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中西部产业转移,国内市场竞争日趋激烈。长期以来东部省份在出口市场的竞争优势地位受到挑战。“西部大开放”和“中部崛起”战略,使得中西部在技术水平上缩小了与东部省份之间的差距。随着“一带一路”战略的推进,中西部地区的对外贸易投资环境会得到持续改善,资源的全球配置模式逐渐形成,产业国际化迎来历史性机遇。东部省份会渐渐丧失生产制造相对优势地位,亟待向以研发设计为主的智慧经济转型。
2.传统产业优势难以维继,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迫在眉睫。浙江省亟需培育一批节能环保、信息技术、生物、高端装备制造、新能源、新材料、新能源汽车等新兴产业来应对来自发达国家技术前沿的挑战,国际技术要素的引进、吸收以及学习空间缩小,自主研发重要性日益凸显。战略性新兴产业将以技术研发为筹码来参与国际化博弈。
3.全球经济复苏缓慢,触底反弹前景尚未明确。金融危机极大地冲击了各大经济体,降低了全球的经济增长率,同时也引致全球范围内有效需求的严重不足,新兴经济体受外部环境不利、自身经济结构调整的双重影响,经济延续2014年年初以来的中低速增长态势。有效需求的降低放缓了浙江省制造业产业集群国际化的节奏。
4.海外投资环境恶化,国际化经营风险加大;浙江省制造业集群企业海外经营所需的资金担保机制大部分是由集群内部亲缘化和地缘化机制承担,增加了经营风险。同时,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国外市场使用汇率变动、环境保护、劳工标准、社会责任以及经济管理模式等深层次、高标准体制问题来刻意限制浙江省制造业产业集群走出去的步伐。
5.“工业4.0”方兴未艾,高端制造成为全球标准。以传统制造业与数字互联技术的融合,借助物联网、云计算和大数据等技术手段实现智能化生产为特征的第四次工业革命,正在全球掀起一股新的工业化浪潮。世界各国都在积极应对新科技产业革命所带来的产业发展机遇,争夺全球产业竞争话语权。而浙江省产业集群仍有部分处于“机器换人”的资本化改造,亟需加快步伐向资本＋技术密集型转型。
6.全球贸易治理结构正处于新的调整时期,多方博弈日趋激烈。现有国际贸易规则无法满足以全球价值链为代表的新贸易模式的要求,新兴经济体的崛起对传统以大国为主导的全球贸易治理结构提出挑战。而美国等发达国家通过主导TPP、TTIP、TISA等贸易投资协定谈判,力图推行代表发达国家利益的高标准的贸易投资规则。这些给中国带来了压力,同时也提供了提升在全球贸易治理中的地位,以及促进改革的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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