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午战争前的1894年中国进出口贸易额为2.23亿美元，战后迅速增长，到1901年达到3.15亿美元，到1911年增长到5.52亿美元，比1894年增长了3.28亿美元，18年增长了1.48倍。而战前18年，从1877—1894年，进出口贸易额只增长了7%。[59]若以银两计算，增幅更大(见表2-5)。
表2-5 甲午战争前后中国年均进出口贸易指数
资料来源:陈争平等，《中国近代经济史教程》，清华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55页。
甲午战后，对外贸易规模的扩大，并非主要是中国经济发展的结果，而是西方列强对中国经济操纵的产物。
作为资源丰富，劳动力价格低廉的国家，中国在诸多农副矿产品上具有比较优势。1894年海关贸易报告曾称:“作为一个生产羊毛的国家来说，中国资源尚未充分开发，长江以北和蒙古生产羊毛的地区，与澳洲殖民地一般大，只要白银保持着现在的价格，中国是能够藐视来自一切金本位国家的竞争的。”[60]然而，由于中国对外贸易主权的丧失，既不能“奖出”，也不能“限入”。相反，出口税高于进口税的协定关税制度实质上起到了鼓励进口、制约出口的作用。因而出口贸易不但未能快于进口贸易的发展，而是相反，随着对外贸易的发展，逆差额不断增大，中国经常性项目的国际收支日趋恶化。
如前所述，从19世纪70年代开始，中国对外贸易已由顺差转为逆差，但在甲午战前，逆差额尚不太大，年均逆差额大体在2 000万～3 000万海关两，占对外贸易总额的比重到1894年为11.7%[61]。这一时期中国依靠华侨汇款和金银的出口尚能弥补经常性项目国际收支的赤字。甲午战争以后，特别是进入20世纪以后，中国对外贸易条件日趋恶化，加剧了贸易逆差的状况。
所谓贸易条件又称交换比价或贸易比价，即一国在对外贸易中出口商品与进口商品的交换比率。它是用进出口价格指数来计算的，即出口商品价格指数与进口商品价格指数的比率。出口商品价格指数/进口商品价格指数=交换比价。影响进出口商品交换比率的主要因素是:价格波动的幅度以及出口价格和进口价格指数变动的方向和大小，它是衡量一国对外贸易经济效益的一种综合性指标，比率越高说明贸易条件越好，反之越差。大于1说明贸易条件对国民经济有利，小于1贸易条件差，对国民经济不利。同时它也是计算进出口贸易不等价交换的一个指标，而所谓不等价交换，则是指一方将价格提到商品价值以上，或将另一方商品价格压到价值以下，或两者都有。但因商品的价值量难以直接比较，而是通过价格表现出来。故一般即从双方价格的相对变动中来观察其不等价交换的趋势。
从进出口价格指数来看，若1871—1873年进出口价格指数均为100，到1901—1903年，进口价格指数升至446.2，出口价格指数升至282.7，到1909—1911年，进口价格指数达662.3，出口价格指数则升至518.2。[62]可见，这一时期进出口价格指数均呈上升趋势，但进口价格指数的上升大大快于出口价格指数的上升，由此进一步加剧了中国的对外贸易逆差。从1901—1911年，中国逆差额达到0.79亿～2.19亿海关两。逆差额占中国进出口贸易的比重(即对外贸易不平衡度)大大上升，1902年占19.1%，1905年占32.5%。[63]1903—1913年间的年均逆差额亦是1895—1899年的近20倍。
这一时期，伴随清政府华侨政策的变化，一方面，作为劳动力输出收益的华侨汇款数目可观。另一方面，一些华侨开始回国投资。据1903年海关报告，厦门在东南亚的华侨汇款回国有1 000万美元以上，从海外归乡携带的现金有600万美元，汕头、琼州、北海也有数百万美元的华侨资金流入。[64]华侨汇款与回国投资弥补了部分贸易收支的逆差，但大部分逆差被转化为列强在华投资，他们利用中国廉价的劳动力和原材料，榨取高额的剩余利润，垄断中国工商业，从而对中国幼弱的民族工业造成沉重打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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