萌发于先秦的传统义利观

把握功利主义经济伦理，必须对中国传统义利观特别是先秦时期的义利观有一个正确的理解。

中国传统“义利观”强调重义轻利，但这并不妨碍其中所蕴含的功利主义思想。人类社会最具普遍意义的基本利益是经济利益，而经济利益的获取与分配涉及伦理道德。经济利益与伦理道德的关系是经济伦理的核心，古代社会如此，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也是同样。中国的“义利观”和西方的“私利”与“公益”关系等都是这一关系的集中体现。传统的功利主义经济伦理是在德性伦理基础上产生的，其产生又对传统德性伦理形成了严峻的挑战。

研究传统“义利观”，有必要从其发端的多元性入手，这是基础和前提。应当清楚的是，人们往往把“传统”简单地理解为古代的、以往的事物，这实际上是一个理论误区。正确的认识是：所谓“传统”并非仅指“以往的”事物，而是以往延续至今、且在今天还有生命力的东西，并蕴含不断补充又不断淘汰的含义，即传统是个不断发展的过程。不仅如此，中华文化的多元、多维、多层次性，也决定了“传统”的非单一性。例如中国既有重人文、重入世的儒家传统；也有重感应、重修炼的道家传统；有注重人伦关系的整体性伦理道德，也有重个人修养心性的道德传统；有强调社会秩序否定个人利益的价值体系，也有注重以个体存在为基点的“修、齐、治、平”的传统理念；还有“以佛修心、以道养身、以儒范行”的兼容并蓄。总之，中华文化传统是多层面、多元化交汇重合的复杂系统，各种要素对立统一、渗透汲取，这也正是中华文化博大精深、绵延数千年的强劲生命力之所在，对此绝不能简单化、绝对化。

搞清“利”的真切含义与应用是准确认识中国传统经济伦理的关键所在。中国传统经济伦理观念的核心是“义利观”。一般认为“利”即物质利益，“义”就是伦理规范。其实“义”还有其他解释或连用，“利”也十分复杂。特别是从文献考据学和语义解释学的视角，结合历史事实和思想文化特性对“利”进行深入的范畴研究，成为原创性科研工作的基础。

“利”字最早出现于甲骨文、金文之中，是会意字，以刀割禾，意为收获。中国古代经济以农业为主，禾为重要收获物。收获为利，引申出获利、利益、有利、顺利等，还含有顺和物性、宜利功用等意，主要泛指利益特别是经济利益。“刃禾”又有锋利、锐利的意思，《说文解字》主要持此说，至今还有利器、利刃等用例，此外还有其他延伸和发展的用法。泛指利益的字义随着时代的发展并无大的变化，而具体用例则呈现出对“利”的内容、含义、范围、相对性、着重点等的差异，体现出对利益的获取方式、分配原则、道德准则、伦理规范等价值评判的区别。一般说来，“利”与“弊”、“害”等相对时往往受到肯定，如“兴利除弊”、“利害关系”；而“利”与“义”、“德”等相对时则往往多被否定。当然，这种“相对”并非绝对的对立，而是说明二者的并立关系或者联系，这也是中国思想文化范畴的特征。在特定的连用如“大利”“小利”、“公利”“私利”、“专利”“共利”等等之时，虽都是谈“利”，却寓有程度或性质不同的道德判断，甚至可以说对“利”的认识本身就是经济伦理观念最本质的显示标识。“义利观”的差异，反映出经济思想中不同的经济伦理和道德倾向，其历史演化则标示出经济伦理观念的时代变迁轨迹。

中国传统的“义利观”发端于先秦时代，但当时的诸子百家对“义”“利”的认识却呈现出多元性。如《易·乾·文言》云：“利者，义之和也。……利物足以和义。”唐孔颖达注疏为：“言天能利益庶物，使物各得其宜而和同也。”又说：“‘利物足以和义’者，言君子利益万物，使物各得其宜，足以和合于义，法天之利也。”这里的“利”，是指顺和物性，各得其宜，但更多的还是指利益、有利。又如《易·系辞下》云：“以利天下。”“天下之利”自然是“公利”。再细分，又有“利国”与“利民”之不同，如《左传·文公十三年》记“邾文公卜迁于绎”，国君以利民为利，备受儒家推崇。因而也出现了反对专利的思想，如：“夫利，百物之所生也，天地之所载也，而或专之，其害多矣。”（《国语·周语上》）与此相反，也有主张专利的论点，如《公羊传·庄公十九年》云：“可以安社稷利国家者，则专之可也。”《礼记·儒行》云：“苟利国家，不求富贵。”意即只要顾了国家“公利”，可以不惜牺牲国民的利益。因为“公利”往往被认为就是“义”。而先秦的“义利观”大抵是以“义”为本的，据《左传·昭公十年》所云：“义，利之本也。”《国语·晋语一》亦云：“义以生利。”总之，先秦时期的“义”与“利”并不是绝对对立的，不过“义”与“利”有主次之分。

先秦时期代表性的“义利观”分别有儒家宗师孔子“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论语·里仁》）和“以义取利”的主张；儒家代表人物孟子“何必曰利”以及“故者以利为本”（《孟子·离娄下》）的主张；荀子“先义而后利”的主张（《荀子·王霸》）。有墨家墨子“兼相爱，交相利”（《墨子·兼爱中》）的主张。有道家老子“绝圣弃智，民利百倍”（《老子》第19章）的主张。有法家肯定生民欲“利”的观点。鉴于在第二章中对先秦诸子百家“义利之辨”要做专门分析，故这里对此不再赘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