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坎与维权股东的崛起

卡尔·伊坎是华尔街最富有的人，可能也是世界上最令人闻风丧胆的企业狙击手。他拥有一个让人称奇的天赋：模仿。伊坎能活灵活现地模仿所有人，从他早年当期权交易商时试图解雇他的堪萨斯石油大亨（“卡…尔，我爱你呀，但我得辞了你啦，好给我侄子腾地方”），到伊坎帮助过的一位贵族，在他手头紧的时候伊坎帮他脱手了一批德士古公司的股份（“我说，‘罗伯特爵士，我听说你遇到点困难’，然后他说，‘可不是嘛，可不是嘛。’”伊坎完美地模仿出紧咬着牙的样子），到一边在汉普顿豪宅中享乐一边抱怨靠救济金生活的人的花瓶妻子，再到他的母亲。但当我有一次让他模仿苹果首席执行官库克的时候，他拒绝了。“不啦，我装不了库克，我只能模仿疯子。”[1]

当然，有些人认为库克就是疯子。他听从了伊坎的意见，后者花了几年时间劝他以股份回购的形式将越来越多的资金回馈给投资人，而不是用苹果囤积的2000亿美元投资到研发部门或产品开发中去。这提振了苹果的股价，让苹果的投资人财富升值，其中恰好包括伊坎持有的苹果价值70亿美元的股份。在2015年4月，伊坎的努力得到了回报，比他想象得更加丰厚。苹果凭借iPhone在中国的销售利润得到了充足资金，将红利提高了10.6个百分点。这是历史上非金融公司做出的最大提高。苹果还宣布了史上最大的企业股息：在2015到2017年间，苹果将以红利和股份回购的形式回馈超过2000亿美元给伊坎这样的投资者。不出所料，市场对这条新闻欢欣雀跃，苹果第7大股东亿万富翁本人也不例外。他在发布会后的收盘交易中仅1晚就赚了1.12亿美元，这还不算他在正常交易时间内赚的1.25亿美元。苹果的首席执行官库克在2015年1月握有这个科技巨头950767股，同样也大赚了一笔。[2]

固执己见的投资人日益强大起来，自称是“维权股东”，伊坎就是其中的一员。这种说法是一次聪明的重塑，这群人在20世纪80年代被称为企业狙击手。伊坎从那时就名列其中。除他之外，今天的著名维权股东还包括比尔·阿克曼、丹尼尔·勒布、大卫·艾因霍恩和尼尔逊·佩尔兹。他们风格迥异，提振自己插手公司股价的手段也有所不同，但他们有一个共同点，即他们正在接手一些美国利润最丰厚的公司。除了苹果，这些维权股东在过去几年中还确定了其他成功的大型公司作为目标，像戴尔、雅虎、陶氏化学、杰西潘尼、通用汽车、杜邦公司、西尔斯百货和惠普。随着这些维权股东变得越来越积极，股票回购和分红达到了历史峰值，这并不是巧合。

当伊坎这样的维权股东不信任公司的管理，希望公司采取另外的战略方向时，他们往往直接参与了公司事务。但苹果有所不同，伊坎声称自己推动回购和后续的股息支付并不是对库克的谴责。库克在2011年乔布斯去世后开始担任苹果公司的掌门人，伊坎在2013年对我说，“库克干生意干得不错，我认为不论他的做法是否符合我的意愿，他都很擅长经营业务。我并不反对他对这家公司的管理……只不过他们账面上钱太多了。”“苹果公司可不是银行”。

这种说法中包含的真相和意义可能比伊坎这匹《华尔街之狼》的原型所想象的更多。的确，苹果公司不是银行—至少从名字上看不是。但在许多方面，它表现得更像一家银行。这家史上利润最高的公司在过去几年中干了不少银行才干的事，包括通过企业债券市场向其他公司发放贷款、暗中像投资银行一样利用现金储备支持新债发行。[3] 然而有趣的是，它并未受到同银行一样的监管—这意味着在某种情况下，苹果进行这种交易的透明度更低，尤其是苹果没有通过公开市场，而是通过私募进行交易的情况下。（财政部在2008年的危机之后设立了金融研究办公室监控金融稳定，这所办公室的一位经济学家告诉我，不论是公开还是私募，都几乎无法通过公开文件判断苹果所持的公司债务是何种形式。苹果如果抛售这些债务，必将引起市场轰动。考虑到这些，这件事实在令人感到不安。）[4]

苹果还在海外银行账户中储备现金，这是过了时的老方法。此外，苹果进入公开市场的原因并非为真正投资而融资（苹果在1980年首次公开募股中融资9700万美元后就无须任何风险资本了）而是为了金融巫术。[5] 从2012年8月到2015年3月，苹果“回馈”了超过1120亿美元给股东，也就是伊坎这类人及库克还有公司的最高管理层。的确，这些收入的一部分流入了养老基金和普通百姓手中，但股票收益极大地充实了全美最富有的1/10的人。他们拥有苹果全部股权的91%。[6]

这件事情中很重要的一点是，这些投资者中的大多数，包括许多大型对冲和私募股权基金，从未向苹果的原始技术或生产性资产投入过一分钱。他们绝对没有向让公司富裕起来的创新能力进行过投资。向创新技术投资的主要是联邦政府，是联邦政府资助了许多让智能手机智能起来的技术，包括触屏、GPS、语音激活和互联网。[7] 投资维权股东也与设计或组装这些成了技术领域最终象征的设备毫无关系。这些工作是由硅谷的一群工程师和亚洲廉价劳动力完成的。然而投资人是从世界上利润最高的公司中掠夺了绝大部分利益的人。在2013年，苹果宣布将资本回报计划的规模扩大到原来的2倍，即1000亿美元，还包括史上规模最大的单一股份回购授权。这一计划将利益提高至2014年的1300亿美元，随后在2015年4月再次抬高至2000亿美元。如果伊坎能继续操作，这个数字还将继续增长。

惊人的是，苹果公司虽然手持美国企业10%的流动资产，但它交还给投资者的大规模支出中大多都是以企业史上最低利率“借来”的，目的是为了避免从离岸避税天堂中取钱并按照美国企业税率缴纳税款。发行债券以便向投资者转移资金，不仅为苹果公司节省了数十亿美元，更是几乎每次都能助推股价—因为股票回购人为降低了市场上的股票数量，尽管苹果公司并未通过真正的战略投资来改变公司的实际价值，比如技术研发、员工培训或其他任何能提高公司潜在的长期前景的方式。

苹果远非唯一通过应用这种金融工程的公司。从2004年开始，美国公司支出了惊人的7万亿美元用于回购股份，相当于利润的一半。[8] 从历史上看，当回购出现峰值时，增长放缓往往紧随其后。这是对当前经济的一个警告。此外，回购巫术还凸显了美国商业最讽刺的一点：美国最大、最富有的公司与投资人和资本市场的联系前所未有的密切，然而实际上他们并不“需要”任何资本。

所以苹果公司，这个世界上最受尊敬的公司之一，花费在金融工程和如何通过金融工程创造价值上的时间和精力，与花费在真正设计产品上的时间和精力几乎一样多。这个真相让人很不舒服，许多经济学家开始怀疑这与我们长期缓慢的经济增长有关。“伊坎和苹果公司的情况是一个绝佳的例子，证明金融市场不再关乎融资，而是关乎套利。”斩获诺贝尔经济学奖的斯蒂格利茨如此告诉作者。[9] 资金滞留在了错误的地点，流向了错误的人和事。苹果公司这样的企业赢家积累了大量现金，但他们并未选择缴纳税款或为员工涨薪（涨薪会巩固消费导向型经济），而是选择了将资金回馈给不大可能用这笔钱创造真正增长的投资者。毕竟，1%的人只能购买有限的几条名牌牛仔裤和奢侈手包。这些支出造成了股市上涨，实体经济却停滞不前。

幸运的是，如今这个问题成了国家政治辩论的前沿话题。从马萨诸塞州的参议员伊丽莎白·沃伦到总统候选人希拉里·克林顿，他们领导人们谴责回购给美国竞争力造成的伤害。在2015年的一次演讲中，希拉里声称自己想要“认真审视”公司花在回购中的大笔资金。她认为这种趋势“没留出足够的钱来建造新工厂或实验室，或者培训工人，或给工人提薪。”[10] 沃伦回溯得更远，引用了如下事实：直到1982年，人们依然认为回购是非法的市场操纵手段。这是很关键的一点，尤其是考虑到在美国，企业可以在一个季度后才公开回购的事实（在中国香港和英国，企业必须在一天内公开），这意味着公司有足够的时间利用回购提振股价并在市场其余部分弄明白发生了什么或发生的原因之前套现。另外，回购享有税收优惠政策。然而回购往往恰好发生在错误的时间—在市场顶端而不是市场底层—企业基金本可以用在更有成效的地方，现在则被浪费了。[11] 最重要的是，回购代表财富保留在金融市场和资产组合的封闭循环中。这些资产组合隶属美国最富有的人，换句话说，回购并未促使美国整体创造的商业财富进行分散，而是促进了在金融市场本身积聚企业价值。在很多情况下，回购就是金融化的定义。

当然，也许有人会说企业巨擘敛聚的财富也会创造价值，因为这些资本家会创办和投资公司，这些公司会创造就业。大部分金融家和高管（包括创业家）是我们经济体中真正的“企业家”，这种观点显然是天方夜谭，本书简介中引用的研究就是证据。苹果公司和美国其他出口导向型商业巨头也许赚得盆满钵满，但根据一个美国外交关系协会进行的颇具影响力的研究，从整体上看，至少从1990年起他们就几乎没有创造净新增就业。[12] 这主要是因为，虽然在过去的几十年中美国经济增长、企业盈利和信用环境起起落落，美国最大的公司在那段时间整体上每年在实体经济—真正的工作、真正的货物、真正的服务—中的投资不超过他们总资产的1%-2%。[13]

这种生产性投资的缺乏与银行贷款、GDP数据、中国崛起、欧洲败局、政府收紧监管或国内党派政治无关。我们这代最大的经济难题—为什么美国公司不把账面上的2万亿现金（其中大多数在海外）投入到工厂、工人和工资中—其实答案很明了：他们利用这些钱去提振市场，从而让那1%的人更加富有。

这不仅仅是社会正义问题。你并不需要认定不平等是道德问题就能看出，这种财富聚集对经济增长不利。很多数据显示富人和富有的公司一样，倾向于囤积现金（在银行账户中、股票、债券等）而不是消费。当财富大部分进入前1%的人手中时，它们停留在了上述金融市场闭合圈中。总的来说，它们并未（虽然与声称的相反）慢慢流入到能制造实体经济增长的“新”投资—商业、工厂和就业中。金融市场不应当是这样运行的。它们应当将资金聚集到“新”的资产和投资中。金融化最大的讽刺就是，它让金融更糟糕了。

我们怎么会沦落到如此地步，让金融市场成了主要让富人更富的封闭系统？这是转变的一部分：从企业保留收入并将之重新投资的系统转变成公司将利润几乎全部再分配给股东并裁减其他一切—人力、工资、促进增长的资本投资和税收贡献—的系统。这个转变得以发生部分要归功于取代人工的技术和全球化，但根本上还是要归结于经济中普遍的短期利益和以资产负债表为主导的思维方式。英格兰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当今金融化主题中最深刻的思想家安德鲁·霍尔丹说，“金融化污染了整个实物投资过程、劳动力市场和企业的创新周期。”“它对实物投资和人力资源（意思就是工厂和工人）造成的损害极其重要，这就是拖累经济增长的主因。”[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