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宁波海洋渔业经济活动

近代以来，随着社会经济与技术条件的进步，也推动了宁波海洋渔业生产的变化与进步。大量的渔船在近海从事捕捞，渔民对海洋渔汛期的把握更加细致，船只的专业分工也更加合理。在捕捞船只之外，渔业生产过程中还出现了专门用于加工和收购的冰鲜船只，家族式的传统生产企业也逐渐产生并发展起来。而人与自然之间的矛盾也在这一时期产生，过度捕捞的现象导致很多禁令在地方出现。而宁波海洋渔业销售区域也随着整个江南经济的变化而扩大。与以前大量海产品在宁波本地及其他浙东地区销售相比，近代以后，随着大批宁波人迁徙上海等地，宁波海域所出产的海产品主要运送上海等外埠销售，或转运出口。

进入近代以后，宁波渔民海洋渔业生产的条件与能力都有所进步。到清代末期，宁波沿海渔民对渔汛期的时间和海域有了更加准确的认知，他们往往针对不同的渔汛驾驶装载不同渔业捕捞工具的渔船前去捕捞（见表4-4）。

表4-4　晚清宁波沿海海产一览

续表

资料来源：〔清〕沈同芳：《中国渔业历史》，《万物炊累室类稿：甲编二种乙编二种外编一种》（铅印本），中国图书公司1911年版，第37—39页。

从表中我们可以看到，宁波沿海一年四季都有渔汛。在此我们需要注意的是，宁波沿海的渔汛并不是稳定不变的，渔汛的发生受冷暖空气的影响非常明显。以舟山渔场的带鱼汛为例，其渔汛一般从立冬开始，到第二年的雨水，渔汛期为三个月。秋冬季北方冷空气的南下会导致海洋上出现外海暖水减弱和沿岸冷水扩展的情况，这会使原来在江苏沿岸的带鱼纷纷南下，聚集在宁波近海，构成冬季宁波沿海的带鱼汛。这时候如果南下冷空气过强，不仅会影响出海渔船作业，更会导致海水温度下降，促使鱼群继续南下，这样会大大缩短渔汛周期。对于气候变化和渔业生产的关系，宁波有很多渔谚可以反映出来，如《镇海县渔业志》载渔汛习语：

小黄鱼汛：有“春分起叫攻南头”（洋鞍渔场）；“清明叫谷雨跳”；“清明南洋旺风、谷雨北洋旺风”，“南洋捕足本、北洋捕来分”，“三冬靠一春，一网双满船”之说。

大黄鱼汛：习称“洋生汛”。立夏称“花水”，小满、芒种为“正水”，夏至叫“煞水”或“夏至鱼头散”之常规，谓之“四水洋生两头花”；也有“三水洋生两头花”之说。俗有“大麦黄、渔事忙，大麦割、黄鱼发”和“春雪满山、黄鱼满滩”，“起水”开捕、“大水”发鱼、“小水”休渔之惯例；但也有“十五十六回洋转，十七十八鱼满船”之说。处暑至寒露称“桂花黄鱼汛”，俗为“八月小洋生”。

目鱼汛：有“立夏上山，小满撞山，夏至离山”之说；“正月十四亮，乌贼在外洋，正月十四暗，乌贼爬山头”。

鳓鱼汛：“俗雨到渔场，立夏赶卖场，大暑（六月廿三）大谢洋”；有“五月十三鳓鱼会，日里勿会夜里会，十四晚上一定会”和“小小鳓鱼无肚肠，一夜游过七爿洋”之说。

带鱼汛：“立冬到渔场”；“小雪小捕、大雪大捕、冬至前后旺捕”，“浓霜猛日头、带鱼勿用愁”，“带鱼两头尖、勿离海礁边”之习语。

海蜇：“南瓜花开，海蜇飘来”，“海蜇虾当眼”，“稻草绳包黄金”。^[1]

近代宁波海洋渔船仍然是按照传统的捕鱼方式进行作业，每次渔汛大多只能捕捞三次，能否收获渔产品，很大程度上要看运气。每当捕鱼之前船头须向地方政府提出申请，经同意后才能购买出海所需的粮食，所以每年浙江沿海米价都会随渔汛期产生波动。渔汛期间，米价都会有不同程度的上扬。申报》1897年5月7日。" class="calibre9">^[2]而在渔汛前后，“各处销场亦不大畅，市中米价因之略跌。高等之米，每石较前价已廉四五角之数；次米价值亦相继而减”^[3]。出海捕鱼船只，一般都按照自身所载捕鱼设备捕鱼，虽然在渔汛期“获利颇厚，然株守成法，未能改良进步”^[4]。捕鱼方法的落后，不仅导致渔民转变为海盗风险的加大，也使一些竭泽而渔的捕鱼方式层出不穷，其典型的方式就是投毒。但这种方法不仅会使渔业资源枯竭，造成下年渔汛捕捞量的下降，更重要的是，这种方式捕捞上来的渔产品对人体的害处也是显而易见的。为此，19世纪70年代初，浙江宁波府出台规定：“严禁渔户不准用雷公藤毒鱼虾等，一则以免生灵涂炭，二［则以］免民患恶疾云。”^[5]不过从实施情况来看，多浮于形式，用药物投毒捕鱼的方式仍旧存在。如1891年7月24日《申报》报道说：

日来各乡渔船，多以毒药掺和富阳灰投入水中，以为一网打尽之计。药性甚烈，一经投入，不论鱼之大小，立刻皆毙，即可以满载而归。乡人贪买便宜，食之多呕恶泄泻，即河水亦不可汲饮，饮者疾疫丛生。因害物而复害人，实为地方之大害，不知良有司，亦思严禁而痛惩之否也。^[6]

到20世纪初，张謇筹建江浙渔业公司后，开始引进西方先进捕鱼技术，在舟山海域使用“福海”轮船进行捕鱼。不过大规模的渔业生产技术革新要到民国时期。

近代宁波这种传统的捕鱼方式，对渔民的影响是非常大的。以墨鱼为例，宁波的捕捉地在舟山群岛。墨鱼捕捞上来之后，仅在背上划几刀，用盐腌后，放在海滩上晒干，不取掉鱼骨，等到包装时，鱼干上仍留有大量沙子，以此来增加重量，但其销售大受影响。相比而言，当时作为贸易竞争对手的日本，他们制作鱼干就非常认真，在取掉鱼骨后放在席子上晒干，没有一点沙子，所有受到东方各国的欢迎，甚至在宁波也有稳定的销量。而宁波本地的大量墨鱼则被迫由舢板直接运往上海和长江流域各口岸。社会变迁——宁波、温州、杭州海关贸易报告译编》，宁波出版社2003年版，第63页。" class="calibre9">^[7]

近代宁波沿海渔产品的销售通常有两种途径：一种是渔民与渔行签订协议，由渔行提供资金进行捕捞，其所获渔产品全部按照渔行规定的价格转卖给渔行；另一种就是在渔民自己拥有渔船的情况下，将捕获的海产品卖给前来收购海产品的商人。后者是近代宁波海洋渔业销售的主要渠道。每年渔汛期间，不仅沿海渔民纷纷出动，商机敏捷的商人也纷纷而来，在渔民上岸区域收购海鲜。这些沿海区域既包括常年开放的港口，也包括只有在渔汛期才会繁荣的渔港。前者如宁波港这种常年开放的商渔港口，后者如仅在渔汛期才出现的象山爵溪渔港。明清时期，由于商渔船制区别不大，港口的功能也未有明显的区分，一般有商船的港口都是可以停泊渔船的。而有商船的港口一般都是比较接近较大的城市，有众多的消费市场。因此在非渔汛期，渔民捕获的海产品一般会运到规定的商业港口去销售，而在渔汛期则集中在专门的渔港销售（见表4-5）。

表4-5　宁波沿海港口市场分布

资料来源：〔清〕朱正元：《浙江省沿海图说》，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1974年版。

从表4-5我们可以知道宁波一地常年港口主要是沿海各府县周围的港口，而渔港主要有舟山沈家门港、爵溪所渔港及石浦港。关于渔港与地方经济发展的关系，台湾学者刘序枫先生以嘉兴乍浦港的兴起为例，研究其由一个边海渔村发展成东南沿海一大转口港的历程。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所，1993年，第187—244页。" class="calibre9">^[8]如果从渔业运销角度考虑，港口自身的发展对海洋渔业销售点的区域分布也有很大的影响。一般商业繁荣的沿海地区都是临港而居，其集中的人群与消费能力同时也吸引着渔业销售市场向其靠拢。晚清上海港的崛起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随着上海经济发展，以前运销宁波港的渔船纷纷将渔产品卖往上海。沿海渔商在收购渔产品之后，除了在本埠销售之外，更多的是长途运输到其他区域，以获取更多的利润（见表4-6）。随着渔行的出现和专业分工的深入，宁波海鲜不仅由沿海运销到本省内地，而且还远销苏南等地。宁波鲜鱼的出口，特别是黄鱼，每天都有轮船运往上海。鱼用冰保鲜，装在或大或小的箱子里，分别为300斤和60斤。一般在运上轮船后马上开往上海，在天亮之前到达，然后直接送到鱼市，由此使鱼产品的鲜度得以保持。19世纪末“用这种方法运输的鱼估计每年有5万担，价值100万海关两之多”^[9]。而晚清时期宁波大量出现的天然制冰厂为鱼产品的保鲜提供了另一保障。如1877年8月4日《申报》报道：“二十二日下午宁江东冰厂有多人挑冰至鲜鱼船，一人因失足落水，便随波而去，至今尚打捞无着云。”^[10]

表4-6　晚清宁波象山海产品运销市场

资料来源：李涞修、陈汉章纂：《象山县志》卷13《实业考•渔业》，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1974年版，第1610—1613页。

在渔业保鲜技术不断提高的情况下，宁波海产品甚至远销至中国内地及境外（见表4-7）。这里要指出的是，在宁波沿海渔产品销售境外的同时，大量境外的渔产品也进入宁波市场。

表4-7　同治十三年至光绪四年宁波出口的墨鱼数量

资料来源：徐蔚葳：《近代浙江通商口岸经济社会概况》，浙江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202页。

为扩大宁波海产品在外埠乃至境外的销售量，当时宁波地方当局也曾有过积极的努力。如1880年初，德国定于当年4月在柏林举办渔业博览会，邀请中国政府参加。总理衙门将这一任务下达给宁波府办理。对此，宁波府相当积极，经过两个月的精心筹备，宁绍道亲往阅视筹备的展品。“壁上挂有浙海图及捕鱼各种情形，图画五十幅，海鸟海鱼俱备，又有中国渔家乐各种画轴细腻无匹，鱼共二百种，余一百三十种俱以酒浸，其余则腌之；鸟共五十种，皆极齐整，另一冰厂模形并煮盐场模形，另有渔船大模及网及渔人草房，皆与原物无别，另制渔人十二，大小相同，衣服皆备，又将各网各篓一并备齐，余外又有以鸟捕鱼之船，亦同大小，鸟与人亦立于其上。”^[11]

此后，宁波又参加了1883年伦敦举办的博览会，但此次宁波只有限地展出了各种渔船、木筏、渔网及其他打渔工具的模型，还有一个作为捕鱼所必需的设备——冰屋的模型。^[12]冰屋的作用主要是用于海产品的加工与储存，从中我们可以看到，晚清时期宁波沿海渔民已经能运用天然冰来保存海产品，以保持其在运输中的鲜度。这也是宁波海产品受到国内外市场欢迎的一个重要原因。

注释

[1]宁波市镇海区水产局、宁波市北仑区水产局：《镇海县渔业志》，1992年，第108—109页。

[2]《月湖渔唱》，《申报》1897年5月7日。

[3]《甬郡米价略廉》，《申报》1908年4月23日。

[4]喻长霖等：《台州府志》卷61《风俗志下》，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1970年版，第901页。

[5]《禁雷公藤药鱼》，《申报》1873年12月19日。

[6]《月湖波影》，《申报》1891年7月24日。

[7]陈梅龙、景消波译编：《近代浙江对外贸易及社会变迁——宁波、温州、杭州海关贸易报告译编》，宁波出版社2003年版，第63页。

[8]刘序枫：《清代的乍浦港与中日贸易》，张彬村、刘石吉：《中国海洋发展史论文集》第五辑，台湾“中央研究院”中山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所，1993年，第187—244页。

[9]陈梅龙、景消波译编：《近代浙江对外贸易及社会变迁——宁波、温州、杭州海关贸易报告译编》，宁波出版社2003年版，第63页。

[10]《挑冰入水》，《申报》1877年8月4日。

[11]《大鱼赛会》，《申报》1880年1月27日。

[12]陈梅龙、景消波译编：《近代浙江对外贸易及社会变迁——宁波、温州、杭州海关贸易报告译编》，宁波出版社2003年版，第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