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我们都是维权股东

经济的金融化最残酷的讽刺之一是普通美国民众加速了公开市场由“餐厅”向“赌场”（巴菲特语）的转变。越来越多的普通人现在通过养老基金或401(k)退休计划进入了市场。20世纪80年代的退休私人化（我在第八章将会解释，私有化本身仅仅是税法条例的意外后果）和那时开始的股权普及意味着现在大多数美国人在股价上涨时利益攸关，不管上涨也许是出于错误的原因，或政府和企业太过注重维持这种上涨，而无力关注能让普通人更加富裕的政策，比如住房改革或工资上调。

实际上在过去的30年间，管理退休金的大公司，如富达国际和美洲基金成了美国最大的企业股份持有人。理论上讲，它们应当是优秀的老牌企业法人，也许会拥护某些市场体系的变化，这些变化将有利于商业街，即他们管理的退休金的主人。然而事实恰好相反，正是“因为”他们是企业养老基金最大的管理者，所以才不会大力支持更智能的企业管理。他们的客户和投资往往完全相同，造成了利益冲突，削减了他们推动企业向可能会得罪管理层的方向发展的能力。史密瑟斯说，“基金管理和整个401(k) 体系的增长实际上促进了市场中的短期思考，阻碍了激发进步的创新，因为基金公司夹在了客户和市场中间。” [37]

当然，许多这种资产管理公司和其他共同基金公司收取的高额费用意味着他们需要股价大涨来制造能证明存在意义的回报率。这种反常的循环遭到了先锋集团创始人、共同基金领域致力于改革的少数派之一约翰·博格尔的谴责。2014年，博格尔在参议院财政委员会面前就此事作证。他说今天的股市就像个庞氏骗局。事实上，博格尔估计臃肿的金融系统可能抽离了大约60%的收益，这些收益本该交到普通退休储户手上。博格尔说，“个人投资的散户如果参照共同基金市场营销人员展示的过去的股市回报率，就会震惊于自己退休账户里积累的微小数字。企业也会面临同样的震惊。养老金计划积累短缺会给他们的财务报告带来沉重的负面影响。”[38]

这些批评的声音之后，一些州立大型养老基金（它们面临削减福利的政治压力）终于参与到这场辩论当中，作为大型企业股东炫耀自己的实力。但他们的努力往往使问题更加恶化。这是因为养老基金公司本身急于抬高短期收益率。许多公司在繁荣期向退休人员许诺的过高收益率，在如今这种增势放缓的形势下已经无法再得到保障。[39] 结果，许多公司将自己的钱交给维权股东。维权股东基金管理的资本在2008年只有320亿美元，到2015年上半年则已经涨到了1300亿美元，其中主要是养老基金、学院捐赠和其他支持他们的大型机构。[40]他们的回报率在过去几年中高于市场，这没什么奇怪的。维权股东对冲基金在2012年年中到2015年年中期间的年回报率为14%。作为对比，主要投资股权的对冲基金年回报率只有7%。[41]

伊坎的基金及其合伙人公司，是其他所有这类公司的鼻祖。在2011年拒绝外部投资人之前，这家公司的年回报率为27%。现在，任何人都能用80美元购买伊坎的上市公司的一股，与卡尔一起投资。“这些基金在过去几年中表现得太棒，造成了鸡生蛋的循环—更多机构资金涌入，维权股东采取更多措施，回报率就更高了。”经济咨商局管理中心前执行董事唐娜·达布尼说道。

然而维权股东通过玩弄回购和合并等短期收益技巧获得的收益是虚幻的。通常情况下，这些刺激股价的策略无法让公司从根本上促进经济增长，达不到公司在市场上表现出的吸引力。更有甚者，许多购买并持有的投资者，像巴菲特，会说几年的高收益率不算什么，公司应当为会长期持有公司股权的股东利益进行管理，而不是为了短期收益（实际上，巴菲特让库克忽略维权股东对更高回购的要求）。伊坎在个别投资上目光长远，如他从1998年开始持股菲利普服务公司，但这并不多见。并且，虽然伊坎本人很成功，但真正让激进主义账面上表现突出的是几桩大公司的交易，这些交易让他出了大名，而且他也确实推动了这些公司股价上扬。“较高平均提高值是由数量相对较少的几次维权股东投资带来的股价大幅度上涨拉高的。”一份花旗金融战略与解决方案小组在2013年的报告中如此解释。企业维权股东从2009年开始的目标公司中，实际表现低于收购后一年内股市回报率市场标准的占微弱多数。[42]

不过这也足够诱惑急于实现承诺的养老基金公司了。经济前景显然激起了更多对积极主义的兴趣，美国加州教师养老基金的管理负责人安妮·希恩说。这家养老基金管理超过1800亿美元，拿出了更激进的提案，要求改革企业战略以提高收入。其激进主义背后的主要原因，是要在经济增长挣扎在2%的情况下获得6%的长期回报率非常困难。

例如在2013年，养老基金公司强迫铁姆肯公司，一家有114年历史的俄亥俄钢铁和轴承制造商拆分。铁姆肯公司的创始人一家掌握大量股权，（据某些投资者所说）董事会代表权不成比例。它在此事上的合伙人是维权股东的关系投资者基金。这家公司由拉尔夫· V·惠特沃思领导，此人曾与企业狙击手T·布恩·皮肯斯合作，经验老到。虽然铁姆肯提出公司保持一体最好，但两个投资机构认为拆分能为股东创造更多价值。[43] 短期看，他们是对的。市场喜欢干脆的拆分。分拆后，铁姆肯马上股价飞涨，投资者大赚一笔。然而，就像在第三章中解释的一样，公司股价本身并不能作为好的标准来评价公司的长期经济增长潜力—以及创造能让更多人分享的财富能力。在拆分两年后，人们认为两家更小、竞争力较弱的分公司已经为收购做好准备，铁姆肯股价大跌。铁姆肯家族五代运营，成功打造了炫目的资产负债表、资金充足的养老计划和手头的大笔资金，结果不过是使新公司成为任人采摘的大桃子。（毕竟这些资产正是私募股权投资者收购公司时看中的资源。）事实上，在拆分之后，两家新公司已经开始削减资本和养老金支出，同时提高了股权回购。这些手段曾被铁姆肯家族运营时的董事会批评为金融工程。

铁姆肯家族绝不是同情心过剩的自由主义者。公司的首席执行官小沃德· J“蒂姆”铁姆肯是一名共和党人，在公司拆分前3年薪酬差不多2500万美元。这是吸引养老基金会的事情之一。养老基金会急于遏制企业薪酬福利，急于投入战斗。[44] 但铁姆肯公司同时还以与当地工会合作、向员工投资、能不外包就不外包而闻名。这是扎根于当地社区的一部分：当你的名字成为学校教学楼名字时，你很难做出只有利于华尔街的决策。这种“本土化”可能会造成股票价格估值过低，但它一定整体改变了家乡俄亥俄坎墩的命运。毕竟，美国政府数据显示，一家铁姆肯这样的制造业公司挣出的1美元增长会在当地转化成额外1.37美元的其他方面支出。[45]

上市公司和私营公司行为、态度和增长轨迹之间惊人的对比展示了美国上市公司和领导承受的最大化短期收益的压力。这些压力来自各个方面：投资机构、养老金散户、维权股东，甚至还有希望提高资产价格，让选民感觉自己更加富有的政客（虽然选民的工资数一如既往）。考虑到美国实体经济的竞争对手中，由没有这种短期压力的家族创办的新兴市场大鳄越来越多，另外还有总部在德国等地的外国私营企业，这个问题严重削弱了美国的竞争力。实际上，这两组竞争对手近年来都从美国同行手中抢占了全球市场份额。这并不让人吃惊。史密瑟斯说，“对股东最有利的就是对当地经济最有利的这种说法完全错误。我认为许多人在逃避这个话题，因为这场辩论的存在违背了太多的既得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