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币升值对老百姓利弊

9.1　本书研究的基本结论

本书从多个维度探讨了汇率变动的贸易结构效应。在建立数理分析框架论证的基础上，就汇率变动的贸易收支结构效应、贸易方式结构效应、贸易商品结构效应、贸易市场结构效应、贸易区域结构效应，以及贸易复杂度结构效应展开实证研究。同时，针对2005年7月以来的人民币升值，设计多种未来的升值情景路径，就贸易收支结构、贸易商品结构和贸易方式结构进行模拟预测分析，以探求人民币升值对我国未来贸易结构的可能影响。本书的研究结论可以归纳为：

（1）就汇率变动的贸易方式结构效应的研究显示：影响我国一般贸易进出口和加工贸易进出口发展的因素不同，汇率变动对不同方式贸易的作用机制和影响程度也不相同。人民币升值对出口的抑制效应，以及对进口的促进效应更多体现在一般贸易上。对于出口，人民币升值对一般贸易的负面影响较大，而对加工贸易的影响相对较小，这是由于加工贸易的出口品仅加工制造环节在我国完成，汇率变动只能影响加工贸易出口品成本中的加工费部分。对于进口，人民币升值对一般贸易的进口具有正向促进作用，有利于增加我国的进口。而对加工贸易的进口，人民币升值则表现为负向抑制作用，这是由加工贸易进口服务于加工贸易出口的目的决定的。因而人民币汇率变动对我国进口的影响，表现与一般经济学预期不同。人民币升值对我国的进口贸易表现出一定的抑制作用。这是由于我国进口中，加工贸易进口占了较大的比重，且我国的一般贸易进口中，也有相当部分服务于出口生产的目的所致。

（2）就汇率变动的贸易商品结构效应的研究显示：人民币升值将导致我国出口结构中工业制成品的占比下降，但有利于出口工业制成品内部结构的调整，有利于扩大我国初级产品的进口。从出口商品结构看，数理分析和实证研究均表明，从长期看，人民币升值不利于我国出口商品结构的升级。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人民币贬值促进了我国出口贸易结构的升级。这是由各出口商品类别的汇率贸易价格弹性、价格贸易量弹性以及我国类别商品的生产提供状况决定的。实证研究发现，汇率贬值对于我国出口量较大，且技术密集度较高的SITC7类（机械与交通设备）商品的促进作用较大。以实证模型建立的情景分析表明，升值将弱化我国该类商品的出口能力。但实证结果也显示，对于SITC5和SITC6类商品，人民币升值具有促进出口的作用，而SITC5和SITC6类是相对复杂度较高的商品^[1]类别。因而可以说，汇率升值将导致出口结构中工业制成品占比的下降，但也导致工业制成品中复杂度较高的商品类别的比重增长。由于工业制成品已在我国出口中占绝对优势，工业制成品内的结构调整更为重要，因此可以认为汇率升值有利于我国出口结构的调整。从进口商品结构看，人民币升值在短期内有利于扩大我国对初级产品的进口，而不利于我国工业制成品的进口。但从长期来看，人民币汇率升值对于我国各类商品的进口，均表现出负向抑制作用。

（3）就汇率变动的贸易市场结构效应的研究显示：我国与各贸易伙伴的双边贸易收支与双边实际汇率的相互作用关系存在较大差异，升值将促进我国对日本、德国的贸易平衡，但对中美贸易收支影响不大。就我国出口的市场结构看，我国对美国、俄罗斯、日本的出口受人民币与该国双边实际汇率的长期影响的程度较大，长期负向弹性在1以上；对德国、英国、韩国、法国、加拿大、荷兰、马来西亚等国的长期负向弹性在0－1之间；而对中国香港地区、新加坡的出口则表现为长期正向弹性。负向弹性表示，人民币升值将抑制我国对该贸易伙伴的出口，而升值有利于增加出口。就我国进口的市场（来源）结构看，人民币汇率与我国从香港地区、日本、澳大利亚进口负向弹性在1以上；从韩国、德国、美国进口，也表现出一定的负向弹性，而对于从巴西、马来西亚、泰国、沙特和菲律宾的进口，则表现出一定程度的正向弹性，这表明人民币升值将减少我国从发达国家的进口，而增加我国从发展中国家，尤其是增加从能源、原材料出口国的进口。由于我国与主要贸易伙伴的贸易收支失衡是人民币升值的主要压力源，本书论证了我国与贸易伙伴的双边实际汇率与双边贸易收支的关系。实证结果显示：①我国对美国的贸易收支顺差，将强烈导致我国的实际汇率升值。而中美双边实际汇率的变动，却不能改变中美贸易收支的“顺差性”失衡。②对于日本、德国、中国香港、韩国、马来西亚、法国等国家与地区，则表现为双边实际汇率对双边贸易收支有显著影响，即人民币升值将抑制我国与这些贸易伙伴的贸易收支顺差，或降低与这些贸易伙伴的逆差。③贸易顺差扩大，会引起人民币对该贸易伙伴的双边实际汇率升值的有：美国、日本、德国、中国香港、马来西亚等。因此，当前美国对人民币汇率施加升值压力，但升值不见得就能改变中美的贸易失衡，倒是有可能引起我国和其他贸易伙伴的双边贸易收支结构发生变迁。

（4）就汇率变动的贸易区域结构效应的研究显示：升值不利于区域（省、市、区）对外贸易的均衡发展。①我国各区域之间存在“区域巴拉萨—萨缪尔森假说（BSH）效应”。利用房价作为非贸易品的替代价格，在描述分析和实证检验后发现，我国各区域之间存在BSH效应，即区域对外贸易的发展，将拉动区域非贸易品的价格对贸易品价格的相对上升，贸易发展较快的地区，非贸易品的相对价格较高，其实际汇率较高。②就汇率变动影响我国出口的区域结构效应看，我国各区域出口大多受实际汇率变动的负向影响。各区域中，西部地区出口受汇率变动的负向弹性最大，中部地区次之，东部地区的外围地区再次之，东部沿海地区，其出口受汇率变动的弹性相对较小。在我国沿海的主要外贸增长极中，长三角地区出口受升值的负向影响最大，珠三角次之，而环渤海地区所受的影响最小。因而，人民币汇率升值将加大我国区域间的出口贸易发展不平衡。③就汇率变动的进口区域贸易结构效应看，人民币升值对我国中部地区、西部地区和东部“外围（除沿海增长极外）”地区的负向弹性总体要大于沿海地区，这表明人民币汇率升值将引起进口贸易区域发展的不平衡。

（5）就汇率变动的出口商品贸易复杂度结构效应的研究显示：商品分类顺序不能代表商品的复杂度顺序，升值将扩大我国出口商品复杂度与经济发展程度的正向偏离。①按照商品类别进行的分类，已经不能代表商品的复杂度状况，即哪些商品是“富裕”国家出口，哪些商品是“贫穷”国家出口不是由商品分类决定。通过测度按SITC分类的34类商品的国际贸易复杂度指数，显示复杂度较高的类别是SITC54（化学药品）、86（科学设备、照相机与钟表）、58（机械设备）等类别，而84（服装类商品）的贸易复杂度较低。②我国与东南亚国家等的贸易复杂度的表现大多为正向偏离（出口贸易品复杂度高于经济发展阶段）较高，尤其我国出口贸易品的复杂度在1997年之后快速上升。我国出口商品的复杂度结构遥遥领先于我国的经济发展水平。③我国的实际汇率升值可提高我国出口商品的复杂度，实际汇率升值也增加了我国出口商品复杂度对我国经济发展水平的偏离。

（6）本书的情景分析主要探讨人民币汇率可能升值路径的选择对贸易结构的影响。①根据我国2005年7月—2007年12月的人民币升值状况，以及当前对人民币升值的预期，设计了以目前升值增长率趋势、以目前升值趋势、保持2005年汇率水平、以当前预期的固定规则逐步升值，以及以“广场协议”式一揽子的方式升值五种升值情景路径选择。②就人民币升值的商品贸易结构效应的情景分析结果表明，我国的人民币升值不利于我国出口贸易结构的“改善”，而有利于我国进口国外的初级产品。③就人民币汇率升值的贸易方式结构效应的情景分析结果表明，人民币升值有利于提高加工贸易出口在我国总出口中的占比，也有利于增加加工贸易进口在我国进口中的占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