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前古典和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先贤们而言，经济研究的主题是国民财富的积累。经济效率产生于一系列与国民财富积累相关的市场活动之中，引领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方向。但对于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中究竟哪一个环节最具效率，回答却有着分歧。
重商主义（Mercantilism，15世纪至17世纪中叶）把流通和交换领域作为财富积累的主要场所，鼓励开采金银与发展对外贸易，推动资本主义工厂手工业的成长，为商业资本的兴起和资本的原始积累奠定了前提和基础。西欧多个航海国家，如葡萄牙、西班牙与荷兰在15世纪以后相继崛起并对外扩张，可以视为流通环节商业资本效率的展现。
以亚当·斯密（Adam Smith，1723—1790）等人为代表的古典政治经济学家，把国民财富的研究视野从流通领域转到了生产领域。斯密的代表作《国富论》指出，生产效率来自分工与交换，分工不仅可以使劳动者的技艺由于专业化而熟能生巧，而且还可以节省不同工序之间互相切换的时间，并使操作简单化而易于改良和发明机械。机械化大生产时代的到来以及社会分工引致的劳动生产率提升成为第一次“工业革命”之后英国崛起的奥秘所在。
大卫·李嘉图（David Ricardo，1772—1823）在对斯密教条的批判中，坚持劳动价值论的一元论，抛弃了斯密关于三种收入构成的价值论。李嘉图在《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一书中详尽分析了劳动量与商品价值量间的各种关系，指出商品价值与投入的劳动量成正比，而与劳动生产率成反比。同时，李嘉图也对复杂劳动、社会必要劳动、直接劳动与间接劳动进行了论述，揭示出缩短劳动时间与提高生产效率之间的内在关联，被马克思誉为“用劳动时间确定价值的学派领袖”[2]。
卡尔·马克思（Karl Marx，1818—1883）在李嘉图劳动价值的基础上，进一步区分了劳动与劳动力，揭示出劳动力作为商品的特殊意义和剩余价值的真正来源。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商品经济体制之所以能促进生产力的发展，提高劳动生产率，关键在于价值规律的规定性，资本家对剩余价值的攫取是资本主义社会劳动生产率不断提升的不竭动力。这是因为，一个企业生产的产品在进行商品交换时，不是按照个别劳动时间，而是按照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社会平均劳动时间）来计算的，所以那些以少于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进行产品生产的企业就可以在商品交换时将获得更多的收益，而压缩个别劳动时间的路径就在于提升劳动生产率，当每个企业都在一定程度上压缩个别劳动时间后，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也就相应缩减，整个社会的劳动生产率也会相应提升。
那么如何提高劳动生产率呢?马克思给出的答案是——科学技术。马克思认为，科学通过在工艺上的应用形成技术并转换为现实的生产力。“随着大工业的发展，现实财富的创造较少地取决于劳动时间和已耗费的劳动量，较多地……取决于一般的科学水平和技术进步。”所以如此，是因为科学可使“劳动者利用物的机械的、物理的和化学的属性，以这些物当作发挥力量的手段，依照自己的目的作用于其他的物”。同时按照科学原理塑造的技术设备，又是为了“以自然力来代替人力，以自觉应用自然科学来代替从经验中得出的成规”。其结果，“大工业把巨大的自然力和自然科学并入生产过程，必然大大提高劳动生产率”。[3]在剩余价值的生产过程中，马克思进一步指出，资本家提高劳动生产率的目的，是为了获取相对剩余价值，即在劳动时间内通过尽量缩短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而相对延长剩余劳动时间。在这里，生产效率的提升实际上与相对剩余价值的获取画上了等号，在宏观上则表现为通过技术进步、提高劳动生产率以及改善生产要素质量来扩大生产规模的内涵式扩大再生产。
同时，马克思还指出了生产者与生产资料的“有效结合”需要满足的三个条件：一是劳动者与生产资料在质上的相互匹配，劳动者必须具有所处时代的平均教育程度、科技水平和劳动熟练程度；二是劳动者与生产资料在量上合乎比例的结合，表现为资本的技术构成和价值形态的资本有机构成的按比例生产规律；三是劳动力以及生产资料的充分流动，这是社会化大生产的内在要求。这三点用现代宏观经济学的语言翻译过来，就是提高生产的技术水平和要素投入的质量、要素投入的边际结构，以及公平竞争的市场制度环境，这些都是促进一国或一个地区经济增长的必要条件。
此外，《资本论》对经济效率的解读还体现在对国民经济按比例发展规律的论述上，反映出社会再生产与生产效率和分配效率的内在联系。具体来说，首先也是最根本的比例是作为生产力源泉的人口和环境的比例；其次是生产力自身构成要素的比例，即生产资料和劳动力的比例；三是作为生产力结果的必要产品与剩余产品的比例；四是在扩大再生产和流通领域，用于消费和积累的比例应当满足社会总资本再生产和流通的平衡公式或实现条件。国民经济按比例发展的规律归根结底是要实现有效率且可持续的财富积累，确保社会生产力的顺利发展。
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家西斯蒙第（Jean Charles Leonard Simonde de，1773—1842）和李嘉图的经济理论对立，反映出英法两国经济发展的不同状态。西斯蒙第认为，在生产和消费之间，消费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他在《政治经济学新原理》中指出：“人一生下来，就给世界带来要满足他生活的一切需要和希望得到某些幸福的愿望，以及使他能够满足这些需要和愿望的劳动技能和本领。这种技能是他的财富的源泉……他所创造的一切，都应该用于满足他的需要或他的愿望。”[4]在离群索居条件下是如此，在商品经济中亦是如此，生产应该服从于消费，供给应该服从于需求。所以，按照西斯蒙第的逻辑，经济效率不是取决于生产或供给，而是取决于消费或需求。在资本主义社会，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生产者之间的相互竞争必然转向压低作为成本支出的劳动工资，从而形成一个两极分化的全景，一方面是财富的快速积累与充盈，而另一方面，作为前一方面的基础，大部分生产者群众却困顿于生活必需品的范围之内，过剩的产能不仅是无效的，而且还是爆发经济危机的导火索。为此，在西斯蒙第的世界里，所谓的理想社会或者是有效率的经济，是社会改良基础上的消除了资本主义社会矛盾的社会。然而，生产和消费的矛盾并不是资本主义经济缺乏效率的根源，西斯蒙第并不明了生产关系层面的社会化大生产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才是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根源。事实上，劳动人民消费不足在一切有阶级社会是共有现象，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即使消费有所增加，经济危机仍然不可避免。
随着经济学研究方法从静态分析走向动态分析，经济效率的内涵也进一步从静态效率向动态效率拓展。当行为人可以在不同时点作出跨期选择时，“今天”和“明天”之间的取舍便成为经济学饶有趣味的研究主题之一。
在动态效率的论述上，瑞典学派无疑是现代宏观经济学跨期选择问题分析的先驱。在维克塞尔（Knut Wicksell，1851—1926）和缪尔达尔（Karl Gunnar Myrdal，1898—1987）的论著中，都可以看到财富的累积过程对于经济效率发挥的重要作用。而更加完整的关于动态效率（Dynamic Efficiency）的定义则由费尔普斯（Phelps，1961）给出，它是指一个国家从经济长期增长的动态角度看，实际储蓄水平是否与经济最优增长所要求的储蓄水平相一致，而这里的判断最优增长的标准由资本的黄金律（Golden Rule）给出，对应于各期消费给家庭所带来的效用总和最大的资本水平。从宏观层面来看，经济运行的动态效率反映的是经济增长的质量问题，当经济运行处于由黄金律所要求的增长路径上时，可以给消费者带来效用的最大化。正是在这种思想的指引下，经济学家可以在索罗模型（Solow，1956）、拉姆齐卡斯库普斯旺模型（Ramsey，1928；Cass，1965；Koopmans，1965），以及萨缪尔森戴蒙德的代际交叠模型（Samuelson，1958；Dimond，1965）等标准的宏观经济增长模型中，寻找到相应的黄金率和动态效率路径，以判别经济增长的动态效率。如果实际经济运行偏离了最优增长路径，则有必要适当施加政府的干预措施，使经济运行恢复到最优增长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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