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和学校教育以及经历

梅纳德·凯恩斯于1883年6月5日出生于英国剑桥城一个中产阶级典型的剑桥式家庭。

他的父亲尼维尔·凯恩斯（Neville Keynes）是剑桥大学一个有名的伦理学家和经济学家。1892—1911年曾担任剑桥大学地方考试委员会和校委会的秘书，又长期担任过大学部注册课主任。他最重要的著作是1884年出版的《形式逻辑》，曾多次再版。但在经济学家们看来，倒是他所著的《政治经济学的范围和方法》一书更为著名。这本书大体上是属于老一辈经济学家的著作。他是A．马歇尔的学生和同事，也是A．马歇尔及其新一代的亲密朋友。

他的母亲维尼尔·凯恩斯夫人热心于公共事务，在剑桥做过治安推事、市参议员和市长，一向有她自己的事业，并非只是当妻子和母亲而已。

他是三个孩子中的老大，在儿童时期充分享受了这样一个家庭所能提供的各种有利条件。他敏捷、聪慧、活泼，但绝不是什么神童。他的爱好从小就是在思维方面，他的玩具是理想，而不是布娃娃。据说，他从父系和母系两个家族吸收了不同的天赋素质。具有坚毅特质和学术素养的父系家族所赋予他的是精确的思维，对条理细节的欣赏，现实的看法，也许还有对优裕生活的爱好。至于思维敏捷迅速，善于举一反三地推断，以及对事物的特质与其不可避免的发展趋势具有几乎是女性的敏感等素质，却是更聪慧的母系家族所赋予的。

他在8岁时进入剑桥的圣·费思小学，踏上了这一类儿童通常所走的教育道路。在小学阶段，成绩优秀，数学成绩尤为突出。后入伊顿公学，他的数学才能一鸣惊人，该校所设置的各种数学奖金都集中到他的名下。

在他的早年教育中所受到的影响方面，家庭的熏陶作用固然不小，但伊顿公学的影响显然更大。伊顿公学给了他追求知识的信心和力量。正是在丰富多彩、无拘无束的伊顿环境里，他多方面的兴趣才能顺利地得到发展。

从伊顿毕业后，他以数学及古典文学奖学金进入剑桥大学的皇家学院，主攻数学。但他的兴趣是多方面的，且主要在于介乎数学和哲学之间的边缘领域。对一些哲学问题，他是通过父亲及父辈的熏陶而有所了解的。在这个阶段，他对政治方面有浓厚兴趣，他的政治理论修养已经远远超过一般学生。他对政府问题特别感兴趣。他撰写政治学说的论文，参加学生会的辩论，所有这一切都取得了新的现实意义，并且对凯恩斯的一生经历和抱负的定型有着重大的影响。首先，这使他看到“文官”的道路，而不把纯数学家的学术生涯当作他一生事业的出路。其次，这使他以后研究问题和解决问题时，都是从政府的角度出发去进行考察。凯恩斯后半生所设计的各种经济救治方案，从来都不是为学术而学术，而是为了要政府采用这些方案，去解决当时的实际经济问题。他这样关心实际政治问题，是一种十分重要的思想倾向，同他早年放弃纯数学的象牙塔生涯，改应文官考试，以及后来终身为英国厄困乃至资本主义危难出谋献策，心力交瘁的志趣是一脉相承的。同时，这种思想倾向同他日后在学术风格上的务实精神，也是密切相关的。

1905年，他参加全校数学优等生考试，名列第十二名。成绩虽好，但并不突出，不免有些失望，这就促使他决心不参加数学优等生考试的第二试。他一度心血来潮，想参加经济学优等生考试，抱着这个目的，读了不少经济学的书籍，在这个领域内涉猎很广，可是最后他决心参加文官考试。

参加文官考试的决心，使他这一生的历史为之改观，关系十分重大。正是为了准备考试，在剑桥的第四年度，他才正式接触到剑桥的经济学。这一考试的科目颇多，除数学外，还选考政治学、伦理学、哲学、逻辑学、心理学以及经济学等。为了准备经济学，他听过马歇尔的课。马歇尔对他的才华焕发具有预感。在他的一份试卷上，马歇尔写了这样的批语：“这是很有说服力的答案。深信你今后的发展前途，绝不会仅止于一个经济学家而已。如果你能成为那样一个经济学者，我深感欣慰。”这就使他成了马歇尔的得意门生。

文官考试揭晓，他高中第二名。这不仅有些出乎他自己的意料之外，而且也是他的父母始料不及的。英文论文、逻辑、心理学、政治学等试卷都是最优等，“牛津式”的哲学论文得的分数是良好，数学的分数更差，而分数最低的则是经济学。关于经济学的考卷成绩，据说他曾表示，典试官员也许还不如他知道得多。在某种意义上，这可能是事实。其一，他是在经济学家或人文科学的准经济学家中间长大的。当他读本科时，正好赶上关税改革运动；虽然在学生会的辩论中，他的兴趣和贡献是在政治方面，可是经常涉及经济问题。他未曾掌握的或者不肯搬用的，正是典试官员所希望的老一套的现成答案。其二，他在1906年所理解的经济学主要是靠自修；只是在伦敦工作一段时间以后，才全副身心地认真钻研经济科学。他在大学里只听过马歇尔的课，而这个课的目标并不是全面系统地介绍经济学的内容。因此，凯恩斯从未像当时的庇古等人那样接触经济学的整个领域，学习过经济学的全部课程，或受过马歇尔时代的整套剑桥教育。直至逝世以前，对于经济学领域中的若干部分，他还从未有过涉猎的兴趣，不能像在他完全独树一帜的那些部分那样功力深厚，游刃有余。

高中文官考试后，他被分配到印度事务部工作。在该部工作不到两年。他对印度的货币与金融发生了极为浓厚的兴趣。他学会不仅从学者的角度，而且从行政官员的角度去看待经济问题。尤为重要的是，他这时年方25岁，就能通权达变，见解趋于成熟，殊为难得。后于1913年他出版第一本专业著作：《印度的通货与金融》，建议采行虚金本位制，一方面，使印度币制进一步纳入英镑轨道；另一方面，这是他日后倡导管理货币本位的思想萌芽。

1908年，他辞去印度事务部工作，旋由马歇尔的介绍，回剑桥任经济学讲师。他在剑桥任教到1915年，然后被征召入战时英国财政部工作，直到1919年6月愤然辞去巴黎和会代表职务为止，他始终在财政部工作。

1911年，他担任《经济杂志》（Economic Journal）主编，是他作为经济学家向前迈进的第一步。他之所以能任主编，主要是得力于马歇尔的信任和推荐。1913年，皇家经济学会聘他担任学会秘书，同时兼任主编，后来移交秘书职务，改任主席。该学会在这期间内大有发展，主要应归功于他。

在剑桥任教期间，他花费了大量时间与精力在概率论的研究上。概率理论论文几经修改，他于1919年获取剑桥大学皇家学院院士资格。《概率论》一书于1921年出版。

1919年初，他以英国财政部首席代表身份参加巴黎和会，并在最高经济会议中代表财政部长，有作出决定的全权。他并非赔偿委员会的委员，但对该委员会有关赔偿及疆界方面的建议强烈反对，认为不公平，会使战败的德国没有能力履行赔偿。是年6月，他由于强烈反对向德国索取过于巨大的战争赔款，愤而辞去和会代表的职务，返回剑桥大学任教。1919年秋季，他在剑桥大学开设一门课程：“和约的经济意义”，在剑桥轰动一时，该校学生宁愿牺牲别的课程而去听他的这门课，教室里挤得满满的，后到者连立足之地都不易找到。他在课堂上表露出，对世界的愚蠢感到焦灼不安。这门课程于1919年12月底以另一种形式问世，即《和约的经济后果》一书出版。这书使剑桥大学以外的人们也感到激动。此书一出，引起欧洲（特别是英国）以及美国各界的争论，使他一时成了欧洲经济复兴问题的中心人物，但他的辞职举动及其“异端”主张也使他牺牲了极有希望的宦海前途。

维多利亚时代（1837—1901年）是英国经济的极盛时代。1901年左右，英国的极盛时代达到了顶点，以后它再也没有越过这个顶点，而且不断地走下坡路，坎坷多艰，日趋衰败。在这极盛时代里，英国资产阶级对大英帝国资本主义的前途充满信心，似乎此后的一切都会如过去那样兴旺发达。梅纳德·凯恩斯的前半生是在这一极盛时代及其转变的初期阶段度过的。这就使他对英国经济的前程充满信心，并且培养了他对1914年以前的英国黄金时代的怀念心情。但事与愿违，一来英国经济受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沉重打击，威望明显下降；二来英国经济在整个20世纪20年代陷入长期慢性萧条状态，厄困空前；三来20世纪30年代的经济大危机使英国经济病症变本加厉，急剧恶化。凯恩斯抚今追昔，忧心忡忡，以“异端者”自居，一而再、再而三地设计并提出一系列救治方案，期使起死回生，重趋经济均衡和繁荣。与同时代的其他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相比，他对当时英国乃至整个资本主义的经济病症，焦虑最痛切，发表政见同当局和经济学界进行争论最激烈，编制救治方案最多。他痛恨愚蠢，认为愚蠢使得这个世界不能尽善尽美。他始终坚持一种深信不疑的信念：对于经济萧条和失业问题，只要对病情作出正确的诊断，找到了病症的根由，而且开具并推行对症的处方——政策措施，就能祛除病魔，使资本主义制度永葆康泰。因此，从20世纪二三十年代，凯恩斯表现出这样一种独特形象：主要是当时财政、政治当局在经济紧缩政策上过多失误的无情批评家。

在严厉指责当时经济政策的各种严重差错的同时，他更对英国乃至整个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障碍，以及如何解救的问题，进行探索、探索、再探索，一而再、再而三地提出一系列救治方案。

1923年出版的《货币改革论》是第一个救治方案：《货币改革论》型的货币调节方案。它是后剑桥学派货币理论的具体应用。其战略目标是稳定物价水平以恢复经济均衡。当时处于20世纪20年代慢性萧条的初期阶段，他建议，以市场调节为主导，辅之以温和的货币金融调节，即能稳定物价水平，恢复经济均衡。这种货币金融调节政策的理论基础是传统的货币数量论。

1930年出版的《货币论》是第二个救治方案：《货币论》型的货币调节方案。一方面，由于前一方案并未受到政府当局的采纳；另一方面，慢性萧条旷日持久，病情日益恶化，他意识到该方案过于简单，忽略了一些重要因素，如储蓄与投资间的分离与均衡问题，如利率—市场利率与自然市场间的矛盾与均衡问题等，应该把它们增补进去，一并发挥作用，才能收到“疗效”。于是在《货币改革论》出版不久，他就开始撰写《货币论》，编制新型的货币调节方案。新旧两个方案的战略目标基本相同，都是旨在稳定一般物价水平，恢复经济均衡，但理论与政策所包含的因素，则新方案比旧方案要复杂得多、广泛得多，因而在货币金融调节的广度、深度、强度方面，也要增大得多。但是，《货币论》基本上并未背离新古典传统的经济均衡理论范畴，仍然属于货币流通速度型的理论体系。

凯恩斯经济思想发展脉络是充满着矛盾和曲折的。首先《货币论》的理论体系是在20世纪20年代后半期塑造成的，它以货币金融问题为主轴，以稳定一般物价水平而恢复经济均衡为战略目标。但早在1925年，他就基于实际需要，把注意力开始从货币金融问题转向优先考虑失业问题。尽管如此，他在《货币论》理论体系中还是严格地以一般物价水平的稳定作为方案塑造的核心。其次，他在1929年大选中，坚决支持劳合·乔治关于通过财政拨款主办公共工程以解救失业的计划，并且同汉德森合撰《劳合·乔治能办到吗？》的小册子，答案是肯定的，粗略地阐述了倍数思想。这显然是凯恩斯在战略目标上以增加就业水平取代稳定一般物价水平，在政策措施上以财政政策为主导取代货币政策为主药这种“新经济学”论点的萌芽。但是，这种新论点在《货币论》的整个理论体系中却丝毫没有反映出来。这样，在凯恩斯就业一般理论之思想发展源流的初期阶段，上述关于优先考虑失业问题和财政政策的救治对策等论点，毕竟没有正式成为《货币论》型货币调节方案的组成部分，只不过显示为一时涌现出来，旋又消隐，心潮起伏，有如此者！

《货币论》在1930年出版，时值世界经济大危机中的第三个年头，失业空前严重，此书出版可谓太不适时。凯恩斯在该书“序言”中明确地承认在该书撰写过程中随着经济情势的不断恶化，自己的经济思想已经有所变化。于是在《货币论》出版不久，就马上把它加以摒弃，重编新的救治方案。

1936年出版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General Theory of Employment，Interest and Money）（以下简称《就业通论》），是第三个救治方案：《就业通论》型以财政干预为主导的需求管理方案。这是凯恩斯的代表作。这个方案日后在西方各国一度盛极一时，取得相当“疗效”，同时也产生严重恶果。这是富有争议并具有深远影响的一个方案。它把“就业”摆在第一位，其研究对象为整个生产量与就业水平变动的各种决定力量。他自称这一就业理论是“一般性”的，既能解释充分就业的情况，也可解释低于充分就业的情况，而且低于充分就业的情况照样是稳定的均衡情况。就业一般理论这套体系中最重要的成分，是新古典学派理论所未曾触及的三种宏观经济范畴：一是消费倾向；二是资本边际效率；三是流动偏好。三者都是充满着心理色彩的。

他承认资本主义患着经济危机和失业严重这种痼疾，而且病势沉重，失业问题严重到“令人不能容忍”，有引起革命，从而全面毁灭的危险。但同时确信，这种病症是可以救治的。他要对之作“一个更基本的诊断”，编制一套理论，并且开具“处方”，以抢救资本主义，并且使之尽善尽美，臻于“乐观世界”。就业一般理论的战略目标是解决失业问题，探索失业的原因并寻求解救失业的对策。失业的反面是就业，所以他以《就业通论》作为书名。他用有效需求原理去解释经济危机和大量失业这种病症。他承认有效需求的不足，消费需求不足和投资需求不足构成有效需求不足的两种原因，这就是“有效需求原理”的主要内容。他特别强调心理因素，提出消费倾向基本心理规律、资本边际效率规律和流动偏好规律，这三个心理规律成为“就业一般理论”的主要骨干。

就业一般理论有着明确的实践意义。它是对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和严重失业问题的“诊断书”。“诊断”一词意味着：凯恩斯确实以抢救20世纪30年代经济大危机这种危症的“医生”自居，他那具有“诊断”性质的理论思想体系是直接为抢救病危“患者”（濒临全面毁灭的资本主义制度）开具“处方”（政策措施）的理论依据。在经济政策方面，它具有下列各项内容：其一，摒弃萨伊定律和自由放任政策，改为采取政府干预和调节经济的一系列措施，扩大政府的机能。其二，摒弃传统的节约原则，提倡消费，甚至浪费性的消费。其三，强调投资，弥补由于消费不足所留下的“缺口”；同时，他认为不能把投资委交私人资本家手中，而必须实行“投资社会化”，由国家来总揽。其四，财政政策是“反危机”的主药。摒弃健全财政原则，鼓吹扩大政府开支，主张赤字预算和温和的“半通货膨胀”。总之，《就业通论》型以财政政策为主导的需求管理方案是以弥补有效需求不足为中心内容的政府干预的特种经济纲领。

《就业通论》这部著作引起了激烈争论，而且深受传统经济学说熏陶的经济学家们当时根本就不大理解该书的基本内容。但不到十年，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时动员和经济管制，强有力地证明：政府干预和财政开支能够有效地迅速地使整个30年代最感头痛而长期难以对付的失业和萧条严重病症得到解救。这一铁的现实经验促使当时政治界、经济界广大朝野人士改变了对凯恩斯需求管理方案的态度：由反对、怀疑转变为赞同，甚至信奉。从此，凯恩斯“新经济学”教义由“异端”变为“正统”。到1944年5月，英国战时联合内阁发表了《就业政策白皮书》（以下简称《白皮书》）。这标志着凯恩斯个人胜利的一个重要里程碑，他的“新经济学”学说从此登上了“政府经济学”的宝座。这里应当强调指出，《白皮书》的发表确实是凯恩斯政治生涯中的一个重大事件。它的重大意义在于：

其一，凯恩斯于20世纪30年代发展起来的就业理论体系经历了一个曲高和寡到人们奉为圭臬的演变过程，而《白皮书》的发表则是这一过程的最后阶段。凯恩斯常感慨地说，亚当·斯密的思想经过半个多世纪才从书斋到达下议院，而他自己的理论不到15年就完成了全部历程。

其二，《白皮书》只在很小程度上是出自凯恩斯手笔。它由许多人执笔，几经增删，是文官体系合作的作品。这就更能说明，凯恩斯的思想已经深入人心，为大家所接受。更重要的是，这是保守党与工党战时联合内阁发表的，首相是20世纪20年代、30年代坚持保守观点的丘吉尔，他和其他保守党人这时也接受凯恩斯《就业通论》型以财政干预为主导的需求管理方案了。情势变幻，有如此者！

其三，《白皮书》首先从凯恩斯主义发源地的英国脱颖而出，这只是它成为“政府经济学”的第一炮。这一胜利马上扩展到西方整个世界，使凯恩斯主义的巨大影响国际化。随后，在后来成为凯恩斯主义典型实验场的美国，1945年9月由参议院通过了“芒内充分就业法案”的塔夫脱-拉特克利夫修正案，第一次由法律公开宣告：应付萧条和失业的不平衡预算并不违背正确的财政政策，这确实是一个必需的政策。美国国会“1946年就业法”，由美国国会通过法案，确定联邦政府负有扩大就业、稳定经济周期、促使经济增长的官方责任。这是凯恩斯主义经济政策在美国法律依据上的一个重大转折。此外，在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等国，凯恩斯主义也先后登上了“政府经济学”的宝座。

总之，到1946年凯恩斯逝世以前，他的“新经济学”教义在西方各国已广泛地被接受，声望很高，确立了“正统”地位，并继续不断地向鼎盛顶峰迈进。凯恩斯自20年代起，就一而再、再而三地设计经济病症救治方案的“三部曲”，主旨都在于要求政府采纳、付诸实施，实现他那救危扶倾的强烈愿望。前两个方案完全落空了，最后的这个方案在他临终以前就正式开始被接受为制定政府经济政策的主要依据了。这确实是凯恩斯把治学与从政两种生涯紧密结合的一生中特别是临终前夕的一项重大胜利。但是基于其阶级属性的局限性，凯恩斯这个以政府干预论为主导思想之“新”的救治方案，不论在病情诊断上还是在药物处方上，毕竟只是一个治标的方案，绝对不是一个治本的方案，实行起来，可以收效于一时，而不能使资本主义经济长治久安；持续日久，它就产生副作用，以至恶果累累，到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终于从“政府经济学”的宝座上倒塌下来，转趋衰落。凯恩斯在临终以前，亲眼看到了其“新”思想的胜利，但没有看到它的衰落。他一贯沉醉于资本主义前程的“乐观世界”幻景，理所当然地不可能预料到这种黯然失色的变幻局面。

《就业通论》出版不久，他于1937年患严重的心脏病，健康大受损失。1939年第二次世界大战发生时，他仍在病中。1940年，他任财政部顾问，对战时财政金融问题无不参与策划。是年，他发表一小册子《如何筹措战费？》，把一项新的预算政策纳入1941年的英国预算，避免通货膨胀。⁽¹⁾这时他开始考虑战后的经济重建问题。1941年秋，他草拟的“清算同盟计划”初稿完成，这是英国有关战后“国际货币基金”的最初方案。1943年，英国发表其“国际清算同盟方案”。约在同时，美国也发表其“怀特计划”（Harry D．White Plan）。两者的目的都在求得汇率的稳定而无须恢复金本位或牺牲各国经济政策的独立性，但在具体安排上两者有着差别。1944年，在美国布雷顿森林城召开有44国参加的国际金融会议，建立国际货币基金与国际复兴开发银行。他为英国代表团团长，在这次会议中居于领导地位，对这种战后国际金融体制的建立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1945年8月，他率领代表团赴华盛顿谈判一笔庞大的财政援助，以求渡过英国经济的难关。由于其中牵涉的问题非常错综复杂，谈判的最初估计和最后的结果相差太大，谈判过程十分曲折。这样，一方面他在会议桌上与美国对手的意见相左，另一方面又与来自英伦官方的指令有所径庭，使他原已不健康的身体，更增加了负荷。1944年3月，他出席在美国召开的国际货币基金与国际银行的第一次会议，与当时的美国财政部长发生尖锐的意见冲突；同时，会议的若干决议也使他对于这两个机构的前途感到失望，这对于他的精神打击很大。他自1940年以来，工作过度，再加上不断奔走折冲，而又未能尽如人意，实已心力交瘁。因此，返回英国不久，1946年4月21日以心脏病突发而逝世。

综观凯恩斯的后半生，从一个大胆无畏，甚至傲慢的在野批评家，转变而为在朝的顾问和政策制定人，自始至终为英国，乃至整个资本主义制度的前途出谋献策，运筹帷幄，奔走折冲，忠心耿耿，实不愧为资本主义制度最忠诚、最热烈、最坚决的捍卫者。特别在他的晚年，他同政府密切合作过程继续深入，受到了资产阶级朝野广大人士的普遍尊敬。1942年6月，为庆贺他的诞辰，他被册封为贵族，成为苏塞克斯郡的梯尔顿勋爵。这是他为英国鞠躬尽瘁、呕心沥血这种政治劳绩所获取的赏赐，也是他的老师马歇尔、师兄庇古等著名经济学家所不曾有过的际遇。

他多才多艺，兴趣很广泛。从大学生时期起，他就开始藏书，以后有了一个十分精致的私人图书室，逝世后捐赠给皇家学院。他对艺术也有兴趣。特别在结识莉迪娅·露波可娃，并于1925年同她结婚以后，就和芭蕾舞的接触密切起来，以后又进一步发展了。他对英国芭蕾舞的成长发挥了重大作用。他的夫人原是俄国圣彼得堡帝国芭蕾舞团的演员，由于她的关系，蜜月旅行是在苏联度过的。他善于理财，从事证券和商品市场的生意，颇有收获，家产甚丰。他还担任过不少厂商的金融顾问或董事长。1921—1938年间，他担任国民互助人寿保险公司的董事长，在每年的股东大会上他所作的财务报告，成为金融界人士必读，而且先睹为快的新闻。他曾任皇家学院的总务长，该学院的基金也因他而大量增加。当然，从他一生经历的主流来说，毕竟是个富有政治兴趣的经济学家，至于此外的一些活动，可以说只是他的业余爱好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