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波教育近代化的萌芽

第一节　宁波教育近代化的萌芽

宁波教育近代化的萌芽是艰难的。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后，宁波被迫开埠通商，虽然当时宁波市内创建了不少教会学校，对正在走向没落的封建教育带来不小的冲击，但是它们都游离于封建教育体系之外，因此，这种对教育近代化具有一定积极意义的教育影响是有限的。第二次鸦片战争击碎了清廷幻想通过“和约”求得“太平”的美梦，政府的头脑终于清醒起来，从19世纪60年代起，进行了一场自上而下的、历时近三十年的洋务运动，兴办新式学堂，派遣留学生等，可谓是真正开始了教育近代化的萌芽，而宁波在这一进程中一直走在全国前列，其教育面貌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一、开埠通商后的社会变迁

鸦片战争和《南京条约》、《五口通商章程》等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签订后，资本主义各国在宁波取得种种特权，使宁波社会开始半殖民地半封建化，其政治、经济和社会关系出现了很大的变化。

道光二十三年十一月十二日（1844年1月1日），宁波正式对外开埠。英、法、美、普鲁士、荷兰、挪威、瑞典、日本等国先后在宁波设立领事馆，并援引不平等条约中的条款，取得各种特权，例如领事裁判权、协定关税权等。他们还开辟宁波江北岸为“外国人居留区”，设立法院、警察、市场管理和税收机关，成为外国资本主义对中国实行政治、经济侵略的重要阵地。

凭借一系列特权，列强一方面向宁波倾销洋货，如洋纱、洋布、洋火、洋油、洋钉、洋伞等；另一方面掠夺廉价的农副产品出口，从中获得巨额利润。不仅如此，列强还争相在宁波投资建厂，例如，宁波的日资棉纺厂等，直接利用宁波廉价的原料、劳动力，掠夺财富。

通过开埠，宁波被迫迅速地与世界各国在资本、技术等方面加强了联系，促进了宁波对外交流，以及经济近代化的步伐，同时，这也导致传统的家庭手工业和手工作坊在洋货的冲击下频频破产；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也随着对外贸易的扩大开始解体；一些新兴的民生工厂在客观的工业经济刺激下诞生，如1887年慈溪人严信厚开办的通久源机器轧花厂，以及日后的纺织厂、织染厂、造纸厂、缫丝厂，等等。

开埠以后，西方的传教士也随之涌进宁波，他们创建各类教会组织，还创办富有资本主义教育色彩的近代学校，这些教会学校与经济近代化所催生的社会因素一起，使宁波近代的学校教育发生了变化。

二、教会组织的不断扩张和传教士办学

（一）教会组织的不断扩张

鸦片战争之后，西方传教士通过不平等条约规定的传教权，纷纷从通商口岸“登陆”，建立教会组织。宁波是基督教、天主教传入最早的城市之一。1842年，美国传教士米怜（WilliamMilne）在定海建立了基督教教会，同年，法国传教士顾芳济来甬传天主教。1843年，美国浸礼会传教士来甬传教布道。1844年，美国北长老会传入鄞县。1848年，英国圣公会传入宁波。1855年，英国内地会也传入宁波。各宗教团体不仅在城区开展教务，还不断地向宁波所属各县以及宁海、余姚传道，扩大其影响力。据《浙江教育史》记载，至光绪十九年（1893），天主教教会在宁波有12所，外籍传教人士达20人，而基督教教会则更多，有30所，外籍传教人士达20人以上^[1]，位居浙江省之首。

在各宗教团体兴办教会的过程中，他们还积极创办报馆、医院、义塾、育婴堂等文化教育机构和社会福利机构，虽然此举意在传递西方的价值观，却也在客观上促进了宁波的近代化进程。就教育而言，教会组织创办的教会学校对宁波的学校教育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二）传教士办学

1844年，英国基督教循道公会女传教士爱尔德赛到宁波传教，在城区祝都桥（尚书街东端），创办爱尔德赛女子学校。这不仅是宁波最早的教会学校，也是中国第一所女学。1845年，美国长老会传教士、医生麦嘉缔，在江北岸槐树路创办一所男子寄宿学校，名为崇信义塾，有学生30名。这是浙江省第一所男子教会学校。1847年，美国长老会传教士柯夫人在槐树路又另设一女校。1855年，美国浸礼会传教士卫克斯、罗培生在西门口真神堂设一学塾。1860年，美国浸礼会传教士罗夫人在城北江滨创办浸会女校，后改名圣模女校。同年，英国偕我公会传教士在竹林巷设学塾，时称大书房。

传教士在宁波开办的教会学校，最早多是初等小学程度，后来通过扩充、合并，向中等、高等学校发展。例如，咸丰七年（1857），爱尔德赛女子学校和柯夫人在槐树路所设的女校合并，归长老会承办，称崇德女校，初为小学，后发展为中学，分设小学部和中学部。1923年，崇德女校中学部和圣模女校中学部合并，成立甬江女子中学。又如，崇信义塾最初也相当于小学，同治六年（1867），迁入杭州，更名育英义塾，次更名为育英书院，后逐步发展成为教会大学，即之江大学。而在崇信义塾原址上创办的崇信书院（美长老会创办），也由小学发展成中学，其中学部后来和浸会中学（1855年西门口所设学塾）合并，成立四明中学。1860年创办的大书房也发展成为斐迪小学和斐迪中学。

中学合并后留下的小学部基本上在原址单独设立，经过其他教徒的补充，如华人教徒创办的仁德小学，从而使教会学校从最初只有小学程度的单薄的学校教育结构发展成为相互衔接的初等、中等乃至高等教育的学校系统。

此外，一些传教士还设立孤儿院、难童院所，如宁波普济院下设的孤儿院、高桥恤孤院、难童福利所等；开办幼稚园，如宁波甬北幼稚园、圣模幼稚园等；建立各种职业技术学校和各类补习学校，如宁波英文商业学校、华美高级护士职业学校。

教会学校的办学宗旨主要在于传道，这一点非常明确。据宁波《三一书院廿五年纪》记载：“溯夫行教会所以设本书院者，专尚神道简廉之法，启迪中华教友子弟，俾将来任教会牧师助士馆师之职，以增益夫教会。”^[2]但是，后来的办学宗旨起了变化，更为人文化，美国传教士狄考文曾作过这样的表述：“真正的教会学校，其作用并不单为传教，使学生受洗入教。我们要进而给入教的学生以智慧和道德的训练，使学生成为社会上和教会里有势力的人物，成为一般人民的先生和领袖。作为儒家思想支柱的是受过高等教育的士大夫阶层，如果我们要对儒家的地位取而代之，我们就要训练好自己的人，用基督教和科学教育他们，使他们能胜过中国的旧式士大夫，从而能取代旧式士大夫所占的统治地位。”^[3]为此，学校的课程设置、教学管理等方面都因地制宜地作出了适当的调整。

从课程设置看，英语和宗教是学习的重心，尤以宗教为首。天主教的学校要学生读《教义回答》；基督教的学校要学生读《圣经》。例如，爱尔德赛女子学校要早晚做祷告，每周做礼拜，还要开两节圣经课；崇信义塾还设有“圣经书房”；“三一书院”这一学校名称则干脆取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之意而命名，且规定宗教和英文两科不及格者不能升级。另外，英文课时数也明显地多于其他科目。我们可以从育英书院附属中学堂的课程表一探究竟。详见表7‐1。

表7‐1　育英书院附属中学堂课程及每周教授时数^[4]

除了宗教和英语外，中国传统儒学也是重要的必修课。例如，爱尔德赛女子学校、崇信义塾等都开设“四书”、“五经”课。这样做，不仅可以吸引学生，使其不必因信仰而放弃当时仍然盛行的科举考试，而且也能使学校本身更能适应中国的社会文化环境。

从表7‐1中还可以发现，教会学校还设置了不少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方面的科目，如数学、物理、化学、世界历史、地理、心理学、逻辑学等。又如，三一学院开设有算学、地理等科目；崇信义塾开设有算术、英语、天文、地理；爱尔德赛女子学校设有国文、算术等，并组织女孩们学习缝纫、刺绣等技术。以后，随着学校的发展，又增加了格致、音乐、体操等。这些课程的设置在客观上使学生学到了传统旧学中难以学到的近代科学知识，具有重大的启蒙意义。

从教学管理看，教会学校以班级授课制为主要授课方式，教师大多由传教士兼任，儒学则另聘地方上有名望的老夫子授课。学校对学生管束很是严格，尤以女校为甚。例如，在崇德女校，外人探望须查问；疑似不好的信件要拆开；学生外出概由教员陪同。在当时的环境下，入学者多为贫苦子弟，因为教会学校免交学费，还供应膳食、住宿，甚至施医施药、零用。

在传教士们的努力下，教会学校客观上也培养了一批人才。如鄞县人金雅妹留学日本和美国，成为中国最早的女留学生。又如，颜料大王周宗良因得益于幼年在斐迪书院（英循道公会1860年创办）的学习，才进入颜料业界大显身手。

当然，这一时期宁波出现的大大小小教会学校，其本身从宁波教育近代化发展的长河来看，实属“简陋”，甚至连校舍都没有，一般是暂借民房或附设于教堂内。又据《宁波通史》统计，至同治五年（1866），各国教会在宁波创办学堂7所，学生仅84人。^[5]故而，早期教会学校无论数量还是质量，都可谓无足轻重。

不过，从教会学校对传统封建教育体系的冲击而言，问题就没有那么轻松了。正如田正平教授在《中国教育史研究》（近代卷）中所指出的：

首先，早期教会学校毫无例外地都把传播宗教教义、培养宗教感情放在第一位，这与中国传统教育的非宗教性以及各级学校注重儒家伦理道德熏陶的办学宗旨大相径庭。第二，教会学校均不同程度地开设天文、数学、生理、历史、地理等自然科学、社会科学课程，儒家典籍和经史之学的研习被大大冷落，这对宁波，乃至中国近二千年来的教学内容格局是一种明显的突破。第三，传教士们自觉或不自觉地把西方近代教育的一些基本观念、教育制度、教学方法等运用于学校的实践活动中去，使教会学校不同程度地体现出近代化色彩，在宁波教育近代化进程中起到了开路先锋的作用。第四，早期教会学校中涌现出一批女子学校，这无疑冲击了封建教育“女子无才便是德”的观念，使国民关于女子受教育的问题有了新的认识。^[6]

总之，早期教会学校对宁波教育走向近代化的影响是肯定的，它们不仅传播了科学知识，培养了人才，更重要的是，它们带来了思想上的冲击和变化。

（三）华花圣经书房

编译出版书刊，作为传播福音的辅助手段，与创办学堂一样，从一开始就受到传教士们的重视。1845年，美国长老会传教士柯理等在宁波兴建了一家印刷所，名叫“华花圣经书房”，编辑出版各种书籍，其内容除了基督教教义之外，还包括天文、地理、历史、经济、语言、道德、风俗等非宗教性的书籍。据《浙江教育史》记载，从1844年到1860年，传教士在宁波通过华花圣经书房出版的各类书籍有105种（另有1类图书在华花圣经书房建立之前出版），其中宣传基督教教义的图书达86种，占总数的81%；其他类图书有20种，占19%。^[7]

值得注意的是，那些占19%的非宗教性图书包括：天文地理类书籍，如《日食图说》、《航海金针》、《指南针》、《天文问答》、《地球图说》、《平安通书》等；历史类书籍，如《古今万国纲鉴》、《万国纲鉴》等；综合性的科学书籍，如《博物通书》；宣讲道德的书籍，如《赌博明论略讲》、《鸦片六戒》、《孝敬父母》等；语言类书籍，如《宁波土话初学》等。这些涉及天文、地理、历史、经济、风俗、道德、语言等方面的书籍图文并茂，通俗易懂，有力地推动了西学的传播，对于改变部分知识分子的知识结构、思维方式等起到了一定的影响，并进而导致他们观念的转变。1860年，华花圣经书房迁往上海，并改名为“美华书馆”。

三、洋务运动时期的宁波教育

第二次鸦片战争的失败以及《天津条约》、《北京条约》等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签订，粉碎了清廷“万年和约”的迷梦。为了提高攘外安内能力，拯救其岌岌可危的封建统治，清政府自上而下地发起了一场以引进和学习西方先进科技为基本内容的洋务运动，具体涉及枪炮船舰的制造，新式军队的建立，厂矿、铁路、航运、电报等民用企业的发展，等等。与此相应，洋务派在文化教育上采取一些重大措施，如创办新式学堂、派遣留学生等，以培养新型洋务人才。虽然这场运动在本质上乃以“中学为体”，西学仅以“艺”的面目为我所用，但客观上却在传统封建教育主体中植入了近代教育的幼芽，开启了教育近代化的进程。宁波在这一时期的教育发展虽比不上上海、天津、广东、福建等地，却也因其独特的地理位置，悄悄地发生了一些变化。

（一）新式学堂的创办

光绪五年（1879），宁波府知府宗源瀚创办辨志书院，其亮点在于开设舆地、算学等新兴学科，开新教育之先导。以后又逐步创办小学堂、宁波府师范学堂、女学堂等。民间也有若干新式学堂创设，1871年，江南巨富叶澄衷出资3万两银子在老家镇海庄市创设叶氏义庄，设置英语等现代课程，供穷苦孩子免费上学。1878年，与叶志铭等一起筹集资金，注资将其发展为两等小学堂。著名侨胞包从兴、赵安中都曾就读于该校。虽说这一时期创办的新学堂并不多，但新教育之思想的具体化说明人们已经消除了对西学的疑虑，新教育已经不再游离于传统教育之外。这不能不说是一个细微的变化。

（二）教会教育的发展

宁波开埠通商之后，教会学校的发展一直很迅速，至洋务运动时期，教会教育则通过创办、调整、补充等取得了进一步的发展。1868年，英国基督教圣公会传教士戈柏、禄赐在城区贯桥头设义塾，后发展成为三一小学和三一中学。1869年，英国基督教圣公会传教士在城南仁德堂、城中小校场、城西五块桥板分别创立三所女塾，后来合并为仁德女校，校址在孝闻坊。1883年，三一书院由孝闻坊迁入新校址（今广仁街八中校址）。1893年，英国基督教女教士华以利沙白、华路易姐妹在江东张斌桥建一教堂，并内设一书院，称华英书院。

另一方面，随着洋务派改革的进行，教会学校原先那种单打独斗、散兵游勇式的办学方式也不再适合形势发展的需要。为了充实办学力量，各教会打破了派别之间的界限，联合起来办学，使学校具有一定的规模，以与新教育分庭抗礼。1877年，各教会学校组成“基督教学校教科书编纂委员会”，以“探求及研究中国教育事业，加强从事教学工作人员的互相合作”。1890年，改组为“中华基督教教育会”。因此，这一时期的教会学校与前期相比，规模扩大了；办学也稳定了；在招生对象上，多数学校不再免费招收穷苦人家的孩子入学，而是尽力吸收新兴买办资产阶级子弟或其他富庶人家子弟入学，收取较高的学费。

（三）宁波留美学生

洋务运动时期，与创办新学堂一起，成为教育近代化起步重要标志的，还有派遣留学生，以求新知于世界。同治十一年（1872）始，清廷派遣120人分4批赴美留学。据《宁波通史》统计，在这4批官派留学生中，宁波籍有6人，占浙江省的75%。^[8]详见表7‐2。

表7‐2　洋务运动时期宁波籍留美学生

资料来源：乐承耀：《宁波通史》（清代卷），宁波出版社，2009年，第304页。

这些幼童在异国他乡历经磨难，学到了近代化发展所需要的知识，回国后在厂矿、铁路、航运、电报等领域都作出了自己的贡献，为近代化进程添砖加瓦。例如，王凤喈充任中国政府驻伦敦使馆官员；丁崇吉在大沽炮台鱼雷队研究水雷战术达4年之久，后于光绪十一年（1885），充任上海各级英文译员，并兼任海关办事员，光绪三十四年（1908），署理海关监督。宁波的留学生不仅出国时间较早，而且，数量也不少的，至少在浙江省是领先的。

值得一提的，前文提及的金雅妹女士，她作为近代中国第一位留学海外的女生，开启了一道亮丽的风景线。1881年，金雅妹在美国传教士麦加梯的帮助下，赴美国纽约医院附属女子医科大学学医。1885年5月，以第一名的优异成绩毕业。此后在纽约从事科学研究，在显微镜研究中有所成就，1887年，纽约的《医学杂志》刊出了她的学术报告《显微镜照相机能的研究》，引起同行专家的重视。1888年，金雅妹回国，在厦门、成都等地开业行医。1907年，在袁世凯的捐助下在天津创办了一所医科学校，并任院长，培养了一批新式医学人才。1915年，离国赴美。后又回国，定居北平。1934年3月，卒于北平。

综上所述，从1844年1月1日宁波正式对外开埠至19世纪90年代洋务运动这一时期中，宁波教育在帝国主义列强步步紧逼的侵略过程中展开了近代化的艰难历程。在第一次鸦片战争后，教会组织以其独特的方式把近代教育的组织形式、课程内容、教学方式带到了宁波，在客观上对宁波人民的思想认识产生冲击，一定程度上为后来新式教育的发展做了舆论上的准备，但并未从根本上撼动传统教育的根基。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严峻的国际形势迫使清廷发起洋务运动，采“西艺”，制洋器，发展近代资本主义工业，教育随之作出相应的调整，宁波作为通商口岸，虽不如广州、天津、上海、福州、南京、北京、武昌、台北、烟台、旅顺等地创办规模大、数量多的新式教育机构，但也经受着变革的风风雨雨，开始在官学中引进西学知识，而且，对西学的认识开始渗透至民间的办学，另一重要的现象就是留学教育的发达。

虽然，萌芽时期的教育近代化步伐是缓慢的，但是，万事开头难，在此期间，宁波毕竟在教育观念、教育机构、教学内容、培养训练方法等各层面开始出现了具有近代意义的教育元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