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系统的积累耗散矛盾与传统产权制度的代谢机制障碍

近代财产权理论普遍承认“劳动确立所有权”原则，如洛克的《政府论》就将无可置疑属于个人的东西——劳动作为确立财产权的根据，卢梭、黑格尔等对此都在不同程度上予以肯定;马克思批判这只是“从流通的观点来看”^[5]得出的结论，随着资本主义雇佣制发展，该原则逐渐走向自身的反面，产生“第二条规律”——视角拓展到生产领域便能清晰看到这点(康翟，2014)［231］。以交易成本理论为基石的新制度经济学观点等西方产权理论，正是仅“从流通的观点来看”，也就难更全面地揭示现代经济的产权制度要求。另一方面，哲理批判固然深刻，但“一具体就深入”，实践超越不能仅凭“否定”。SO理论、CAS理论等还表明，主体具有自组织适应性，能从无序自发形成有序聚集状态，即存在“计划”的替代机制。因此，必须进一步研究“生产资料的集中和劳动的社会化，达到了同它们的资本主义外壳不能相容的地步。这个外壳就要炸毁了”^[6]的机理。前面章节对经济进化、经济均衡的经济生态学分析基本解决了这个问题。资本积累的必然趋势是社会越来越严重的两极分化。基于经济生态学分析得出的结果表明:只要制度安排依循资本逻辑，无论西方模式或苏联模式等都有问题，最终会引发系统灾变或相变;出路在于重构“劳动确立所有权”的逻辑，逐步结束“死劳动对活劳动的统治”^[7]，形成具有必要的持续代谢机制的产权制度。

6．2．1经济进化的制度变迁方向与经济均衡的积累耗散规律

在此有必要先简要回顾一下前面章节的研究结论，再探讨此中机理对产权制度问题的具体启示。本书基于生态方程和饱和效应构建经济增长生态学模型，分析经济进化与经济均衡问题，前者主要揭示了So变迁的基本方向，而对产权制度代谢机制问题带来直接启示的，主要是后者揭示的积累耗散规律。

经济增长受经济系统的饱和负载规模N约束，N取决于技术T和制度So。经济发展或经济进化过程，也就T和So协同演化，系统的功能结构成长与进化过程。So是个慢变量，N增长主要由技术进步引致，其潜在增长空间NH主要由宏观发明Tmac决定。当存在较大NH空间时，强调对私人创新的保护与激励，以经济利益驱动微观发展Tmic，利于将潜在的NH转化成为现实的N增长。随着待开发的NH空间缩小，N增长会受到越来越强的NH约束，创新变得更困难、成本上升，经济利益驱动的效果会弱化。公有性利于Tmac涌现从而促进NH发展，也利于技术广泛应用。基于经济进化N内生增长逻辑的推论表明，制度So越不平等、贫富分化越严重，则x净增长水平越低，N越小(见图4-2)。这些研究在厘清西方产权理论中一些片面认识的同时，也揭示了So变迁的基本方向:社会经济系统发展水平越高，So就应该越平等，当然也要包容经济驱动要求。

对经济均衡、经济危机的讨论揭示，耗散结构的社会经济系统发生饱和效应时，就必须保持积累与耗散之间的动态匹配，否则超过临界会以突变或灾变等形式来强制实现。当总供求失衡，储蓄S不能充分转化为投资I时，就是因为缺少足够的投资机会或空间，经济系统已发生饱和效应作用。凯恩斯主义、供给学派等经济干预手段不能解决根本问题，或最终走向滞胀，或仅有昙花一现效果却带来更大麻烦。刺激增长就是加速kd增长，达到临界时系统发生SOC灾变。经济危机就是一种SOC灾变，由于资本过度积累而消费耗散不足，达到临界所发生的一种强制耗散。再生产理论中的两大部类协调发展问题，也就是资本积累(第Ⅰ部类产出的用途)和消费耗散(第Ⅱ部类产出的用途)的关系问题，长期过于偏重第Ⅰ部类而第Ⅱ部类滞后，经济系统会发生相变，走向僵化锁死状态。

6．2．2经济积累耗散矛盾的缓解之道与根本出路

如果So没有太多改进，那么，缓解问题就只能靠T或其他因素带来N变化。但正如陈平(2014)［104］的代谢增长论所指出，技术变迁有其客观过程且存在间断性，难以强求。如果T进步带来的N或I的增速不低于S的增速，问题则可以被包容，反之必发生作用。但暂时的包容，也给落后制度提供了延续生命的缓冲空间，而So缺陷依然存在。而且，T进步往往伴生着资本(K)对劳动(L)的替代，这又会加剧经济系统的积累耗散矛盾。从人的主体性和人类中心主义角度来看，So才是社会经济系统的序参量，决定着人的关系结构和基本秩序。所以，最终出路仍在于So范畴的人文创制。

实践表明，在提升消费耗散方面，高福利社会相对有效;但它只是不彻底的制度改良，缺少内生解决问题的机制，而且可能导致活力下降。高连奎(2014)［232］提出建立“低生存成本型社会”，即降低合格劳动力再生产过程的财务性代价水平;这在理论上有其意义，但缺少一般性的市场实现机制，只能靠政府的推动甚至直接公共供给，实质仍是高福利社会形式。

那么，这里究竟存在怎样的制度要求、更理想So形式又是如何呢?在经济生态学看来，经济系统的积累耗散规律，其实也就是新陈代谢的规律与要求，这既是自然法则，也是社会规律、经济规律。现代经济危机频发、问题不断，根源就在于经济制度的主要构成——传统产权制度缺乏必要的持续的代谢机制，有违规律的要求，规律便通过各类灾变形式强制实现。不妨逆向说明该问题:假设产权制度具备必要的持续代谢机制，这时产权不是一种绝对权利，成员在做出贡献时才享受相应权利，如同生物体细胞只在能发挥机能时才分享相应养分，那么就不会出现财富向部分成员过度集中。这时，贫富两极分化被抑制，N相应提升，扩大了经济增长空间，其实就是一种共同富裕的经济模式。即使出现饱和效应约束，经济系统的运行也可以向简单再生产模式趋近，经济增长主要服务于消费耗散的提升，即主要满足广大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生活需要;扩大再生产的规模主要随T的进步、人口增长等而相应发展，由此决定相应的资本积累水平及增速。这是一种持续处在“混沌边缘”的理想状态，实现了资本积累和消费耗散的内生动态匹配，当然也就不会再有强制耗散的SOC灾变等问题。

6．2．3传统产权制度的代谢机制障碍及其根源

基本的产权形式无非两类，一是群体无差异共有即传统公有产权形式，二是明晰到具体个体或子群体;理论上后者才涉及“劳动确立所有权”^[8]原则与产权的代谢问题。如果“劳动确立所有权”原则得到完备体现，产权制度应该能够内生代谢机制，因为L本就是生灭代谢、非固化的，这主要体现在三个层次:一，劳动者的L本是一种过程性存在(“活劳动”)，与生产资料的结合是个“缘聚缘散”过程，自然不存在代谢障碍，但这也带来据之直接确立产权的困难，故通常只将其作为劳动成果分配的依凭。二，假若找到某种将L与生产资料结合的产权形式，则产权主体会随着劳动者的代际更替与流动而自然代谢;当然，这种产权形式必须与传统私有产权形式相区别，不能是可转让、继承和恒久的绝对权利。三，劳动者的这种产权收益与其工资收入一样，将主要用于劳动力再生产，故总体上不会出现过度积累问题。

传统的“劳动确立所有权”原则之所以异化出“第二条规律”，根源在于是基于“死劳动”确立产权，形成的是一种绝对、恒久、固化的产权形式。当生产资料与劳动者直接结合时，这种产权保护仍是对L的保护。但随着资本主义发展，在资本积聚、资本集中的“第一次否定”过程中，广大劳动者沦为雇佣劳动者，产权保护异化为纯粹对K的保护，从制度上确立了K的强势地位。虽然存在创造性破坏等代谢形式，但产权只是在资本之间自组织聚集迁变。财富或资本积累成为目标，人的劳动被工具化，人与物的关系颠倒。在财务性分析框架中，L成为成本项，而降低财务成本、提升盈利能力等成为中心任务，西方产权理论正是凭此鼓吹私有产权神话。吊诡的是，在生存竞争压力下，经济主体不得不依循这种逻辑——只要So不变。这时的效率概念及创造的财富，都主要服务于资本积累，正如张晨、冯志轩(2014)［221］的“无储蓄原则”^[9]表明，雇佣劳动者的有限财富不过是劳动力再生产过程性消耗的载体，并受最大程度地挤压。就这样，“死劳动”虽变不灭，“活劳动”生灭代谢，资本收入生生不息地滚动积累且可继承，劳动收入却在劳动力再生产过程中耗散，决定了贫富两极分化的必然，社会阶层也逐渐趋于固化。除了SOC灾变的强制耗散外，没什么能阻止K过度增长积累——这是生命系统中癌细胞的特性。可以说，正是纯粹基于“死劳动”的产权制度存在代谢机制障碍，从而导致“资本癌变”，灾变便不可避免。

当然，造成经济危机等问题的原因极其复杂，且多种因素相互交错，由此也存在着不同层面和角度的理论诠释，如市场失灵、政府失灵、创造性破坏、非理性等，但只有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旗帜鲜明地直指根本制度问题。SO理论中的协同论揭示，“慢变量(序参量)”主宰系统的总体运行与演化，在社会经济系统中，产权制度等基本经济制度正属此类序参量^[10]，那么问题根源和出路也必然蕴藏于其中。我们承认制度外诸因素的重要性，但认为基本经济制度决定了现实经济系统的基本运行格局，或说决定着黄凯南(2010)［183］所说的“客观博弈模型”，如果这种客观格局不能改变，那么这时的“主观博弈模型”发展就只是CAS水平的适应性改进，相应的制度内生演化也就只是旧制度完善而非根本性进化。肯·威尔伯(2009)［191］认为人类理性的真正内涵是反思审视合理性和发现可能性的能力，并具有相应创造力，也就是演化中的能动建构能力。为此，这里特别强调产权制度的代谢机制障碍造成“资本癌变”，并指出这种障碍的根源又在于纯粹基于“死劳动”确立产权，由此揭示能动改进的着力方向。

当然，这里并非是要完全否定传统产权制度曾经的积极意义，从激励创造财富的动因上看，应该说它在一定层面切合了复杂人性，但当生产力发展到较高阶段时，消费耗散不足的问题日渐突显出来，成为了亟待超越的主要矛盾。

综上可见，要实现经济的健康可持续发展，并将生产力(T)进步带来的潜在N增长空间充分发挥出来，就必须进行产权制度变革:重新实现生产资料与劳动者的L的结合，形成必要的代谢机制。其实，一些领域已初步呈现新型产权制度的某些特征，例如，股权激励就将特定劳动纳入产权安排，知识产权领域出现保护期限等;但总体来看这仍只是一些零碎特征和有限体现，远未完成拼图。推动变革、建构新型产权制度，将有一系列理论与实践问题需要解答，这是下一节要探讨的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