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外国资本主义侵略的刺激
西方列强对中国丰富的矿产早已垂涎已久，自开埠通商以来就不断到中国各地去探测矿藏。19世纪60年代，西方国家的轮运航线已经从中国的沿海口岸骎骎乎伸向长江内河，这些轮船需要消耗大量煤炭。美国驻华公使蒲安臣在1864年曾指出:“中国沿海的［外国］轮船每年消耗煤炭达四十万吨，费款四百万两。”[74]有鉴于此，19世纪60年代中期，外国人日渐向清政府提出了开采中国矿产的要求。对此，当时的封建政府给予了回绝。如同治五年(1866年)五月，英国驻华公使阿利国谒见福建督抚，要求开采澎湖地方东北五十里之地的煤炭，“督抚饬属拟议。台湾府叶宗元以海岛民风强悍，种种不便。平潭同知郑元求等复称，英阿公使所指产煤之处，系澎湖厅署东北土名青螺乡之虎头山。经绅耆禀称，该山为全澎发源龙脉，风水所关，前乡民盗挖，曾禀经示禁在案”[75]。英公使的要求虽然被拒，但清政府官员的思想已开始动摇，同治六年(1867年)总理衙门的一封奏折即体现了清政府惧怕洋人，对开矿、筑路等新式事业疑虑重重、前怕狼后怕虎的心理。同治六年(1867年)九月十五日，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恭亲王等奏:“比来各国骎骎乎于条约外多方要索，臣衙门但可据理辩驳，无论如何哓渎，总不轻易允许。即如请觐、遣使、铜线、铁路，以及内地设行栈、内河驶轮船，并贩盐、挖煤、各省传教，而横生枝节等事，皆其处心积虑，志在必遂者。平日屡次饶舌，均经坚持定议，再四折辩，未肯稍涉依违。惟转瞬修约届期，臣等私衷揣度，彼必互相要约，群起交争。甚至各带兵船，希冀协制，务满所欲。若不允准，无难立启衅端。”[76]总理衙门就此问题征询于各省将军督抚，要求妥筹善法，“上年湖广大军山有洋商在彼开石寻煤，经本衙门照会英公使饬令禁止。又福建税务司美理登欲租台湾鸡笼山开采煤石，亦经彼处绅民禀请严禁。两事虽已照辩论内地行栈轮船之言斥驳，而利在必争，根株依然未断。来年换约，定为首先饶舌之一端。如何制令不行，亦希公商”[77]。对此当时的两江总督曾国藩、湖广总督李鸿章、船政大臣沈葆桢皆认为“借外国开挖之器，兴中国永远之利，似尚可以试办”，“官为设厂”，“由官督令试办，以裕军需而收利权”[78]。从中我们可以看出，清朝的封疆大吏们对于用西法开采煤矿，其态度由坚拒到犹豫不决，直到主张自开矿源以杜外人觊觎，这种思想的发展最终促成了新式矿业的产生。
“开平乃是西方势力在中国所引起的两种特殊感应的共同产物:即传统的由学者而官吏(学而优则仕)的感应和通商港口的商人或买办的感应。”[79]对于西方势力的入侵、国势的衰微，一些开明的、有权势的官僚采取了相应的对策，在中国掀起了以“求强”、“求富”相号召的洋务运动，如果不考虑他们的阶级立场，站在经济近代化的角度，他们确实做了许多前人所未做的事，开创了经济领域的新局面。与此相对应，在中国对西方侵略迅速作出反应的还有在中国通商口岸从事对外贸易的商人。鸦片战争后，随着外国势力的入侵，外国商品纷至沓来，但外国商人也很快意识到，虽然有不平等条约的保护，但他们要直接与中国内地商人做生意仍然很困难。由于语言不通，不熟悉当地风俗和商业习惯，为了扩大洋货市场和进行土产收购，他们只能依靠华商居间办理，顺应时势，中国社会出现了买办阶级。他们出于商业的本能反应，通过代理外商进出口业务，很快暴富，成为中国社会最有钱的人，由代理外商生意到自办企业，中国社会有了一定的资金积聚，这为开平煤矿的创办提供了可供利用的充足的资金和人才。
正是思想舆论的影响、外国侵略的刺激、国内工业发展的内在需要以及清政府迫切需要解决所面临的经济危机等诸种条件的合力作用，最终促成了新式矿业的产生。同治十三年(1874年)，李鸿章、沈葆桢筹议海防，向清政府提出“开采煤铁，以济军需”[80]。次年即光绪元年(1875年)四月二十六日，上谕“着照李鸿章、沈葆桢所请，先在磁州、台湾试办”[81]。中国近代煤矿工业的诞生已是势所必然。
【注释】
[1]［清］吴士鸿修，孙学恒纂:《滦州志》卷一《疆理·山川》，嘉庆十五年(1810年)刻本，第9页。
[2]陈佩:《河北省滦县事情及唐山市事情调查》，中华民国新民会中央指导部1939年11月编印，第1页。
[3]于文成:《唐山市概览》，唐山市公署秘书室1942年印行，第2页。
[4]王知之:《唐山事》第一辑，唐山工商日报社1948年8月发行，第10页。
[5]《申报》，光绪四年八月初四日(1878年8月31日)，上海书店出版社1983—1987年10月影印本，第213页。
[6]孙毓棠:《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1840—1895年)第一辑，下册，科学出版社1957年4月版，第637页。
[7]孙毓棠:《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一辑，下册，第639页。
[8]《申报》，光绪六年十二月二十六日(1881年1月25日)，第97页。
[9]徐润:《徐愚斋自叙年谱》，载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第五十辑，总491，台湾文海出版社1978年2月版，第76页。
[10]嵇璜、刘墉、曹文埴纂修兼总校:《清朝通志》卷九十二《食货略十二》，志，浙江古籍出版社1988年11月版，第7289页。
[11]袁棻、张凤翔纂修:《滦县志》卷十六《故事·纪事》，1937年铅活字印本，第11页。
[12]张廷纲、吴祺:《弘治永平府志》卷五《兵制》，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续编(三)，上海书店出版社1990年12月版，第61页。
[13]刘秉中、阎景新:《开平镇今古》，载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唐山市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唐山文史资料选辑》，第四辑，1992年10月，第221页。
[14]张廷纲、吴祺:《弘治永平府志》，卷一《里社》，第16页。
[15]［清］吴士鸿修，孙学恒纂:《滦州志》卷一《屯社》，第37页。
[16]游智开总修:《永平府志》卷三十三《城池下》，光绪二年(1876年)刻本，第4页。
[17]袁棻、张凤翔纂修:《滦县志》卷七《赋税·田赋》，第21页。
[18]顾琅:《中国十大矿厂记》第七篇，开滦矿务总局，商务印书馆1916年8月版，第3页。
[19]汪敬虞:《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1895—1914年)第二辑，上册，科学出版社1957年4月版，第65页。
[20]虞和平:《中国现代化历程》第二卷，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9月版，第393页。
[21]《明太祖实录》卷一百九十三，转引自白寿彝主编:《中国通史》(十五)，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3月版，第655页。
[22]孙毓棠:《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一辑，下册，第613页。
[23]孙毓棠:《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一辑，下册，第615页。
[24]孙毓棠:《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一辑，下册，第618页。
[25]孙毓棠:《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一辑，下册，第617页。
[26]孙毓棠:《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一辑，下册，第622页。
[27]中国史学会主编:《洋务运动》(一)，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6月版，第488页。
[28]孙毓棠:《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一辑，下册，第619、623页。
[29]孙毓棠:《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一辑，下册，第619页。
[30]孙毓棠:《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一辑，下册，第614页。
[31]孙毓棠:《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一辑，下册，第623页。
[32]［清］吴士鸿修，孙学恒纂:《滦州志》卷一《疆理·风俗》，第50页。
[33]朱轼:《京东水利情形疏》，见贺长龄辑:《皇朝经世文编》(八)，载沈云龙主编:《中国近代史料丛刊》第七十四辑，总731，台湾文海出版社1972年3月版，第3816—3818页。
[34]杨正泰:《明代驿站考》，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6月版，第110页图。
[35]孙毓棠:《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一辑，下册，第625页。
[36]徐润:《徐愚斋自叙年谱》，第76页。
[37]［清］朱寿朋编，张静庐等校点:《光绪朝东华录》(一)，中华书局1984年9月版，第118页。
[38]袁棻、张凤翔纂修:《滦县志》卷十六《故事·纪事》，第11页。
[39]田易等纂，唐执玉、李卫等监修:《畿辅通志》卷四十《关津》，文渊阁四库全书，史部262，地理类，总504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景印，第894页。
[40]孙毓棠:《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一辑，下册，第614页。
[41]陈克:《近代天津商业腹地的变迁》，载天津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天津城市科学研究会合编:《城市史研究》第二辑，天津教育出版社1990年1月版，第88页。
[42]刘海岩:《近代华北交通的演变与区域城市重构(1860—1937)》，载天津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天津城市科学研究会合编:《城市史研究》第21辑，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2年3月版，第29页。
[43]王玲:《北京与周围城市关系史》，燕山出版社1988年11月版，第237页。
[44]［清］吴士鸿修，孙学恒纂:《滦州志》卷二《建置·市集》，第12—13页。
[45]孙毓棠:《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一辑，下册，第637页。
[46]《周礼》卷三《地官司徒上》，《十三经》第一册，上海书店出版社1997年8月版，第398页。
[47]中国史学会主编:《洋务运动》(一)，第385页。
[48]［宋］庄绰:《鸡肋编》卷中，中华书局1983年3月版，第77页。
[49]王先谦:《条陈洋务事宜疏》，载［清］朱寿朋编，张静庐等校点:《光绪朝东华录》(一)，第129—130页。
[50]王先谦:《条陈洋务事宜疏》，载［清］朱寿朋编，张静庐等校点:《光绪朝东华录》(一)，第130页。
[51]中国史学会主编:《洋务运动》(一)，第321页。
[52]马克思和恩格斯:《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5月版，第255页。
[53]［美］费正清编，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译室译:《剑桥中国晚清史》(1800—1911年)上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2月版，第158页。
[54]魏源:《军储篇》(二)，《魏源集》下册，中华书局1976年3月版，第474、479页。
[55]中国史学会主编:《太平天国》(二)，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6月版，第534页。
[56]冯桂芬著，戴扬本评注:《校邠庐抗议》下篇，中州古籍出版社1998年9月版，第148—149页。
[57]赵靖、易梦虹:《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下册，中华书局1980年6月版，第270页。
[58]赵靖、易梦虹:《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下册，第286页。
[59]［美］费正清编，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译室译:《剑桥中国晚清史》(1800—1911年)上卷，第531页。
[60]王先谦:《条陈洋务事宜疏》，见葛士濬辑:《皇朝经世文续编》(五)，载沈云龙主编:《中国近代史料丛刊》第七十五辑，总741，台湾文海出版社1972年11月版，第2646页。
[61]《中西闻见录》1874年3月，转引自徐永志:《开埠通商与津冀社会变迁》，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0年8月版，第66页。
[62]杨端六、侯厚培等:《六十五年来中国国际贸易统计》，“中研院”社会调查所1931年，第45页。
[63]中国史学会主编:《洋务运动》(一)，第216页。
[64]《李鸿章全集·奏稿》卷十九，同治十一年(1872年)五月十五日《筹议制造轮船未可裁撤折》，第二册，海南出版社1997年9月版，第679页。
[65]《李鸿章全集·奏稿》卷十九，同治十一年(1872年)五月十五日《筹议制造轮船未可裁撤折》，第二册，第678页。
[66]《李鸿章全集·奏稿》卷四十三，光绪八年(1882年)三月初六日《试办织布局折》，第三册，第1339页。
[67]孙毓棠:《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一辑，上册，第209页。
[68]张培仁:《论开矿之益》，《静娱亭笔记》卷一，第37页，载中国史学会主编:《洋务运动》(一)，第473页。
[69]薛福成:《矿屯议》，见盛康辑:《皇朝经世文编续编》卷五十七《户政·开矿》，载沈云龙主编:《中国近代史料丛刊》第七十五辑，总840，台湾文海出版社1972年11月版，第6525页。
[70]中国史学会主编:《洋务运动》(一)，第216页。
[71]中国史学会主编:《洋务运动》(一)，第536页。
[72]《申报》，光绪元年五月十三日(1875年6月16日)，第549页。
[73]《申报》，光绪二年七月十八日(1876年9月5日)，第225页。
[74]《美国外交文件》(PapersRelatingtoForeignRelationsoftheUnitedStates)，1864年，第362页，转引自张国辉:《洋务运动与中国近代企业》，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年12月版，第181页。
[75]孙毓棠:《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一辑，上册，第207页。
[76]孙毓棠:《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一辑，上册，第207页。
[77]孙毓棠:《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一辑，上册，第208页。
[78]孙毓棠:《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一辑，上册，第208—209页。
[79]卡尔逊著，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译:《开平煤矿》第一章，第1页。(未刊稿)
[80]孙毓棠:《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一辑，下册，第567页。
[81]孙毓棠:《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一辑，上册，第38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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