势呈负增长，劳动后备力量持续减少。

人口老龄化的城乡倒置，导致农村作为劳动力“蓄水池”的作用难以继续发挥。从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来看，在农村16—64岁劳动年龄人口中，40岁以上劳动年龄人口约为841.3万人，占一半还多，这些人由于意愿和受教育程度等原因，很难在城市中找到匹配的工作；16—40岁农村劳动年龄人口有663.4万人，并出现逐年下降的趋势。按照目前的农业发展水平，每年仍需要500万左右的农业劳动力，无论从目前还是从未来城镇化发展趋势看，农村尚未转移并能够转移出去的剩余劳动力都是非常有限的。

图1 2000、2010年分城乡人口金字塔

（3）劳动者受教育程度大幅提高，但与京沪差距拉大。影响劳动者质量的重要因素之一就是其受教育水平。一般来说，劳动者质量与受教育程度呈正相关，受教育程度越高，劳动者的质量越高，反之，则越低。通过2000年及2010年两次人口普查数据来看，16—64岁劳动年龄人口受教育程度有了大幅提高，尤其是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口（即大专及以上人口，下同）从2000年的142万人增加到2010年的495万人，占全部劳动年龄人口比重从2000年的4.3%一跃为2010年11.9%。

虽然新世纪以来浙江劳动力素质有了大幅提高，但与北京、上海这两个高学历人口集聚的直辖市相比，劳动年龄段的高学历人口占比差距仍不断拉大，分别从2000年的相差16.4、9.3个百分点，扩大到2010年相差24.4、13.6个百分点。这主要是浙江的外来劳动力人口文化素质较低造成的。2010年，浙江外来人口1182.4万人，占全部常住人口的21.7%。其中，大专及以上人口比重仅为4.0%，只相当于全国平均水平的三分之一，位居东部地区经济发达六省市的最后一位，也是31个省区市的最末位。

图2 2000年和2010年分教育程度劳动年龄人口占全部劳动年龄人口比重（%）

表3 2010年全国及部分省市劳动年龄段高学历人口比较

（二）劳动参与率的变化

劳动力的供给不仅与劳动年龄人口数量有关，同时也受劳动参与率的影响。劳动参与率在计算上是指经济活动人口（包括就业人口和失业人口）占劳动年龄人口的比重^[2]，是测量并反映劳动力市场运行状况的一个最基本的指标。它体现的是人们参与经济活动的程度，反映的是人们参与劳动的状况。劳动参与率是经济发展、受教育程度、社会保障水平、退休制度和人口结构等因素综合影响的结果。

1.总体劳动参与率较高但趋向逐步降低。我省劳动年龄人口的劳动参与率较高，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总体劳动参与率为73.4%，略低于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时的74.5%，在全国位于中等水平，但与发达国家和一些中等收入国家相比，仍属于较高水平。从发展趋势看，伴随市场经济水平的提高和社会保障体制的建立和完善，浙江总体劳动参与率呈现的是一种逐渐下降的态势，与发达国家的趋势基本一致。快速的城镇化进程是总体劳动参与率下降的重要影响因素：十年来随着农业机械化、产业化的快速发展，大批被解放的农村劳动力转移至城镇，占据的多是些低端、劳动密集型岗位；同时，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和保障制度的完善，许多原本占据这些岗位的“40、50”城镇人口干脆退出劳动力市场，成为非经济活动人口，从而降低了总的劳动参与率。

2.分性别、分年龄的劳动参与率呈现不同变化。劳动参与率曲线是劳动参与率随年龄变化所形成的曲线，既反映了不同性别、不同年龄的劳动参与率的差异，又反映出人口生命周期中的劳动就业变动规律。2000年和2010年两次人口普查调查时点的分性别、分年龄劳动参与率，显示出了随着时间的推移我省分性别的劳动参与年龄人口的形态变化（见图3）。

分年龄男性劳动参与率

分年龄段女性劳动参与率
图3 分性别、分年龄劳动参与率

（1）低年龄组劳动参与率有较大幅度降低。自2000年以来，无论男性人口还是女性人口，16—24岁组的劳动参与率大幅度下降。女性人口从2000年的70.2%下降到2010年的61.7%，下降8.5个百分点；而男性人口也从2000年的74.8%下降到2010年的68.0%，下降6.8个百分点。这显然与我省初、高中就学、升学率的大幅度提高以及大学“扩招”等教育因素密切相关，就学时间的延长导致新加入劳动年龄人口的人群劳动参与率不断降低。

（2）在其他年龄组，男性劳动参与率总体保持稳定，女性同期劳动参与率在稳步提升。由图3描述，劳动参与率随着年龄的增长缓慢上升，高参与率一直保持到50岁左右，然后开始逐步下降，呈现出明显的倒U型生命周期特征。分性别看，男性劳动参与率一直维持在相对稳定的状态，10年来基本没有变化，55岁以上男性劳动参与率比2000年还有所降低；女性各年龄段劳动参与率比2000年普查时均有了明显的提升，其中以25—50岁女性劳动参与率上升最快，平均上升约6个百分点左右。女性自身、家庭、社会各方面的综合因素促进了女性劳动参与率的提高。一方面，政府大力发展义务教育，提高了女性的受教育程度和人力资本积累，通过一系列政策积极倡导女性平等就业，提高其在劳动力市场上的竞争地位；另一方面，我省日益健全的幼儿教育机制和养老机制，使得儿童的教育、老人的扶养得到妥善的处理，从家庭结构方面为女性参与劳动提供强有力的支持。

（3）随着受教育程度的提高，劳动参与率也在提高。劳动者作为就业主体，综合素质的高低是其获得就业机会的前提条件，其中劳动者受教育程度和专业技术水平是劳动力素质的主要体现。表4描述的是2010年分教育程度的劳动参与率，很显然，我省劳动参与率和受教育程度之间呈现出一种正相关的关系。以初中学历劳动者的劳动参与率和就业比重^[3]最高，基本上是随着受教育程度的提高，劳参率和就业比也相应提高，两者趋势基本一致；从未上过学的劳动者劳动参与率和就业人口比重都最低，仅为32.6%和32.0%（见表4）。

表4 2010年浙江省不同受教育程度劳动者的劳动参与率和就业人口比状况

（三）未来劳动力供给的趋势判断

由于不同阶段的劳动年龄人口在个人特征和劳动供给行为上存在不同的特点，劳动年龄人口的老龄化必然会对劳动供给的数量产生影响。一方面，接近法定退休年龄的劳动年龄人口，其劳动参与率呈明显下降的趋势，考虑到劳动年龄人口的老龄化，劳动供给的数量会由于老龄组劳动力的比重提高而下降；另一方面，基础教育的普及和高等教育的拓展，青年人的受教育年限将不断提高，导致低龄组的劳动年龄人口的劳动参与率进一步下降。

与此同时，随着时间的推移，劳动年龄人口的平均受教育水平会因为队列效应^[4]而不断提高。即便教育部门维持当前的发展水平，到2020年，我省劳动年龄人口的人力资本量也将由于队列效应提高约5%。队列效应带来的人力资本存量增加，一定程度上延缓了劳动年龄人口老龄化对劳动力市场带来的负面冲击。

从以上几个方面来看，在保持现有退休制度的情况下，总体的劳动供给形势会因为劳动年龄人口老龄化而更加趋于紧张。同时，临近退休年龄的人口数量逐年增加，也意味着生产性人口和赡养人口之间此消彼长的关系开始加速，这不仅会对养老保障制度产生不可忽视的影响，也将成为制约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

二、浙江未来十年劳动力供给预测

（一）GM（1，1）模型的建模理论

灰色系统是“部分信息已知、部分信息未知”的“小样本”“贫信息”的不确定系统，它通过对“部分”已知信息的生成、开发，实现对现实世界的确切描述和认识。灰色系统理论建模的主要任务是根据具体灰色系统的行为特征数据，充分开发并利用不多的数据中的显信息和隐信息，寻找因素间或因素本身的数学关系。通常的办法是采用离散模型，建立一个按时间做逐段分析的模型，对数据及其分布的限制要求小，在采集一组时间序列数据后，通过GM（1，1）模型进行预测。该方法不但预测精度高，而且可以进行长期预测，用累加生成拟合微分方程，符合能量系统的变化规律。本文决定采用灰色预测模型GM（1，1）预测未来10年的浙江分年龄段的劳动年龄人口。

建立GM（1，1）模型只需要一个数列，其简单的微分方程形式（白化形式的微分方程）是

利用常数变易法解得，通解为

若初始条件为t=0，x（t）=x 0，则可得到微分方程的特解为

上述两式便为GM（1，1）的时间响应式，及灰色系统预测模型的基本算式。

在模型最后，对求得的模型进行精度检验。如果检验结果可用，则可利用）模型进行预测，否则，建立残差模型进行修正。

（二）分年龄段劳动年龄人口的GM（1，1）实证分析

将表2中2010—2014年浙江省分年龄段人口原始数据代入，可得16—24岁，25—50岁，51—64岁三组序列的平均相对误差分别为：0.26%，0.68%，

将求解得到的特解代入微分方程的解式（也称时间响应函数）

由于x（0）（1）=x（1）（1），因此求导还原得0.73%，均小于1%，精度很高，不需要再对模型进行修正。由此测算未来10年的各年龄段人口数，如表5所示。

表5 未来十年分年龄段劳动年龄人口预测

（三）劳动力供给预测

一个区域实际的劳动力供给（即经济活动人口，包括就业人员和失业人员），不仅取决于劳动年龄人口，也受该区域劳动参与率的影响。所以本文对未来十年的分年龄段劳动参与率也做出了相应的预测，分别列出低、中、高三个方案：

1.低方案：受升学率提高、大学教育普及等因素的影响，16—24岁组的劳动参与率继续降低，降幅与2000—2010年间的年均降幅一致，为0.76%，其他组劳动参与率保持不变。

2.中方案：各年龄组劳动参与率维持不变。

3.高方案：51—64岁年龄组的劳动参与率由于受教育程度水平、社会政策引导等因素而有所提高，其他组劳动参与率保持不变。关于51—64岁年龄组劳动参与率年均上升幅度的预测，本文把我省情况与北京、上海人均受教育程度较高的2个直辖市，以及江苏、广东（经济结构与我省类似，外贸依存度较高）两省做了分析对比，结果如表6所示：2010年浙江省50—64岁年龄组劳动参与率比2000年还略有下降，但在五省市中仍位列前茅，仅次于江苏；北京、上海由于大量青壮年外来人口占用了岗位，50—64岁老年组的劳动参与率处在较低的水平。所以，笔者认为浙江50—64岁老年组的劳动参与率已处于高位，未来十年并不会有较大的增长，年均增幅为0.2%左右。

表6 2010年部分省市50—64岁劳动参与率对比

基于以上三个方案，本文对浙江未来十年的实际劳动力供给进行了测算，得到表7的结果。2014年的劳动力供给约为3360万人，根据预测，十年后的实际劳动力供给至少要比2014年下降60万人左右。

表7 未来十年浙江劳动力供给预测

三、劳动力供给下降对浙江经济产生的影响性分析

（一）储蓄率降低，促进向消费主导的经济增长模式转型

储蓄率是反映一个国家（或地区）储蓄发展水平的重要指标，包括总储蓄率和个人储蓄率。总储蓄率是指一国储蓄金额占国民生产总值的百分比，是居民个人储蓄、公司企业储蓄及政府机构储蓄的总和；而个人储蓄率是指个人储蓄金额占个人收入总额的百分比。西方经济学认为可以用平均储蓄倾向和边际储蓄倾向来加以说明，前者是指储蓄在收入中所占的比例，后者是指储蓄增量在收入增量中所占的比例。储蓄率除了主要受到收入水平的影响之外，还受经济政策、人口就业情况、国民消费结构等多方面重要因素的影响。

根据生命周期理论，个人储蓄率随人的年龄增长而呈倒U变化，青年时期和退休时期收入低，储蓄率相对较低，而中年时期收入较高，储蓄率一般随之升高。随着浙江人口老龄化日益加剧，浙江储蓄率也应呈现逐步走低的趋势。我们将2004—2014年这十年的个人边际储蓄倾向来进行测算，将人均城乡居民本外币储蓄存款年末增量^[5]作为储蓄增量，人均城乡居民可支配收入^[6]的年度差额作为收入增量，来计算这十年来的边际储蓄倾向（见图4）。可见2004—2010年间，边际储蓄倾向一直不断上升，但2010年以后，边际储蓄倾向的趋势发生逆转，呈逐渐走低的态势，与上文的人口老龄化趋势不谋而合。另一方面，根据IMF对115个国家数据的研究发现，劳动年龄人口占比与总储蓄率呈正相关关系，劳动年龄人口占比下降1个百分点，总储蓄率下降0.7个百分点，浙江的劳动年龄人口占比2011年达到顶峰，然后开始下滑，总储蓄率也随之降低，这与个人储蓄率的变化趋势也基本一致。

图4 浙江省2004—2014年个人边际储蓄倾向

因此，随着劳动年龄人口总量下降、结构老龄化，浙江的储蓄率在未来会持续走低，从而改变国民收入中消费和储蓄分配的比例，影响资本形成，一定程度上压低投资率，促进经济由投资主导模式向消费主导的增长模式转变。2007年以前，我省经济发展主要依靠投资和出口，面对产能过剩，外需疲软，劳动成本不断上涨的客观环境，这种发展模式显然难以为继。然而国内消费市场增长空间巨大，如果潜在的居民消费能够得到充分释放，让消费需求规模与消费结构升级决定投资结构变化，不仅能增加有效投资，还为下一轮经济的高速增长找到了支撑点。2014年，浙江生产总值（GDP）40154亿元，比上年增长7.6%，其中第三产业增长8.7%，服务业成为经济增长的最大来源。经济结构已然发生积极变化，三次产业增加值结构由2013年的4.7∶47.8∶47.5调整为4.4∶47.7∶47.9，第三产业比重首次超过第二产业，消费对经济的拉动作用不断加强。

（二）劳动力素质提高，驱动“倒逼式”产业结构调整

自2004年开始浙江小微企业就早早感受到“招工难”，劳动力短缺现如今已成为常规现象。随着人口结构老龄化和劳动年龄人口减少，若维持浙江现有产业结构模式不变，未来企业缺工率和劳动力成本上升压力将越发凸显。与此同时，由于地区间的发展差异、资源禀赋不同、政策倾斜等多方面原因，劳动密集型的制造业正发生从东部沿海省份向中西部地区的“雁阵式”转移，这将进一步降低安徽、贵州等主要劳务输出省份的劳动力外出打工意愿。

劳动力无限供给特征的消失，宣告了以资本和劳动投入为基础的发展模式的终结，资源重新配置效应和技术效率将是未来经济发展的核心因素。2012年以来，省委省政府就开始突出转型升级主线，统筹推进“五水共治”“三改一拆”“四换三名”等重大举措，通过“关停淘汰一批、改造提升一批、整合入园一批、合理转移一批”的主要方针，全方位形成倒逼机制，腾笼换鸟、优化资源配置，整治省内重污染高耗能行业和低小散行业。同时，越来越多的浙江企业通过实现了生产技术革新，以“机器换人”赚取了更多红利，2014年浙江省使用的工业机器人总量约占全国的15%，居各省市区第一位，浙江的经济发展已逐步进入新的运行常态。

另一方面，浙江劳动年龄人口中受教育程度较低的情况与外来人口素质不高具有较大关联性。根据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的数据，每5个常住人口中就有超过1人来自省外，在这些外来人口中，低学历人口占比在80%以上，大专及以上人口比重仅为4.0%，外来劳动力素质位居31个省区市的最末位。随着外来人口回流趋势的显现，省内劳动力素质结构有望进一步优化。同时全国高校毕业人数仍在大幅增长，预计未来几年将持续年均20万左右的增幅，这也为企业提高技术创新和科研能力提供了扎实的人力资本基础。在省委、省政府提出“创业富民、创新强省”的总战略后，由企业主导的创业创新平台已在各地不断涌现，随着“千人计划”的深入实施，以大学生和科研人员为主体的“技术红利”时代即将到来。

（三）赡养比下降，加重社会公共财政负担

人口老龄化的加深会从赡养比^[7]方面，对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收支产生重要影响。当该比率较低时，说明缴费者多于领取者，会形成收入大于支出的情况；当该比率较高时，表明领取者多于缴费者，会逐步形成收入少于支出的情况。

随着医疗健康条件的改善，人类预期寿命不断提高，不同发展水平的地区和国家都面临着人口老龄化问题。但同世界其他经济体相比，由于收入水平的差异，我国存在“未富先老”的忧虑。全球老龄化程度最严重的国家日本，2014年人均GDP是我国的6倍，德国是我国的7倍，美国相当于我国的8倍，就连韩国也是我国的3倍多。

图5 部分省市区人均GDP与65岁及以上人口占比

从国内来说，浙江在全国人均GDP突破1万美元大关^[8]的8省市中也不占优势。如图5，浙江人均GDP位于京津沪三个直辖市和江苏省之后，仅排第五；而65岁及以上人口占比却高居第3，低于江苏约1.5个百分点，与天津基本持平。2014年，我省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约为75%，按目前趋势发展下去，到2050年该比例会低于65%。即未来几十年我省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赡养比会不断下降，且有可能下降为2∶1以下，即每两个在岗职工要供养一个领取养老金者，这意味着依靠在岗职工不到20%的工资收入所积累的养老基金收入会远不足以支付约占领取养老金者工资收入60%的养老基金支出，养老保险基金的缺口将会迅速扩大。同时，政府使用于老年人社会保障的费用也将大幅增加，这会给社会公共财政带来较为沉重的负担，从而使得经济增长面临结构性制约因素。

劳动力供给不断下降的趋势已经不可避免，如何充分利用好现有的劳动力资源对于挖掘劳动供给潜力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随着医疗条件和社会保障的大幅改善，老年人的年龄定义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很多老年人口有能力也有意愿继续参与经济活动，因而提高老年人口劳动参与率具有很大的空间。政府应选择适当的时机逐步提高退休年龄，鼓励身体条件许可、富有余力的老年人，特别是老年高级知识分子再就业，使人力资源潜力得到进一步发挥，大大减少劳动力资源的浪费。与此同时，政府还应在政策上强调以人口质量替代数量的战略，加大对成人继续教育和岗位技能培训的公共投入，加强在职人员尤其是农村转移人口的职业培训，提高在职人员的岗位技能和文化素质，为产业结构调整积累必需的人力资本，以应对劳动力出现短缺的局面。

课题负责人：潘强敏

课题组成员：章剑卫　俞炳林

　　　　　　罗　斌　赵　静

　　　　　　巴　博

执　 笔：赵　静

【注释】

[1]在劳动力调查中，16岁及以上的人口都被视作调查对象，但实际上老龄人口由于劳动能力下降，实际的劳动供给水平有限。因此，本文将16至64岁的人口定义为劳动年龄人口。

[2]由于不同国家对劳动年龄人口的界定不一致，国际劳工组织约定劳动参与率=16岁及以上经济活动人口/全部16岁及以上人口，中国沿用了这个标准，本文中的劳动参与率均按照这个公式来计算。

[3]就业人口比：16岁及以上实际就业人口占全部16岁及以上人口的比重。

[4]队列效应：由于出生在某一个时段的人们在成长过程中经历了类似的社会环境，从而导致不同出生队列间存在特征差异。

[5]人均城乡居民本外币储蓄存款年末增量=（当年城乡居民本外币储蓄存款年末余额—去年城乡居民本外币储蓄存款年末余额）/当年年末常住人口。

[6]人均城乡居民可支配收入=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城镇化率+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城镇化率）

[7]赡养比：主要是指缴纳社保基金人口与领取社保基金人口之比。

[8]注：按照世界银行不同阶段的收入标准，人均GDP达到1万美元后，标志着一国或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已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或地区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