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蒙运动中国民教育思想訇然喷发

（三）启蒙运动中国民教育思想訇然喷发

随着文艺复兴运动的开展，1543年哥白尼根据长期观察的结果发表《天体运行论》，打破了上帝造物的神话，拉开了近代自然科学发展的帷幕。继哥白尼之后，伽利略、刻卜勒、笛卡尔和牛顿等自然科学的先驱者，不断揭示出宇宙及其内在的规律和秩序。自然科学的发展使上帝的立足之地日益缩小，礼拜堂日趋没落，实验室欣欣向荣。随着自然科学的发展和东西方交流的发展，17—18世纪，欧洲在文艺复兴运动的基础上，爆发了一场声势更为浩大的思想解放运动，史称“启蒙运动”。

启蒙运动是欧洲历史上出现的第二次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启蒙”一词意为启迪、照亮。启蒙思想的核心原则是理性。启蒙运动兴起于西欧的荷兰、英国，但其中心在法国。法国的思想家们考察了荷兰和英国的社会和政治制度，同英、荷学者切磋交流，把启蒙运动推向了高峰，形成了磅礴的气势，影响整个世界。启蒙思想家认为，社会制度的腐败根源在于思想的混浊，而这混浊又是由宗教迷信造成的，所以，改良社会制度必须首先破除宗教迷信和教会势力的统治，必须启发理性并按照理性去安排新的制度。启蒙思想家把当时的社会比作漫长的黑夜，呼唤用理性的阳光驱散现实的黑暗。他们集中力量，批判专制主义、教权主义，号召消灭专制王权、贵族特权和等级制度，号召打倒天主教会的世俗权威。“他们不承认任何外界的权威，不管这种权威是什么样的。宗教、自然观、社会、国家制度，一切都受到了最无情的批判；一切都必须在理性的法庭面前为自己的存在作辩护或者放弃存在的权利。”^[9]

启蒙运动是社会各界反对封建专制制度的必然产物，与自然科学的发展有着密切联系，也在一定程度上受中国文化的影响。从文艺复兴到启蒙运动期间，存在着一个“东学西渐”的东西方文化交流过程。1299年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1254—1324年）出版了一本游记，记述他在中国的见闻，为欧洲人展示了一个全新的世界，激起了欧洲人对东方的向往。此后，西方传教士、商人不断地向西方介绍中华文化，在欧洲形成了长达数百年之久的中国文化热。1593年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用拉丁文翻译了《四书》，使西方学者得以从思想文化上了解中国。与当时的欧洲构成鲜明对照的是，中国基本上是一个不信仰上帝而推崇理性的无神论的国度。中国民为邦本的民主思想，可以使平民为官的科举制度等，都促进西方学者进行理性主义的思考。法国启蒙运动的领袖伏尔泰是中国儒学在欧洲最有力的鼓吹者，他和他的“百科全书派”，把中国儒学作为反对神权统治下欧洲君主政治的思想武器。他还把中国的戏剧《赵氏孤儿》改编成《中国孤儿》在巴黎上演。启蒙运动的核心理念“理性”也受中国“理学”的影响。利玛窦在翻译朱熹的“理”时，最早使用“理性”这个字眼。朱熹的“理”传入西方之后，被康德等欧洲哲学界看成是可以取代上帝的“纯粹理性”。黑格尔在《历史哲学》中也明确写道：“中国人承认的基本原则为理性——叫做‘道’”^[10]。1987年11月10日，法国总统密特朗在欢迎李先念主席时说，如同法国的思想文化影响了中国的“五四”运动一样，中国的思想和文化也曾影响法国的启蒙运动，法王路易十四时期的一批使者，“给我们带来的中国形象可概括为智慧、持重及和谐，这给伏尔泰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并为启蒙运动起了一定作用”。^[11]法国的启蒙思想家在中国看到了一个理性、和谐的世界，这个世界听命于自然法则。启蒙思想家从中国对世界的看法中汲取了很多思想。法国启蒙运动的思想家们在批判宗教神学的同时，明确提出了国民教育的概念。

启蒙运动的领袖和导师伏尔泰（1694—1778年）曾因辛辣地讽刺封建专制主义而两度被投入巴士底狱，并被迫流亡英国。在与牛顿等科学家的交流中，他愈益感到理性和知识的重要。他用犀利的笔，写下难以数计的悲剧、故事、诗歌和哲学著作，培育良知、教化社会。他公开宣布理性的最高权威，其思想像暴风雨前奏的一道闪电，划破了法国黑暗的天空，照亮了整个欧洲大地。

伏尔泰

曾任法国行政官员的启蒙运动思想家拉夏洛泰（1701—1785年）于1763年发表《论国民教育》，系统阐述了国家办学、为国家培养公民的主张，强调知识和教育对人和社会的重要作用。在《论国民教育》一文中，拉夏洛泰明确提出：“我主张国民的教育只能依靠国家，因为它基本上是属于国家的；因为每个国家都有不可剥夺和不可取消的权利去教育它的成员；最后还因为国家的儿童必须由这个国家的成员加以教育。”“正如田野需要耕耘一样，学识需要培养；一切科学和有益的艺术需要完善；法制需要执行，宗教需要传授；有魄力的将军、行政官员、牧师、灵巧的艺术家和公民都需要有适当的比例加以培养。政府应该使每一个公民都由于不至于被迫辍学而感到满意。”^[12]拉夏洛泰的主张受到了伏尔泰、狄德罗等启蒙运动思想家们的高度赞赏。

1772年启蒙运动重要思想家卢梭（1712—1778年）应波兰伯爵威尔豪斯基之邀而写的《关于波兰政治的筹议》和1775年启蒙运动领袖人物狄德罗（1713—1784年）应俄国女皇叶卡捷琳娜二世之邀而写的《为俄国政府制定的大学教育计划》，都鲜明地表达了国民教育的主张。在《关于波兰政治的筹议》中，卢梭指出：“国家的教育是自由人的特权”。^[13]狄德罗在《为俄国政府制定的大学教育计划》中指出，只有通过教育才能启发人的理性，才能扫除人们的愚昧无知，才能发展合理的社会制度；一个民族获得教育，才可以获得文明，才可以走向繁荣昌盛。狄德罗坚决主张剥夺封建专制政权和教会对教育的管理权，由国家推行普及义务教育，学校向所有人开放。狄德罗还提出，通过学区制对普通学校进行管理，实施普及的免费的义务教育。

卢梭

启蒙思想家和哲学家霍尔巴赫（1723—1789年）从改造社会政治的重要性出发，认为改造不公道的或忽视本身义务的政治，最好应该寄希望于普及教育，普及教育意味着普及知识，普及知识对治理国家具有重要意义，应该是任何政府最关心的重要事情。

这一时期，曾任法国巴黎议会咨议官兼政府委员会成员的杜尔阁（1727—1781年）向法王路易十六呈递的《回忆录——论培养合理参与良好社会生活的个人和家庭的方法》，曾提出《人权宣言》草案的米拉博（1749—1791年）所写的《国民教育工作》，政治活动家雷佩尔提（1760—1793年）的遗作《创建国民教育体系的计划》等，都是法国国民教育思想的重要文本。杜尔阁在向法王路易十六呈递的建议中建议国王成立国民教育委员会，并指出：“在国家所有机构中，最重要、最首要、最刻不容缓、最有益于陛下长治久安，并对整个王国发挥最大作用的机构，便是‘国民教育委员会’”^[14]。

狄德罗

国民教育的概念在启蒙运动中被广泛使用有其历史必然性，因为启蒙运动的主题之一便是反对愚昧主义，提倡普及文化教育。启蒙运动思想家的国民教育思想有别于宗教改革运动提出的旨在为教会服务、促进人性解放的普及教育思想和强迫教育思想，国民教育思想强调把普及教育与社会、国家的发展紧密联系在一起。

18世纪中后期，我国处于清朝乾隆年间，在地球的那一边，欧美国家的启蒙运动如火如荼。“宗教、自然观、社会、国家制度，一切都受到了最无情的批判；一切都必须在理性的法庭面前为自己的存在作辩护或者放弃存在的权利。”^[15]在极具穿透力和感召力的启蒙思想影响下，国民教育的思想广泛传播，并以不可逆转之势，逐步变为社会发展中的实践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