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诸子哲学

中国文化至周代可以说达到了成熟，“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在文化的各方面都已很具规模。至春秋时，社会的经济基础起了根本的变化，社会组织随而发生了动摇，于是旧的政治制度不得不陷于崩溃，人民生活亦难安定起来。社会制度的变动，震醒了人们的意识，引起了种种的哲学思潮。

春秋以前及春秋初期，学问知识为卜史世守之业。自从“绝地天通”之后，出现了专门的神职人员，负责人与天的沟通，然贵族执政者之中，亦有博学者。春秋中期，各国贵族与卿大夫中，以博学有识著文者，鲁有柳下惠、臧文仲，晋有叔向，郑有子产，齐有晏子，吴有季札。此等贵族学者，皆多见多闻而有卓识，然尚无特异的学说，更无有系统的哲学思想。

中国哲学的创始者，当推孔子（名丘，字仲尼）。孔子与以前或同时的贵族学者不同的地方在于：一，孔子有其自己的“道”，而欲行其道于天下；二，孔子以其自己的道与以前为贵族所专有的知识传授于一般人民。孔子是集过去时代的学问思想的大成的人，而又是一个新时代的开创者。他虽“述而不作”，但实际颇近于“托古改制”。（他未必自觉其托古改制，然实有所托而有所致。）他将以前所有的学术萌芽，以前所有的文化成绩，加了一番系统的整理，而自己创立一个一贯的原则以统摄之。此一贯原则便是仁。亦即忠恕。他平日所讲多是关于生活行为的，虽仍保持对于天的信仰，但不多谈天道；对于鬼神则持怀疑的态度。在社会政治方面，孔子旨在塑造一个坚韧弘毅、德才兼备的士君子阶层，作为社会治理的储备军；在制度构想方面，他主张礼治，即一种兼具“仁”与“义”，将民情与适宜性、正义价值结合在一起的良性制度；在社会结构方面，认为人们因各自角色和职责各尽其分以归于和谐。他一生栖栖遑遑，奔走周游，以救世为务，谋恢复旧日的安宁；聚徒讲学，开以后讲学之风。（记载孔子言行的书有《论语》。）

孔子的弟子甚众，最有希望的颜渊（名回）却不幸短命而死。孔子弟子中与以后儒学最有关系的，可以说是卜子夏（名商）、曾子（名参）二人。子夏传经，曾子传忠恕等思想。

孔子以后，第二个伟大思想家，自成一学派，与儒家对立者，便是墨子（名翟）。孔子是贵族后人，墨子却完全是平民出身；孔子仍然不免看重等级，墨子则讲无差等的兼爱。墨子最重功利，以求国家人民的大利为宗旨。他比孔子尤能苦行，排斥一切享受，日夜不休，以自苦为极；唯求有利于天下，虽牺牲全身亦不惜。他一方面鼓吹弭兵，一方面更讲求守御之术，替弱国守城，《墨子》一书中便记载了著名的墨子论战鲁班而救宋的故事。墨子很有宗教气息，崇天信鬼，反对儒家对于鬼神的怀疑。他的弟子也甚众，并有坚固的组织。墨子死后，别立继承的首领，名为巨子，一代一代地传下去。在当时儒墨成平分天下之势。（记载墨子言行的书是《墨子》。）

在孔子时即有许多隐者，相当有思想，但认为世不可救，只求独善其身。后来，在墨子卒后，乃有一个以隐者思想为本而成立哲学理论的人，即是杨朱。杨子轻物贵身，主为我，拔一毛而利天下不为。杨朱学说是儒墨积极救世的活动的反动，在当时也拥有很大的势力。

儒家因杨墨的反对，颇有消沉之势，但不久出现一大思想家，反驳杨墨，推尊孔子，即是孟子（名轲）。孟子的政治理论具有平等主义色彩，主张仁政，置民以恒产。他颇有重民轻君的思想。在哲学上他所讲仍以人生为范围，根据孔子的思想而加以发挥扩充。他很注重人性的研究，以为仁义根于人性，而生活的最高境界便是尽心知性，以达到万物皆备于我的状态。他比孔墨等更有玄远的理想，更加看重道德主体的内在自觉。（记载孟子言行的书是《孟子》。）

与孟子同时，也有一个发挥墨子思想的哲学家，即宋钘。他自己极端刻苦，四方奔走呼号，“求天下之安宁以活民命”。他讲人情是欲寡的，劝人们不必争多。同时杨朱一派亦有其思想代表，即华子，发挥出重生的理论。（《吕氏春秋》中的子华子，当即《庄子·杂篇》中的华子，疑华是姓。）

宋钘、孟子的思想，仍以人生为范围；但在宋钘、孟子的时代，已有两大思想家，着眼于宇宙，作事物的观察，即是老聃与惠施。老聃的年代在孟子稍前，惠子（名惠施）则较晚。老子（姓李名耳，老聃是字）是“以自隐无名为务”的人，所以他虽有博大精深的理论，而关于他的生活，别人知道得很少。孔子的前辈有一个名老彭者，孔子曾向其问道。老彭与老聃名字相近，后人由此遂误以为老聃是孔子的老师。这种误会大概起于战国末年秦将统一的时候；庄子、荀子、韩非都未尝闻知。老子是中国宇宙论的开创者，在思想史上地位实极重要。孔子仍有天的信仰，墨子信天尤甚。至老聃乃以为天并非根本，尚有先于天而为天之本者，乃是道。老子对于宇宙中一般现象，很有观察，发件了反复的常则。在人生思想上则以无为守柔为主，讲致虚守静，主张放弃文化，返于自然；反对儒墨的有为，又不赞成杨朱一流的贵生。（老子的书为《老子》，大概是老子的《语录》。）

惠子很注重于宇宙中一般事物的观察。关于宇宙，他将总包一切的“大一”，与极微无内的“小一”。在惠施那里，天的地位低落下来，他认为“天与地卑，山与泽平”。惠子很注重对待的互转，看到了万物的毕同毕异，认为万物实皆一体，于是主张泛爱万物，将墨子的兼爱扩大到物。惠子的最大特色是注重物的研究，以前孔、墨、杨的研究对象只是人，到老子注眼于宇宙，但仍不屑于万物的研究。惠子则肯为研究物而研究物。他“遍为万物说，说而不休，多而无已”，“散于万物而不厌”。他不以神秘的道解释宇宙，而以大一、小一解释的，可谓先秦第一个唯物论者。惠子又好辩，他这种重物好辩的学风，使当时中国的思想界又转换了一个方向。惠施的著作不传，其思想在《庄子》中可见。

老子之后，无为的思想大盛，老子的弟子环渊，发挥师说。与他同时的人，又有慎到、田骈，亦祖述老子，而略变其说：以齐万物为首，主张弃知去己，认为生活的最好境界，是若无知之物。他们这种学说，开后来法家人生理论的端绪。

融合老聃、惠施的学说而自成一大系统的人是庄子（名周）。庄子受惠子的影响很大，而其中心思想则归于老子。他最反对人为而主张返于自然，个人生活的最高境界便是与天为一。庄子的学说，是一种玄妙深宏的神秘哲学。在一方面他是惠施的反动，他反对辩，反对名言，而以忘情感泯分别的直觉为求真知的道。到庄子，自杨朱以来的道家者流的思想乃臻于成熟。（庄子所著书为《庄子·内篇》。）

惠施重物好辩的态度，开辩者或名家的风气；惠子后第二个最著名的辩者是公孙龙。公孙龙的贡献在于发现了事物中不变的离立的共相，他命名为指。指是不变的，指与指是相离的。由此他讲白马非马，而离坚白。惠施注重合，注重相反的转化；公孙龙则注重分，注重不同性质的各自独立。与公孙龙同时的辩者很多，但其末流经常流于诡辩。（公孙龙所著为《公孙龙子》。）

惠施、公孙龙的学说，都不合于常识。既然可以反对常识，于是引起了人们对于知识的疑问，辩者有火不热、目不见等说。但对于知识问题有较深切的研究者，乃是墨家。在战国时，墨家已分裂为数派，有相里氏之墨，有相夫氏之墨，有邓陵氏之墨。在墨子当时本较注意辩说，后期的墨家为批判辩者，乃更注重辩术。他们研究的结集是《墨经》及《大取》《小取》。他们维持常识的见地，反驳辩者。为肯定知识，乃予知识以解说，并对于辩的性质与方法作精密的研讨。此外这些后期墨家对于墨子的兼爱说及功利思想，亦有更进一步的发挥。

此时又兴起了一个新的学派，即阴阳家，首领是邹衍。他有关于地理及历史的广远想象，以五德即五行来解释一切；其人生理想则颇与儒家相近。他的想象虽广大荒诞，却必以可经验的事物作为推论的根据，且其大九州的想象竟与实际相近。邹子的学说，形成关于天地事物及人的历史的一个整体系统，然而其中较多附会迷信成分，并不是纯粹的哲学。

先秦哲学的殿军大师是荀子（名况，字卿）。荀子尊崇孔子，却不赞成孟子，他与孟子是儒家两大派的首领。荀子不看重关于宇宙的玄想，而建立彻底的人本哲学。他的最高理想是制天宰物，以人胜天，而与天地参。他不但要克服外的自然即天，并要克服内的自然即性，他认为人性是恶的，人应该化易其性，于是极注重礼仪的训练。荀子亦颇受老庄的影响，讲虚壹而静，但他的人本的有为哲学，是对老庄哲学的反动。他是一个伟大的唯物论者。为批判辩者，荀子亦讲知识，讲名辩。他最善于批评别家哲学，在此点上更表示他是先秦哲学的集成者。（荀子所著为《荀子》。）

先秦于哲学外还有法家的政治学。其他各家亦都有政治思想，法家则专以研究政治为务。法家推源于先孔子约百年的管仲，而实际肇始于商鞅、申不害。但真正给法家思想以深厚的哲学内容的人是荀子弟子韩非。慎到、田骈等的思想已很有法家意味，韩非将其发挥，建立了一套完整的体系。韩非对于人生与历史有很透彻的见解，他完全着眼于物而不着眼于心。（韩非所著为《韩非子》。）

在荀子同时及以后，儒家中尚有许多无名的思想家，其成就亦很高。其最伟大的作品是《易传》。《易传》是孔子学说与老聃思想的卓越综合，其中有宏大深微的宇宙人生理论。

《易传》深观变化，认为一切皆在变易之中，一切皆有成毁盈虚，而宇宙是生生不已的变化大流。一切变动的因，在于两相反者的相推相荡；此两相反者，即是阴阳或柔刚。《易传》有见于天下之赜，又有见于天下之简，它是周秦宇宙论的最高发展。《易传》的人生思想以刚健中正为主，注重自强日新；既讲宇宙神化的研讨，又注重制器以利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