充分利用外国资本技术，发展国民经济

(一)充分利用外国资本技术，发展国民经济的思想政策主张

国民政府成立后，由于内战频仍，军费支出浩繁，国内税收不敷财政需要，而要巩固统治地位，必须发展国民经济。1927年4月18日，国民党南京政府成立即发表了《国民政府宣言》，提出了“国民党革命之方略”，其中第三条为“提倡保护国内实业”。1928年7月，国民政府在《整理财政大纲》中明确提出:“中国为资本落后之国家，自以发展产业、开发富源为亟。”为此，必须“遵总理计划，实行国际共同发展事业以完成富强基础”^[31]。同年11月7日，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第162次会议通过了《建设大纲草案》，对利用外资和引进技术的原则、方向做出了规定:“国民政府为实现建设计划，得以平等互惠不损主权为原则，尽量利用外资，并雇用外国专门人才。”外资的使用，“应投诸最有利之途”，发展铁路交通、商港、市街、公用事业及基本工业，“雇用外国专门人才，应以在所借用之外资本息未清偿期为限，并以教授、训练中国后进人才继承其乏，为必要条件”^[32]。1928年铁道部长孙科在其施政方针中称:“国内集资，河清难俟;生民痛苦，长夜漫漫”，故此应当“在平等互惠条件下尽量吸用国际资本”。^[33]1929年年底，国民党第四届中央执行委员会通过关于“充分利用外国之资本技术”，以“发展国民经济”的决议。据此，1930年1月，国民政府行政院发布了“充分利用外国之资本技术”的政令。1935年，国民政府掀起国民经济建设运动，经济界对于发展国民经济的途径展开热烈的讨论。资委会负责人翁文灏认为:“良以中国工业落后甚多，积极建设，非有相当规模不能符建国意义，而才国富民力甚为薄弱，又非有外资匡助不易积极建设，故欢迎外资实为建国要举。”^[34]同时他还主张进一步对外开放，认为“封锁对于国内幼稚产业虽有保护之效，而对于外来资本及技术之防绝，很不利于工业建设之进行”。国防设计委员会改组为资源委员会后，资委会积极贯彻“利用外国之资本技术”的方针。经济学家马寅初则从世界经济发展经验及趋势的角度阐述了利用外资及引进技术对一国经济发展的意义。“今日之世界，已缩成一个单位，无论何国经济不能离国际而孤立，与共存必须谋共荣。”明确指出在世界经济融合的背景下，各国经济的相互依赖性。此外他还提到:“我国资本既感缺乏，技术人才，尤觉寥落。今后欲与诸先进国家并驾齐驱，仅赖本身积蓄与经验，其事功必在百数十年之后。欲求速效，非借助外国资本与技术不可。”^[35]他们还提出了中国利用外资的一些具体方式，如借款、中外合资、特许外人经营、中外合作等，这些观点和主张显著影响了国民政府的利用外资政策。

(二)整理清偿外债

由于北洋政府滥借外债，多无力偿还，到1928年7月连同清末积欠外债总计8.93亿美元，债务危机导致中国对外信用低下。1928年英国首先宣布中国只有先还清旧债，才能商谈借款。1929年世界经济危机爆发，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纷纷采取信用紧缩政策，其中美国制定了《约翰法案》，规定凡借美元未清偿者，此后不得再予以贷款。1929年国际商联大会决议中称:中国“不能赶紧整理旧债恢复国际信用，无论何国决不贷款”^[36]。在此状况下，只有恢复中国的债务信誉，才能借用国际资本。

1928年国民政府发表声明，承认以前历届政府所欠外债，并予以清理偿还。1928年7月，在南京召开的第一次全国财政会议通过的财政部施政大纲也指出，“内外债凡有确实担保品者，维持原案继续履行”，“无确实抵押品，设立理事委员会，分别审理整理”^[37]。同年8月的国民党第二届五中全会上确认了这一政策，使偿还外债和整理外债成为财政经济方针之一。1929年国民党三大提出“整理外债，并筹备偿还外债之方法”，为此国民政府成立了“整理内外债务委员会”，专门审议和处理偿债问题。同年，国民政府邀请美国财政顾问、普林斯顿大学教授甘末尔等人来华，组成一个“财政顾问委员会”，协助中国整理外债。1934年国防设计委员会提出议案称“逐渐整理外债，恢复对外信用，以冀外资之输入”。明确整理外债对于利用外资的意义。到1937年国民政府已将1928年以前拖欠的大部分债务清偿了，中国对外债务信誉也逐步得以恢复。1937年2月，财政部长孔祥熙在整理内外债委员会报告中称:“我国整理债票在国外市场价格增高平均约在三倍以上，为历年所无之高价，国际信誉因而增进，影响所及，国家地位亦得提高。”^[38]当时文献亦记载:“中外报纸，一般舆论，对于整理债务，莫不同声称赞，而我国债票在外国市场，价格亦逐渐增高，实为国际上一种良好现象”。^[39]对外债务信誉的恢复为中国进一步借用外债提供了可能。

1931—1937年，美、德等国向国民政府提供了一批政府贷款。其中规模较大的有:1931年“美麦借款”、1933年“美棉借款”及1936年的中德“易货信用借款”等。

(三)拓宽利用外资领域

国民政府成立后，制定了一系列利用外资的政策。在积极利用外资的同时，努力维护国家主权。如1930年国民政府制定颁布了《矿业法》，规定:矿业投资中，外资不得超过50%，董事会的中方席位必须在半数以上，董事长和总经理应由中方人员担任。1935年国民政府立法院做出规定，交通、铁路、电信等公营事业禁止外资经营。利用外资的主要方式除借债、发行国际债券外，还包括举办中外合资、合作企业。除传统的工矿企业、铁路外，这一时期还在航空运输领域举办技术合作型的合资企业。1930年7月，交通部分别与美国柯蒂斯航空公司及德国鲁夫散拿(汉莎航空)公司签订合同，成立了中美合资的中国航空公司和中德合资的“欧亚航空公司”。1936年又成立了中日合资的惠通航空公司。在这些中外合资的航空公司中，中方拥有控股权，外方须向中方传授技术。如中美合资的“中国航空公司”，按合同规定:总资本为1 000万元，其中交通部认550万元，美方认450万元;公司董事会主席由中方担任，副主席由中美双方各委派一人;公司采用西方会计制度，开具发票由双方委托的负责人共同签字方为有效;公司资产存于双方同意的华籍银行;公司的行文以中文为正式文字，若合同本身有争议时，以中文为准。合同还规定，美方为公司的发展提供一切技术经验，美籍飞行人员随时给华籍飞行人员以特殊的训练;中方制造的飞机如可使用，应即购用。

除合资企业外，这一时期还兴办了一批中外合作企业，例如，由全国建设委员会、交通部、江西省政府三方主办的中国汽车制造厂与德国达成技术合资的协议，要求进口装配德制柴油车及其全套工厂设备，并培训中国管理人员和技术人员。此外，中德合作企业还有湖南湘潭的中央钢铁厂、江西吉安的钨铁厂、四川彭县(现为彭州市)的中央炼铜厂和湖南湘潭的中央机器厂，以及有英、美、德资本参加的中央电工器材厂等。^[40]这些企业均由中方提供场地、资本，外方提供技术、设备和专业人才，双方合作经营。

上述合资、合作企业在维护国家主权的前提下，获得了国外资金、技术的输入，培育了中国新的现代产业。

此外这一时期还开展了特许经营，如1935—1936年国民政府特许美商琼斯在华开采及提炼石油。

(四)积极引进技术进行基础设施和工业建设，为开展对外贸易创造条件

国民政府还积极进行基础设施建设，为对外贸易的发展创造条件。基础设施建设需要巨额资金，而中国资金短缺。国民政府认识到“铁道建设，足以增进生产，增加出口，以大宗原料品，供给于各工业国家”。同时“工业国家，以其过剩之制造品，协助吾国建设铁道，同时辅助我国增进生产，以生产品之出口，偿还铁道债务本息”。因而利用外资发展铁路建设是“债权与债务国互助互利之举”。^[41]在利用外资总方针下，抗战前国民政府即通过借用国外资金的方式兴修铁路。

从1929年开始，国民政府开始筹划按照孙中山的《实业计划》进行铁路、公路、海港码头的建设。这些工程多规模宏大，历时较长，到抗战爆发大部分未能完工。

抗战前，资源委员会在上述方针政策下，积极开展各种形式的利用外资引进技术发展工业的活动。除易货偿债贸易外，资委会还与德国、英国、美国等大企业签订了一批合资企业合同，如中英合办的中福公司(经营煤矿)、中国与美国雷诺公司合办的台湾铝厂等，这些合同到抗战爆发或被中止，或易地执行。同时资委会还积极从国外引进先进技术，如1937年7月，资委会中央电工器材公司一分厂与英国三家企业签订了购买电线制造专利技术的合同，并以招标的方式在英、法、德、美各国选购整套生产设备，建成了中国第一家电线电缆厂。此外，资委会下属的其他企业也都积极从事技术引进活动，如电工三分厂与德国西门子公司签订了引进电话机制造技术的合同，电工二分厂从美国亚克曲勒电子管公司引进了电子管的生产技术。中央机器厂从瑞士BBC公司及机车公司引进了2 000千瓦汽轮发电机、汽轮机及煤气内燃机。这些引进的技术，由于随后抗日战争的爆发未能按计划得到有效应用，相当一部分被转移到大后方，使大后方的工业从无到有发展起来，促进了大后方经济的发展，对于支持抗战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由于经济上的挤出效应，这一时期对外贸易中国家垄断资本的加强，必然排挤私营经济的发展，但在半殖民地的社会环境中同时也削弱了西方洋行对中国对外贸易的控制。法国学者白吉尔在其《中国资产阶级的黄金时代》一书中曾评论道:“蒋介石政权是一种畸形的国家资本主义政权”，“国民政府实行企业国有化，也采取过一些高压手段，迫使企业就范。扼杀了他们曾经有过的那种独创性和主动性。但就实际效果而论，蒋所推行的一系列政策，在一定程度起过抑制外国资本主义势力的扩张，促进民族资本主义发展的作用”。^[42]质言之，外国在华势力的削弱一定程度上意味着中国对外贸易自主性的增强，有助于发挥对外贸易对国民经济发展及中国经济近代化的积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