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达国家政府规模与财政支出结构演变规律

在再分配领域，最为突出的问题是政府规模与财政支出结构问题，即政府利用其公权力，从国民收入中获得多少收入支配权；同时，政府又如何安排财政支出的方向。这两个方面都将影响企业、居民与政府三个部门最终的可支配收入。政府财政收支规模的扩大，反映了政府干预国民收入分配的力度增强。

从发达国家的经验事实来看，在过去的一个多世纪中，政府支出占GDp的比重从不足10%，上升到目前的超过45%。数据变化背后反映的是人们对政府职能的认识发生了很大变化。坦齐等(2005)的著作《20世纪的公共支出：全球视野》系统回顾了发达国家和新兴国家于1870年之后政府支出规模扩张的历史，并探讨其背后的原因。他们得出的结论认为，在政府规模扩张以及近期相对收缩的背后，反映的是人们对于“政府应当干什么”的认识在发生变化。如凯恩斯就说，“对政府而言，重要的事情是去做那些目前根本没有做的事情”。人们思想意识的变化，使得赋予政府的职能大大拓展。而为了行使这些职能，就需要政府在再分配过程中获取更多的份额。

坦齐等的著作同时也指出一个事实：发达国家政府规模的扩张与财政支出结构的调整是同步的。他们基于历史数据的分析发现，在发达国家政府规模扩张的过程中，政府的实际支出(一般指政府工资和薪金支出、政府物资和设备采购支出的总和)虽略有增长，但并非是政府规模扩张的主要原因。政府规模扩张的主要方面还是公共补贴和转移支付的大幅度上升。其中最为重要的，是反映出发达国家的社会福利活动扩展，导致社会性支出的增加。总体上看政府规模的扩张，反映出的是政府大幅度承担了很多过去很少承担的职能，比如为了促进社会公平、降低社会风险方面的支出，典型的如医疗、养老等方面的支出。当然，另外还有一些过去虽然也是政府的支出范围，但近些年来大幅增加的政府职能，典型的如教育。

政府收支规模对于国民收入分配格局有很强的影响，但影响的方向比较复杂。政府规模的扩大，反映的是政府干预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的力度增加，并非一定会侵占其他部门的收入。以居民部门的最终可支配收入，政府规模扩大对其作用的方向，与一国财政支出结构以及现实国情密切相关。在现实的讨论中，很多学者往往会忽视这一点，认为政府收入规模增加了，就会导致居民可支配收入比重下降。如果像发达国家历史上那样，一国政府规模的扩大，主要是因为养老、医疗等社会事业的发展，则由于这些支出是转移性支出，将转化为居民部门的可支配收入，因此政府规模的扩大并不意味着居民部门的可支配收入比重降低。这一点在欧洲福利国家体现得较为明显。以1999-2008年欧元区国家的数据来看，其财政收入占GNp的比重超过50%，但其居民收入比重也超过了70%。从变动趋势来看，10年间两者共同出现略有下降的趋势，而非体现出相反的变化方向。

总结再分配方面的国际经验来看，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升，发达国家政府规模均有较大水平的提升，反映政府干预国民收入分配的力度大大增强。然而由于政府的干预主要体现在转移性支出的增加，政府规模的扩大并不意味着居民可支配收入比重的降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