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浦东大厦就读中华职校的回忆

在浦东大厦就读中华职校的回忆

范洪涛^[1]

1942年，我考入临时设在上海浦东大厦^[2]内的中华职业学校（简称中华职校）商科学习，至1945年抗战胜利中华职校搬回南市为止，在大厦内的学习生活整整有3年多。这段经历给我留下了许多珍贵的回忆。

一、中华职校从南市华界迁至浦东大厦复课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地处南市华界的中华职业学校考虑到战火很快会波及，即登报延期开学。经过浦东同乡会常务理事、中华职校创办人黄炎培先生和中华职教社爱国老人姚惠泉的多方努力以及浦东同乡会理事会的大力支持，把浦东大厦三四层楼10间房（主要在三楼）租借给中华职校开学复课。

9月，中华职校从南市迁至浦东大厦，10月1日正式上课。当时报到学生800多人，占原学校学生一半多一点。学校采用5年一贯单轨制，设机械科、土木科、商科，从初一到高三各开5个班级，加设初级化工科一班共16个班级。大厦内10个教室不够用，只能采取上、下午两部制。开学后，原在校学生陆续闻讯前来要求复课，不久学生增至近千人。为了使10个教室充分发挥作用，晚上全部用于中华第四职业补习学校上课。

二、用多种形式进行抗日宣传和爱国主义教育

中华职业学校在教学中一贯重视思想品德教育，特别是爱国主义教育。黄炎培先生在创办中华职校后，多次来学校演讲。学校大力支持学生自治活动，并把班级每周一早上的周会，办成爱国主义宣讲课。全面抗战开始后，校方更重视对学生进行抗日爱国教育。后来由于有了中共地下党的积极领导，校内抗日救亡运动和爱国民主运动便蓬勃发展起来。

土木科同学孙福元思想进步，他首先找到中共地下党的外围组织——上海学生抗日救亡协会（简称“学协”），把“学协”引进中华职校，开展抗日救亡工作。1938年下半年，中共江苏省委所属学委沪中区委派俞正平同志以“学协”区干事身份，通过孙福元的介绍，进入中华职校开展活动。俞正平是我的姨夫，经常来我家。当时我只有8岁。我考入中华职校后，他常鼓励我好好读书，将来做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直到上海解放后，我方知道他是中共地下党员。1939年上半年开始，中共地下党在中华职校学生中发展党员。孙福元、顾诚、王瑞龙、施松山等一批同学首先被发展入党。同年9月，中华职校第一个中共党支部成立，从此在党的领导下，中华职校学生运动连绵不断。

中华职校抗日救亡运动由于能针对学生的思想实际，形式多样，所以参加活动的同学愈来愈多。如建立歌咏队，教抗日歌曲。从校外请苏民、陈歌辛来校教唱，同学们经常满教室引吭高歌《流亡三部曲》、《大刀进行曲》、《游击队之歌》、《五月的鲜花》、《黄河大合唱》等，大大激发了同学们的抗日热情。又如组织读书会，介绍阅读《西行漫记》、《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大众哲学》等。这种读书会有跨班级的，有各班级自行组织的。地下党员还散发和组织传阅上海八路军办事处内部印发的刊物《内地通讯》，团结了一大批进步同学。还有各班都发动办墙报，每期都贴了许多宣传抗日的文章，定期更换。由于上、下午由不同班级上课，而晚上则是第四补校上课，每期墙报就面对3个班级160多名同学，起到了团结教育作用。“学协”还组织许多同学去胶州公园慰问谢晋元团坚守上海最后阵地的“四行仓库孤军”。

1941年冬，就在日军进入租界的那一天，各班级自发开展抗日教育活动。据商科46届毕业生贾祥贵回忆，那天该班班主任翁六雄老师神情肃穆，步履沉重地走进教室，向同学们宣告并控诉了日军这一新的侵略罪行，讲到了祖国、民族和学校的命运，讲到了那篇著名的《最后一课》课文所记叙的法兰西民族抗敌的感人故事。讲课时，台上老师声泪俱下，台下同学一片啜泣之声。贾祥贵今日说到当时情景，还记忆犹新。他激动地说：“这一课我终生难忘，它集中凝聚了中华职校母校灌输给我们的爱国之情，使我们受到极大感动，它激励我们毕业后，永远勤奋努力，报效祖国。”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华职校的学生运动采取更隐蔽、更深入、更群众化的活动形式，从思想上关心理解同学渴望进步、对日军同仇敌忾的心情，除了继续办墙报，开展读书活动外，还在内部传阅苏联驻沪领事馆散发的《每日战讯》，让同学们了解反法西斯战争的最新情况。在组织阅读进步书刊方面，增加了苏联小说《巧克力》、《士敏土》等内容。

1945年初，中共地下党发动一次“贺年片攻势”，内容是宣传抗日战争即将胜利的新形势，揭露国民党妄图采摘胜利果实的阴谋，在同学中引起强烈的反响。大家感觉：“天快要亮了！”

通过中共地下党和“学协”发动的各种形式抗日救亡活动，许多同学提高了思想觉悟，又有一批同学先后参加中国共产党。

三、第四职业补校和中华业余图书馆的进步活动

浦东大厦内除了中华职校外，还有两个单位也是中华职业教育社创办的，一个是第四中华职业补习学校（简称“第四补校”），另一个是中华业余图书馆。

从1939年起，第四补校的学生一直在4 000—5 000人之间，除了青年店员、工人外，还有不少爱国的失学、失业青年。第四补校晚上就在中华职校白天使用的教室上课。该校也有中共地下党组织，学生运动也很活跃，常常办义卖、捐寒衣和文艺演出活动，宣传抗日，还向学生介绍进步书刊，开展读书活动。1940年，第四补校男女同学秘密排练反蒋话剧《女子公寓》，反动派横加干涉，同学们冲破重重阻挠，终于在浦东大厦近侧剧院连续演出多场，受到广大群众欢迎。

为了宣传革命和传授革命理论，地下党员王纪华、程俊等人在校领导和各有关方面支持下，举办“现代知识讲座”。讲座分设社会学、政治经济学、近代史、哲学、时事、文学、戏剧、法律等课程。讲师请了社会上有影响的知名人士如陈望道、郑振铎、周谷城、周予同、周扬、夏衍、冯定、李平心、孙冶方、许广平等。讲座开讲时常有反动派特务混进会场捣乱。讲座先后办了4期，每期两三个月。第一、二期还颁发学员肄业证书。这个讲座参加人数众多，起着联络进步青年的作用，在社会上影响很大，当时有“上海抗大”之称。

浦东大厦七楼沿街几个房间是中华职教社开办的中华业余图书馆。图书馆位于最高层，很清静。它的图书量虽然抵不上有名大学的图书馆，但是有两个明显的特点，一是面向广大底层群众，尤其是以青年店员、小厂青工和广大中学学生为主要对象；二是图书中进步书刊较多。因此吸引了数千读者经常前来借阅。中华职校和第四补校的学生近水楼台先得月，自然更是借书的积极分子。我们举办读书会的书源，主要是从该图书馆借来的。由于学校规定学生不能乘大厦电梯，我常常爬7层楼梯，去图书馆借书，先后阅读了《大众哲学》、《西行漫记》等书籍，使我受到很多启蒙教育。该图书馆也有地下党组织，并在青年店员中开展许多宣传教育活动。

由于第四补校和中华业余图书馆开展许多进步活动，深受广大青年欢迎，也招致了敌伪的密切注视，他们想方设法进行迫害。1942年，先是来函逼第四补校向敌伪登记，补校领导置之不理。1943年又来函催逼登记，补校仍不予理睬。敌伪威胁不成，进一步将补校工作人员捕送新成捕房和衡山路日本宪兵司令部，百般迫害。最后，竟用暗杀手段，四补校同学褚学潜、尉嗣英等多人遭汪伪特务枪杀。

四、坚持民族气节，顽强与敌伪斗争

1941年冬，太平洋战争爆发，驻沪日军进入租界，上海各校相继停课，甚至停办。敌伪当局勒令各校办理重新登记手续，这是一场严肃的斗争。中华职校领导反复商讨，先暂行停办。后来广大学生家长一再要求尽快复课，最后决定在不变更立场和办学宗旨的原则下，在1942年2月不用原名，改用“工商学艺所”名义进行登记，推定教师贾季英（改名贾福生）为所长，继续开学。同时向中华职教社和教育部备案。

据商科47届毕业生俞麟淼回忆，日军侵占上海后，不时对各学校进行骚扰。有一天，班主任老师急匆匆跑进班级通知，如有传单之类宣传品，马上处理掉。不多时一小队荷枪实弹的日本兵由一个日本小头目领着气势汹汹地闯进教室，将每一位同学的书籍本子翻检了一遍又一遍。没有搜到什么东西，又到教师办公室进行更严格的搜查。由于老师、同学们勇敢机智地与日军周旋，结果，日本兵一无所获，悻悻离去。

1943年，汪伪政府规定各校必须设日文课，有的学校被强行由日本人来任教。为避免敌伪派人进校，中华职校决定挑选本校懂日语的贾季英老师兼教日语课。我清楚地记得贾老师为了抵制日军奴化教育，常常在我们班级上日语课时穿插讲授孔子《论语》，要我们学习古代传统文化的哲理，倾注爱国主义思想，培养爱国家、爱民族的情操。中华职校校友黄越至今还清楚记得：一天，几个日本宪兵，一脸杀气冲进学校，向学校负责人索阅学校师生名册。办公室老师回答“我们不是学校只是学艺所，没有名册”，日本宪兵声色俱厉，纠缠不休。正喧闹间，贾季英老师来了。他用流利的日语与之交谈，提及昔日在日本帝国大学读书的经历，日本宪兵态度开始变化，终于无功而退。

五、徒步搬运课桌椅迁回原校址上课

1945年初，日军在太平洋战区节节败退。驻沪日军调动频繁，浦东大厦被征用，工商学艺所也将被迫迁让。几经洽商，最后决定迁回南市原址。但当时原校舍被伪警察局保安警察总队占用，一时不能收回，只能先借南市尚文小学暂行过渡。由于学校经费困难，为了节省搬场费用，5月12日那天，全校学生人人背着课桌椅搬场，我也排在长龙之中，马路上出现了一个蔚为壮观的动人场面。过了一个多月，经多方面交涉，从伪警局手中收回校舍后，再从尚文小学搬回陆家浜路母校原址。这种由师生长途搬运课桌椅的情景，与随后不久发生的国民党官员从重庆飞回上海，摇身变为“接收大员”的行为正好形成鲜明的对照。当我们踏进母校时，原来巍峨辉煌的中华职校校舍，只剩下一幢中华堂，其余都成为断壁残垣。全体师生莫不痛心。但此时，抗日战争已经胜利在望。重建中华职校再创新业已为期不远，新的目标在等待着师生努力。

从1937年9月到1945年5月的近8年抗日战争时期，中华职业学校在浦东同乡会支持下，在特殊的环境、特殊的条件、特殊的舞台上演出了许多生动感人的历史活剧，深深地留在全校师生的记忆之中。我青少年时期12岁至15岁的三年多，就在这个环境中生活、学习和成长。这段经历对我一生都有着重大的影响。

【注释】

[1]作者：区地方志办公室主任，中华职业学校48届商科校友。

[2]浦东大厦由浦东同乡会筹款建筑。位于今黄浦区延安中路（成都路东），共8层。1936年11月建成。20世纪90年代因建延安路高架工程而拆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