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空间经济学理论和区域经济圈综合分析框架的构建

我们尝试从空间经济学的角度对区域经济圈进行解释。由于新空间经济学尚属一门较新的学科，所以我们会花一点篇幅，对其核心内容和逻辑结构进行一番综述。

关于成长三角和区域经济圈，传统的国际经济学的解释能力局限是显而易见的。尽管国际经济学解释了国际经济一体化的静态和动态效应，并经典地提出了随着要素自由流动程度的不同，国际经济一体化的六种形式。但是对区域经济圈，或者说对成长三角来说，这样的解释是远远不够的。问题的关键在于在传统的国际经济学理论中，常常假定劳动和资本等生产要素在国际上是不能移动的；另一方面，又认为产品和服务的运输和移动费用为零，在此基础上构筑了国际经济学理论，但是随着经济全球化趋势的进展，当今世界的现实刚好相反，除了土地等生产要素之外，劳动和资本是可以自由移动的，而产品和服务的运输则是需要支付成本的（保罗·克鲁格曼，1991）。^〔28〕随着新空间经济学理论以及产业集聚理论的提出，人们有了一个从新的角度去认识区域经济圈的机会。

一、新空间经济学的提出

新空间经济学（new geographical economics）和传统的新古典的国际经济学不同，新空间经济学依托在规模经济和广义的运输成本相互作用下内生而来的集聚理论，整合自组织理论，企图在多个层面上对空间（区域）经济学体系的形成做出统一的解释。该理论的基本思路，实际上更接近古典经济区位理论（location theory）和经济地理学（economic geography），而不同于传统的国际贸易理论。在新空间经济学的分析框架下，将国界作为重要因素考量的传统的国际经济学可以作为一个特例（Krugman, 1994）。

藤田昌久回忆了新空间经济学的诞生过程^〔29〕（2004）：1991年，保罗·克鲁格曼发表了《规模经济和经济地理》（Increasing Return and Economic Geography），提出了有关空间经济学的最基本的模型，即“核心—边缘”。同一时期，伦敦大学经济学教授维纳布尔斯也开始将新空间经济学的模型应用于国际经济问题的研究。1991年11月，在波士顿召开的北美地域学会上，当时作为宾夕法尼亚大学城市经济学教授的藤田认识了克鲁格曼，双方开始合作研究，以他们三人为中心的有关空间经济学初始阶段的研究基本上在20世纪90年代上半期完成。1996年，在东京召开的一次小型国际会议上，三人商定将他们的研究整合成为一本大学研究生院水平的系统的专著。同年6月，三人在伦敦进行了整整一个月的封闭式研究和讨论，决定了写作的框架，以后通过不断的书信和电子邮件的联系，以及差不多每半年一次的共同作业，三年后，1999年由三人合著的《空间经济学》终于诞生了，由此标志着新空间经济学的成型。

二、产业集聚的形成

空间经济学的核心和依托是集聚理论。一些文献把新空间经济学的形成，看作是主流经济学对经济地理学的渗透（顾朝林，2002）。从方法论上来说，这种说法有一定的道理，但空间经济学更多的是古典区位理论的传人（克鲁格曼，1991）。比如说分工，新古典经济学家们总是强调比较优势和国际贸易可以导致分工的形成，但是他们描述的这种分工，在空间经济学家看来，常常是空中楼阁（克鲁格曼，1991）。现实的分工，更多的是古典区位理论中的屠能模型所表现出来的带有空间坐标的分工，是由一个集聚经济的核心和与此具有紧密联系的周边地区组成空间体系中的具有实际意义的分工、周边地区和核心区域之间的分工形成的，是自组织化机制的作用，并且更多的是和运输成本有关。在新空间经济学中，运输成本是一个核心的概念，就像制度经济学中的交易成本一样。空间经济学延续了区域经济学中的二元结构论，即用中心和外围这样的二元论来作为空间结构分析的主要范式，并以此建立了中心—外围模型、也称核心—边缘模型等。

在古典经济学和新古典经济学的世界里，集聚力是很难发生的，根据一般均衡理论，所有商品都是在边际收益一定（constant returns）状态下生产出来的。在这种情形下，集聚力是不可能内生地产生的。但是在现实的世界里，只要初始的状态（the first nature）在地域之间没有外生的比较优势存在，所有的商品是在当地生产出来，就能避免产生产品的运输成本，从而达到最有效率的均衡。更为一般的，有所谓的空间不可能定理，即：在初始的非均衡完全不发生作用的匀质空间，如果能满足完全市场的假定（在所有的地方，对所有的产品，都存在着完全的市场），就不会存在带有正的运输费用的竞争性的均衡（Starrett, 1978）。^〔30〕

空间不可能定理表明，在完全市场的世界，只要初始的状态下没有外生作用力，就只能是一种空间均衡状态，即在所有的地点，都有足够的产品产出，不需要进行商品的运输。因此，伴随着地域特化，即区域专业化分工而来的经济活动的空间集聚就不会产生。

但是，现实世界是一个不完全竞争的市场，因此，集聚就是一种普遍的现象。如日本的东京圈差不多集聚有3000万人口，占日本人口的1/3。同样，中国的长三角地区，在全国1％的土地面积上集中了10％的人口、20％的国内生产总值。反过来，集聚的普遍性，又证明现实世界是一个不完全竞争的市场，完全竞争市场只不过是不完全竞争市场的特例，这正是新凯恩斯主义的理论立足的基点之一。

用来说明不完全竞争市场存在的基本因素就是由于广义的外部经济而导致的“市场的失灵”。在这里，所谓“外部经济”包括两类：一类是技术外部性（technological externality），这是由于企业和企业、企业和家庭（消费者）之间非市场的相互作用（基于两者之间的沟通而来的信息和知识的交流以及基于商品的售后服务等）而产生的外部经济；这种外部性，用一句更容易理解的话来说就是知识的外溢；还有一类是金钱外部性（pecuniary externality），这是由于不完全竞争而来的外部性。

产业集聚并不是新的东西，马歇尔在19世纪就研究了产业集聚。但是，新空间经济学家强调，在产业集聚的经济学研究方面，他们的贡献是发现了产生集聚的成因。这个成因被归结为以下三点：（1）商品和服务的生产上的规模经济；（2）产品的运输成本；（3）商品和人才的多样性，具体有消费品的多样性、中间产品的多样性和人才的多样性，这三个因素的相互作用产生了集聚力。

我们从多样性的角度分析产业集聚的形成机理。

1．基于消费品的多样性而产生的集聚力

图1-1　基于循环因果关系的生产者（厂商）和消费者（工人）的集聚

图1-1展示了由于消费品的多样性，吸引了企业和消费者（即劳动者）向某一区域集聚的机制。如图中所示，某地区由于能够提供较多的消费品，基于对消费品的多样性的偏好，在该区域的工人（消费者）以名义工资表示的实际工资（效用）增加了，这样，就会吸引更多的工人向该区域移居。进而进一步扩大了这一区域的消费需求，并吸引更多的消费品生产企业向该区域集聚，这实际上意味着该区域能够进一步提供更多的消费品。这样一来，由于前方关联效果（更多的消费品供给而使得劳动者的实际工资增加）和后方关联效果（更大的消费品市场的形成成为吸引大量的专业化消费品生产厂家的主要因素），形成了企业和劳动者集聚的循环性的因果关系。

应该注意的是，后方关联效果有赖于规模经济的作用，即在各类消费品生产厂家对规模经济的追求下，才会产生后方关联效果（反之，就是各地区都均衡地生产所有种类的消费品）。总之，单个企业层面上的规模经济，通过循环的关联效应转换成为区域全体（城市或专业化产业区）的收益递增，由此产生了集聚力。

这种前方关联效应又被定义为价格指数效应，而后方关联效应又被定义为市场规模效应。

2．基于中间产品的多样性而产生的集聚力

图1-2是一个基于中间产品（也包括企业服务）的多样性而在中间产品的生产者和最终产品的生产者之间形成空间集聚的机制模式。

图1-2　基于循环因果关系的最终产品生产厂商和中间产品（服务）生产厂商的集聚

在某城市或区域形成了较多的中间产品的供给，由此引起使用中间产品厂家的生产效率的提高，成为吸引更多的企业集聚的诱因（前方关联效应）；另一方面，大量企业的集聚，进一步扩大了对中间产品的需求，成为吸引更多的专业化中间产品厂家集聚的诱因（后方关联效应）。由于这种循环性的关联效应，中间产品的生产者和应用中间产品的生产者之间形成了集聚力。正是这种集聚力，促进了特定产业在特定地区的集聚，形成了专业化产业区，如我们常见的块状经济区（如中国浙江）、地场产业（如日本），以及在大中城市形成的中枢管理功能的集聚。

以上，说明的是基于金钱外部性形成的集聚力。然而现实中的城市和专业化产业区的形成和发展，除了金钱外部性之外，由于非市场作用的技术外部性同样也非常重要，这就是知识外溢效应，如马歇尔（1890）所最早指出，后来的Jacobs（1969）和Lucas（1989）对纽约的各种专业化的街道，如时装、金融、钻石街的研究，以及萨克森宁（1994）对硅谷的研究所证实的那样，基于各种单个的交易和事件而来的业务性和社会性交流和沟通在特定地域形成了特定的产业集聚，这种集聚在地域层面对技术进步和产生的作用是很大的。当然，这种人际交流的必要性和有效性往往是以人的多样性为前提的。因为人们出生、成长以及学习的经历不同，人和人是不一样的，这就是人的多样性。

我们结合制造业发展，特别是作为现代制造业的主体的组装加工产业（如电气机械、运输机械、精密机械和一般机械、塑料制品等等）产业集聚的形成来具体说明由于技术外部性而产生的产业集聚，进而加深我们对产业集聚结构的理解。

制造业产品生产的最终阶段，是投入资本（制造设备、生产线）、劳动将各种零部件组装起来，进行大量生产。但是，在达到量产阶段前，还要经历一系列的生产过程：

首先是企划，是有关企业总部的战略经营部门进行的新产品企划。其次是研发，由研究部门进行研究开发（R & D）。第三是中间试验（中试），一边进行试验一边改进。第四是量产，即大批量生产。在量产过程中，还必须有相关过程的配合：（1）与相关零部件开发和生产企业的协调和采购；（2）与有关模具生产的企业形成协同；（3）为了提高生产效率，与设备生产企业的协调和采购。此外，在整个生产过程中，技术支持、中介服务、物流支撑等也必不可少。最后，还有进入流通的环节：广告宣传、市场营销和售后服务等。

在以上过程中，有大量的经营者、研究者、技术人员、技术工人、熟练的操作工人和一般工人参与其中。不仅如此，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企业必须不断地引进新技术，开发新产品才能争取和保持市场中的竞争优势。因此，上述过程实际上是不断地在重复进行。

由此可知，作为现代制造业主体的组装加工业，实际上是建立在庞大的多层次的中间产品生产和中间服务提供的基础上的。而正是这些多种多样的中间产品生产和中间服务提供，与大量的多样化的劳动力和各类人才有关。

这样，对大量中间产品和劳动力、人才的供给和需求，产生了很强的集聚力。在日本，东京多摩河沿岸，以及东大阪市都有机械、金属产业的大量集聚。在日本的神奈川县和爱知县，则形成了汽车及其零部件（中间产品）（有关汽车，几乎有几万个零件作为中间产品存在）产业的集聚。在中国的长三角地区和珠三角地区情况也是一样。在长三角的浙江省，有关制造业的专业化产业区有近百个之多。在美国的硅谷，则有半导体、个人电脑以及信息电子产业的集聚。至于规模较小一点的产业集聚，则不胜枚举。

但是，并不是所有的生产活动都必须在同一地点（地域）集聚布局的，集聚到了一定阶段，地价和工资就会上升。因此，当运输费用（广义的运输费用）较低时，一些中间产品和服务就会向地价和劳动力成本更低的地区转移，或者为了进一步靠近市场，而在较大的市场周边建立新的规模企业等等，这就是产业转移。

以上分析表明，新空间经济学家特别强调外部性的作用，在马歇尔那里，外部性是产业集聚的效应，而在新空间经济学家那里，外部性不仅是产业集聚的效应，而且也是产业集聚的原因，在外部性的驱动下产生的累积循环效应，使得产业集聚形成了一种“集聚呼唤集聚”的锁定和自增强效应。

三、产业集聚的结构和成长

对于集聚的产生，克鲁格曼比较倾向于强调历史和偶然的作用（克鲁格曼，1991）。藤田昌久则以必然性和偶然性的共同作用来加以补充说明，他以硅谷的形成为例^〔31〕（1999）认为，特定的集聚，是在具备了一定的自然、社会条件的地区，在某种偶然因素的触动下，在特定的地域形成的。不管在什么地方，一旦出现了某种程度的产业集聚，或者城市化的集聚，这种集聚经济就会依据集聚本身的自增强机制，在集聚所在地域产生空间上的放大和锁定效应，这种锁定效应的产生将使个别企业或者其他经济主体很难脱离集聚经济，并吸引其他经济主体进入集聚体。这种集聚锁定效应，在集聚形成的初期，对促进集聚的形成以及集聚地的经济增长起到了正面的作用，但是从长期来看，却也可能带来延缓集聚的正面变化和革新效果的“负面”效应。

一般地说，在集聚经济体（专业化产业区或者城市集聚）中，作为集聚核心而存在的集团相互之间的外部性越大，其集聚力也就越强。

首先，基于金钱的外部性，有利于在产业集聚的下部结构层面（见图1-3），即社会资本和服务的提供和中介服务的提供层面的企业和各种事业单位进行更为细分化和差别化的服务，同时也提高了它们的规模效应。无疑，这会增加它们的生存和盈利空间。

图1-3　制造业产业集聚的三角模式

资料来源：藤田昌久、久武昌人：《日本、アジア：地域経済システムの変容》、《通産研究レビュー》1999年7月。

其次，在产业集聚的中间结构层面，有利于提供更为多样化的中间产品，并且，如果中间产品的广义运输费用越高，集聚体内部的金钱外部性也就越强。从技术外部性来说，伴随着中间产品生产而来的劳动者多样性程度的加大，使得因事、因人而来的人际交往密度也加大，从而带来了更大的技术外部性。

第三，在产业集聚的上部层面，即大量生产层面活动的企业或企业集团，这些企业的产出主要是最终产品，包括各种服务，这些服务提供的产品常常就是知识和信息。

产业集聚各个层面的产出，不管是底部层面的社会资本和服务的提供，还是中间层面的中间产品的生产和销售，还是上部层面的大量生产的最终产品和服务，并不是仅仅面对集聚体内部，而是面向更为广阔的外部市场。这些产品的差别化程度越高，且运输费用越低，就越可能拥有更为广阔的市场，或者说，其市场全球化程度就越高。

由此可见，对于具体的集聚来说，如果集聚力更大，更具有全球化背景的市场，那么，其在集聚地区的锁定效应就越强。由于这种强烈的锁定效应，会吸引那些进行同类生产活动的企业以及拥有相关技能的劳动者进入集聚地区，这样，集聚地域就会具有越来越强的集聚力。如果在集聚地域的企业群体属于成长产业，那么集聚体就会伴随着产业的成长一起成长起来，同时推动所在地区的发展。

如在美国硅谷，那里集聚着大量与半导体、个人电脑、信息技术相关的IT产业的中小企业，其中也有若干大企业。不难看出，硅谷是一个具有很强集聚力的集聚地（体）。同时，其产品是以世界市场为主要目标。不仅如此，在IT领域，硅谷是世界最高层次的产业集聚地，拥有最有活力和才能且非常多样化的人才，同时吸引着美国和世界的风险资本。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硅谷就伴随着IT产业的兴起不断成长起来。20世纪90年代以后，许多国家都在努力学习硅谷的经验，希望建立第二硅谷，但是由于硅谷自身具有强烈的锁定效应，因此，在IT领域，真正可以和硅谷比肩的产业集聚地（体）应该还是没有。

在日本，东京多摩河沿岸的机械和金属产业也形成了数量众多的中小企业的集聚，其中包括不少大企业，吸引着日本各地的人力资源。多摩河沿岸的产业集聚也是伴随着日本机械产业的发展而成长起来的。

在中国，长三角地区和珠三角地区的加工制造业产业同样是以广阔的中国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为背景，凭借着优越的地理位置和便利的交通设施等社会资本网络，以及多样化的制造业相关产业的集群和充裕的人力资本，而快速发展起来的。并吸引世界各地的制造产业向该地区集聚，从而使得该地区成长为世界制造业的中心之一。

四、产业集聚中的不完全竞争和广义运输成本

新空间经济学的两个主要假定是：不完全竞争市场，或者说是垄断市场，与广义的运输成本的存在和相互作用，导致了集聚的产生和转移。由于市场是不完全的，由此导致了规模报酬的递增。又由于运输成本的下降，引起了产业集聚。

新空间经济学认为，制造业产品具有差异性，其差异性由产品的替代弹性表示，替代弹性越小，则产品差异性越大，产品的种类数就越多。不完全竞争的市场结构规定了规模报酬递增是在单个厂商水平层面上的，这一内生的厂商水平层面的规模报酬递增规定了某一制造业产品的生产最后只能由一家垄断厂商或少数厂商来完成，这是因为规模报酬递增，单个厂商就有不断扩大生产规模的内在动力，随着单个厂商规模不断扩大，产品的平均成本和售价不断降低，市场竞争力不断上升，最后形成一个产品的生产只能由一家垄断厂商或少数厂商来完成的格局。同时，一个地区内制造业产品的种类数与既定地区内的制造业劳动力数量成正比，而制造业种类数恰恰是一个地区市场规模效应的表现。因此，市场规模效应与地区内制造业从业人员数量有紧密的联系（Dixitand Stiglitz, 1977）。

广义的运输成本在产业集聚的生成中具有重要的意义。所谓广义的运输成本，包括看得见的运输网络形成的有形运输成本，也包括由于关税和非关税壁垒以及地方保护所引起的成本，汇率变动所引起的风险成本，语言和文化的及相关制度不同所带来的交易成本和制度成本，以及其他一些难以测算的成本。我们将所有这些成本作为广义的运输费用。近年来，随着交通、通信技术的不断进步，快速交通系统，与由计算机和通信技术结合而来的视频通信、网络通信的快速发展；另一方面，贸易、投资、金融自由化的进展，也带来广义运输费用的大幅度下降。

在这里，我们讨论一下规模报酬递增和广义的运输费用结合对区域经济体系的变动产生的影响。

首先，我们假设运输费用极高，接近于无限大，农业受土地的束缚而分散经营，制造业和服务业等相对不那么使用土地的生产活动，也不得不和农业等受土地束缚的产业一起，成比例地分散经营，规模经济和集聚经济都无从谈起。

随着运输费用的逐渐下降，在某一时点^〔32〕，类似图1-1、1-2这样的循环性的因果关系，即累积循环效应开始发挥作用，于是较小规模的集聚（城市集聚和专业化产业区）开始出现。随着运输费用的不断降低，那些具有差别化优势，即价格弹性较低、比较不容易被替代的产品，或者交通费用相对更为低廉的产品的生产活动就会向少数集聚地域集聚。在累积循环的自增强机制作用下，集聚规模会不断增大，趋于集聚的产品种类会不断增多，于是形成了多节点的多层空间结构系统。

如果运输费用再进一步下降，差别化优势最大以及运输费用比较低的产品群就会由唯一的产业集聚地供给，整个地区的产业分布就会出现“制造业中心—农业外围”的格局，即“核心—边缘”的格局，进而形成“一极集中”的空间系统结构。

但是，运输费用再进一步下降的话，集聚程度进一步提高时，就有必要考虑那些以往未曾考虑的因素，这就是在集聚地地价会持续上升，进而引起住房价格和房租的上升，并引起工资成本的上升，特别是由于土地是不能移动的要素，因此对集聚的形成特别敏感。此外，劳动力的迁移受国境的限制，产业集聚、生产活动的集聚会引起工资的上升，因此，随着运输费用的进一步下降，土地和劳动必须更为集约性地使用。当由此产生的离心力超过集聚的向心力的时候，差别化优势较小、运输费用较低的产品的生产活动，就开始向周边地域集聚。如果运输费用更进一步下降，产业和生产活动就会呈“雁形形态”，从核心地区向周边地区顺次移动（Fujita, Mori, 1997; Fjita, Krugman, Mori, 1998）。而原制造业中心可能会衰落、即所谓的空心化，但也可能加快产业结构调整，发展成为以贸易、金融、服务等第三产业中心，实现产业升级。

五、从新空间经济学视角看成长三角和区域经济圈

（一）产业集聚的空间界定

成长三角／区域经济圈是否是一个集聚经济体？迄今为止，似乎还没有文献讨论过这个问题，即便是一般意义上的产业集聚体，投射到现实生活中也是形形色色的。波特的产业集聚的意思是产业集群，即相关企业和部门像葡萄串一样紧密地集聚在一起，并形成密切的产业经济关系，进而获得面对面交流的机会。萨克宁森把硅谷和128公路沿线作为典型的产业集聚体。藤田昌久作为城市经济学家，则认为集聚至少有两种类型：一种是专业化产业区，类似马歇尔的产业集聚；第二种就是城市，他认为城市是一个集群，而且是更重要的集群。日本的一个研究对相关人员进行过问卷调查，即你认为集聚的范围要多大才合适，大多数人的回答是一个城市圈甚至是一个地区，如北海道^〔33〕（濑田史彦，2005）。更为广义的一种说法，即从全球经济分布来说，集聚的空间就是经济发达的地区。比如说，欧洲地区、北美地区等。^〔34〕依据以上多种说法，笔者认为产业集聚在现实中是具有一种相对意义的概念，从世界的产业和经济分布来看，西欧、北美是产业集聚体；从单一产业分布的空间状态来说，专业化产业区是产业集聚体；从一个国家看，某一发达地区可能是产业集聚体；从一个地区来说，某一城市是产业集聚体。由此可以认为，所谓产业集聚对应到现实生活中，并不需要一个明确的、千篇一律的范围和空间界定，它更多时候是针对某一个问题而来的，是一个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概念。只要具有产业集聚属性和特征的地域和空间，就可界定为产业集聚体，甚至有时不需要具体的空间概念。只要有网络，有密切的经济联系和信息沟通，我们也可称之为产业集聚。如战略的产业集聚或虚拟产业集聚等。

（二）成长三角、区域经济圈和产业集聚体

从成长三角和区域经济圈的结构和属性入手进行分析，我们认为，产业集聚和包括成长三角、区域经济圈的区域经济一体化之间的关系，是一种演化关系。成功的成长三角和区域经济圈将导致产业集聚体的形成和扩大，反之，就会被边缘化。从世界经济的空间分布来说，成功的区域经济一体化，如欧洲共同体、欧盟是产业集聚的发展和演化进行得比较成功的。从产业集聚的理论上来说也是这样，从世界经济角度来说，成功的区域经济一体化导致了该地区的经济发展和产业集聚，在理论上这是由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动态效应引起的^〔35〕。由此引起的集聚呼唤集聚的累积循环效应，会使得该地区成为产业集聚体或者通过产业转移扩大了其原有的产业集聚体的空间，当然也会有不成功的事例^〔36〕。成功的成长三角、区域经济圈也是这样，如作为“扩大的都市地区”类型的成长三角和区域经济圈，其本身就是产业集聚的动态演化过程的载体。而能否形成或者扩大产业集聚体，在很大程度上成为成长三角和区域经济圈是否成功的主要标志之一。

（三）成长三角、区域经济圈——基于空间经济学和产业集聚的分析

我们以亚洲和北美的8个成长三角／区域经济圈为例，基于空间经济学和产业集聚的理论对其发展趋势进行分析。

表1-2中所列的区域经济圈可以分成以下几类：

表1-2　主要区域经济圈的比较

续表1

续表2

注：本表没有包括长三角区域经济圈。

资料来源：笔者依据有关资料制成。

第一，属于核心城市扩散型。从空间经济学的观点看，这类经济圈都有一个或若干个集聚中心的存在。区域经济圈形成的主要动力是从集聚中心向周边地区的产业转移和要素扩散，进而形成了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趋势。并且，在一个更广泛的空间背景下，集聚中心和周边地区之间由于经济发展水平、地理因素、历史文化传统，以及社会联系网络等多种因素的作用下已经形成了一个稳定的集聚区域，两者之间的产业转移和要素流动是相对稳定的。如长三角区域经济圈、珠三角区域经济圈、IMS成长三角等。

第二，属于基础设施开发协调型的，如澜沧江—湄公河区域经济圈和图们江区域经济圈。这类区域经济圈的主要动力在于有关各方为进行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的协调，以便为今后产业转移和产业集聚的形成创造条件。

第三，产业转移和扩散型，如海峡两岸经济圈和环黄海经济圈甚至包括美、墨边境区域经济圈。这一类区域经济圈和第一类区域经济圈相同点在于要素移动和产业转移是形成经济圈的主要动力，不同在于第一类经济圈有一个集聚中心和稳定的集聚区域存在，而这类经济区由于多种因素的制约，比如地理因素，如经济圈内部两大板块隔海相望，或者区域内虽然有一些城市或大城市存在，但缺乏起核心作用大城市等，或者没有形成一个稳定的集聚区域，从长期来看缺乏稳定性和收敛性。

比较这三类区域经济圈的发展趋势，可以发现，这些区域经济圈都是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开始形成和发展起来的，经过十几年或二十几年的发展，目前状态比较稳定的是第一类区域经济圈，其中主要是长三角区域经济圈和珠港澳区域经济圈。第二类区域经济圈受制于政治障碍或者其他非经济因素的影响，发展趋势不是很明朗，如图们江区域经济圈，有的则继续停留在基础设施的建设协调阶段，如澜沧江—湄公河区域经济圈。第三类区域经济圈则是由于没有一个由产业转移双方共同形成的比较稳定的集聚区或准集聚区，因此不能形成稳定的产业集聚指向，或者缺乏稳定的产业转移源头，或者受到周边其他产业集聚体的影响，原来比较收敛的产业转移开始变得不稳定，因此发展的趋势也受到影响。如海峡两岸经济圈在20世纪80年到90年代中期，受厦门经济特区有关制度安排的影响，隔海相望的台湾地区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开始向福建省转移，两者之间构成了相对稳定的产业转移，或者说是产业集聚的扩散关系。但是，到了20世纪90年代后期，由于临近福建地区的长三角地区经济的迅速发展，从而使得更多的台湾资本移向长三角地区。海峡两岸经济圈的发展趋势也开始变得模糊起来。这种情况在黄海区域经济圈中也存在。从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由于大量的韩国资本投向山东半岛等地，于是关于环黄海经济圈的说法就在韩国和日本学者中流行开来，但是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以后，韩国向中国山东等地的投资锐减，在此以后韩国向中国的投资也逐渐分散化。环黄海区域经济圈的前景也变得模糊起来。与此相对照，以中国国内区域为主，包括北京、天津、辽宁、河北、山东等省、直辖市的环渤海经济圈开始出现取代环黄海经济圈的趋势。

由此可见，是否具有一个稳定的集聚核心，这往往是指具有较大空间辐射能力的大城市，或城市群以及与此具有紧密的经济互动关系的稳定的产业集聚区，或者准集聚区^〔37〕，这是区域经济圈能否成长发展的重要因素。

六、有关区域经济圈相关理论的比较和综合

迄今为止，能够为区域经济圈的成型和发展提供理论支持的主要是国际经济学的区域一体化理论、产业转移理论和新空间经济学理论。这三者由于依托的基本理论背景不同，以及分析问题的视角不同，对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解释也就各有差异。我们就区域经济一体化过程的几个特征因素，对相关理论的解释进行以下比较。

（一）区域经济一体化理论分析的基本假定条件

国际经济学的理论认为，区域经济一体化是针对完全竞争市场下的市场分割问题而来。由于市场的分割，造成了发展的不均衡，因此实现区域经济一体化以后，打破了贸易壁垒，实现了统一的大市场，能够在更大范围内优化要素配置，实现发展的均衡。现有的产业转移理论基本上是以新古典经济学作为基本分析范式的，因此它对区域经济一体化理论分析的基本假定其实也是完全竞争市场。以小岛清为代表的产业转移理论认为，在完全竞争市场条件下，由于经济发展和收入的增长导致比较优势的变化，形成了产业转移。相比之下，新空间经济学理论则提出了不完全竞争市场的理论假定，并且假定产品移动是具有广义的运输成本的。相比之下，新空间经济学理论对假定条件的解释更贴近区域经济圈的现实。

（二）区域经济一体化的障碍

国际经济学认为，区域经济一体化的主要障碍是关税壁垒和非关税壁垒，以及由此引起的国际贸易和国际投资方面的障碍。在这一点上，产业转移理论也持同样的观点，当然产业转移的关注点主要集中在投资壁垒上。相比之下，新空间经济学则把区域经济一体化的障碍，即现实中存在的要素和产品流动壁垒，包括关税壁垒和非关税壁垒等都内生化到了广义的运输成本之中。

（三）产品和要素流动的动态过程

区域经济一体化的主要动力是产品和要素的移动，对这一移动过程的状态描述和分析，各种理论有所不同。国际经济学中区域经济一体化理论的关注点集中在产品的自由化移动方面，并将这种自由化移动的状态区分为特惠关税协议、关税同盟、自由贸易区等6种状态。而产业转移理论和空间经济学理论是将要素移动的状态描述为一种雁形形态，形成雁形形态的主要原因。产业转移理论认为是比较优势的变化，而空间经济学则用广义的运输成本和产品的差别化弹性解释。比较之下，国际经济学对产品和要素流动状态的分析，还基本上停留在外生变量作用下的非连续状态的描述和评价阶段，而产业转移理论和空间经济学理论则深入到了分析产业转移内生变量层面。

（四）一体化的主要动力

国际经济学理论把区域经济一体化作为政府间的协议成果，认为政治的推动，以及由此而形成的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在其中发挥了主导作用。因此，推动区域经济一体化的主要动力是政府。而产业转移理论和新空间经济学理论则从比较优势的变化以及产业集聚与扩散的角度认定，一体化的主要动力是企业。

（五）一体化经济形成后的状态和达成的目标

国际经济学理论认为，统一的大市场的形成和要素与产品价格的均等化应该是一体化经济所能达成的目标。产业转移理论则认为，可以实现地区间的专业化分工，推进国际和区域间贸易的增长。而空间经济学理论则认为，会形成中心—外围的产业分布状态，推进地区间的专业化分工。

（六）对一体化效应的评价

国际经济学理论把区域经济一体化效应分为静态效应和动态效应，分别给予评价，认为静态效应是贸易转移和创造，而动态效应则有规模经济、竞争刺激和投资刺激。产业转移对一体化的效应评价则认为，产业转移以及产业升级和产业的空洞化是经济一体化的效应所在；空间经济学认为，产业集聚和扩散应该是经济一体化的主要效应。

七、区域经济圈综合分析框架

通过对国际经济学、产业转移理论以及空间经济学理论就区域经济一体化六个方面的比较和评价，笔者认为，以空间经济学的有关假定和分析为主体，结合产业转移理论和传统的国际经济学的区域经济一体化理论，构建一个区域经济圈的理论解释框架是可行的。我们将其定义为区域经济圈，综合分析框架见表1-3。

表1-3　有关区域经济一体化的主要理论比较和区域经济圈综合分析框架

1．区域经济圈形成的假定条件

（1）不完全竞争市场。由于是不完全竞争，因此存在着规模效应递增，由此引起要素流动和产业集聚的可能，形成区域经济圈的动力。

（2）存在着广义运输成本。这包括：为克服空间距离的障碍而支付的有形运输成本；由于关税和非关税壁垒、地方保护及相关制度不同所引起的制度成本；汇率变动和其他不确定因素所引起的风险成本；语言和历史文化传统差异以及交易习惯的差异所引起的交易成本；其他一些难以测算的成本；等等。广义运输成本的存在决定了区域经济圈具有一定的稳定性。

（3）市场是分割的。由于存在着分割的市场，所以才有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必要，进而带来区域经济圈形成的可能。

2．区域经济一体化的主要障碍

是指区域经济圈形成和区域经济一体化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

3．产品和要素流动的动态过程

从整体把握，构成区域经济圈形成动力的产品和要素流动的动态过程是一种雁形形态；从微观视角观察，要素和产品的流动过程体现为企业跨区域发展，寻求企业一体化的过程。

4．区域经济圈形成后的状态及目标

（1）制度成本的解消和运输成本、交易成本以及其他风险成本降低；（2）统一市场的形成；（3）专业化分工的深化；（4）区域竞争力的增强；（5）区域创新能力的提高；（6）区域整体福利的改善。

5．区域经济圈形成的主要动力源

企业和政府，其中作为市场主体的企业是主要动力源。

6．区域经济圈的效应

产业集聚体的扩展和区域产业分工的形成以及区域经济圈内发展的均等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