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估商用大飞机项目技术进步的经济效应的难点

　　近年来,对公共研发支出效应的评估吸引了越来越多的注意。在美国,前总统科学顾问——约翰·马伯格(John Marburger)——曾提出“科技政策的科学”和“基于证据的科学政策”的概念。为了回应这一概念,美国积极着手努力测度国家研发投入的效果;在欧盟,根据《里斯本议程》,欧盟及其成员国也在积极尝试,试图对其研发投入的绩效进行评估;在日本,内阁在2007年颁布了名为“创新25”的长期战略规划,其中就规定要开发一个模拟模型,以测度研发投入的社会经济效应。在经合组织内部,科技政策委员会也在积极推动对公共研发投入的社会经济影响进行评估(OECD,2008)。

　　但是,研发活动的社会经济效应会体现在很多方面,戈丁和多尔(Godin and Dore,2006)提出,公共研发活动的经济效应应该包括以下11个方面:科学的、技术的、经济的、文化的、社会的、政策的、组织的、健康的、环境的、象征性的以及培训方面的。显然,这种笼统而简化的分类方面并不能为我们对一个研发项目的各方面的影响提供多少具体的指导。

　　航空科技由于涉及的科技领域较广,对社会经济各方面的影响也较大,因此要想详细列出航空科技对社会经济生活的影响几乎是一件不可能完成的工作。航空科技应用于其他领域的案例很多,但是却缺乏对这些应用的经济价值进行量化的研究。要研究商用大飞机项目对科技进步的影响,我们首先要考虑的就是在没有商用大飞机项目的时候,整个经济体的技术进步与技术扩散效应是怎样的?商用大飞机项目会产生哪些领域的技术创新、这些技术创新可以应用于哪些领域?此外,我们还要考虑从技术创新的产生到技术的应用,这中间可能有一个很长的时滞。这些都为我们评估商用大飞机项目带来的技术进步的经济效应设置了障碍。

　　除了从整体上考察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外,还有很多案例研究科学技术对经济增长的贡献。

　　此外,由于商用大飞机项目刚刚起步,其研发支出对上海科技进步的作用还没有充分体现,因此目前要评价因大飞机项目的研发投入对上海科技进步、进而对上海长期经济增长的贡献还为时尚早。我们这里主要运用定量化的方法评价上海研发支出对上海长期经济增长的贡献。因为大飞机项目对上海经济的带动效应从长期来看,也主要表现在对大飞机的研发投入将带动上海的科技进步,进而带动上海经济的增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