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篇共分为九章，总体篇幅与第一篇和第五篇都大致相当（这几篇都比第二篇和第三篇合起来的篇幅还要长）。这一篇的核心是对之前存在的政治经济学体系进行评述。这一篇对“重商主义”的指控是明确，且出众的，在最后一章即第九章中还以高傲而仁慈的态度对重农主义进行了评述。在很多人看来，这更像是向一座坍塌破败并已无人把守的堡垒发起的一次声势浩大的猛烈进攻。我们可以再一次看到，这一章的理论部分很少，也很简单。斯密辛勤收集了大量的事实材料。事实材料太多了，以至于有些时候相互磕碰。不得不插入了两篇脱离主题的专论。
对重商主义的批判
重商主义的思想从15世纪就在英法等国开始产生了，它是对现代生产方式的最早的理论探讨。这个体系，在16和17世纪达到全盛，而它的影响则更为久远。
重商主义既是当时这些国家施行的一种经济政策，同时也是一种论证这种政策的经济理论。这个体系摆脱了中世纪宗教伦理观念的束缚和教条主义的桎梏，开始按照新的方式来考察经济运动。但由于时代的限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也还刚刚兴起，重商主义者未能深入经济生活的内部，透过现象去探索经济运动的实质。他们的研究范围，实际上主要是限于流通领域，研究方法只是把直观的经济现象简单地加以叙述，其目的则是为日常的商业实践活动服务。在那个时代欧洲人普遍的求金欲望的驱使下，重商主义的学说直接为各国的经济政策提供了依据。
财富是黄金，贸易差额是一座金矿
他们对这些金块的评价，似乎和我们对那些比一般略美的小鹅卵石的评价相同。
在重商主义看来，财富完全由货币构成，货币就是金银。既然把货币视为唯一的财富，国家和个人一样，只有获得最大数量的金银，才能富有。那么，如何才能积累更多的金银呢？其方法，与家庭预算时的开源节流，大致类似。第一，寻找金矿，禁止金银输出；第二，需求贸易出超，设置贸易障碍，多进口，少出口。
斯密论述了第一种积累金银的方法和人们对于金银的狂热，“当古巴和圣多明各刚被西班牙人发现时，那边的穷苦居民，常以小金块作为头饰和服饰。他们对这些金块的评价，似乎和我们对那些比一般略美的小鹅卵石的评价相同，就是说，值得拾取，但不值得拒绝。他们对新客第一次请赠金块，无不立即赠与，似乎并不认为赠送了新客非常珍贵的礼物，他们看到西班牙人那么热切地想获得金块，感到惊讶。他们没有想到世界上竟有这样的国家，它的许多人民，对于他们老是缺乏的食物有那么大的剩余量，愿意以足够供养全家好几年的大量食物，来交换小量会发光的玩意儿。如果他们能够理解此中理由，西班牙人的黄金热就不会使他们惊异了。
西班牙发现了秘鲁，拥有了更多的人们梦寐以求的黄金；荷兰虽然缺乏矿山，但是它能以香料换取外国人的黄金。像这样的国家，都是幸福的。对外贸易因此也成了一座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矿山，但其目的，只是为了获得更多的金银。
对外贸易之所以如此受到重视，这是与重商主义者眼中，国内流通领域和海外流通领域存在的根本差别有关。他们认为，国内商品流通只能是一部分人赚另一部分人的钱，货币财富不会因此而增加。这样，对外贸易成了货币财富的真正源泉。为了能够获得这一财富，挖掘这个富矿，必须要严守“多卖少买、多收入少支出”的原则。
潜藏在“贸易差额论”背后的谬误，早在斯密之前，已经被干净利落地揪了出来。麦尔西埃·德·拉·利维埃论证说，如果把各国流动的全部货币全部归重商主义者所有，那么任何一个外国将不再会有能力来购买本国的产品，那么一切出口都将会停止。然而，本国货币过多，商品的价格自然会升高，结果就是，必须重新向外国去进口（休谟也曾明确地提到这一点，并得到了斯密的赞赏和继承）。对进口税的征收，也受到了他们的驳斥。外国人不会按照低于别国所愿出的价格出售任何东西。对进口货物征收进口税，最终还是要由本国的购货人负担。
“自由贸易”的神话
从这一理论逻辑发展下去，自然我们会得到重商主义的政策观念，那就是国家要干预经济生活，扶持本国商业发展，创造发展对外贸易的有利条件。
到了重农主义者的眼中，商业和工业都被看作是不生产的。就商业而言，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实，由此，支持重商主义立场的一切理论，尤其是认为对外贸易是增进国家财富的唯一手段的那个学说，重要性立即就缩小了。对外贸易和国内贸易一样，不生产财富，最好的结果也不过是获得某些利益，而一个人获利就是另一个人的损失。本来的富矿，成了垃圾场。
有了经济自由的观点，自由贸易的政策也就显然成为必须的了。在重农主义者看来，自由贸易和自由竞争是完全联系在一起的，它只是自由竞争政策在国际贸易上的推广而已。他们和斯密一样，彻底地反对重商主义在国际贸易上所热忱拥护的一切主张。
尽管斯密对重商主义的批判，彻底继承了重农主义者的观点，但是斯密对自由贸易所倡导的理念，还是和重农主义存在不小的差异。在斯密看来，支持自由贸易是因为，他相信对每一个实行自由贸易的国家，它都会带来巨大的利益。自由贸易越是发达，参加贸易的国家就会变得越富裕。这是一种非常现代的观念，尽管斯密没有用现代经济学的数理模型把这个观点做得更漂亮，但是现代国际贸易理论中，支持自由贸易主张的实质，已经被斯密点了出来。有赖于它，李嘉图才给出了“比较优势”理论，并进一步形成了新古典贸易理论。一直到20世纪的80年代，以克鲁格曼、格罗斯曼、埃塞尔等人为代表的新贸易理论出现，才算是完成了对从斯密开始的古老的贸易理论传统的真正突破。
对重农主义的批判
与他对“重商主义的彻底的口诛笔伐相比”，斯密在谈到“重农主义”的时候，大约总是充满着赞美之情。这一学说虽也存在确定，但它还是盛赞说：“在政治经济学这个题目下发表的许多学说中，要以这一学说最接近于真理。”
其实，对重农主义赞赏有加的，不只是斯密本人，还包括几乎所有的研究经济学说史的学者。其中，甚至还有很多学者，对魁奈和他的门徒把“经济学”这门学科的创始人的地位非常轻率地让给了斯密，感觉到愤愤不平。而且，尽管法国的同行礼让有加，但还是有许多国家的经济学者把这个头衔归于法国，归于重农学派。
尽管像大多数其他的领域一样，找到一门学科的诞生日并不是那么容易的事。但是，重农主义学派的学者首先领会到了经济学作为一个统一的社会科学门类的概念。换言之，在他们形成自己学说的时期，先驱者的时代已经过去。尽管他们的学说存在许多明显的疏漏，但他们最早认识到，一切社会事物都是受必然规律的约束的，因为有了这个规律，社会生活中的各类经济现象得以被系统地联系起来。个人和政府都应该尽力去探索并掌握这一规律，而且一旦知道了这些规律，整个社会的进步将更迅速。
当然，我们还是要承认，斯密有着更透彻的观察力，有着更明晰的讲解天才，并且对这门学科作了更显著的贡献。但是，依然是重农主义者开辟的道路以及他们奠定的良好的基础，才使斯密和以后一百年间的学者沿着它前进。
只有农业才出产“净产品”
重农主义者们紧紧地抓住了一个纯经济现象，并把对它的理解推到极致。这就是土地这一生产要素，或者说农业这一部门。在他们的眼中，“净产品”只限于“农业”这一种生产部门。只有在“农业”中，所生产的财富才大于所消耗的财富，存在“净产品”。而其他的部门，无论是商业还是制造业，都不能提供“净产品”。在那些部门中，人类的劳动什么也没有生产，商业只是替代或转移在农业中已经被生产出来的产品，工业则仅仅是把原料拼凑在一起或仅仅是进行了加工。
重农主义者承认，物体的移动或加工，也可以增加它在市场上的价值，但是这只能延续它的自身价值，不能产生任何新价值。其利润，不过是投资人在投资期间内或收得报酬前为自身而垫付的维持费的补偿，只代表农业阶级转移给工业阶级的财富。农业阶级不仅提供给手工业者原材料，而且也提供给他们生活必需品。换句话说，工商业都只是农业的仆人而已。当然，就像许多富贵人家的仆人一样，他们也可以设法靠着主人过上很好的生活。
尽管如此，重农学派对工商业实际上并没有丝毫轻视的意思。“这些部门不但不是无用的，反而是供应奢侈品和生活必需品的行业，人类的生存和福利都依靠它们”。说他们是仆人，依赖于农业，处于从属地位，实际上都只是在说，这些部门不提供“净产品”，不是“生产性的”，不生产“额外”的财富。换句话说，在这些部门中，物质的生产“是加法，而不是乘法”。
说到这里，估计你已经注意到，在重农主义者那里，核心的观点实际上是在“生产性的”、“财富”、“价值”这几个概念之间倒换。或者说，这个学派最大的问题也正是出在这里——他们没有给出一个抽象但确定的“价值”理论，并以此作为衡量一切社会财富的基础。这样，他们也就无法说清“生产性的”和“财富”、“价值”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
尽管从这个角度看，重农主义者眼中的农业和工商业的区别，很大程度上是想象出来的，但农业的特殊之处在于确实只有它才能提供人们的生活必需品。这种“人为自然或通过自然而起作用的、上帝是价值的唯一来源”的思想，是十分根深蒂固的。甚至在斯密的著作中，我们还是可以在很多地方发现它的痕迹。而且，要知道这是一个不可忽略的事实，而且这种思想也为斯密之后，与马尔萨斯的名字联系在一起的那些困难问题的提出，开始鸣响了警笛。
“交换”就是等值转让
重农主义对交换的核心看法是，交换是按照等价原则进行的，也就是交换的“等价性”理论。交换既然是等值的转让，那么交换的每一方所得到的恰好就是他所付出的，那么很自然，一切交换活动的商业行为，都会不生产任何财富。
如果我们把这也看作重农学派的价值论的话，那么它显然是与现代西方经济学中的价值论是存在根本不同的。比如，你拿自己的一瓶酒换到了一袋面包，在现代经济学家的眼中，这说明你的饥饿程度大于他的饥饿程度，而他的口渴程度高于你的口渴程度。酒从你的手中转到他的手中，酒的效用增加了；同样地，面包从他的手中转到你的手中，面包的效用也增加了。交易使得双方都获益，也就是价值的双重增加。但是，这样的推理在重农主义者看来是荒谬的，他们认为财富是物质的，始终不能理解：为什么与主观效用论相联系的行为也可以看作是“生产性的”？
尽管现在看来，重农主义关于“交换的等价性”的理论不失简单和偏颇，但这是重农主义者建立其经济理论体系的一个出发点，他们对重商主义的批判，也正是以这一理论为基础的。交换既然是按照等价进行的，那么流通领域就不可能是价值增值的源泉，交换自然也就不可能成为获取财富的手段。因此，这一看似简单的命题，实际上已经把整座重商主义建筑贸易差额论上的建筑物夷为平地。国家和个别的生产者一样，都是无法从出售商品中致富的，一国的贸易出超，也只是用同等价值的出口商品换来的，因此，该国也并没有由此变得更富裕。
毫无疑问，这些观点，为斯密对重商主义的彻底的、近乎无情的批判，铺平了道路。
社会阶级构成理论
“净产品”的概念和“交换的等价性理论”为重农主义者提出自己的社会阶级划分理论提供了理论基础。魁奈从这两个基本原理出发，将社会划分成了生产阶级、不生产阶级和土地所有者阶级三个基本社会阶级。
生产阶级，就是能够产出“净产品”的阶级，因此由租地农业家构成（如果标准不是非常严格的话，渔业者和矿业者也包括在内。对此，学派内部是存在争议的）。按照魁奈的分析，假定这一阶级全部生产出来的财富等于50亿法郎，其中20亿是在播种和收获过程中维持这一阶级生活并养活其耕牛所需要的，只有余下的价值30亿法郎的产品被出售进入流通领域。其中，10亿法郎被用来从不生产阶级那里购买工业品、衣服和靴子等等，因为单单是农产品是不足以养活这个阶级本身的。
有产阶级，包括土地所有者和那些拥有统治权的人，他们是纯粹占有“净产品”的阶级，依靠这些占有的“净产品”来生活。剩下的20亿法郎，以地租和赋税的形式交给这一阶级，也就是地主和政府。他们要靠这20亿法郎来维持自己的生活，比如支付10亿法郎从农业阶级那里获得粮食，此外再付出10亿法郎从不生产阶级那里获得生活需要的工业品，这就是他们的全部账目。
不生产阶级，就是除了从事农业之外的其他一切经济部门的人，主要是由商人、手工业者、家仆以及自由职业者组成。在魁奈的分析中，他们可以以工资的形式，从生产阶级和有产阶级那里取得20亿法郎的收入，这些收入需要被用来购买生活必需品和工业原料。既然只有生产阶级能够产出这些必需品和原料，这20亿法郎就最终又流转回属于生产阶级的租地农业家手中了。
如此一来，这20亿法郎就又回到了它刚才的出发点了，加上有产阶级付给生产阶级的10亿法郎，再加上一直就留在手中没有售出的20亿法郎，全部50亿法郎就重新回到了生产阶级手中。这个过程周而复始，没有止境，就像是血液在人体内从心脏到周身那样不停地循环往复。
“就让一切自由发展吧！”
重农主义，本身就既是一种理论，也是一种主张。顾名思义，以魁奈为代表的这一学派以高度重视农业而著称。既然他们认为农业是财富的唯一源泉，是工商业和社会其他一切行业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这一主张的提出，自然就是再自然不过的。
但是，更为有趣的是，他们的主张更为称道的，并不是对农业的重视，而是他们为了达到这一目的，而首次大力倡导的“经济自由”的主张。在更广义的角度上，是斯密的《国富论》首次扬起了“经济自由主义”的主张，并对之后经济学的发展起到了领航的作用。除了对“只有农业是生产性”的这一点进行了批判之外，斯密对重农主义的这种“经济自由主张”，可以说是全盘地毫无保留地进行了继承。也就是说，斯密不是经济自由主义的发起者，不是自由主义这面大旗的挂旗人，他的重要性实际上在于，它为自由主义的经济主张，找到了比重农主义更完善的理由。他没有给自由主义这面大旗涂上什么新色彩，但却给这面大旗换上了一根更为坚实的新旗杆。
魁奈的经济自由主义的主张，实际上，是这一学派根据自然秩序的理论提出来的。在自然秩序中，人的自由是自然权利所赋予的，它的边际就是不妨碍别人的自由。实际上，在魁奈看来，个人比统治者更了解自己的利益，个人的自由选择，个人对自身利益的关注，就可以导致社会普遍的幸福。利己心会使人们都选择那些对自己有利的职业，也只有自由选择，才可以使社会收入的分配更加合理。也正是由于此，自由的竞争，每个人追求自己的利益，对社会来说就已经足够了。因此，重农学派希望把立法的活动减低到最低限度，并认为“任何立法机构所能做的最有益的工作是废除无用的法规”。如果人类需要什么法规的话，那也只是大自然的不成文的法规，是自然的秩序。因此，这很容易让人觉得，他们的倾向就是否定一切立法、一切权威。
据说，魁奈的门徒麦尔西埃·德·拉·利维埃，曾被叶卡特琳娜女皇招去，咨询有关俄国制定一部新宪法的事。在详细论述了这项任务的最大困难和有关责任后，他扼要地提出意见说，女王要达到宪法的目的，最好的办法，就是让一切事情自然发展。女皇一听到这话，就把他打发走了。
尊敬君主，遵从天命
然而，如果根据这些，就认为重农主义者是无政府主义者或者反对君权和专制制度，那就大错而特错了。
在重农主义者眼中，专制主义有它独特的重要意义，它是自由而不是奴役的产物。君权，就是“自然秩序”的代表。对“自然秩序”的偏差，也正是赖它得到纠正。利维埃自己就论证说：“个人专制政体将仅仅是一种明显而主要的合法专制政体。在合法专制政体下，法律的明显性要求在君主发出命令以前就表示服从。欧几里德是一个不折不扣的专制君主，他所阐明的几何学原理实际上是专制的法则。立法者的合法专制和个人专制完全是一回事。两者合在一起，它们是不可抗拒的。”
叶卡特琳娜女皇俄罗斯帝国女皇’18世纪中晚期在位’执政达34年之久’她积极扩张俄罗斯的领土’曾扬言：“假如我能够活到二百岁’全欧洲都将葡匐在我的脚下。”
毫无疑问，重商主义者的这种看法，与中国传统上的农业观和“天子”的“天命观”，之间存在着微妙的联系。
此外，尽管主张施行经济自由，但重农主义也并不是主张国家对任何事情都不予干涉。在资本市场上，他们就并不主张利率由供需双方通过竞争、自发地决定，他们大多主张对利率进行管制。
最后我们还要再次强调，重农主义体系中最具有代表性但也是错误的学说，就是土地作为生产要素所占有的特殊地位。但是，这个错误的来源实际上很大程度上在于没有区分清楚“生产性的”和“财富”、“价值”之间的联系。在这个学派的卓越地位已经被确立之时，没有弄清楚，甚至都很少提到“价值”，这是一个重大的缺陷。不过，孔狄亚克是个例外。他不仅在这方面作出了重大贡献，而且作出的是超前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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