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发展之测量问题

经济发展在经济社会中所表现的事象极多，如产业规模增大、产品增多、消费标准提高、国民所得增加、就业量增大等，均各为经济发展的现象之一。但是，在测量此复杂之经济发展时，我们绝不能以各现象的全部为测量对象，而只能以其中之一个现象为测量之代表对象。因为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各个发展现象在大体上都是互相关联的，在发展之方向、程度及速度等方面，都是大体一致的；以特定的一种现象为测量之代表对象，其可靠性并不逊于以全部现象为测量对象者。故择定其中之一种现象为测量之代表对象，实为比较妥善的办法。

从来各经济学者中，用一种现象去测量经济发展者极多，但对于代表对象之选择却彼此有差异，如有用国民利得（national dividend）者，有用真正资本存积量（the stock of real capital）者，有用就业量（volume of employment）者，有用交易量者⁽²³⁾。此种种选择方法，各有其优点和缺点，且各与其选择者之理论体系，有莫大之关系，故吾人在选择此种测量的代表对象时，即须切实注意本学说所研究之中心问题的特性方可。为测量之简便计，笔者拟以交易总量为测量经济发展之代表对象，以期与本学说之研究主题相配合。因为假若商业组织与货物在交换过程中转手的次数大体上保持现状，则交易总量与国民利得或就业量等均有极密切的关联，其增加或减少更可同时代表此时期中该社会之生产总量与消费总量的变化情形。而且，以本学说之立场言，一个社会在某时期中之货币需要量，势必依存其交易总量，如交易总量增加，则该社会之货币需要量即告增加；反之，即告减少。故以交易总量为测量经济发展之代表对象，在本学说中，实为比较适切的方法。

关于交易总量之组成问题，内容亦甚复杂，亦有再加选择或洗滤之必要。交易总量之组成物有二：①各种交换对象之数量；②各交换对象在流通过程中之交换次数。两者合计即为某时期中某社会之交易总量。自然，这是非常混杂的概念。交换对象之种类繁多，各种类对象之数量亦不一致，而且同一种类者又有品质上的差异；而对交换次数又各有多少之不同。如欲将其全部包括，在计算上实不可能。

各种交换对象，大体上可分为下列三类：①具体的货物，如原料、资本财和消费财等。②虚拟的资产或权利，如产业证券、无形资产及投机市场中买空卖空之期货。③劳动力。第三项与第一项在数额上有极密切的关系，凯恩斯用劳动者之就业量去代表生产量⁽²⁴⁾，即为显明的例证。第二项之无形资产及投机市场之期货，在整个交易总量中所占的百分比极小，纵完全加以忽视，亦无多大关系，且其增减亦或多或少与生产量有关系；至于产业证券之增减，则与生产量之关系更为密切。故此三项中，吾人拟仅以第一项为代表，去测量经济之程度和速度。但是，如欲使社会中成为交换对象之具体物资全部为测量对象，在技术上仍是困难重重，而所获得的结果仍是浑然一团，含混不清，故尚有再加洗滤之必要。不论是原料还是生产财，都是用以制造消费财的；不论是“量”的方面还是“质”的方面，前者与后者有极密切的关联，所谓生产与消费的联系，即为显明的事实，故在各种具体物资之中，我们更以消费财产量之增加或减少，来测量经济发展之进步或退步，更进而得知进步或退步之速度和程度。

至于货物在市场中的交换次数之多少，对于物价也有影响。假若货币数量、货币流通速度与货物数量均不变，则物价将与货物在交换过程中之交换次数成反比，即各货物之交换次数增多，则物价势必下跌，反之即告上涨⁽²⁵⁾。所谓货物在交换过程中之交易次数，即货物自离制造者之手以后，开始进入市场，直至被最后消费者或使用者所购买而退出市场为止。在此整个交换过程中所经中间商人之手的次数，如交换次数增多或减少，其对于物价之影响，实与货物之增多或减少完全相同；此种变化亦能使货币需要发生变化。但是，在一般的经济社会中，从产业和消费方面有所变化，货物在交换过程中之流通次数仍是大体上没有变动的。一种货物自制造商至批发商，转手次数每大体上有一定，因各埠批发商之进货埠头每已成为习惯，如丙埠之批发商向乙埠批发商进货，乙埠批发商向甲埠制造商进货；除交通形势变更，货运改道，或制造业中心转移等原因外，极少有所改变。至于零售商向批发商进货，亦大致有一定规律，绝不会甲零售商突然改向乙零售商进货。所以，货物在交换过程中之流通次数，除交通形势和产业中心变易外，大体上是没有多大变动的。固然，在物价继续温和地上涨，商业利润增大时，从事商业活动的人势必增加，批发商店和零售商店增多；但是，新设商店之进货埠头与旧商店所定者并无多大差异，只是使参加同种活动的人数增多而已，并不足以增长或缩短货物之交换过程，而增加或减少其交换的次数。故在一般的情形之下，此种因素可不必加以重视。

总之，我们对于经济发展如要作一个精细而绝对的测量，实是不可能的事，我们只需作一个粗简的比较（rough comparison）或记述（description）⁽²⁶⁾。故在选择测量对象时，再三地从繁杂中求简单，并将货物交换次数的一项因素，亦加以忽略。并且，我们所用测量的方法，不是用绝对的数值，而是用指数，用百分值去表示此类货物在产量上之增加或减少。因为经济活动之各部门都是彼此富于交感性和联系性的，各部门变动之方向每每相同，唯速度和程度之差异较大。由此类货物之生产指数去充测量的代表，大体上自能表示出经济发展之概略情形，更可看出货币需要之变动情形。

至于此种生产指数在编制上之技术问题，涉及统计学的范围，不欲详加讨论；但这里须提及几个重要的原则，即：①在内容方面必须与本书第四章之物价指数相适合；②包括之物品务富于代表性；③所包括物品之种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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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如J．S．Mill谓货币（指不兑现纸币）之发行额超过某种限度，则发行者得利，债务人得利，但持有货币者则受损失。（见其Principles of Political Economy，Book Ⅲ，p．13．）虽语焉不详，但对此项问题已加重视，则无疑义。如A．Marshall．列举种种理由，认为现代社会中延期支付（deferred payment）日见重要，故货币制度之须具有良善的管理，亦日见重要，因而列举物价变动之种种影响，谓物价变动对于各阶段有不同的影响，有的得利，有的受害。（见其Money Credit and Commerce，London，1924，pp．17-19．）如E．Cannan谓通货膨胀有两种不公平的影响，即使一部分人得利，另一部分人受害。（见其Money，Its Connexion with Rising and Falling Prices，5th edi．1926，pp．61-62．）如G．Cassel明白指出物价变动时于经济发展之影响。（见其Money and Foreign Exchange after 1914，pp．251-252．）对物价变动与财富重分配之问题，分析最详明者，厥为（J．M．Keynes）凯氏在其货币改造论之第一、第二两章中，讨论甚为详尽。见其Monetary Reform，pp．11-72．

(2) 物价上涨中利息上涨每较缓。费雪氏对此种现象非常重视，认此种现象为商业循环之所以发生原因。参考：I．Fisher，The Purchasing Power of Money，New York，1931，Chap Ⅳ，pp．56-73；The Rate of Interest，New York，1907，Chaps Ⅴ，Ⅺ．凯恩斯亦谓物价上涨时，利率未能与之作等量的变化。见The General Theory，pp．142-143．

(3) 期望与资本之边际效率两词，均见于J．M．Keynes《就业概论》中，在本章第一节讨论物价上涨与生产之关系时当对凯氏学说详加介绍，两词原意兹不另加解释，请参见J．M．Keynes，The General Theory of Employment，Interest and Money，1936，pp．46-51．

(4) 笔者写作的此时之价格大概如此，此仅属例证性质，纵与事实有所差池，亦对论点本身无多大关系。

(5) “Both are unjust and disappoint reasonable expectation．But whereas inflation，by easing the burden of national debt and stimulating enterprise，has a little to throw into the other side of the balance，deflation has nothing．”“Deflation is even worse than inflation．”（见J．M．Keynes，Monetary Reform，London，1932，p．149．）

(6) 参见本书第一章第二节。

(7) J．M．Keynes，The General Theory，p．147，p．135．

(8) J．M．Keynes，The General Theory，p．147，p．135．

(9) J．M．Keynes，The General Theory，pp．135-143．资本之边际效率的概念，并非为凯氏所独有，其他经济学者中亦有同样的说法，唯文字上表示方法有不同而已。例如马歇尔（A．Marshall）之“边际的纯效率”（the marginal net efficiency）或“资本之边际效用”（the marginal utility of capital），即与凯氏此种概念大致相同。又如费雪（I．Fisher）之“超乎成本以外之报偿率”（the rate of return over cost），与凯氏此种概念即属同一意义。参考：A．Marshall，Principles of Economics，8th．edi．，pp．519-521；I．Fisher，Theory of Interest，1930，pp．155-163．

(10) J．R．Hicks在其“Value and Capital”中，讨论企业计划生产规模时，对于“期望”（expectations）亦非常重视。该书中论及“期望”之处极多，实为凯氏的价值论中主要观点之一。参考：J．R．Hicks，Value and Capital 1939，p．117，pp．124-127，pp．204-209．

(11) J．M．Keynes，The General Theory，pp．135-143．资本之边际效率的概念，并非为凯氏所独有，其他经济学者中亦有同样的说法，唯文字上表示方法有不同而已。例如马歇尔（A．Marshall）之“边际的纯效率”（the marginal net efficiency）或“资本之边际效用”（the marginal utility of capital），即与凯氏此种概念大致相同。又如费雪（I．Fisher）之“超乎成本以外之报偿率”（the rate of return over cost），与凯氏此种概念即属同一意义。参考：A．Marshall，Principles of Economics，8th．edi．，pp．519-521；I．Fisher，Theory of Interest，1930，pp．155-163．

(12) J．M．Keynes，The General Theory，pp．136-137．

(13) 凯氏分长期期望和短期期望两种。考虑资本之预期的产额时，其种种期望，一部分是基于为吾人或多或少所确知之现存的事实（existing facts），如资本财之现存量，现在消费者之需要的强度等，谓之短期的期望；一部分是基于为吾人或多或少所确料（forecast with more or less confidence）之将来的事件（future events），如在该资本财之存续期中，资本财之形式与在日后之数量变化，消费者嗜好口味之将来变化，有效需要之日后变化，工资单位之日后变化，谓之长期期望。将期望视为现在经济活动的决定因素之一，凯氏在其《货币改造论》中，即已有此种说法，例如谓“Both（inflation and deflation）disappoint reasonable expectation”，又如将“inflation”分为两个阶段，以人民用钱习惯为分设标准，而用钱习惯之改变则依存于期望的判断之改变。（见Monetary Reform，pp．45-53，p．149．）其此种观点，并非为凯氏所独有，其他经济学者亦有之。如坎南（E．Cannan）即认“anticipation”为物价水准的决定因素之一。见其Money，Its Connexion with Rising and Falling Prices，5th．edi．，1926，pp．22-24．）又如卡塞尔（G．Cassel）亦谓预期的将来之稀少，对于价格之影响并不以将来者为限，亦能影响现在之价格；反之，预期的将来之丰裕，亦能影响现在之价格。（见The Theory of Social Economy，p．283．）关于“expectation”更可参考：G．L．S．Shackle，“Expectation and Employment”，The Economic Journal，Sept．，1938，p．444f．

(14) 此两名词见之于凯恩斯《就业概论》中，即指就业量已达饱和境界，生产规模再不能有所扩大时，此时货币数量增大，则促物价与之成正比例而上涨。

(15) 马歇尔将时间分为极短时期、短时期和长时期三种，即以此为分段标准。

(16) 即一种农产物在土壤中需要各种养分，而以各种养分中之最小量的一种，去决定此农产物之生长的限度。

(17) 参考：H．Makower and J．Marschak，Assets，Prices and Monetary Theory，Vol．Ⅴ（New Series），No．19（August，1938），pp．261-273．

(18) 如M，P，V，T等均是非常复杂的事象，不得已只能用概略的方法去加以分析，社会科学各种法则之难于精细，原因在此。

(19) 劳克林记述世界各国指数编制与设计之情形甚详，见J．L．Laughling，The Principles of Money，London，1926，pp．175-224．

(20) 凯恩斯论消费倾向时，以货币价值之安定为前提，故以货币所得为讨论之准则。本章节讨论消费倾向时，以物价上涨产业扩充为前提，故以真正所得为立论之准则。以后提及之“所得”字样，其未特别标明“货币所得”者，均指真正所得而言。

(21) 可参考：W．E．Armstrong，Determinateness of the Utility Function，The Economic Journal，September，1939．

(22) 消费倾向之决定因素，凯恩斯有详尽分析，本段大体上以凯氏所述者为准，唯因假定前提等与之不同，稍有变改，以期与本章中心论点相一致。

(23) 如A．Marshall及A．C．Pigou以national divident为测量代表，（见A．Marshall之Principle of Economics，pp．80-81、p．827及A．C．Pigou之Economics of Welfare，Part.Ⅰ，Chap Ⅲ；J．M．Keynes以volume of employment 为测量代表，（见其General Theory，Chap 4）；I．Fisher以交易总量为测量代表（见其Purchasing Power of Money，Chaps Ⅰ-Ⅱ）；G．Cassel以real exchange为测量代表，算出英国自1870—1910年，每年经济发展率为3.05％。

(24) 见J．M．Keynes，General Theory，pp．40-41．

(25) 可参考：Arthur W．Menget，The Rate of Sale and the Velocity of Circulation of Goods，Economics，Vol．Ⅵ （New Series），No．24，（Nov.1936），pp．450-455．

(26) 凯恩斯在解释其采用就业量为测量生产量之代表时，谓：“When，for purposes of description or rough comparison，we wish to speak of an increase of output，we must rely on the general presumption that the amount of employment associated with a given capital equipment will be a satisfactory index of the amount of resultant output—the two being presumed to increase and decrease together，though not in a definite numerical proportion．”（The General Theory，p．41）凯氏明白指出就业量与生产量二者并不成确切的比例而变化，但前者仍为后者之满意的指标，其理由即此种说法仅作叙述或粗简的比较，欲求精确实不可能，亦可不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