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波海洋渔业生产

第七章　民国前期宁波海洋渔业的曲折发展

民国时期，相对的和平与国家形式上的统一为宁波海洋渔业的发展提供了较好的外部环境。这一时期的宁波海洋渔业除了大规模的传统海洋帆船捕捞渔业之外，政府还在大力推广机帆船捕捞及近海养殖技术。与此同时，渔民的渔业生产成本也随着税收的加重而提高。民国时期的宁波海洋渔民面临鱼行、渔业公所和政府三方的税收压力。在渔业销售价格被鱼行把持、传统渔业生产方式日趋衰落的情况下，大量沿海渔民开始破产，渔村的衰败逐渐蔓延。为此，政府一方面在上海推行鱼市场的国家统制，另一方面在各地建立渔业教育与技术组织，以推广新式海洋生产技术，并倡导渔业合作组织的建立，浙江省立水产学校及水产试验场先后成立。尽管如此，由于多种因素的制约，特别是随着20世纪30年代世界经济危机引发的农村经济衰败及日本侵渔活动的日趋频繁，加之日本全面侵华战争的爆发，宁波海洋渔业的衰败态势并未得到遏止。

民国时期宁波海洋渔业生产在传统海洋渔业发展的基础上，开始出现现代化的捕鱼方式。相比前代而言，这一时期的宁波海洋渔业已有了成熟的渔汛期，海洋渔业生产工具日趋精细化，分工也愈发明确。除了传统的海洋捕捞外，大规模的海洋渔业养殖也在这一时期在宁波沿海推广开来。但总体而言，民国时期的宁波海洋渔业仍旧以传统的帆船捕捞渔业为主，新的生产方式占的比重相当微小。

民国时期浙江沿海渔业，几乎全部集中于宁波舟山群岛海域。因其岛屿棋布，又有钱塘江之有机物质流入，寒暖二流交汇其间，所以浮游生物甚富，鱼类多栖息于此，故渔业资源极为发达。最重要者，为大黄鱼渔业、小黄鱼及乌贼、带鱼、鳓鱼渔业等。兹分述如下：

（1）大黄鱼渔业：大黄鱼栖息于浅海沙泥之内，春夏之交到近海产卵。初因水温尚低，居于下层，等水温较高时则逐渐上浮。冬季则潜伏外海之下层。其渔期自春分至小满，尤其以谷雨至夏至为最盛。渔场在衢港及黄大洋鱼山、羊山一带，因其地产大黄鱼特多。台州洋及石浦附近，亦为大黄鱼渔场。渔船以临海之红头对，宁海之花头对，温岭之白底对为主。宁属各帮亦不少，均集中于岱山。每年渔汛时，岱山各帮渔船在万艘以上，渔获额每年四五百万元。渔获之大鱼，大都在洋面售于贩鲜船，运至上海、宁波。由岱山、衢山之鱼厂收集制鲞者亦不少，直接间接以大黄鱼渔业为生活者不下十万人。

（2）小黄鱼渔业：小黄鱼渔业为近年来渐行注意之渔业。小黄鱼春季来游近海，以海底平坦之沙泥质，水深约十之处，为最适宜。其洄游状况，自南而北，大都群集而游。故其采捕地点，亦由南而北。冬季至春季渔场在桃花、六横及浪岗之南方，大都集中于沈家门。至清明相近，乃以嵊山附近为根据地。普通在佘山洋捕捞之渔船，以大对船拖网为主，渔获额约在七八百万元。

（3）乌贼渔业：舟山群岛之乌贼渔业，亦占重要之地位。乌贼栖息于海底岩礁之间，四、五月间游至沿海岛屿产卵。渔场北自马鞍群岛，南至桃花岛近海，以中山列岛、青滨、庙子湖一带为最盛。渔期以四月至五月底止为盛期。渔具分乌贼拖网及墨鱼笼、照船、墨鱼排等数种，产额年达二三百万元。晒干制鲞名螟蜅鲞，销江西、福建、广东及南洋。

（4）带鱼渔业：带鱼栖息于远洋之深海底，八九月间，至内湾产卵，其洄游状况大都由北而南，游于水之中层。渔期自九月上旬至十一月中旬。尤以九月下旬至十一月上旬为多。渔场在定海、长涂等处，每年渔获额约两百万元。

（5）鳓鱼渔业：鳓鱼初夏时群游于沿海产卵。渔场以岱山附近为最著名。渔具为摇网、流网、张网。衢港一带，鳓鱼流网颇盛。渔期自清明至大暑，约一百二十日，产额约十万元之谱，大半销往嘉兴乍浦。

以上为各种主要渔业之大概。兹复以其所使用渔船、渔具为主，将各种渔获物状况列表见表7-1。

表7-1　浙江各种渔船、渔获物状况统计

资料来源：李士豪：《中国海洋渔业现状及其建设》，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第97—98页。

宁波地区因海洋渔业资源丰富，因此外销水产品很多，鄞县、定海、象山、南田等地每年均有大量水产品输出，水产品成为近代宁波对外贸易的重要商品。早在民国初年，宁波就被认为是“在世界上渔业中心名单中排名在前的”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73页。" class="calibre9">^[1]。

进入民国以后，宁波海洋渔业渔船有了更加细致的划分，按照其驾驶形式和渔具种类可分为“对船”“网船”“钓船”和“船”。在民国时期宁波沿海渔民根本无力置备机动船，只有行会把头的渔业团体或研究水产机关才有能力作为试办之用。根据抗战前国民党政府实业部调查统计所得，将宁波渔船构造情况略加叙述：

（1）大对船。船长46.75尺，阔7.5尺，深4尺，首高8尺，尾高8.75尺，中部分做三大舱一小舱，用以盛鱼，大梁前面有四小舱，为渔民安息之所（供有神佛），驶风梁的前面也有三舱，为贮藏食物和饮水之用。桅高49尺，舵长8.25尺，阔2.25尺。造船原料，横材用樟木，直材用松木。根据1935年浙江省水产试验场的统计，为定海500对，鄞县106对，镇海6对，共计612对。

（2）小对船。船长23.75尺，阔4.75尺，深3.25尺，有梁三道，□骨八道，首高1.5尺，尾高1.75尺。根据1935年浙江水产试验场的统计，为定海40对，临海836对，宁海320对，南田124对，镇海10对，瑞安31对，平阳230对，乐清114对，永嘉122对，玉环628对，温岭680对，黄岩18对，象山120对，共计3273对。

（3）大钓船。为母船式延绳钓船，船的大小不一定，船上有舢板船四只。到远洋捕鱼，其作业全靠舢板船，操作者大多数是福建人，浙江以玉环人最多，其他各县很少，因其以浙江的玉环和温岭为根据地而在浙江海面捕鱼，所以也可以说是浙江渔船和渔具的一种。据1935年的调查，在玉环的有157只，在温岭的有84只。

（4）小钓船。为本船式延绳钓船，这种船强固耐用，堪航力大，浙江渔民仿造的很多，船长约36尺。据1935年的调查，共有1396只，计在温岭的678只，在定海的32只，在玉环的686只。

（5）流网船。船长约为46尺，据1935的调查，计定海为460只，临海为360只，宁海为260只，平阳有175只，玉环175只，镇海63只，温岭30只，乐清25只，永嘉27只，共计1575只，其中分为大流、中流、单流三种。

（6）大船。又名大捕船，其构造和大对船相同，但船幅比较阔1～2尺，可以载重10～20吨。根据1935年的调查，定海为240只，奉化470只，鄞县39只，象山94只，镇海4只，宁海44只，共计891只。

（7）张网船。分为三种，大规模的可载重10吨，小规模的可载重5吨左右，海蜇张网可载重5～6吨。据1935年调查，定海498只，临海35只，温岭122只，象山48只，南田46只，玉环356只，宁海72只，镇海49只，瑞安197只，平阳518只，永嘉53只，乐清60只，共计2054只。

（8）墨鱼船。有大小两种，大的相当于小对船，惟船身比较长3尺左右，多一道梁，小的就是舢板，笼捕船就是“台州小白底”，船长16.75尺。据1935年调查，全省共有2610只：计鄞县990只，定海420只，玉环350只，温岭有笼捕船240只，网捕船422只，平阳有笼捕船188只。

（9）舢板。舢板是一种作业上的辅助船，长约20尺，构造简单，造价很低，内河的“落水船”“巡荡船”，所谓“渔舟”均属于这一类，在东海大约有6000只。

（10）冰鲜船。是一种加工和运销的杂用船，约有1000只，分别在上海、南京、乍浦、宁波、临海，永嘉各地，大小不一样。^[2]

宁波渔船的差异主要体现在船只所载网具的不同，不同渔船本身的形制差别不大。一般船只长50～56尺，阔10～13尺，深4.5～5尺，载重300～360担。船壳甲板等直材，多用杉木；而肋骨横梁等材，多用桑据。全船共分十二舱：（1）淡水舱；（2）网舱；（3）出水舱；（4）脱鱼舱；（5）鱼舱；（6）鱼船；（7）网舱（贮干网）；（8）出水舱；（9）绳舱；（10）火舱（11）淡水舱；（12）卧舱（位于（9）（10）（11）三舱之上，另加棚盖，作为全船人员卧室）。渔船桅杆共三枝：大桅一枝，备桅一枝，各长50尺余；小桅一枝，长40尺余。另外还有大帆一领，小帆一领，舵一个，备舵一个，橹二支，大锚一个，副锚一个。锚索长40，重40斤，三股□合，每股以大麻为心，外包铁皮，索径3，共计三根。^[3]

宁波地区捕鱼业起源很早，采用国外先进技术也早于其他地区。早在1905年，宁波地区就出现了官商合办的江浙渔业公司分公司。该公司从德国进口拖网渔轮，名曰“福海”号，以新式拖网捕鱼技术代替传统捕鱼方式。后来江浙渔业公司又陆续购置“富浙”“裕浙”号渔轮。江浙渔业公司宁波分局地址就设在今宁波市区的江北岸。由于率先采用新式捕鱼方法，起初江浙渔业公司拖网捕鱼效果颇佳。但由于经营不善，最终衰落。此后宁波又有源源渔轮公司的设立，公司地址也设立在宁波江北岸，购置“铁宁”号渔轮，从事拖网渔业，后也因船只过少，效益不佳，1932年1月该船因超载而沉没，从此宁波乃至浙江省内再无轮船拖网捕鱼之举。因此，民国时期宁波地区的捕鱼业主要还是以传统的旧式捕鱼方式为主。

首先是大小对船渔业。大小对船属于木制帆船，两艘为一对，共同出海捕鱼。一艘船专门负责载运粮食、饮水等物，称煨船，另一艘则专门从事下网捕鱼等事宜，称网船。两艘船尺寸大小和载重量相同，长约42尺，宽约8.4尺，载重量两万余斤。一艘吃水3尺，载重时吃水4尺。《经济学季刊》中所载《中国沿海之渔民经济表》一文，对浙江舟山海域大小对船的生产组织有比较详细的记载：

（甲）小对船　小对船每船四人，两船共为八人。每年所需的粮食，及其他费用约计为四百元，每人平均出资五十元，这一年所获的利益，就由八人平均分派，这是硬脚船的办法。长元船的全年经费（即粮食杂用支出四百元）由船东一人或二人（每船一东）支出。其他七八人为伙友。照例这一年所获的纯利益，船主得三成，伙友得七成（即每人得一成），不过伙友的全年饭费，照例由船东在伙友应得的纯利中扣还。如果遇鱼荒的年份，获利要是不敷扣还饭费，或者只够扣除饭费而没有余利的，那末这项饭费就不扣还，只由船东赔垫罢了。可是这种年份也少得可怜。

（乙）大对船　大对船原是一个总名，分析起来有下面三种：

（1）长船　上年八月出门，次年五月回洋。

（2）短船　上年八月出门，次年三月回洋。

（3）春船　本年正月出门，三月回洋。

大对船由一人或二人独资兴办的叫长元船，由船东召集各弟兄（渔伙）组织几个人合股兴办的叫硬脚船，那是渔民自己集合组织的。船的内部组织，纪律十分严密，对于职务上像母船（土名喂船）上的抛锚、老大、副老大、副桨、二桨、多人等和网船上的老大、副老大、出网、出袋、拖下网、拔头片、多人等每人各有专责，各有职守，同舟一命，不能缺一，也不能替代。如果少一人便不能出洋捕鱼。所以渔船对于告假问题，非常重视。^[4]

大对船船员的职别和任务如表7-2所示。

表7-2　大对船船员职别与任务

资料来源：张震东、杨金森：《中国海洋渔业简史》，海洋出版社1983年版，第83—84页。

这些渔民的分配方式共有以下几种：一是资本主义性质的，渔工是被雇佣的工人，渔船是资本家的。新兴的机轮渔业多是这种资本主义性质的雇佣关系。二是封建主义性质的，如长元船，分配方式是把渔获物分为若干份，按船东与伙友分配，船东占有较多的份额。三是合作性质的，渔获物平均分配。

这种专事海上捕鱼的大小对船，捕鱼效果甚佳。每次渔汛期间，每对大对船捕鱼收获达六七千元之多，除去捕鱼成本和其他费用，经济效益相当明显。民国时期，仅属于宁波帮的大对船就多达400余对，定海各岛也有大对船500余对。如果按照每对船每次收获六千元计算，仅宁波地区的大对船一年的渔业收入就高达600万元左右。宁波地区除大对船外，还有所谓大网船，大网船的船身比大对船长，主要在大潮期尤其是在端午节期间捕鱼，主要捕捉大黄鱼，以及黄花鱼、鲳鱼、墨鱼、鳗鱼、海蜇等。这类渔船在民国时期的宁波地区共有600艘左右。

溜网渔船船身坚固，耐大风浪，经常于每年4月至8月在外海捕鱼，这种渔船在镇海沙河头约有70艘，蟹浦约有80艘，舟山群岛约有1180艘，临海和宁海约有650艘。

张网渔业主要是以小对船或大型舢板为主，用来捕捉黄鱼和海蜇。民国时期在定海各岛的张网渔船多时达950多艘，在南田的张网渔船有50艘，在定海的张网渔船有70艘。除此之外还有捕捉乌贼的渔业船和镇海、舟山等地的串网渔业，规模也不小。

为了提高海洋渔产品的附加值，捕捞上来的海产品，除被冰鲜船运销鲜鱼分往各埠外，更多的是被送到加工厂进行精细的加工，以提高其销售价格。宁波的鱼鲞制造业极为发达，仅舟山东沙角鱼鲞制造厂，大小计有一百余家之多，有土帮、客帮之分。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其中资本大者极少，而且连年亏本，停业颇多。鱼鲞制品以大黄鱼鲞最为大宗，其他如小黄鱼、鳓鱼、乌贼、鳗鱼、海蜇、鲚鱼等亦不少。制时普通每百斤用盐三十斤，每百斤鲜鱼晒干后，可得鲞七十斤，然皆不尽干燥。销路以杭州、绍兴、宁波、上海、温州等处为多，亦有销广东者。^[5]

民国时期宁波海洋渔业生产除了传统的近海与远洋捕捞业之外，开始积极采用先进的捕捞方式。如1916年，由镇海绅商陈子常等发起组织的浙海渔业公司，拥有“富浙”“裕浙”两艘轮船，每年捕取的海产品，价值30万余元，时人称“是项渔轮，既可增加海产出品，并可在外海保护渔船，巡缉海盗，救护风险，而其效用不可谓不大也”^[6]。但此种进步并非普遍现象，不少改善渔业生产的努力往往因经费原因而告流产。如1922年间，定海外海渔业局在评议会主张下，为改良渔具拟向省财政厅“息借公款伍千元，改用线结网，先由宁属试办”，财政厅却以“公款异常支绌，实无余款堪以拨借”为由，将此建议予以搁置。^[7]值得一提的是，期间宁波一地近海养殖业在政府的倡导下有明显的进步。宁波地区的近海养殖业早在明清时期就已经出现，但上规模的水产养殖则形成于晚清民国时期，尤其是西方海洋养殖技术传入中国之后，相当一部分渔民由远洋捕捞行业转入风险相对较低的近海养殖业。当时宁波的海水养殖业集中在镇海、宁海、奉化、舟山等地，主要利用涂地养殖蛏子和毛蚶。如镇海20世纪30年代每年毛蚶的产值就有数万元，而养蛏业仅投入资本就达7.5万元。^[8]

镇海地区的养蛏场区域包括昆亭、三山、慈岙、合岙、梅山之里岙等处海滩泥涂。其养蛏场面积为：昆亭，纵1里，横6里，面积6方里；三山，纵1.5里，横6里，面积9方里；慈岙，纵2里，横5里，面积10方里；合岙，纵3里，横5里，面积15方里；里岙，纵0.5里，横6里，面积3方里；共计面积43方里。养蛏户数为昆亭300户、三山400户、慈岙400户、合岙500户、里岙50户，共计1600户。蛏苗资本为昆亭每户10元至200元，共计10000元；三山每户10元至400元，共计12000元；慈岙每户10元至500元，共计15000元；合岙每户10元至500元，共计35000元；里岙每户10元至50元，共计300元；总计蛏苗资本75000元。而蛏苗价格则是蛏苗愈小，其价愈昂，盖小者数量增多，每斤约在两千个以上，价为一角至四角；普通中号每斤一千四百个，价约六角至七角。蛏苗一般由苗商至象山、奉化、宁海、海门等处购买，后转运至内地，转卖养户。小苗每亩放养5斤，大苗放养15斤，普通放养10斤左右。放养时节一般在清明至谷雨节。初放养数月内，每日须派人至苗地视察，如有水流回沟及蛏苗倒覆时，应立时处理妥当，以免蛏苗死亡。四、五两月，天气和暖，水温适宜，泥涂油肥，生长最快。如系极肥泥涂，一年即可出售，劣者则需三四年，普通为两年。普通一年，每斤约30只，壳纹圈一个；二年每斤16只，壳纹圈两个；余类推。其年产额如图7-1所示。

图7-1　1936年镇海地区养蛏业年产额统计

资料来源：朱通海：《镇海县渔业之调查》，《浙江建设月刊》1936年第4期。

镇海养蛏业大多采用雇佣工制，放苗工资，每日每人五角；捕捉大蛏工资，每捉一斤取得一分。长成之蛏由蛏商收买，用竹篓装运至柴桥，再以汽车转运宁波，或至穿山运沪销售。

除养殖业外，镇海沿海一带人民，无论男女，自清明至立冬节，每届低潮泥涂露出水面之际，均纷纷下海，拾捕泥螺、蛤蜊、黄蛤等。贫苦者捉至市上销售，普通人家多留家充作肴馈。据沿海渔民估计，每年可获二千余担，每担价5元，计值万余元云。^[9]

注释

[1]徐蔚葳：《近代浙江通商口岸经济社会概况》，浙江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73页。

[2]曾寿昌：《浙江渔业史料述要》，浙江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浙江文史资料集粹•经济卷》上册，浙江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93—95页。

[3]朱通海：《镇海县渔业之调查》，《浙江建设月刊》1936年第4期。

[4]张震东、杨金森：《中国海洋渔业简史》，海洋出版社1983年版，第83—84页。

[5]李士豪：《中国海洋渔业现状及其建设》，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第101—105页。

[6]《宁台温海外渔业谈》，《时事公报》1922年12月18日。

[7]《借款改良渔具之困难》，《时事公报》1922年6月5日

[8]朱通海：《镇海县渔业之调查》，《浙江建设月刊》1936年第4期。

[9]朱通海：《镇海县渔业之调查》，《浙江建设月刊》1936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