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国资本的深入

不择手段：外国资本的深入

江山改朝换代的同时，外国资本也在逐渐进入中国。从1914年到1931年这一段时间，外国资本在中国的直接投资由10.7亿美元上升到24.9亿美元，几乎增加了一倍半。中国的主要煤矿、铁路、机器制造业均被外国直接投资和间接投资所控制，丧失了大量权益。

在高压之下，中国弱小的民族资本直接或间接地依赖外国资本生存，中国的实业家尤其缺乏独立自主的能力。遇到问题的时候，自己的政府指靠不上，只能靠国外援助，或是跑到租界寻求庇护。有了钱就赶紧存到外国银行，即使这些银行不给利息，反而要收保管费也在所不惜。他们的所作所为，很像在为国家一旦崩盘而准备后事。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欧美列强卷入欧洲战场无暇东顾，日本认为这是其称霸中国的良机，它以政治上的攻势为后盾，对华展开了大规模的资本输出。日本通过借款控制了当时中国最大的煤钢联合企业汉冶萍公司，规定该公司在40年内售予日本上等矿石1500万吨、生铁800万吨。大战期间铁价暴涨，生铁每吨最低市价160元，但由于日方限制，卖给日本的每吨价格只有120元，公司仅此一项就损失1亿多元。

1915年1月，日本驻华公使会见袁世凯，面交充分暴露日本政府野心的《二十一条》，内容主要是关于日本在山东、满蒙、长江流域、福建等地的“特殊权益”，以及中国政府聘用日本顾问、日本教官，中国武器的标准化等问题。5月，日本向袁政府提出了最后通牒，否则就全面开战。高压之下，袁世凯宣布签订修正案，日本举国狂欢，首相入宫向天皇祝贺。

不过事后证明，日本人高兴得早了一点。袁政府在实际执行中百般推诿，加上袁世凯很快倒台，日本没有捞到太多油水。

继任的段祺瑞为求“武力统一”，对南方护法各省连年发动战争，钱从何处来呢？只有向日本借。段祺瑞为求财政上的充裕，不惜饮鸩止渴，从铁路、矿山、工厂到各种税收，都被皖系作为各种名目借款的抵押和担保，日本为此在华获得种种特权利益。通过“共同防敌军事协定”，日本派出大批军队进入中国东北，迅速取代了沙俄在东北的地位。

民国初年，社会舆论自由，社会各界对当政者的指责也不遗余力，反对凤凰山采矿合同就是一例。日本政府建议中日合办江苏凤凰山铁矿，双方各投资2500万元，中国资本由日本代垫，并提出在浦口建立钢铁厂。全国人民和各种团体一致要求段内阁公布真相，主管的农商总长张国淦拒绝签字，日本驻华公使林权助亲自到农商部威胁也未成功。段祺瑞看这事闹僵了，派人向张行贿，贿款增至200万元，均被拒绝。

日本厂商还采取各种手段，想方设法争取顾客，抢占中国市场，不失时机地进行经济渗透。日本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排挤英国、印度，成为中国市场棉纺织品的最大输入国。此前，中国民族工业遇到难得的发展机遇，市场份额也不断扩大，但是在中日贸易中，中国仍未能摆脱作为日本棉纺织品倾销市场的被动处境，中国棉纺织业始终受到重压，在前进的道路上步履蹒跚。

日本在中国的积极渗透引起了中国人的不满，这种不满在1919年的五四运动中空前爆发出来。巴黎和会上协约国竟然让日本继承战败国德国在中国的殖民特权，让国人深感弱国无外交的痛楚。中国采访巴黎和会的唯一记者胡政之发现，中国驻法公使胡维德不与外国人交际，到法国外交部办事只与普通科员接洽，连见司长、科长都不容易，欧洲人对中国的事茫然无知。他这样做每年可节省十万法郎，因为办公经费是包干的。个人自以为得计，国家则深受其害。

消息传回国，五四运动爆发，继北京学生火烧赵家楼，上海、天津罢工罢市之后，山东和福建又发生了麻烦。日本浪人身怀凶器挑衅殴打中国学生，日舰开抵福州鸣炮，派水兵登陆示威。日人的暴行引起了全国的震动和愤怒，各地的反日运动如火如荼，学校一致罢课，商店一致罢市，各业商人集体宣誓永远不进日货，以此抗议日本人的暴行。日本民间和商界看到中国人抵制日货的决心，开始产生改善中日关系的意愿。

1922年2月，中国和日本在华盛顿签订了《解决山东问题悬案条约》，中国通过该条约收回了山东半岛主权和胶济铁路权益。1924年6月，币原喜重郎担任外相，收敛了对中国的武力扩张，代之而来的是投资扩张，这就是所谓的“币原外交”。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列强在中国的利益格局发生了转变。德国历来是向中国输出兵工技术、制造设备、船舶和军火的主要国家之一，但作为战败国退出了争霸世界的舞台。法国虽然战胜，但已经力不从心，对于中国的投资十多年没有增长，甚至呈现萎缩。意大利、比利时、荷兰等国也因实力消退而逐渐淡出。真正对中国有兴趣并能产生实质性影响的，除了苏俄只有英、美、日三国。

在中国市场的经营过程之中，国际资本之间有合作也有斗争。1923年春天原棉价格上涨，华商纱厂主联合会要求完全禁止原棉出口以保证供应。禁止棉花出口的请求得到了北京政府的批准，但日本提出抗议，并得到帝国主义国家的一致支持，中国政府只得取消这一禁令。

英美一直支持直系，以抵制日本在华势力的扩张，直皖战争中直系战胜皖系，英美在华报刊对吴佩孚是一片赞扬之声，称之为“中国军人中之唯一爱国者”。直系控制下的北京政府成立后，在英美的撮合下，1922年8月，英、美、法、日四国银行团会议议定给予北京政府500万美元分期借款，日本认为这个决定偏袒直系，否决了借款，反映了日本对直系的敌视态度。

“二战”期间，英国设在中国各通商口岸的大银行如汇丰银行，仍然影响着中国金融事业的发展。英国在中国的投资大都为铁路、矿山等需要长久经营的不动产，对传统的中国统治集团的依赖性一向很大。英国在香港有着稳定的殖民地，而华南和长江流域又是其传统的势力范围。但随着20年代国民革命在广东的兴起，为了香港的安全考虑，英国不敢对广州政府贸然干涉，失去了曾经颐指气使的派头。

20年代，美国在华的既得经济利益很小，对华投资仅占其海外总投资额的1%上下，对华出口额仅占其对外出口总额的3%左右，但美国政府却对中国频频释出善意，推动签署了几个对于中国主权有正面帮助的条约。1922年2月，美国、英国、日本、法国等国和中国签署“九国公约”，该公约宣称尊重中国的主权与独立、领土与行政的完整，确立各国在中国实行“门户开放”和“机会均等”的原则，一切国家与中国的贸易机会均等。从传统观点看，这是为了确保列强瓜分利益，但是换个角度看，也标志着赤裸裸的弱肉强食的时代在逐渐远去，国际社会在道义上有所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