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经济建设运动的思想背景

蒋介石为什么要发起国民经济建设运动？论者多已指出其动机之一即为对日抗战的经济准备，是一场战前的民众经济动员运动。蒋介石也坦言，“中正在‘九一八’以后，一面倡导新生活运动和国民经济建设运动，对抗日战争作精神与物质的准备”^[2]。但是，除此之外，蒋介石发起这一运动，显然还有其更为深远与宏阔的思想背景与政策考量。在蒋介石论述与阐发民生主义乃至三民主义的思想谱系之中，“抗战”之外，“建国”的深谋与远虑，亦是国民经济建设运动得以发起与展开的思想原动力之一。

（一）蒋介石对经济建设的高度重视

依据孙中山《建国大纲》之规定，1928年10月，中国国民党中央常务会议通过《训政纲领》，宣布在国民党的领导下实行“训政”。1931年5月17日，蒋介石在国民会议发表演讲，强调增加生产为实行三民主义之根本：“确认民生为国民之首要，依照总理之遗教，讨论民生问题，为国民会议重要之任务，政府此次郑重提出实业建设程序案，与教育设施趋向之注重生产化职业化，以及约法国民生计章之规定，皆以此旨为中心，中国今日陷于国贫民困之状态，必须在经济上有自给自足之能力，而后方可言实现民族之独立；亦惟国家在经济上有自给自足之能力，而后国民有均给均足之享受，故增加生产，实为实行三民主义之根本。代表诸君回归之后，希望特别阐述此义于国民，农民能每年增加一斗之农产，工人能每日多作一小时之工作，即国家与民族，可少受一分外国经济力之压迫。故国民必以游惰为可耻，以劳动为可贵，而后可以自存，可以救国，民生主义方得实现，而民族亦始可遂其生存。”^[3]蒋介石要求代表“回归”后，号召工人、农民“每年增加一斗之农产，工人能每日多作一小时之工作”，显然已有了动员广大民众开展经济建设的初步设想。

1931年九一八之后，由于日本侵占东三省与世界性经济危机的影响，中国经济开始日渐衰弱。蒋介石愈益感到经济建设的重要。1932年10月31日，蒋介石在长沙各界扩大纪念周发表演讲，明确提出救国第一个要素就是经济：“现在要恢复我们国家的地位，复兴我们的民族，恢复我们的失地，我们自有复兴之道，这个方法，并不是说不要枪炮海陆空军，当然我们有一天的时间，就要练一天的军队，但在军队兵器之外，另外还有一个根本救国方法，无论那（哪）一个国家，要革命成功，立国在世界之上，除土地人民和政府之外，他至少还有两个要素，如果没有这两个要素，那就无论他有怎样强大的海军陆军都没有用。立国的两个要素是什么？第一个是经济的基础，能使社会安宁，人民能够生活。我们中国古人，也讲‘衣食足而后知礼义’，这即是明证，我们救国第一个要素就是经济。”历史档案馆编：《中国国民党中央党务月刊（1928.8—1936.12）》第21册，南京出版社1994年版，第98页。" class="calibre13">^[4]经济是复兴民族与恢复失地的第一个要素，甚至比海军陆军还要有用，有这样的认识，此后国民经济建设运动的开展就是理所当然的了。

1935年夏，全国各地发生水灾，“受灾区域，遍于长江黄河流域之诸省，禾稼淹没，村舍陆沉，田庐财产损失之巨，不可数计”。8月8日，蒋介石致函各省当局，指出“中国今日根本之危机，全在国民经济之残破”，并要求致力水灾善后及经济建设：“吾国经济危机，其严重本已达于极点矣，本年上期对外贸易之入超，又达二万八千余万之巨，都市农村，均呈衰敝崩溃之象，加以此次水灾，据赈务委员会之报告，仅鄂、湘、赣、皖四省，灾民数逾千万，公私损失，已不下五万万，而豫、鲁诸省尚不与焉。中正深维中国今日根本之危机，全在国民经济之残破，人民生活既益困穷，民族命运亦岌岌危殆，故今日唯一要务，端在集中全国上下之心思才力，以挽救此垂亡之经济。自经此次水灾，益觉国民经济建设为刻不容缓之要图。诚以任何民族，唯能勤奋自勉，刻苦砥砺而图存，斯有生存于世界之权利，而荣枯兴替之所由判，则又视其制驭天然，与战胜环境之努力如何”。^[5]将从速开展国民经济建设上升到生死存亡的高度，在当时日本在华北蠢蠢欲动，而中国经济危机又已“达于极点”的情况下，可谓正当其时。

1935年9月16日，蒋介石在峨眉军官训练团发表演讲，指出经济建设是建设三民主义新国家最主要最根本的工作：“所谓物质建设，也就是‘经济建设’，我前次已讲明经济是国家生命力的三大要素之一。一个国家如果不能自立或继续发展，就不能独立生存于世界！我们中国当前的国难，虽然是多方面的，但是最严重的，莫如经济的衰竭——全国经济总崩溃的危机。总理在十几年以前早就看到这种情形，觉得国家的前途非常危险，深知非发展实业，努力物质建设，决不足以充实国力，挽救危亡。……本来建设就是我们革命的目的，我们革命，就要来建设一个三民主义的新国家，当然要从种种方面努力，最主要最根本的工作，就是物质建设。总理说：‘建设之首要在民生’，就是这个意思。”^[6]物质建设如此重要，发起国民经济建设运动就成了建设三民主义新国家的题中应有之义了。

1935年10月14日，蒋介石发表《国民经济建设运动之意义及其实施》，指出中国唯一急要问题，在于挽救即将崩溃的国民经济：“中国今日根本之危机，全在经济之残破。以致国民生活日益困穷，而民族之命运，亦因之岌岌危殆，不能生存于二十世纪之今日。故目前吾国唯一急要之问题，乃为如何挽救此已就崩溃之国民经济，而使人民获得相当之生活；为如何解决货弃于地而民困于野之矛盾可耻的现象，而谋国民经济之发展。因此认为今日须有一种运动继新生活运动之后而起，即国民经济建设运动是也。”^[7]可见，对中国经济之“残破”与“危机”的现实体认，是蒋介石发起国民经济建设运动的重要原因。

1937年7月18日，蒋介石在庐山暑期训练团发表演讲，强调民生问题是建国工作的中心：“总理在民生主义演讲中说明民生为历史的中心，而总理的三民主义，实在也是以民生主义为中心。民族主义要扶植国家与民族的独立，就要排除民生的障碍；民权主义要建设人民的权力，就是要使人民自身能解决民生问题。依照总理的定义‘民生就是人民的生活，社会的生存，国民的生计（也可以说是国家的生计），群众（民众）的生命’，民生问题实占建国工作上最主要的中心地位。民生首要在日常生活问题：如上所说，民生的范围是非常广大，但实际上民生之主要问题，还在于全体人民的日常生活，即食、衣、住、行之四大需要，人类一切的经济活动，可以说都为要解决此日常的实际生活问题。”^[8]既然人类一切的经济活动，都是为了解决民生的主要问题，那么，经济建设在民生主义乃至三民主义之中的重要地位就显而易见了。

由上可见，蒋介石之所以高度重视经济建设，主要来自于理论与现实两个维度的考量。从理论上来说，民生主义是三民主义的核心，“建设之首要在民生”，经济建设就是实行三民主义的根本；从现实的角度来说，无论是中国经济的“残破”现状，还是对日抗战的经济准备，都必须高度重视经济建设。这种理论与现实的双重考量，即预示了全面抗战爆发后《抗战建国纲领》的提出。

（二）蒋介石对国民经济建设运动的理论定位

在蒋介石的意识形态与国家建设理论中，国民经济建设运动处于何等地位？搞清楚这个问题，是全面、深入理解蒋介石推动战时经济建设独特作用的关键所在。

1935年9月8日，蒋介石在峨眉军官训练团总理纪念周发表演讲，提出现代国家的生命力“第一就是教育，第二就是经济，第三就是武力”：“这三种力量缺乏一种或有一种不健全，便不能建设完全的现代国家。我们现在如果不能认识这三种生命力而找到正确的途径，努力来培养充实这三种根本的动力，那一定不能建设新的国家。大家晓得：现在我们中国还是有教育、有经济、也有武力。但是为什么教育不能收效，一般国民仍旧不能来共同救国呢？为什么我们的经济不仅不能繁荣建设，而且国民经济日益凋敝，国计民生日益艰苦呢？为什么我们的武力，不足以抵御外侮，保全领土复兴民族呢？就是因为自民国成立二十多年以来，都没有真正照着建国的方法来努力培养这教育、经济、武力三种的生命力，所以直至现在国家还只有一个形式，而没有真实的力量；始终不能建设起现代的国家。”^[9]蒋介石认为，民国成立以来，没有真正照着建国的方法来努力培养教育、经济、武力三种生命力，是不能建成现代国家的主要原因。显然，国民经济建设运动则力图从经济方面振衰起弊，以复兴民族。

蒋介石认为，建国有三要素，即精神、物质与行动：“我们分析人类一切活动，大概都包含有精神、物质、行动三方面，而我们艰难巨大的建国工作，更要从这三个要素上面加以推进，我们要同时提高精神的力量，要增进物质的利用，要促进行动的普遍与积极，而后三个要素才能相结合连系，以发挥巨大的功用，来完成建国的事业。所以我们哲学的基础，不偏于物质亦不偏于精神，而要认识精神与物质并重而不能偏废的，但是没有行动的表现，虽有物质与精神，亦不能见其效用的。”在蒋介石看来，精神、物质与行动对于推进艰难巨大的建国工作而言，是不可偏废的。而物质方面，就是要推行国民经济建设运动：“我们在建国进程中所感到最痛苦者，为物质的缺乏，因物质的缺乏，影响到国民生活的困穷，物穷而弱，同时更影响到国力的不振。……我们知道中国不是没有土地和物产，而是地不尽其利，物不尽其用，唯有推行国民经济建设运动，使社会一致起来努力，才能解决物质缺乏问题。”^[10]蒋介石的建国理论，由建国目的、建国的究竟（建设的首要在民生）、建国要素、建国的入手方法与建国的原动力等各部分构成一个完整的体系。而国民经济建设运动在建国运动中的作用，是为了解决建国三要素之物质的问题，进而与新生活运动、劳动服务运动一起，并通过推行地方自治、培养国民能力的管教养卫等方法，以达到“人尽其才、地尽其利、物尽其用、事尽其功”，最终实现三民主义，完成建国。从孙中山三民主义体系中寻找思想资源，并加以发挥，从而使政策主张合法化，是国民党与蒋介石常用的政策表达模式。

蒋介石发起的国民经济建设运动，并非只为对日抗战的经济准备这个紧迫的“短期”目标。“建国”——建设三民主义的新中国——的长远考量，也是蒋发起这一运动的根本动因与思想背景。正因为如此，在全面抗战处于“军事第一、胜利第一”的危急时刻，蒋介石仍多次提出要开展国民经济建设运动。1939年10月1日，蒋介石主持中央训练团党政训练班第四期开学典礼并发表演讲，提出实行地方自治的基本要务“第一是新生活运动和劳动服务运动，第二是国民经济建设运动，第三是国民精神总动员运动。一定要使这三种运动，普遍深入地发动起来，真真实实的一致作到，才能够达到地方自治的目的，建立三民主义的新国家”^[11]。蒋介石即使退据台湾之后，仍念念不忘开展国民经济建设运动：“现代经济的目的与我们现代化经济的前提，乃在均富与安和——避免资本制度财富不均，和消灭共产主义阶级斗争的流弊，乃为我们民生主义经济思想，所特具的功能和属性。而实业计划与国民经济建设运动，又为实现此一功能和属性的正确途径。”^[12]可见，虽然在各个不同的历史时期，其内涵与措施会有所差异，但国民经济建设运动作为建国要素之一，在蒋介石的意识形态与理论体系之中，具有一定的恒久性。因此，我们分析蒋介石对战时经济建设的推动，必须从国防与民生、抗战与建国的双重角度来考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