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放考试、以考促学是科举制的一大特点。从1300年的科举考试史来考察，另一呈现规律性的演变趋势是报考限制越来越少，教育机会逐渐下移。不过在考试日益走向公平的同时，却又出现为照顾地区平衡而实行的区域定额录取制度，使考试公平向区域公平倾斜。
从考生来源和报考条件来看，科举制在理论上将参政权向大多数人开放。从隋唐至明清，报考限制越来越少。宋代已允许工商、“杂类”人等报考，清代除倡优、皂隶之家与居父母丧者以外，原则上所有人均可报考。从贡院的规制、命题与评卷的繁杂而严密的程序、惩罚作弊的严厉措施等各方面看，都是为了使考试成绩能真实地反映出应试者的水平。大部分朝代还对主考官和大臣子弟做一些限制，以使平民子弟得到较公平的竞争条件。唐宋时期考官子弟须参加单独组织的别头试，即另外由非主考官命题的考试，明清时期各类参与科举考试之官员之亲族都应回避考试。
科举制标榜公平取士，而其公平性也的确在相当程度上起到了促使教育机会下移的作用。中国古代教育最初是“学在官府”，实行贵族教育。汉代太学开始较具平民色彩，较少入学资格的限制。魏晋南北朝时期，出现了专为王公大臣子弟设立的国子学，中央官学十分讲究门第出身。到了唐代中央的国子学、太学、四门学、律学、书学、算学以及弘文馆、崇文馆等六学二馆等级森严，尤其是国子学和太学，限制入学对象为三品和五品以上官员的子孙。唐后期，科举考试在社会政治生活中日趋重要，科场又从重生徒转变为重乡贡，而乡贡一途没有父祖官阶限制。科举制的兴盛导致官学的衰弱，但却客观上促使教育机会下移，唐后期太学已允许八品以上官员的子弟入学，四门学则完全准许无资荫有才学的人就读。宋代官学身份品级的限制进一步放宽，凡官员七品以上的子弟可入国子学，八品以下的官员之子弟及庶民之俊异者可入太学。南宋时，太学取代国子学的重要地位，太学成为中央官学的重心，已基本上没有身份品级的限制。明清时期，考入府州县学的生员没有身份地位的要求，升入国子监学习也是如此，教育机会更加扩大，教育机会更加下移。在中国古代教育机会下移的演进过程中，科举考试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考试组织越来越严密、考试程度越来越复杂规范、防止作弊的方法越来越精细、处罚作弊越来严厉也是科举发展史上的规律性变化。“一切以程文定去留”、在考试成绩面前人人平等的规定被广大考生所接受。但在宋代以后，却出现了考试公平与区域公平的矛盾。
科名的盛衰和科举中式人的多寡是中国封建社会后期衡量一个地区文化发达水平的最重要、最客观的指标，科名既是个人和家族的奋斗目标，也成为地方集团或区域群体的追求对象。中国科举史上曾出现过激烈的南北地域之争，较突出的有北宋中叶司马光的分路取人与欧阳修的凭才取人之争；明前期由洪武三十年（1397）的南北榜事件引发考虑实行分区定额录取，明中叶以后会试分南、北、中卷定额录取。在乡试一级，各省录取举人也屡有变动，总的趋势是各省举人名额渐有增加，而边远省份举人名额增加较多。清代统治者为了统合南北差异，避免中举及第者过分集中在文化水平较高的江南数省，以均衡各地的科名数额来达到政治势力的合理分配、巩固中央集权统治，对乡、会试中额的地区划分越来越细。到康熙五十一年（1712），废去按大区域划分的南北卷制度，代之以分省取中的办法，按各省应试人数多寡钦定会试中额，按各省户籍多少和文风高下制定乡试中额，而在定额中适当优待边疆和文化相对落后的地区。这从自由竞争的角度来看与考试的公平原则有某些矛盾之处，但从调动落后地区士人的学习积极性、促进当地人文教育水平提高以及维护中华民族的统一的角度来看，则有其合理之处。所以中国科举史上关于凭才取人与分区取人的争论，越到后来越是分区说占了优势，而且分区录取的办法还越来越具体，区域配额越分越细，这也成为科举考试史上的一个发展规律。
【注释】
[1]诺斯古德·帕金森著，陈休征译：《官场病（帕金森定律）》，三联书店，1982年5月，17～18页。
[2]封演：《封氏闻见记》卷三《贡举》。
[3]《清史稿》卷一○八《选举志》三。
[4]《通典》卷十五《选举典》。
[5]《明史》卷六九《选举志》一。
[6]《清史稿》卷一○八《选举志》三。
[7]商衍鎏：《清代科举考试述录》，三联书店，1958年5月，346页。
[8]《戊戌变法》第2册，神州国光社，1953年，329～33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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