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抗大”式熔炉中锻炼成长

在“抗大”式熔炉中锻炼成长——回忆我在“四补校”学习生活的感受

范征夫^[1]

今年是著名的爱国人士、教育家黄炎培创办的中华职业教育社95周年纪念日，我虽没有在黄炎培先生主办的中华职业学校读过书，但却在他领导下的上海第四中华职业补习学校补习过两年的国文、英文、日文等课程，并接受了“四补校”举办的《现代知识讲座》的革命启蒙教育。事情虽过去近60年，但这段时期学习生活对我人生发展前途所起的重要影响，至今难以忘怀。

事情还得从头说起，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一声炮响，震醒了全国人民，大家纷纷起来手执武器，反抗日本军国主义侵略者。我这个17岁的青年，也投笔从戎，参加了家乡——扬州的一支自发抗日的游击队。在半年多烽火生活中，我接触到了许多进步青年学生、军人，从他们那里，我知道中国共产党在延安创办了抗日军政大学，向全国各地招生。于是，我踏上了奔向延安的征途。

1938年秋天，我搭乘一条小木船，穿过满目疮痍的日军占领区，行程半个月，历经风险，到了沦陷一年的上海。准备从上海找关系转道延安。这时上海的英、美、法租界尚未被日军占领，暂时形成了一个小小的“孤岛”。这里，有中共地下党员和许多爱国民主人士，在进行抗日救亡的进步活动。我到上海后，住在亲戚家里，每天外出寻找去延安的关系，但因人地生疏，又缺少路费，因而未能如愿。在不得已的情况下，我考入上海康元制罐厂当了一名小职员。白天从事文字抄写工作，晚上到工厂对面浦东同乡会大楼的中华第四职业补习学校学习，想通过“四补校”找到关系，再行赴延安求学。

本厂印刷部工人屠廷干（杜夫）与我一见如故，谈得非常投机，我们一起在“四补校”补习，又睡在一个集体宿舍。到“四补校”以后，我们发现这里进步气氛浓厚，墙报办得生机勃勃，非常吸引人，同学会也非常活跃，学生文娱组织，如歌咏班、话剧组、康乐队等都有不少同学积极参加。学校公开负责人是爱国民主人士姚惠泉先生，后来，我又得知实际负责人是我党领导的上海职业界救亡协会党团书记王纪华（他的公开身份是“四补校”的教导主任），我们最大的感受是姚惠泉先生把黄炎培先生职业教育思想与抗日救亡运动紧密结合在一起，因而受到上海职业界广大青年热情支持，参加学习者最高达到5 000人。

我们除了先修的几门功课后，因我和杜夫都爱好话剧，所以不久又和“四补校”的“中华业余剧社”沈刻丁等人认识，经过几次交谈，也成了好朋友。就在这时，我听到沈刻丁等告诉我，延安传来消息，由于全国各地广大青年涌向延安，延安已“人满为患”，中共中央要求各地有关部门，劝导当地有志青年，不要长途跋涉都去延安，可以就地组织起来，办“抗大”式训练班进行培养干部……我听了这个消息后，打消非去延安不可的念头，安下心来，刻苦学习马列主义理论，努力充实提高自己，积极寻找机会，就近去苏南参加新四军。

“四补校”最吸引学生听课的是《现代知识讲座》，不仅讲课的人都是久慕大名的进步学者、教授，而且讲座的内容能够理论联系实际，深入浅出。例如，过去我对哲学感到很奥秘，但听了李平心、胡曲园等人社会科学、哲学课讲授以后，思想大为开朗，认识到学哲学主要是解决世界观、人生观问题，要做一个革命者，这是不可少的一门必修课。此后，在老师指导下，我学习了艾思奇的《大众哲学》、苏联半丁的《辩证法唯物论》等书，进而又学了陈望道译的《共产党宣言》，郭大力、王亚南合译的《资本论》（只学了第一卷），尽管有些囫囵吞枣，但对共产党及其纲领、路线，还是有了初步的了解。

除《现代知识讲座》外，“四补校”其他活动，也搞得红红火火，如歌咏会、时事报告会、活报剧，吸引了不少校内同学和社会青年参加，有时讨论时事形势，发言者慷慨激昂，令人心情兴奋。甚至同学会墙报《学习园地》，公开介绍毛泽东同志《论持久战》及《新民主主义论》。社会上一些舆论称“四补校”是“上海抗大”，租界当局对“四补校”也引起注意。为了不让暗藏在租界里日伪特务有所借口，进行破坏。姚惠泉先生及时提醒大家，“我们现在的活动，要采取水鸭式的隐蔽形式，在水面上看起来很平静，在水底下却是积极活动，而且是勇往直前的。”同学们领会姚先生这些话是告诫大家表面上不要搞得太红，这也是符合党的“隐蔽精干，积蓄力量”精神的。

从那以后，同学们把抗日救亡活动的基点，分散到所在的工厂、商店、基层单位去，按照“勤学、勤业、交朋友”的方针，展开多种形式的活动。在“中华业余剧社”的沈刻丁、邢建雯等帮助下，我们在康元制罐厂组织了“康元话剧团”，团长由本厂会计部职员、“四补校”的积极分子张玉因（张磊）担任，我和杜夫均为演员且我们演出过独幕剧“米”两场。这个戏主要揭露日伪势力勾结一些不法资本家残酷剥削职工的行为，受到广大工人热烈欢迎，但都遭到本厂资本家禁演。我们还组织了“康元歌咏队”由营业部职员何宣等人教唱《松花江上》、《黄河大合唱》、《大刀向鬼子们头上砍去》等进步歌曲，唤起了广大职工抗日救亡的热情。我和杜夫及会计部职员俞政文，广告部学徒毛树禾（毛哲民）组织了一个小型读书会，经常讨论学习中遇到的疑难问题。我们还向党领导下的《职业生活》、《学习杂志》投稿。

1940年春，杜夫接到家乡来信，说从去年冬起，他们家乡到了新四军，我和杜夫商量，要他以“病假”为由，去家乡“接关系”。不久，他从宜兴返回，带回一些秘密文件，要我抄写若干张，到处寄发。还写了许多标语，和他一起冒着特务“盯梢”破坏的危险，四处张贴。从而在“孤岛”上扩大共产党和新四军的影响。我们还以“拜兄弟”的形式，组织了一个八人“核心”秘密团体，这个拜兄弟的“金兰谱”非常特殊，除了八个人的姓名、籍贯、地址、年庚外，扉页上印有一个“宣言”，表达我们驱除黑暗，追求光明的决心，全文共500多字，是我执笔。这“拜兄弟”八个人中，基本上是“四补校”或“七补校”的学生，其中五人后来均为共产党员。

1940年秋，我和杜夫、沈刻丁等人，先后赴苏南参加新四军第二支队，在我们走后到1941年11月太平洋战争爆发，上海完全沦于日军之手，经杜夫和我介绍，上海康元制罐厂有20多名职工到苏南、苏北（自己找的关系）参加了新四军。这些人中大部分在“四补校”、“七补校”学习过。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中有些人光荣牺牲了。有些在部队担任了军级、师级干部。近几年，我们三三两两碰到一起，还怀念在“四补校”一段愉快而兴奋的学习生活。大家有一个共同的感受，即“四补校”确实是一所“抗大”式学校，它当时对我们这些青年人说来，是一个革命的大熔炉，为我们锻炼成长，引上了人生辉煌之路，是起了“加油站”和“促进剂”作用的。

在纪念中华职教社成立95周年之际，我饮水思源，心潮澎湃，所以把当年在“四补校”学习生活的一段经历写了出来，以表示我对黄炎培、姚惠泉诸先生的缅怀和敬意。我相信现在的中华职业学校及其补习班，一定会继承和发扬理论联系实际的优良学风，把我们职业教育办得生动活泼，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培养出更多的优秀人才！

【注释】

[1]作者：老校友、原市委统战部副部长、市政协秘书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