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说“我们都是姓‘共’”

1940年8月13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和谭政致电彭德怀、聂荣臻、彭真、杨尚昆等，指出“共产党领导的军队中的政治工作，在抗战中应有其独立性。这种独立性是根据党的政策与共产党在民族斗争中的独立性而来的”，“我们应当使军队的政治工作变成实现党的每个政策的有力武器”。

1942年，全党进行了整风运动。毛泽东指示，以“古田会议”决议当作教材，在部队开展肃清军阀主义和教条主义的运动。

1942年1月23日，毛泽东给谭政、莫文骅（原留守兵团政治部主任）写了亲笔信，要他们“将四军九次大会决议多印数千份，发至留守部队及晋西北部队，发至连长为止，每人一本，并发一通知，叫他们当做教材加以熟读”。八路军留守兵团于4月6日发出训令，要求全体指战员认真学习和贯彻红四军第九次党代会决议的精神，加强部队建设。

1942年5月13日，为加强边区部队统一领导，中央军委决定组建陕甘晋绥联防军司令部。贺龙任司令员，关向应任政治委员。（关养病期间，由高岗代理）联防军司令部于6月10日在延安成立。

1943年1月，党中央决定成立联防军政治部，任命总政治部副主任谭政兼联防军副政治委员、政治部主任。

这时候，中共中央西北局在延安召开了高级干部会议，又叫做陕甘宁边区高干会。会上，谭政就军队中的军阀主义倾向作了检讨。谭政这个检讨报告的稿子，是仿照“古田会议”决议的格式起草的。他先分析了军阀主义残余的各种表现、危害和产生的原因，同时提出了纠正的方针政策和要求。

谭政（右四）和贺龙（右三）、萧劲光（左三）等联防军领导干部合影

随后，毛泽东召集联防军主要领导参加会议，讨论了部队政治工作问题。

出席会议参加讨论的有：

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司令员贺龙

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副司令员兼参谋长徐向前

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副司令员萧劲光

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谭政

讨论暴露出了军队中的重大原则性的问题——军阀主义倾向和教条主义倾向，也暴露出军队政治工作中的一些问题。

从陕甘宁边区到全国各抗日根据地，粮食歉收。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军采取毒辣的“杀光、烧光、抢光”的“三光”政策，对各抗日根据地实行残酷的大扫荡，企图消灭八路军和共产党。这时候，国民党反动派不仅不抗日，反而掀起大反共的高潮，对陕甘宁边区加紧军事围困，实行经济封锁。

针对这种严重的形势，延安军民开展了大生产运动。《兄妹开荒》的秧歌戏，陇东民歌《军民大生产》，郭兰英高唱的陕北民歌《南泥湾》，正是延安军民大生产运动的写照。

在延安大生产运动中，谭政常常领着总政治部机关干部上山开荒种地，经常到南泥湾王震同志的三八六旅生产部队检查工作。对此，王震也常和谭政开玩笑说：“要是总部吃不饱肚，就来我这江南南泥湾‘度荒’吧！”

延安大生产运动，暂时解决了当时严重的经济困难，形势开始有所好转。

这时，陕北已经进入了严冬，刮起的西北风把窑洞外面黄土高原上沙土抽了起来，遮天蔽日。窑洞里面的毛泽东，还是留着长发，穿着那套打着补丁的棉衣，脚上穿着一双大棉鞋，在窑洞里背着手边走边思考着。

1944年4月，谭政等联防军领导人与三五九旅高级干部会议的干部合影。前排左起：曾涤、王恩茂、贺龙、谭政、萧劲光、王震、张经武、甘泗淇、苏进

此时，不远处，一位身着八路军灰布大衣的人，正穿过大风刮起来的黄土风沙，向毛泽东住处走来。这个人就是谭政。毛泽东等候的人到了。

毛泽东和谭政泽东亲切握手后，便和谭政围坐在木炭火盆的一旁，攀谈了起来。他们正在研究在抗日战争大反攻前夕这个关键的历史转折时期加强军队建设的问题。

“谭政同志，你考虑过在陕甘宁边区党、政、军、民、学各界高级干部整风会议上，揭露和批评军队那些问题的严重性吗？尤其是军队本身存在的军阀主义倾向，以及官兵关系、军民关系种种矛盾的劣根性等问题。”

谭政低头不语。

他一边聆听毛泽东的指示，一边深思军队中产生这些问题的后果，心里感到内疚，暗中责备自己在第一线“指挥”工作中的失职。

毛泽东说道：“你在高干会上检讨军队方面关于军阀主义倾向的报告，我看过了，提出了纠正的方法和要求，这都很好。但那恐怕只是军队问题的一个方面。我的想法，要把整风运动中揭露出来的错误的思想倾向，还有会议中提出批评的在军队和党的关系、军队和政府的关系、军队和人民群众的关系，以及军队本身内部关系上的官兵关系、上下级关系、军事工作与政治工作的关系、各部分军队之间的关系，等等方面的问题，凡是存在的缺点，都应该在整风运动的基础上，通过民主检查大会加以揭露，从而纠正不良现象，平复不满心理，造成军队内部亲切友好团结的空气。激发官兵的积极性，提高部队战斗力，迎接即将到来的大反攻高潮！”

“是的，主席，在军队政治领导方面，我的缺陷很多，比如出现一种倾向，只考虑解决纠正某一种倾向，没能认识到一种错误倾向和另一种错误倾向的关系，以及各种错误倾向的根结。”谭政回答道。

中国抗日军政大学（红军大学）校址

“但是，谭政同志，你不要有压力。”毛泽东接着说道，“军队工作，有一个时期我抓得不够，如果说政治工作中出现一点偏差的话，我这个代理总政治部主任是先要负责的。打屁股板子，也应该先打我的，你说是不是？”

两个人亲切地谈着。

“谭政同志，你还记得井冈山上要打陈伯均屁股板子的事吗？”毛泽东问道。

“记得，那次，我还以为陈伯钧真要挨屁股板子了。”谭政笑着回答说。

“说是那么说，哪能真打呢？”毛泽东说，“值得庆幸的是，通过整风运动、民主运动，把问题揭露出来了，我们工作中的缺点也暴露了，这是好事，是整风运动的一大收获。部队的民主运动开展起来了，各种错误倾向暴露出来，要我们去认识，去解决，你说，这不是天大的好事吗？”毛泽东接着说道。

听到这里，谭政心里豁然开朗。

“那么，谭政同志，你回去就做些准备，把整风运动中、高干会上对军队方面提出的那些意见理一理，再在部队里开展一个民主运动，对各级领导的错误揭露一番。你带机关干部再深入部队作些调查研究，写成报告，提出改进的办法来！”毛泽东对谭政说道。

1937年7月毛泽东在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作报告

“啊！你们兴致这么高哟！”周恩来到毛泽东的住处来了。

毛泽东、谭政都站起来，和周恩来握手。

“我在和谭政交谈，要他起草并在西北局高干会上作一个《关于军队政治工作问题的报告》，把军队这个历史时期暴露出来的问题解决一下。”毛泽东对周恩来说道。

“我很赞成。我也是为这事来的。谭政同志，报告可以仿照主席1929年为红四军九次党代表大会起草的那个‘古田会议’决议案，要分析各种错误思想倾向的表现、危害和产生的原因，还要提出纠正的方针和要求来。这样，才能形成像‘古田会议’决议案那样的历史文献。”周恩来补充指示说道。

“对的。不要着急，花点时间好好考虑考虑，先起个草稿，多方征求意见，多改几次，会成功的。恩来同志主持中央书记处的工作，稿子写成，先送恩来审定，提交书记处讨论。”毛泽东说道。

“不行，谭政同志，稿子写成还是先请主席修改定稿，再提交书记处。”周恩来马上接过毛泽东的话说道，“既然《关于军队政治工作问题的报告》由谭政同志起草，并确定由他作这个报告，我就先走一步了，你们接着谈吧！”

谭政接受在大会上作《关于军队政治工作问题的报告》的任务，深感责任的重大。他根据自己掌握的情况，向毛泽东提出了许多问题，与毛泽东商讨决策。

“你在想什么呢，谭政同志？”毛泽东开口问道。

“主席，今天我们讨论的问题，使我想起了13年前的1929年，也是个大冬天，咱们两个人，围着炭火盆儿谈天，谈了一个白天，又谈了一个通宵，后来你执笔起草，我帮您抄写，形成了‘古田会议’决议案，保证了红军的发展壮大，打出了今天抗战的这个新局面。可真不容易呀。”谭政动情地说道。

“我也想起了福建古田那个时候的情景，想到一块儿了。”毛泽东说道。

这时，警卫员端着饭进来了。

“该吃点东西了，不然的话肚子又要开船了。”毛泽东风趣地说道。

“什么好吃的？”谭政问道。

“好吃！好吃！辣子炒苦瓜。”毛泽东先夹了一筷子菜，边吃边说道，“你这次在高干会上的报告，不仅要解决官兵关系的问题，还要检讨军民关系，检讨军队和地方党、政府之间的关系……”

“主席，今天来你这里，肚子喂饱了，脑子里也装满了你的教导。该回去了，回去，好好消化消化！”谭政高兴地说道。

毛泽东和谭政握别，亲自把谭政送出门。

突然在院子里停留下来，毛泽东问谭政：“你今年有多大岁数？”

“38岁了。”谭政回答。

毛泽东说道：“孔夫子说过‘三十而立’，你是快40的人，那早就该‘立’了。”

谭政以为毛泽东在鼓励他承担起草《关于军队政治工作问题的报告》的任务，回答说：“是。”

可又见毛泽东用右手食指在左手心里比划着，就再等候着毛泽东的问话。

“我知道你原来的名字叫谭世名，可你注意过现在的名字——谭政吗？”毛泽东又问道。

“这个我不曾想过。”谭政回答道。

“你数一数‘谭政’两字是多少笔画？”毛泽东说道。

谭政也用手指在另一手心里比划着数着笔画：“28！”（此处指繁体字“譚政”的笔画）

毛泽东接着说道：“那你再数一数我‘毛泽东’三字多少笔画？”

谭政又在自己手心里数了“毛泽东”的笔画数：“也是28呀。”（此处指繁体字“毛澤東”的笔画）

紧接着，毛泽东说道：“咱俩从井冈山——长征——延安，共事15年有余了，大概你没有想过这一个十分简单的数字。好哇，这28不平常啊！”

谭政静听着毛泽东后面的话：“你看，共产党、共产主义的‘共’字，不就是廿八吗？”

谭政恍然醒悟过来，会心地笑了。

毛泽东停顿一下，又说道：“我们都是姓‘共’嘛，做了共产党的人，都是信仰共产主义，并为实现共产主义在奋斗呀！”

一个“共”字，把毛泽东、谭政两人紧紧联结一起。

这也是毛泽东委托谭政在西北局高干会上作《关于军队政治工作问题的报告》的用意。

1944年4月，谭政受中共中央委托，在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等主持和指导下，起草并在西北局高干会议上作了《关于军队政治工作问题的报告》。《报告》总结了红军和八路军、新四军政治工作的经验，结合抗日战争时期形势和任务的变化，论述了人民军队政治工作的性质、地位和基本方针、原则，并提出了改革政治工作组织形式和工作制度的意见，阐明了对待政治工作传统应持的明确态度。

1944年4月20日中央宣传部、总政治部《关于学习和散发谭政“关于军队政治工作问题的报告”的通知》中指出：

“谭政同志1944年4月11日在西北局高干会上所作关于军队政治工作问题的报告，是八路军、新四军政治工作问题的全面总结，其中关于发扬成绩，纠正缺点部分及组织形式、工作制度部分，都是八路军、新四军全体适用的；关于边区经验部分，亦值得全军重视。八路军、新四军连级以上一切政治工作、军事工作、后勤工作干部，应一律将此件作为整风文件与固定教材，加以研究讨论，并须联系实际，改造自己的思想与工作。对于文化程度低的干部与全军战士，则应根据这一文件精神与各部队中存在的具体问题，编为通俗教材，进行普遍的教育与检讨。”同时指出：“这一文件，不但特殊地解决了军队政治工作问题，而且也一般地解决了我党历史经验、领导方法与工作作风上的许多问题。为了指导和协助各地军队工作，全党干部亦应研读这个文件。”

同年10月1日，总政治部再次发出《对研究谭政同志政工报告的意见》的指示，指出：“谭政同志关于军队政治工作报告，给了各地总结与改造自己的工作以很大帮助。全军各部队应根据这个报告的精神，在检查与改进自己的工作过程中，曾经发现哪些问题，有些什么经验教训，盼多做些调查研究，并将典型向总政治部作出详细报告。”后来，中央军委总政治部又将各部队执行结果，从政治工作领域的10多个方面进行了总结，并且编印了《连队工作》、《军民关系》、《官兵关系》、《实行群众路线》、《领导方法与领导作风》等专辑，向全军推广，使八路军、新四军部队的思想建设和政治工作，出现了一个崭新的局面。

1978年5月29日，叶剑英元帅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说：

“谭政在西北局高干会上作的《关于军队政治工作问题的报告》，是继古田会议决议之后我军政治工作的又一历史性文献。它肃清了王明路线在政治工作上的影响，发扬了优良传统，进一步提高了我军政治工作的威信和地位。……正是在这个基础上，充分地发挥了政治工作的作用，使我军经受住严酷的战争的考验，赢得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

1945年，谭政参加了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筹备工作。出席了4月23日至6月11日举行的中共七大，并被选为中央候补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