巨额逆差的弥补问题

三、巨额逆差的弥补问题

根据对1895～1930年中国国际收支的考察，我们发现：①这36年里中国对外贸易逆差累积约有29亿5290万关两。②36年里中国共付出战争赔款7亿970万关两，至1930年时尚欠列强3亿8434万关两赔款。③36年里实收外债13亿2250万关两，还本付息11亿7670万关两，至1930年时尚结欠各国近20亿关两外债。④36年里国外对华企业投资约值11亿9000万关两，按雷麦估计（这估计被认为偏低^[218]）的比例计算，企业利润汇出约24亿6000万关两，至1936年时外国在华企业资产（其中可能有华商附股）和房地产尚有37亿3830万关两。^[219]

上述③、④两项合计，1895～1930年外国对华投资约25亿1250万关两，却从中国获取了36亿3670万关两收益，中国还结欠各国约23亿8000万关两债务，各国在华还握有37亿多关两的企业财产和房地产等。上述数据，再次证实了这样一个结论：帝国主义对旧中国的投资，不只是一种资本输入制度，同时是一种资本掠取制度，具有双重的超经济剥削性质。^[220]帝国主义在华进行资本国际积累活动，至1930年时，除在中国占有大量债权、产权以外，还导致中国净流出资金约11亿多关两，这还不包括外国资本在进出口贸易中对中国的剥削。加上中国在这36年累积近30亿关两的贸易逆差和7亿多关两的赔款，这36年中国累积约有49亿关两的巨额国际收支逆差，从而使中国国际收支状况进一步恶化。

这笔约49亿关两的巨额逆差是如何弥补的？按海关统计，这些年累积中国黄金净流出价值近8000万关两，而白银累积净流入约7亿7000多万关两。显然，仅从贵金属的流动不能解释当时中国国际收支逆差的弥补问题。

弥补巨额逆差的最大收入来源是华侨汇款。按雷麦估计，1902～1930年29年中华侨汇款总计约34亿6600万关两，如果加上他以前对1902年之前7年的汇款估计，则1895～1930年36年华侨汇款总数应在38亿关两以上。^[221]不过，雷麦根据1931年前几年银价暴跌、侨汇踊跃时的材料推断前二三十年的侨汇，可能偏高。我们采用郑林宽、侨委会的数据，^[222]再据此推算1905年前的情况，估计36年里华侨汇款总数约在30亿～32亿关两之间。海外华侨给祖国亲人的汇款，聚沙成塔，涓滴成流，抵消了旧中国巨额国际收支逆差的一大半。这也反映了旧中国国际收支状况的脆弱性和不稳定性，每当国外经济危机，一些国家歧视华侨，侨汇减少时，中国国际收支状况就更捉襟见肘了。

巨额逆差的另外一小半是由“外人在华开支”弥补的。“外人在华开支”冲销掉“中国在外开支”及中国支出的“运输与保险”这两项后的余额，36年里共计约25亿关两，大致与剩下的逆差及贵金属净流入值相抵。“外人在华开支”中最大项是外国驻华海陆军费用，这可视为外国资本原始国际积累所耗费的部分成本。“外人在华开支”中还包括外国教会在华传教费用等。国际收支逆差依靠这些“带有浓厚殖民地性质的收入”来弥补，也说明了旧中国国际收支平衡是畸形的、半殖民地性的。

英国在这一阶段也存在巨额贸易逆差（1900年约1亿6000多万英镑，1929年约2亿6000多万英镑），^[223]但是它的国外投资收益（1900年约1亿3000多万英镑，1929年约2亿4000多万英镑^[224]），加上海运收入（20世纪初已达1亿英镑^[225]）足以抵消贸易逆差而有余。与此相对照的是，中国要支出日益增多的外国投资收益和运费、保险费等给英国这样的国家，加大了中国的国际收支逆差。另外，“外国驻华海陆军费用”成为旧中国弥补逆差的一项收入来源，而英国为了维持庞大的殖民帝国，必须承担巨额海外军政支出，“海军……是耗掉黄金和外汇的一个巨大漏洞” 。^[226]贸易逆差弥补状况的对比，反映了老牌帝国主义国家英国与落后的半殖民地中国的巨大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