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哲学与“乐观世界”的远景幻想

凯恩斯《就业通论》的主旨在于，探索资本主义经济病症的“根源”，通过审慎而正确的政府干预，驯服经济危机，达到并保持充分就业。他是袭用马歇尔的短期经济分析来完成这一探索的。与此同时，在该书末章“结语：略论《通论》可以引起的社会哲学”中，他论述了关于资本主义经济“乐观世界”远景的预测问题。

凯恩斯关于资本主义“乐观世界”前程长期预测的论点，是以经济病症的短期理论分析为基础而演化出来的。他认为，投资增加，资本边际效率有递降的趋势，而利率下降比资本边际效率下降为慢，于是他把利率看成投资增长的极限。这样，货币利率就对投资和就业的增加起着阻碍的作用。他从这个论点出发，进一步引申出“食利阶级消亡的理论”。

他摒弃资本的生产性的观点，认为利息是单纯依靠财产所有权而取得的，并不是真正牺牲的代价；取得利息收入的人并没有执行社会生产之必要的职能。他认为，资本主义体系之中有坐收利息阶级，乃是一种过渡时期现象。通过政府干预和调节，“充分就业”维持30年左右，资本财富大量积累到不再稀缺，利息率逐渐下降到零。这须和平地、慢慢地实现，也就是金融资产阶级无疾而终。食利阶级一经消亡，资本主义便将大大改观，不再需要革命。这使阶级关系发生一次“小革命”⁽²⁰⁾。它是一个试图代替马克思主义的方案，它的基本目的在于消除资本主义最严重的缺陷，而同时又永葆产业资本主义的青春，从此进入“乐观世界”，贫穷就会消失，文明生活就可能开始。

凯恩斯这种论点貌似新颖，实际上却是十分肤浅而错误的一种痴心妄想。他的嫡传弟子琼·罗宾逊对这个“乐观世界”评价说：“他沉湎于一个乐观世界的幻想”。⁽²¹⁾这确实是一个十足的垄断资产阶级“乌托邦”幻想。他面对自由放任资本主义的经济萧条和失业严重，极度悲观，这是缘于他的现实感，而对政府干预的“疗效”却无限夸大，竟致对资本主义前程盲目乐观到如此荒唐可笑的境地，这是一种严重的虚幻观。关于这个虚幻论点，下面第十一章介述他的利息理论时还要再加评议。

凯恩斯上述幻想境界的具体论证，是他在20世纪30年代中期就业一般理论正式形成以后才编造出来的。实际上，他早就存在着资本主义经济“丰裕和有闲”理想境界的幻想，只是当时在说法上显得十分模糊，完全没有涉及就业与生产增加的极限问题，以及食利阶级逐渐消亡问题而已。例如，早在1930年，他在《经济前途展望》一文中，对这个“乐观世界”的经济前程展望就有过如下的一些模糊论述⁽²²⁾：

本篇的主旨……是使我自己摆脱近视的看法，把眼光放在比较遥远的将来，对于百年以后我们经济生活的水平，可以作出些什么样的合理预期呢？在我们孙子一辈，经济上会有些什么可能的发展呢？

我得出的结论是，假定此后没有大规模战争，人口没有大规模的增长，经济问题在一百年以内可能获得解决，或者至少在百年以内可以有解决的希望。这就是说，如果我们把眼光注视到比较遥远的将来，就可以看到，经济问题并不是在人类中永远存在的问题。

我们是明明白白地天生来靠我们最深刻的直觉和全副精力来解决经济问题的。一旦经济问题解决了，人类就失去了它的传统目的。

到了那个时候，人类自入世以来第一次，将碰到他的真正的、永久性的问题。问题是：从迫切的经济顾虑中获得解放以后，怎样来利用他的自由？……怎样来消磨他的有闲光阴？怎样使他贤明而又惬意地生活下去？

富裕而多闲的环境……到那个时候，将为我们自己制定完全属于另一种形态的生活计划。

当经济富裕的境地已经达到，财富的积累已经失去了高度的社会重要性时，社会的风尚也将发生重大变化。

当我们达到了那个经济富裕的境地时，在我看来，在宗教中和传统品质中那些最确切不移的原则，就可以重新获得真正的重视。……那时，……我们所得的将不在于是否有用，而在于是否善良。那时我尊崇的将是这样一些人，他们能抓取当前的顷刻，作尽善尽美的利用，他们心情愉快，对事物能从中获得直接享受，他们既不是辛苦如马牛，也不虚度岁月，那才是神仙中人。

但是要注意！所有这一些，实现的时间现在还没有到。

当然，这是要逐步实现的，不是突然来一个大变动。

综括上述，凯恩斯对资本主义经济社会的前景，早就充满着“丰裕和多闲”美妙境界的描述。这是他的前述“乐观世界”幻想在思想形成过程中的前奏曲，也是他那独特治学风格之一的极端乐观主义的一项“得意杰作”。但是，资本主义制度绝不可能会是这样前程似锦。说到底，凯恩斯这样的美妙预测只不过是他独特的狂想曲而已，确实没有什么理论意义和实际价值。

不过，尽管他在利息理论方面抱着这样那样的错误论点，但毕竟承认了资本主义生产的局限性，说出了利息是不劳而获的收入，而且倾向于同情劳动价值学说（尽管在内容上混杂不堪，而且极端错误地把雇主的“个人劳动”包括在他的所谓“劳动”之内），这是他胜过其庸俗前辈、同辈和许多庸俗后辈的，仍然值得肯定。

*　　*　　*　　*

综括上述，凯恩斯生不逢时，特别是他的后半生，生活在20世纪前半期资本主义危难深重阶段，经历过两次世界大战的空前严重破坏，英国20世纪20年代独特的长期慢性萧条、20世纪30年代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大危机中风雨飘摇的危殆局势，他高度关心政治，热爱大英帝国（后来是大英联邦），坚决维护资本主义制度，忧心忡忡，苦心焦思，以救危扶倾为己任。

在这种历史背景下，凯恩斯成为20世纪最著名、有着深远影响，并且具有独特格调的一个垄断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家。他集多种独特格调于一身，它们是：

第一，他的一生，是高度关心政治，将治学与从政两种生涯紧密加以结合的一生。他兼具经济学家和政论（政治）家两重身份的独特风格。他研究经济学，不论是撰写论文、小册子或专业著作；不论是编制方案，还是建立理论或学说都具有浓厚的实践意义，从来不是为学术而学术，他绝不孤傲自赏，安于象牙之塔的“纯”学术生活。

第二，他的一生，是探索、探索、再探索经济发展中的障碍，以及如何解除这些障碍，编制一系列救治方案，提供政府采择实行的一生。从20世纪20年代起到20世纪40年代的20余年间，他先后编制过两个货币调节方案，一个以财政干预为主导的需求管理方案，以及一个战后国际清算同盟方案。后两个方案确实发挥了实际的效应。

第三，他的一生，是他为解救经济困境，同论敌勇敢投入论争的一生。从《和约的经济后果》揭开他的“争辩”生涯的序幕起，到《货币改革论》、《货币论》而《就业通论》，凯恩斯在一系列辩论战役中，始终居于“异端派”的地位，向当时保守主义的经济政策及传统经济理论猛烈开火。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和战后初期，为重建战后国际货币金融体制以及商借美国债款，又在国际金融会议中，在美国借款谈判中，同谈判对手展开激烈的争辩和折冲，而在英国国内又须在议会中对各种质询和责难，进行针锋相对的答辩和解释。在20多年论争生涯的过程中，从“异端”逐渐转变成“正统”，进而确立“权威”地位，享受勋爵荣誉，受到英国统治阶级的青睐和奖赏。凯恩斯长期操劳过度，健康情况恶化，终致一病不起。因此，可以说，凯恩斯的一生，也是为英国和资本主义制度的前程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一生。

第四，凯恩斯的一生，以其国内经济病症救治方案的“三部曲”而言，在探索经济发展中的障碍和寻求解救对策方面，是完全抹煞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这个根本因素，而仅在一些次要因素、现象形态的框架内兜圈子的一生。1923年《货币改革论》型货币调节方案和1930年《货币论》型货币调节方案固然是这样，1936年《就业通论》型以财政干预为主导的需求管理方案也完全是这样。唯其如此，凯恩斯尽管确认了“有效需求不足”这个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病象，但在病根的诊断上，并未寻到真正的深刻根源，而只是把一些次要因素、表象形态拼凑成一个庞杂的理论体系而已。

确实，同当代其他庸俗经济学说相比，凯恩斯的就业一般理论，不论在理论体系上，还是在政策措施上，是比较符合20世纪30年代经济大萧条的实际需要一些。因此，它自问世以后，逐渐受到垄断资产阶级的青睐和重视，从“异端”转变为“正统”，达到鼎盛高峰，对战后经济增长取得了相当良好的成效。但好景不长，长期推行使凯恩斯主义就会走向反面，恶果累累，特别是国际性的“滞胀”问题十分严重，它再也继续不下去了。于是在它的发源地的英国，典型实验场的美国，在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它从“政府经济学”的宝座上相继垮台，在其他各国也先后遭到摒弃，从此转趋衰落，最近又以新凯恩斯主义的名义走向复兴。这是凯恩斯经济学说在半个世纪以来从兴起到鼎盛，转趋衰落，然后又走向复兴的独特发展过程。这种兴衰转化绝不是偶然的。促使凯恩斯主义取得胜利的因素中，同时孕育着导致它趋于失败的种子。此中利弊得失，是非曲直，将在本卷第十四章另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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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他在《就业通论》中把“半通货膨胀”同“真正（绝对）通货膨胀”区别开来。从这本著作可以证明：他毕竟不是真正通货膨胀的主张者。

(2) 哈罗德（R．P．Harrod）：《约翰·梅纳德·凯恩斯传》，1951年纽约英文版，第489页。着重点是引者加的。

(3) 凯恩斯：《劝说集》，蔡受百译，商务印书馆1972年版，第243～244页。

(4) 凯恩斯：《劝说集》，蔡受百译，商务印书馆1972年版，第243～244页。

(5) 凯恩斯：《劝说集》，蔡受百译，商务印书馆1972年版，第258～259页。

(6) 凯恩斯：《劝说集》，蔡受百译，商务印书馆1972年版，第244～245页。

(7) 凯恩斯：《劝说集》，蔡受百译，商务印书馆1972年版，第244～245页。

(8) 凯恩斯：《劝说集》，蔡受百译，商务印书馆1972年版，第226页。重点是原有的。

(9) 凯恩斯：《劝说集》，蔡受百译，商务印书馆1972年版，第224页。

(10) 阿提拉是5世纪时匈奴可汗，自号“上帝的刑杖”，曾据有欧洲中部，侵入罗马帝国。

(11) 凯恩斯：《劝说集》，蔡受百译，商务印书馆1972年版，第226页。

(12) 凯恩斯：《劝说集》，蔡受百译，商务印书馆1972年版，第226页。

(13) 凯恩斯：《劝说集》，蔡受百译，商务印书馆1972年版，第231页。

(14) 凯恩斯：《劝说集》，蔡受百译，商务印书馆1972年版，第253页。

(15) 凯恩斯：《和约的经济后果》，1920年纽约英文版，第278页。

(16) 凯恩斯：《和约的经济后果》，1920年纽约英文版，第289页。

(17) 《列宁全集》第31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195页。

(18) 哈罗德：《约翰·梅纳德·凯恩斯传》，1951年纽约英文版，第462页。着重点是引者加的。

(19) 后来把这份纲领改为“关于扩张计划”，收集在其《劝说集》中。此处引文见《劝说集》，蔡受百译，商务印书馆1972年版，第103～104页。

(20) 狄拉德称它为“小革命”。参见狄拉德：《凯恩斯经济学》，陈彪如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145页。

(21) 琼·罗宾逊：《经济理论的第二次危机》，胡代光译，载《现代国外经济学论文选》第1辑，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11页。

(22) 此文载凯恩斯：《劝说集》，蔡受百译，商务印书馆1972年版，第269～281页。这里所引凯恩斯原语，顺次见下列各页：第270、274～275、276、277、278、28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