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正当激励

美国税法有将近75000页之长。这件事本身就能告诉你问题出在哪儿，但税法的反常还可以用另一种非常简单的方式总结出来：美国税率在企业和消费者两方面都更鼓励债务而非股票。这种结构极大地支持了金融的腾飞和美国实体经济的衰败。美国税法让企业和消费者通过借贷能享受比储蓄更多的优惠，这一点反过来又向金融化火上浇油，因为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基本上就做发放债务的生意—这是它们盈利的主要方式。这一点也导致了增速放缓，因为资本分配不当且定价错误，因为错误的原因流入了错误的地点。[11]

看看如今税法是如何工作的吧。企业能够从税款中扣除债务的利息，但它们的分红和未分配利润无法从税中扣除，需要全额支付应缴税额。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杰森·弗尔曼估计，这些再加上其他类似的付税减免让企业债务比企业股票便宜42%。[12] 难怪苹果公司会发现借钱交给投资人，而不是将海外囤积的资金调回国内并为此支付税款是利益如此丰厚的事。

苹果公司和其他美国公司是如何合法地将自己的资金放到国外的呢？这就是那些惊人的漏洞的手笔了。例如所谓“双爱尔兰”，就是一个美国企业设立一家爱尔兰公司，将这个公司再在一个低税或不征税的国家，如巴哈马群岛，重新注册。美国法律的漏洞允许第一次迁址的发生，爱尔兰的法律漏洞意味着这个爱尔兰公司无需向爱尔兰政府交税，因为这家公司的“所有者”是非爱尔兰税务居民（让人头晕，我懂）。如果美国公司在爱尔兰设立第二个海外子公司来管理非美国的专利销售，它还能进一步利用爱尔兰的税务制度。

美国公司玩弄许多这种手段，将可能是许多国家的许多人的知识产权劳动成果转移到税收优惠最大的国家。根本上，这项策略将知识经济的利润从创新诞生的地方传送到另一个金融天堂经济体中。公司还能更进一步，向这个操作中加入一个“荷兰三明治”。因为根据欧盟税收协定，那里允许资金免费在欧盟国家内转移。美国公司能够设立荷兰子公司，从更多国家中转移更多钱给爱尔兰子公司。整个系统开启了一场一通到底的全球竞赛，凸显了避税的一个关键问题：最终没有赢家的所谓“公地悲剧”。这也是G8、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和其他国际机构将全球税制改革当作头等大事的关键原因。（特别是爱尔兰。它承受着来自美国等其他国家的压力，目前正在重新考虑自己的一些高风险例外项目。）[13]

此外，还有许多疯狂的税额免除和条例通过鼓励消费者领域的借贷让金融家富裕起来。美国税法让债务更加廉价，结果实质上确保了经济方面的增长。个人能够减免各种债务：助学贷款的利息、房屋净值贷款、商业相关信用卡债务和其他种种。最为显著的是，他们还能扣除按揭贷款利息开支，这可是一大笔钱—约合美国楼市全部价值的14%。[14] 然而，他们从储蓄中能够到的税务奖励少得可怜。这种情况下，美国的个人储蓄率徘徊在5%，还不到20世纪70年代时储蓄率的一半，但消费者债务和企业债务双双暴涨就不足为奇了。

我们在第1章就发现了，20世纪70年代末期是金融化进程的重要转折点。债务增长在过去的40年中追随着金融业的增长。随着监管变革、通膨威胁到20世纪70年代以来已有的商业模式，银行迫切地寻找新的收入来源，开始销售各种各样的债券产品。这种商业模式利润很高，不仅因为它为扩张中的债务人阶级取得了日益丰厚的利息，还因为它让金融交易的手续费上涨了。在2005年，手续费占金融公司利润的接近一半，但在20世纪80年代仅有20%。[15]家庭债务占可支配收入比例从1970年的54%飙升至今天的96%。[16] 企业债务也创造了历史新高。[17] 即便是在2008年经济危机之后的今天，世界上的债务依然比过去更多，而没有下滑，这件事上就可见一斑。自2007年到2015年2季度，全球债务和杠杆增长了惊人的57万亿美元，达到了史无前例的水平。[18] 历史上全世界还从未充斥着如此之多的债务。这一切谁受益最多？当然是金融界了。今天，4/5的全球金融资产存量是负债或储蓄。[19] 这主要归功于我们有如此不成比例地鼓励债务的税法。

不幸的是，这些让我们的经济非常容易出现泡沫、危机和滞胀。本书全篇都在论述，现代金融危机次数与债务飙升紧密相连。[20] 实际上，知名经济学家约翰·肯尼思·加尔布雷斯相信所有的金融危机都源于债务和信贷过多。[21] 2008年金融危机期间提出的最大谎言之一就是，我们必须拯救银行才能拯救经济。但事实上，越来越多的学术研究发现，这句话反过来才是正确的。普林斯顿的经济学家阿蒂夫·米安和芝加哥大学的阿米尔·苏非合作写了一部影响深远的著作《房债》（House of Debt），书中强有力地论证了我们修正经济需要的不是更多债务支撑的金融和信贷，而是更少。[22] 他们旁征博引了横跨100年的大批研究和数据，提出了有说服力的观点：金融危机并非始于银行破产，而是因为消费支出的下降。这一下降出现在雷曼兄弟破产之前—在美国的某些地区甚至出现在破产两年前。消费支出下滑最严重、出现最早的地方正是负债最严重的街区。（然而这一影响绝对不会局限在这一块地方。作者解释过，当一个城市或地区的消费下降，会出现波及全国的事业和增长放缓的连锁反应。）根本上，《房债》给出了相当具有说服力的论证，提出萧条始于金融开始出现并向中等收入和低收入人民提供越来越多债务的时候。这酝酿出了资产泡沫，并最终破裂。受此打击最严重的是负债最多的人—这批人往往也是最贫穷的人。所有人都盘坐在地上不再花钱，失业率由此上开。随着失业者购买力下降，并淹没在大笔债务之中（他们没有得到联邦补贴救助），恶性循环由此继续。实际上，《房债》描绘出了惊人的画面，讲述了造成大萧条和大衰退在这方面何其相似。从1920年到1929年，“按揭贷款和购买汽车和家具的分期付款债务出现激增”，消费者使用宽松的信贷促成了消费热潮。这种信贷与2000年到2007年之间楼市危机出现之前的消费者债务翻倍也很相似。[23]

我们过去数十年执行的这类货币政策—也就是超低利率和中央银行购买大量资产—起的作用不大，因为从中获益的是持有“资产”的人，而不是持有债务的人。这指的当然就是富人。在2010年，前10%的人按净值计算拥有74%的资产。这些幸运的少数人用从资产价值中取得的收益只能买几台新车，几间新房或几条牛仔裤，所以他们无法制造足够的需求来保证国家大船能够继续航行。[24] 不平等加剧，又反过来束缚了经济增长。

这个循环为自由主义者制造了一种张力。在过去几年中，自由主义者一直支持美联储的大举投资，许多专家认为这种大笔砸钱的做法已经为下一起负债引发的危机埋下了种子。“从某种角度来说，我们有这么长一段时期的低息货币就是对华尔街最棒的奖励了。”摩根士丹利投资管理公司宏观经济与新兴市场主任鲁奇尔·沙尔玛说。“我的意思是，如果你给一群金融家零利率和许多现金，他们会干什么呢？他们会试图（通过贷更多款）赚更多钱。”[25]当然，沙尔玛和其他许多经济学家会认同《房债》中作者主张的“经济灾难之前几乎总是伴随着家庭债务的大额增长。事实上，这种关联明显得能够成为宏观经济学中的经验法则了。”为了改正这一点，米安和苏非表示，“我们必须从根本上重构金融系统。”（在最后一章中，我会扩展一下他们一些的出色想法，并加入一些我和其他专家的意见。）

一个明确的修正方法是进行税制改革。如果债务如此危险，那我们为什么还要保留除了债务什么都不鼓励的税法呢？为什么政府要一次次主动为摧毁了我们的金融体系和经济的东西提供巨额补贴？为什么它能如此彻底地奖励金融家而不是企业家？没有一个明确或完整的答案。当然，答案的一大部分是政治。我们的整个金融体系都基于债务智商，而且我们也知道，金融游说团体拥有极大的政治影响力。金融家们在过去几十年中利用这种能力推动了这种奖励债务制造的体系，因为制造债务就是他们的核心商业模式。事实上，就像其他许多复杂体系一样（比如医疗系统或我在第八章描述的退休系统），美国税法偏好债务而非股权并不是什么伟大计划的结果，而是如一位经济历史学家所言，是“由一系列分散、被动的短期政治决策所造成的意外结果”。[26] 利益相关的群体为了种种漏洞进行游说，一点点让单独起来的说得通的规则和条例经过组合创造出一个非正当的激励体制，只奖励那些与经济发展无关的举动。

看看抵押贷款减息的例子。这个减息1894年首次生效，主要作为一种帮助农民保护宅地并过上体面生活的方式。今天，它成了中产阶级和上层社会的一项福利。任何购买一栋房子（或两栋房子）的人，只要价格不超过100万美元都可以减除贷款利息。“100万美元！”这可是一大笔钱。没有人真正“需要”这么多房子，但有不少人还是拥有了这么多房产。例如在我的布鲁克林社区，100万美元首付能带给你价值300万到400万美元的联排别墅。但如果富人无法通过按揭贷款利息减税削减房价，这些房子就不会标上这么高的价格。

这是一个关键点：债务提高了资产价格。这对富人来说是好事，因为他们拥有许多资产。对银行来说更是好事。但对穷人和高负债的人来说这并不好。后者在这场游戏中没有足够的股权护体，当泡沫破裂时会遭受严重损失。（想想看，在楼市崩盘时，债务水平更高的穷人失去了自己净值的约1/4，但按照净值计算，富人几乎没有受到损失。）[27] 如果你退后一步想想，这真的是一个疯狂的循环—因为资产价格通货膨胀，100万美元在布鲁克林几乎买不起好公立学校学区的一套两居室公寓。如果所有人都支付更多首付然后不贷这么多款，房地产价格会降低一些，我们晚上就能睡得更好。但现实上，从金融角度看对富人更合理的是贷款（他们贷款比大部分人贷款都要便宜，因为他们有资产且贷款规模很大。在金融这个奇妙的世界中，借得更多比借得少能得到更多奖励），然后从税款中扣除利息—就好像对苹果来说更合理的是将资金藏在海外，然后以超低利率贷款支付给富有的股东。在这个体系中接受补贴的是富人。整整90%的抵押贷款利息补贴税务总值给了每户年均收入超过7.5万美元的家庭。[28]但更糟糕的是，它还奖励了金融业自己。金融机构当然是住房抵押的高额利润收益的主要获益者，就好像它们是苹果公司债券的主要持有人一样。

我们的税法还鼓励了许多其他恶行，例如富人能够在购买游艇时获得2份抵押贷款税收抵免，只要他们每年在游艇上待上14天以上（国会在2014年试图堵上这个漏洞未果）。[29] 因“安全问题”使商务和个人旅行能够得到减税。[30]我们的税金用于承担美国最富有的一些海滨物业区域的联邦洪水保险。[31] 但所有这些有违常理的税制条例中最为惊人—也是最出名的—用钱生钱的人税率比干活赚钱的人还要低。通过真正工作得到的收入比通过投资得到的收入需要按更高税率交税。

巴菲特2011年在《纽约时报》一篇著名文章中谈到了这件事。他说，虽然去年他缴纳的税款占自己收入的17.4%—总值为6938744美元—但他办公室中其他人的税项负担平均为收入的36%。[32] （他的助手黛比·波萨涅克的是35.8%。）[33] 这是因为巴菲特是通过投资的“附带股票”、卖出股票的资本利得赚钱。就像大部分其他亿万富翁和许多百万富翁一样，他申报的收入中很少是“挣来的”，大部分都是资产收益。巴菲特说，“这些和其他庇佑都降临在我们（意思是富人）头上，好像我们是斑点猫头鹰或其他濒危物种一样。在高层，有朋友的感觉很好。”[34]

然而我们大多数是通过白天上班赚工资的，这笔收入的税率要高得多（大部分中产阶级适用15%-25%的所得税税率，此外还有高额工资税。）有一个很好的办法可以论证投资收益实际上也是工资收入—只不过是富人的工资，通过转移资金的工作获得—所以他们应当按更高税率缴税。大部分富人试图改变薪酬结构，以便彻底利用这种差异。例如，对冲基金经理的大部分收入并非来源于管理费（管理费按工资所得税率计算），而是来源于投资所得。《纽约时报》专栏作家尼古拉斯·克里斯托弗和其他人提出过，这种利润并非资本的结果，而是劳动的结果，因此应当按照一般收入进行征税。我同意这个观点。[35]

但这种资本收益优于劳动收益的观点很难消除。这种不公平划分的根本原因源于一个错误的论点：这些富人创造了大部分美国经济价值，他们是“企业家”，是他们的创业理想推动了经济增长，支持了那些“金融家”。后者是2012年总统候选人米特·罗姆尼在一次对竞选捐助人的知名秘密讲话中提到的那47%的人。这次讲话被人录了下来，像病毒一样扩散了出去。（他说这些人“不交所得税”，因此他们在医疗、住房和食物方面“依赖政府”就意味着他们无法“对自己负责，照料自己的生活”。）但是，整个企业家与金融家的说法就是他的竞选伙伴保罗·瑞恩的产物。早在2010年6月，瑞恩登上了沃尔特·琼斯议员主持的有限电台节目《华盛顿观察》，宣布“现在有大约60%的美国人享受的福利换算成经济价值要高于他们向联邦政府缴纳的税款。所以我们将有更多索取者与制造者相对”。

瑞恩这番话之荒谬与刚愎自用（之后他在《华尔街日报》一篇专栏文章中解释了一下）是本书标题的灵感来源。我希望能重新定义一下，在我们社会中究竟谁才是制造者，谁才是索取者。诚然，许多美国人不缴纳联邦所得税，但这群人中大多都是超级富豪—因此他们缴纳资本收益税，比如巴菲特—其他大多数则都是老人、学生、军人和工资太低，不需要交所得税的人。[36] 此外，就像本书所展示的那样，社会上正是所谓的“企业家”索取了大部分财富：税款占收入比例最低、拿走了经济蛋糕中不成比例的份额、推行往往违背经济增长的商业模式。与此同时，那些所谓“索取者”的所得创下了历史新低。

我们资本主义体系中最大的谎言之一就是，我们需要减小对投资人的税收，否则他们就不会投资了，经济也就得不到增长。但我们已经见识到了，投资者的钱大部分都滞留在了金融系统之中，没有用于开拓新产业或创造新就业。但除此之外，还有一个简单的事实，即这个逻辑说不通。

“退回去50年，到二战后期，看看当时的税率吧。当时税率要高多了，经济也运行得很好。位于社会经济谱系两端的人都过得很好。当时，企业纳税占国民生产总值的4%，今天则只有2%。所以说我们今天竞争力低下是因为我们的税法这种说法是不对的。” 巴菲特说。他与许多顶级投资者一样，相信税率与资本家的野性和投资意愿并无关联。[37] 实际上，在20世纪70年代末期，当资本利得税高达近40%时，美国并没有人回避投资。当然，高税率也没有伤害到就业—在1980-2000年间提供了4000万新就业。但之后，乔治· W·布什政府在2001年和2003年进行了大规模减税。从这一政策中得益的主要都是富人。在税率下调后，就业率和经济增长都出现了疲软。事实很简单：没有任何证据证明降低富人的税率会对他们投资和创业的可能性有任何影响。（同样，研究表明给富人提供更高抵押贷款扣除并不会提高住房拥有率，只会造成通货膨胀。）[38]

不过有许多数据显示，让高层获利的税法漏洞同时还让公司做出更多损害经济增长的短视决策。关于这一点最确凿的证据之一是哈佛大学和纽约大学学者进行的研究，结果显示民营企业向研发、工厂和技术升级、员工培训等促进经济增长的领域中的投资是同级别上市公司的两倍。[39] 原因是什么呢？我们已经在第四章和第五章看到了，上市公司将自己的资金都投入进股票回购和股东分红中了。这些活动主要让已经十分富有的人更加有钱。如果高层也是这些派息的主要受益者（派息的税率比所得税更低），这些行为还会鼓励高层专注季度回报率而非经济的长期增长。

全球对这种趋势的批评家之一、英国经济学家与交易商安德鲁·史密瑟斯在自己的著作《复兴之路》中举了一个十分具有说服力，得到数据支撑的例子，证明企业生产力下降与高层越来越多的股票期权薪酬有密切的关联。例如，在20世纪70年代早期，美国企业用于投资的资本是回馈股东资本的15倍；近期，这一比例跌到了2以下。[40] 这又反过来造成了经济整体增速放缓，因为企业领袖为了得到更高派息牺牲了长期投资。史密瑟斯说，“这种符合股东利益的就是符合经济利益的说法完全是错误的。” “用股票支付红利对企业而言是很糟糕的，对经济增长也是如此。”[41]

金融研究办公室是一个监控美国金融稳定的政府组织，它在2015年公布的一份报告中也证明了这一点。报告研究了为什么美国股票价值在过去的几年里增加了三倍，但经济复兴和工资增长却十分缓慢。研究人员发现，市场的利润是由企业收益增长推动的，这种关系掩盖了一个让人不安的事实—那就是，虽然收益在提高，美国大部分上市公司的销售额却没有增长。企业股价的上涨并非由于基本经济状况改善，而是因为工资止步不前、实体经济投资减少、股票回购共同产生了不良的环境。企业债务（不包括银行持有债权的那些）从2006年的5.7万亿美元涨到了今天的7.4万亿美元。这些钱大多用于回购、增加红利和并购。金融研究办公室相信“虽然这种金融项目短期内造成了股价上涨，但它将投资资本的机会进行了转移，支持了长期有机的增长。”[42] 我们已经知道了，债务永远和金融的不安全联系在一起—这也是现在许多经济学家认为企业债务将会是下一次金融危机爆发的原因。

不幸的是，企业没有什么动力来进行改变，因为债务支持下回购和股票期权薪酬的增加对避税是十分有利的。虽然许多偏向富人的减税政策能够回溯至共和党政府，但支持现在这种回购狂潮的修法实际上是在民主党总统克林顿的领导下完成的。克林顿的经济小组多次由与金融界亲善的人士领导，比如罗伯特·鲁斌和劳伦斯·萨默斯。克林顿的班子不仅降低了资本利得税率（乔治· W·布什不久之后再一次降低），还于1993年通过了对企业工资的规定。这一点更加关键，在第四章有所描述。这条法令将企业税收减免的一般工资收入限制在100万美元，但免除了此外“绩效相关”的薪酬—即往往是股票期权形式的薪酬。（斯蒂格利茨是克林顿的经济顾问委员会前任主任。他记得这是“克林顿政府做出的最糟糕的事情之一”）。[43] 当时，首席执行官的工资越来越高，引来许多公众的抗议，所以才促使了这个100万美元限制的出现。然而因为有鲁斌（他很快就会从这项政策中获益：他离开了财政部，进入花旗集团，在9年中获得了1.26亿美元的现金和股票）这样的政策制定者的支持，绩效工资漏洞得以通过。这项政策让减税的基本工资限制无法带给企业任何好处，并给企业提供了极大的动力使用更多股权支付工资—这种做法补全了我们经济的短期行为循环，因为执行官们从那时起就开始专注于使用任何必要手段来提振股价。

斯蒂格利茨在与鲁斌（他拒绝了本书的采访）和其他克林顿官员会面时游说反对这个漏洞，但没有起到任何作用。斯蒂格利茨说，“这个漏洞开启了奖金与绩效无关的时代。我之前写了不少关于这个问题的文章，说这些都是骗人的。”“我极力主张，在20世纪90年代的这个股票期权薪酬大潮为不透明制造了许多动机，还要为我所说的创造性会计直接负责。金融界不仅仅利用这种创造性会计欺骗市场，还用它来逃避应缴的税款。” 这个观点获得了托马斯·皮凯蒂和伊曼纽尔·赛斯等经济学家的支持。从那时起，这两人就在记录前1%的富人税前个人收入的大幅增长。[44] 他们的研究表明，由于大部分美国人工资止步不前，这种增长与日益严重的不平等（这要求政府派更多的息给穷人）和经济增速放缓有关。此外，斯蒂格利茨表示，绩效挂钩的例外对绩效的奖励不像货币政策等提振股价的其他因素那样大。“如果你真的在讨论绩效，那如果是因为利率降低股价才上升的话，你就不应该获得更高工资。” 他解释说。“我的意思是，也许耶伦应该为此得到更高工资，但首席执行官肯定不应该。”[45]他在当时热情洋溢的回忆录《咆哮的90年代》（The Roaring Nineties）中写道，“随着克林顿时代的终结，我很好奇，税制的变化究竟给我们带来了什么？当降低资本利得税，同时提高那些通过工作讨生活的人的税率时，我们在告诉我们的国家和年轻人什么？”[46]

这个问题在当时的反响与现在一样多。要修正这些不正当的激励，我们要做的不仅是限制公司可以完成的回购数目（总统候选人希拉里·克林顿提出的解决方案中就有这一点），还要彻彻底底地改革税制，创造出制造者比索取者能得到更多回报的水质系统。“你需要改革，”安德鲁·史密瑟斯说，“真正的，针对范式的改革。而且必须要是政治层面的改革。不然你就会看到缓慢的调整开始出现，私营公司取代上市公司成为经济增长的动力。”[47] 这当然会对我们

所有在公开资本市场用自己的财富和退休金进行投资的人造成深远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