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当与不正当

面对中国古典文化，我常冥思，以为中国古典文化的奇特性乃在于政治的伦理化和伦理的政治化，并以此洞识而沾沾自喜。但这只看到了表面，就其深层意义讲，凡政治都是伦理化的，凡伦理都是政治化的，或者用现代物理学语言叫做二者始终是互补的，是互相依赖、相互护卫、互相运用和互为扩张的。政治和伦理的互补的凝结点即是外部化的责任和义务。

外部性的责任和义务，就是违背人的人性要性和自主法则、生命原理而通过强权和暴力所虽加于个体身上的责任和义务。外部性的责任和义务把政治和伦理，把现在和过去，把传统和强权凝结了起来，或者说这一切都通过责任和义务而得到展布。从伦理角度看，个体的生存语义场这一面无形的伦理之网的核心和展布形式就是责任和义务，因为人的此在生存的历史化运动就是围绕责任和义务而展开。由于人在这一历史化的此在生存运动中每时每刻并且无休无止地承纳着外部强加给他的责任和义务，使活生生的人最终沦为了五光十色的角色集合者，比如父母角色、儿女角色、兄弟姊妹角色、友朋角色、团体角色、党派角色、职业角色、性别角色、夫妻角色等等。每一种角色都属于这种角色的责任和义务，每一种角色都在责任和义务的达成的成功或无可达成的失败中实现自身。

在这样一种性质的伦理之网的网络中，角色化的人，又将是怎样地在其生存敞开进程中实现其善？包括如何实现使其成为人的善意、善情和善行、善为呢？

从理想的预设讲，善是最高的自由，自由是最高的善。但事实上，自由之于人却不存在;而善也存在着疆域性。从绝对角度看，人间的自由和善仅仅在预设中；在实际的生存中所存在着的善，却并不属于自由(哲学)意义的，而只属于伦理(和政治)意义的，是其伦理之网的善。因而我们只得徘徊于伦理之网上来透视这一善的本来状貌。

在现代伦理学研究中，W·D·罗斯把“善”视为是“正当”性，而A·C·艾文则把善理解为“应当”性。其实这两位伦理学家对善的理解都没有错，“正当”是从此在生存的角色性角度看，而“应当”却是从生存的历史角色性角度看，判断人的生存行为合不合伦理和善，是看他正不正当。所谓正当，就是看他的行为合不合符他所扮演的角色，合符则是正当的，不合符则是不正当的。而正当的也即是善的。正当是随角色而定的，不同角色，其行为的正当性就不一样，因而“善”是角色的产品。试以战争为例，战争的任何一方都以自身的角色为绝对正确，即都坚信自己是正义的，都坚信只有自己才拥有正义，因而都把非善的那一面强加给对方，即始终认为对方是非正义，是恶，是消灭而后快的对象。其实，就战争本身来讲根本不存在善的问题，哪怕是再正义的战争，也是对生命的强暴，对社会资源的毁灭，对人的生存灾难的制造。

善即是正当。正当乃以角色为依据，因而善与不善的问题就看角色所展布的权力和力量的域度如何，角色的权力和力量域度越大越强，他们的行为成为善的可能性也就越大;反之，善将趋于非在。你向一个人施舍钱财，被施舍者勃然大怒，因而你的慷慨施舍行为再不是善的行为，而是对别人的侮辱行为：侮辱行为不正当。

从此在生存的历史化运动的要求性角度讲，任何一种现实的角色以及其现实化的角色的自我实现，都绝不是偶然的，而是此在化生存语义场(个体的，类的，社会的，时代的)对个体行为的投射，都是伦理之网对其此在生存行为的历史性投影。因而，生存行为的善与否，不仅要看它是否正当(即角色化)，且首先应看它是否应当，所谓应当即符合类的历史(过去→现在→未来这一时间之矢)的要求性。萨达姆及其伊拉克强权对科威特的侵占，就其本身言，无疑是正当的；但就其类的历史性要求言，他的侵占行为是极不应当的，所以是非善的。反之，从人类自由言，以美国为首的多国部队的海湾战争是无所谓善的，但就其伦理而言，它是善的，因为它既展布了正当，也同时展布了应当。

客观地看，人类的生存运动始终是复杂多变的，并且始终在玩弄着翻云覆雨的旧手法的新运动。由于政治强权对人类生存的绝对主宰，往往造成其行为是应当的但却不一定是善，而正当的展布也并非绝对的善。父母总是以自己的绝对意志来要求儿女，当儿女企望获得一丝童年天真与浪漫，则受之以责。在这个成人世界里，父母的行为始终是善的，虽然儿童的天性的展布是为应当，但它却违反了正当。所以儿童总难与善为伍。由此不难看出，伦理之善的正当与应当之分，也就展布了伦理之善的强权与受役之分，强权的善张扬伦理的非人性的一面;非强权的善，流眄着伦理温润人性的一面，但无论哪种性质的伦理之善，都是对生命自由生命自由、平等的剥夺和占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