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围经济与-效率

第二节　规模经济、范围经济与X-效率

一、规模报酬与规模经济

规模报酬(returns to scale)与规模经济这两个概念常常被人交替使用，事实上，这两个概念是有区别的。生产规模的增加指的是生产过程中所使用的所有投入要素同时成比例增加。由所有投入要素按既定比例增加与所引起的产出量的增加的比被定义为规模报酬，规模报酬有三种情况，即规模报酬递增、不变和递减。所谓规模报酬递增，指的是所有投入等比例增加时，产出增加的比例大于投入增加的比例；如果产出增加的比例等于投入增加的比例，则称规模报酬不变，此时企业的经营规模不影响它的要素生产率，不管企业是大是小，企业投入品的平均生产率和边际生产率都保持不变。此时，进行一种特定生产的企业很容易被“复制”，两个相同企业得出的产量是原来的两倍；如果产出的增加比例小于投入增加的比例，则称规模报酬递减。上述关于规模报酬的表述可用公式表示为:生产商品y的技术可描述为一个所需投入x _i的函数:y= f(x₁，x₂，…，x_n)。如果所有投入都乘以一正的标量t，且此时的产出为Y= ts y= f(tx₁，tx₂，…，tx_n)，则可用s的值来表示规模报酬的大小，式中y为产出数量或产出数量向量，x _i为第i种投入的数量。如s= 1表示规模报酬不变； s＞1表示规模报酬递增，s＜1表示规模报酬递减。

规模报酬的大小还可以用产出弹性来度量。所谓产出弹性，指所有投入品增长1%时所引起的产出百分比变化。如生产函数为y= f(x)，则产出弹性为或者；当Ey＞1(Ey= 1或＜1)时，表示规模报酬递增(不变或递减)。

古典经济学家是在广义的角度上来定义规模经济的，指在规模扩大的情况下，由于劳动分工、合作与团队效应、技术改进、技能和管理方面的改进带来的成本优势导致产业内单位生产成本的下降。规模扩张的收益来自于企业的不同方面，包括组织管理、学习效应、投入重组及企业的其他方面的因素。若阿金·西尔韦斯特(Joaquim Silvestre，1987)在《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中将规模经济定义为:考虑在既定的(不变的)技术条件下，生产一单位单一的或复合产品的成本，如果在某一区间生产的平均成本递减(或递增)，那么，就可以说这里有规模经济(或规模不经济)。这一定义偏重于从技术角度来看规模经济与规模不经济，它并不仅限于生产领域，有时也扩展到整个商业活动。

在某些条件下，规模报酬递增(或递减)可以等同于规模经济(或规模不经济)。斯皮罗斯·瓦西莱基斯(Spyros Vassilakis，1987)指出:如果所有投入等比例增长能够使产出超过这个比例增长，技术表现为规模报酬递增:在单一产出的情况下，这意味着递减的平均成本曲线，这就是规模经济。谷书堂等(1999)认为:规模经济最核心的含义是指在投入增加的同时，产出增加的比例超过投入增加的比例，单位产品的平均成本随产量的增加而降低，即规模报酬(或规模报酬)递增；反之，产出增加的比例小于投入增加的比例，单位产品的平均成本随产量的增加而上升，即规模报酬(或规模报酬)递减；当规模报酬递增时，称作规模经济，规模报酬递减时称作规模不经济。事实上，上述关于规模经济的定义是不完整的，它们隐含了投入要素市场是完全竞争的，企业对要素的需求不会影响要素价格。本文以为，规模经济概念的关键之处在于是否随着产出量的增加，技术、管理及其他原因所导致的单位成本是否下降。

二、范围经济与X-效率

(一)范围经济的内涵和外延

目前，经济学界一般将范围经济定义为:如果一家厂商同时生产多种产品的支出小于多个厂商分别生产的支出，这种现象为范围经济。以生产两种产品的厂商为例，生产产品一和产品二的产量分别为y₁和y₂，记C(y₁，y₂)为同时生产产品一和二的成本，C(y₁，0)为一家工厂专门生产产品一(产量为y₁)的成本，C(0，y₂)为另一家厂商专门生产产品二(产量为y₂)的成本，则当C(y₁，0)+C(0，y₂)＞C(y₁，y₂)时，我们说存在范围经济。范围经济的程度一般用范围经济系数来衡量，范围经济系数可表示为: E－scope=，该系数大于零表示范围经济，小于零表示范围不经济。

对于范围经济概念的理解，特别要注意以下两个方面:一是要引入时空因素，二是要区分厂商范围经济与区域范围经济(周天勇，2005)。也就是说，要注意以下方面:

第一，范围经济应当从空间经济的角度考察其现象。如一个区域同时有多个产业的成本收益，从长期看，比本区域单一产业成本小收益高，这种现象也应当称之为区域产业的范围经济。它代表着一个区域产业的空间结构。因此，范围经济的形成，除了同一设备生产出不同的产品降低成本外，大多数情况是同一地点的不同分区内，或者在不同的地点，生产两种以上产品而降低成本。

第二，从时间上看，范围经济要考虑其短期降低成本和长期降低成本的区别。厂商和城市的经营和产业风险，在风险突发的情况下，实际上潜伏的风险可以转化为成本和代价。有时，虽然一家厂商或者一个城市，生产和发展一种产品或者单一产业时，具有比生产和发展两种以上产品和产业更具有规模经济。但是，从长期来看，可能由于市场的供过于求和产品及产业的替代更新，一种产品或者单一产业，风险较大。为规避这种单一产品和产业风险而形成的多产品生产和多产业发展，由于降低了长期的成本和代价，从长期看，也具有多产品生产和多产业发展的范围经济性。

第三，对同一种产品，同一厂商，或者不同厂商合作，在不同的地点进行生产，其支出小于不同的厂商分别生产，或者小于不同厂商没有合作以前的生产，这已经不是一种规模经济，而也应当看作是范围经济。比如，如果多家彩电生产商由于其广告支付能力低、品牌效应弱和技术标准水平低，销售不畅，于是经过协商，由一家名牌彩电厂商收购了这些厂家，按照主厂的技术标准贴牌生产，或者不收购而协议贴牌生产，销售顺畅，提升了价格，降低了广告、销售等成本。于是产生了同一产品，由一个厂商在不同地点生产，或者让其他厂商贴牌生产，其成本低于多个厂商在多个地点生产同一产品的情况，或者多个厂商贴同一品牌和按同一标准生产比原来多家厂商分别生产的支出低。因为它不是一家厂商在同一条生产线或者同一个地点生产的总和，而是多个工厂在多个地点生产的总和，其带来的成本的降低和收益的提高，不能称之为规模经济，而是一种跨地点的范围经济。

(二)X-效率的内涵和外延

1966年，莱宾斯坦提出了“X-效率”概念。它是一种与组织和动机有关的效率，这种效率往往与组织的结构和出入组织中的人的被激励程度有关，它属于一种非配置效率，由于当时人们也许包括该效率的提出者对这种效率的性质尚不明了，故称之为“X-效率”。X-效率理论是与新古典经济理论相对立的经济理论体系，它在研究对象、研究方法和研究结论上都有自己独特的看法。

传统的新古典理论假设:家庭和企业都是理性的经济人，经济行为的动机都是为了追求目标函数的最大化－－家庭追求效用最大化，企业追求利润最大化。莱宾斯坦则认为，家庭和企业都是由个人组成的，在没有对个人的行为进行考察的情况下，做出上述假设是不恰当的。只有个人才能有目标，家庭的目标和企业的目标这一提法是否有意义和作用，取决于对个人目标的分析。X-效率理论通过对作为基本决策单位的个人的行为勘查，分析和研究由个人组成的更大的经济单位如家庭、企业乃至整个国民经济的活动。在研究方法上，X-效率理论有三个突出的特点。一是个人主义的方法论；二是博弈论方法；三是心理学方法。

在考察个人行为的过程中，莱宾斯坦提出了选择理性理论、“全权委托”偏好原理和惯性区域理论，它们分别从不同的角度揭示了个人的心理和行为特征，为进一步考察企业、家庭和国民经济的行为提供了理论准备，共同构成了X-效率理论的理论基础。X-效率理论假设经济行为主体具有双重人格:一是“超我功能”即理性的自我，它约束着我们的行为，使我们努力去计算去采取理性行为；二是“本我功能”，它导致我们不受约束，使我们不愿去计算和采取理性行为。这两种功能相互妥协，决定了个人具有有选择的理性。个人行为只表现有限度的理性，个人实际选择的理性程度，与个人所面临的各种压力有关。个人宁愿做出自己的选择并承担这一选择的后果，而不愿接受其他人的选择及其后果。莱宾斯坦称这种心理倾向为“全权委托”偏好。

双重人格理论和“全权委托”偏好理论引出了X-效率理论中的惰性区域理论。任何个人都存在一条描绘他(她)的努力水平与满足水平之间关系的曲线。惰性区域是指在这条曲线的某一区域内，每一个努力水平与满足水平的组合与区域内的其他任何组合是难以区分的。惰性区域的存在使个人总是选择区域内的努力水平和满足水平，而不是区域外更小或更大的努力水平和满足水平，它是努力水平与满足水平之间的均衡区域。在惰性区域内，个人对于努力水平具有相机抉择的自由。这在现实中可以表现为两方面，雇员在某些范围内对努力有斟酌决定的自由。而企业通过上层管理对工作条件和工资的某些方面也有斟酌决定的自由。所以，生产函数不再像新古典理论认为的那样只表现出投入与产出之间的单一关系，而必须引入努力水平这一重要变量。而惰性区域并不是长期不变的，在很大程度上惰性区域取决于惯性的力量，取决于习俗或者传统的标准。外部压力是促使惰性区域移动的关键性变量。外部压力主要是由一些市场因素决定的，只有当变化中的环境引起的外部压力足够大时，才有可能激发人们改变惯性区域。

在分析了个人行为后，莱宾斯坦接着分析了企业和家庭的行为，从理论上说明了“X-效率”存在的原因:第一，劳动合同是不完整的。莱宾斯坦认为:人力投入是不能直接购买的，企业购买的是劳动时间，在生产过程中发挥作用的却是工作努力。劳动投入不是一个既定的常量，而是一个任意的变量。劳动合同规定的是雇员的工作时间和报酬，无法事先规定雇员的努力水平。第二，生产函数不是完全确定或已知的。生产函数表示投入与它们的最大产出之间的关系，但生产过程并不一定像生产函数那样确定，而是总带有某种不确定因素。厂商在生产过程中花费既定投入通常得到许多不同的产出率，而不是最大的产出率。表示投入产出关系的图形通常是一条宽带，而不是一条细线。第三，管理投入并不是通过市场交易得到的，也不是所有的购买者都能够平等地获得的。第四，厂商可能仿效而不是竞争。这样，就会产生:第一，劳动者的努力水平是不可完全观测到的，只有劳动者自己知道，这就产生了监督与激励问题；第二，在相同投入下，产出会在一个不完全确定的范围内变动，从而出现生产函数的随机性问题；第三，管理人员的使用与管理投入不同所引起的对管理人员的激励问题；第四，不同企业管理者的合谋问题。

对银行业来说，其X-效率水平主要取决于以下方面:(1)委托人和代理人的利益是否一致，即银行经理人能否获得足够的激励；(2)市场结构，如果银行处于垄断地位，不仅会导致配置的低效率，而且会导致因缺乏动机而产生的X-效率；(3)银行的技术水平及其进步程度；(4)银行工作人员的能力与努力程度。

三、商业银行规模经济、范围经济的来源

(一)信息不对称与银行的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

企业通常具有其信誉和它们投资项目的相关信息，而外部投资者难以获得这些信息，这就产生了信息不对称问题。为解决信息不对称问题，一些企业通过聘用一个独立代理机构(如评级机构)向外部投资者传递相关信息并同时验证这些信息来降低外部投资者获取信息的难度。为了维护自身声誉，评级机构有提供准确信息的激励，同时，企业也愿意承担评价过程的成本，因为这可以使它们进入资本市场融资，从而节约了与银行打交道的成本。但很多企业并不能通过信用评级来降低获取信息的难度，因为影响有关企业信息生成的成本可能太高，或需要连续而广泛地跟踪这些企业。这样，企业和外部投资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就难以解决。信息不对称可能导致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问题，两者都会导致市场失灵。

解决逆向选择问题的一个办法是让私人来生产和销售信息，也就是一小部分人生产信息而成为知情者，然后把信息出售给不知情者。然而，这引入了“可信度问题”(reliability problem)，即不可能使信息生产者可信地保证他事实上生产了有价值的信息。另一个相关的问题涉及信息的再出售。如果信息的购买者在不必减少自己对信息的使用的情况下把它卖给别人或与人共享，信息生产者就不能完全得到信息生产的回报，这使得信息生产不经济(Grossman and Stiglitz，1980)。信息生产中的再出售问题激发了金融中介的产生。Leland and Pyle(1977)提出:中介可以克服可信度问题。中介通过将它自己的财富投资在资产中以可信地生产信息，这表明它所生产的信息是有价值的。从而建议金融中介通过发行证券和将收益投资到证券组合中使得中介成为私人知情者，这样能有效地解决信息生产中的可信度问题。Boyd＆Prescott(1986)指出，代理人可以评价他自己的项目，然后向投资者发行承诺支付特定回报的证券。或者，代理人联盟可以提供给投资者一个组合回报。银行就是这样的代理人联盟，它可以评价项目，投资到必定会产生高回报的项目，从项目组合中分享回报。银行之所以能从信息生产中获利，一个重要的因素是它们主要发放私人贷款，而不是购买在公开市场上交易的证券，这避免了“搭便车问题”。

从交易成本的角度看，逆向选择导致的成本为贷款人在贷款之前对合适的投资项目和借款人进行搜寻和核实投资项目预期收益的成本，即搜寻成本和核实成本。Chan(1983)认为金融中介的优势在于能将搜寻投资机会的成本分散于众多投资者之间，因为在不存在金融中介的场合，每个投资者都要独立支付一笔搜寻成本，而金融中介则可以在不同投资项目之间进行广泛的搜寻，一旦找到了某个有效益的项目，还可与其他投资者一同分享。即金融中介在项目搜寻方面存在规模经济。核实成本是对投资效益进行评估的成本，要进行评估就要采取措施，就要花一笔费用。核实成本的效果是落实所取得投资效益，而投资效益不容易直接分配给各个投资者，要分配给各个投资者，只能通过金融中介。金融中介之所以有存在的必要，就在于投资效益的一部分能够让自己的客户分享。

解决道德风险的办法是增加监督，而监督是有成本的，如果由大量的小额贷款者直接监督借款人，成本会很高，而且同样会产生“搭便车问题”。而银行监督则具有规模经济，所以把监督委托给一个特定的机构－－银行是有效率的。银行相对于其他金融中介的另一个优势是:由于企业通常在银行开户，银行就可以直接得到重要的信息，银行就可以通过观察企业的存款取款情况来评定企业的金融状况。Diamond(1984)对金融中介的存在性作了解释，指出同一金融中介机构监控的企业数量N要足够大，企业的数量越大，每个企业的代理成本越低；N个投资项目由一个金融中介监控的代理成本要低于由N个金融中介监控的代理成本之和，即金融中介具有规模效应和自然垄断倾向。Leland＆Pyle(1977)等人的信息模型证明，金融中介作为一种信息生产联盟，相对个体贷款人而言，具有节省信息生产成本的优势。

目前把银行业看作是信息生产者(从事收集和分析资金需求者(借方)返还贷款能力等信息的经济主体)，根据这种观点得到以下结论:1．信息产品是能够无成本转让的生产要素(共同生产要素)，是范围经济性的源泉。2．信息产品生产过程中存在规模经济性使少数代理人的效率得以提高。3．信息产品具有公共产品的特征，直接交易非常困难，信息产品生产者有必要使发行的间接证券市场化，因此信息生产者成为金融中介机构。

信息技术革新使信息、统计数据、新闻等检索工作所需成本即供给成本大幅度降低，这种现象可以认为是降低了环境不确定下互相确认所需成本并缩短互相确认所需时间。信息技术革新缓解了地理、时间上的约束，使互相确认比以前容易实现，大幅度改善了环境不确定性下的信息不对称性。关于信息不对称性，虽然信息技术革新带来了信息供给成本降低，能更加方便地提供经济主体的信息，但是也给传递假信息的经济主体带来方便，因此从这一角度分析，当前信息技术革新未必有利于对信息不对称性的削弱。正因为如此，银行业等金融机构才有存在的必要。事实上，信息技术革新对信息产品的性质和信息生产的主体产生更大的影响。当前企业间的大额支付大都通过银行存款来进行，由于支付的电子化进程，银行利用电子支付系统能够积累一部分企业现金流量等方面的企业信息并加以利用。但是由于信息技术革新使网络构建成本和管理成本降低，另外由于计算机技术水平飞速发展，可能会涌现出大批生产企业信用信息的经济主体，它们提供比银行业通过支付服务积累的企业信息等更多的信息。因此目前银行业作为信息生产者的优越性相对降低，银行业以外的其他经济主体可能成为信息生产者，金融中介机构的范围将不断扩大。

信息关联的银行业务如电子结算系统、电话银行和网络银行的发展有利于降低银行的成本，提高银行的效率，但是信息技术的固定投资额一般很大，随着银行规模的扩大，每一笔银行业务的平均成本就会降低。同样地，由大银行提供新的金融技术，如金融衍生产品、资产负债表外的担保业务和风险管理服务一般比中小规模银行更有效率。

(二)专业化、分工与银行的规模经济

资本和劳动使用的更高专业化水平可以形成物质规模收益递增。随着生产规模的扩大，生产过程可以分解为一系列小型任务，安排最称职的工人(劳动)来完成这些任务。工人们通过重复地完成所分配的任务而获得更高的效益。一般的，专门重复地完成某一项既定任务的工人的生产率会高于完成一系列不同任务的通才工人的生产率。另外，在大量制造一种产品时，常常可观察到学习曲线效应，即生产单位产品所需要的投入要素(如劳动)的数量以及相应的成本会随着产量的持续增加而下降。

亚当·斯密在其划时代的著作《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中对分工的经济意义作了系统的研究。亚当·斯密以扣针制造业为例子，指出“劳动生产力上最大的增进，以及运用劳动时所表现的更大的熟练、技巧和判断力，似乎都是分工的结果。……凡能采用分工制的工艺，一经采用分工制，便相应的增进劳动的生产力。……有了分工，同数量劳动者就能完成比过去多得多的工作量，其原因有三:第一，劳动者的技巧因业专而日进，势必增加他所能完成的工作量；第二，由一种工作转到另一种工作，通常须损失不少时间，有了分工，就可以免除这种损失；第三，许多简化劳动和缩减劳动的机械的发明，使一个人能够做许多人的工作。”李嘉图(1817)强调外生比较优势与分工的关系，认为外生比较优势源自人们之间做决策之前的天生差异。Young(1928)批评规模经济概念是误导经济学的概念，大规模生产的概念忽视了分工和专业化改进生产力的效果；递增收益并不是由工厂或产业部门的规模产生，而是由专业化和分工产生。他用三个概念来描述分工:第一个是每个人的专业化水平，这种专业化水平随每人的活动范围的缩小而提高；第二个是间接生产链条的长度；第三个是此链条上每个环节中产品种类数。后人据此总结出杨氏定理:收益递增的实现依赖于劳动分工的演进，不但市场的大小决定分工的程度，而且市场大小由分工程度所制约，需求和供给是分工的两个侧面(杨小凯、黄有光，1999；杨小凯，1999)。杨小凯、黄有光(1999)将专业化经济、分工和经济组织结构引入经济学的核心部位，引入专业化经济和交易费用，并沿用个人最优化和市场均衡的方法，证明分工内生演进的基础是专业化经济与交易费用之间的两难选择；分工以专业化为基础，但又不同于专业化，如果所有的人都从事同一专业，那就没有分工；他们认为规模经济概念与个人专业化水平或企业内部专业化水平无关，一个企业的规模可能很大，而同时其专业化水平可能很低。

(三)资产专用性与银行的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

资产专用性是指在不牺牲其生产价值的前提下，某项资产能够被重新配置于其他替代用途或是被替代使用者重新调配使用的程度。资产专用性可以有很多形式，而且它不仅引起复杂的事前激励反应，而且引起复杂的事后治理结构反应。根据威廉森(2001)的观点，资产专用性可分为以下六种:1．物质资产专用性；2．场地专用性； 3．专项资产；4．在边干边学过程中出现的人力资产专用性；5．品牌资本；6．临时专用性。资产存量的再配置(交易)必然涉及一定的费用(即交易费用)。资产专用性越强，资源在不同行业或业务之间进行转移的成本就越高，生产要素就会被锁定在相应行业。相反，如果资产专用性低，则要素就更容易在不同行业或业务间转移。

根据新古典经济理论分析，金融服务业的“资产专用性”程度低，这是银行业范围经济产生的原因之一。西方金融理论认为金融业的要素概括起来无外乎资本、信息和企业家才能三种形式。本文分析银行业资产专用性时还是遵循威廉森(2001)的分析把它分为六类:

1．物质资产专用性

对银行业来说，其最重要的物质资产可能是先进的通信设备、高性能的计算机、ATM设备及办公场所。这些物质资产所需的投入很大，尤其是先进的通信设备、高性能的计算机及ATM设备，只有达到一定规模的银行才能对此进行大量的投入；另一方面，一旦投入之后，在达到其最大生产能力前，产出增加的边际成本很小，即这类物质资产存在显著的规模经济。然而，银行的这类物质资产(比如说办公场所、通信设备和计算机)可以较容易转移至其他金融机构而不会发生大量的转换成本，其资产专用性程度较低。换一个说法就是银行与其他金融机构之间可以共用这类资源，银行业向其他行业拓展业务所需的这类物质资产投入较少，也就是说，银行业与其他金融业务之间由于物质资产的专用性较低而存在范围经济。

2．场地专用性

对银行类金融机构来说，其业务内容主要是吸收存款和发放贷款，即在资金盈余者和资金需求者之间充当媒介，这决定了其交易对象为企业和个人，这样，银行类金融中介机构就得根据经济发展程度、当地人口密度及行政区域来设置分支机构。现代银行都具有大量分支网络，这些网络从功能上来说，其资产专用性程度不高。因为这些网络在投资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之间在某种程度上可以通用，且转换成本不高。

3．专项资产

对银行业来说，要满足某个特定客户对金融产品的期限结构或风险结构等的不同需求需要对现有金融产品进行创新。银行所需要的是具有特定知识结构的雇员，这要么是通过对现有雇员进行培训，要么是新招聘具有这类知识结构的人员。事实上，无论是商业银行业还是投资银行业或保险业，其产品的创新无非是对现有金融产品的期限结构、利率结构或风险结构的重新组合，以满足不同顾客的需要，这类知识在商业银行业、投资银行业和保险业等金融业中基本上是相似的。从这个角度来看，银行业的专项资产的专用性程度不高，银行业向投资银行业和保险业等金融业拓展业务存在着范围经济的可能性。

4．人力资产专用性

许多经济学家都认识到了人力资产的专用性，如Marshall(1961)指出，特异的人力资本有时会自然增长；Becker(1962)则在其对劳动力市场激励框架的考察中明确地阐述了人力资本。

对银行业来说，在其经营过程中通过边干边学获得的人力资本具有很大程度上的专用性。尽管如许多研究人员所说，金融业的服务对象是类似的，且金融业的金融资产具有较高程度的相关性，但是银行业与证券业或保险业在文化上和管理上都具有较大的差异。一般来说，从事证券业的大多是文化层次较高的专业人员，或者说，在证券业中高层次人员占的比重很大。证券业是一个具有创新性、挑战性的行业，其工作具有非常规性的特点，需要更多的创造性。而商业银行业务则不具备这些特点，因此，商业银行要从事证券业则需要进行大量的人力资本的投资，也就是说，由于商业银行与投资银行间的人力资本专用性较强，它们之间的范围经济不显著。

5．品牌资本

品牌资本是在品牌的识别功能上拓展而来的一个概念，按照美国营销学研究所的定义，品牌资本是品牌的顾客、渠道成员、母公司等对于品牌的联想和行为，这些联想和行为使得产品可以获得比在没有品牌名称的条件下更多的销售额或利润，可以赋予品牌超过竞争者的强大、持久和差别化的竞争优势。品牌资本包括品牌认知度、品牌联想、感知质量、品牌忠诚等几个方面。

银行品牌资本是银行在长期的经营管理实践中，通过创新形成的，区别于其他企业的，融无形信誉和整体的银行形象于服务之中的，集自己独特的辨别标志，价值取向和服务质量为一体的无形资产(俞满娇，2001)。银行品牌资本是一个整体概念，它与一般工商企业品牌的概念有原则上的差异。消费品生产厂家依托一种产品、甚至同类产品的某种款式就能产生响亮的品牌效应，而银行则不然。客户从银行“购买”的金融产品品种极其有限，各家商业银行所提供的产品又是高度类同的，且金融产品多半无形，即使某些产品的实物媒介有形，也并不一定反映其实用价值。另一方面，消费品一般只具有某些特定的使用价值，且该产品的使用与厂家的服务往往是分离的，而银行产品和服务却具有同时性和不可分性，甚至伴随一个客户的终身，且得到银行产品的客户可以享受多种多样的服务，这种服务的过程常常要涉及银行的多个部门。因此，银行的品牌只能是一种整体概念，即通过各种金融产品和周到服务在客户心目中树立整体的银行形象。银行品牌资本主要是一种服务品牌资本。一般商品的品牌往往是产品个性化的表现，是产品特性的浓缩。金融企业向社会提供的金融产品品种、更新速度都受到各种客观条件的限制，这就决定了银行品牌的形成主要不是靠产品，更不能靠某个产品，而是靠隐含在各种产品中的综合服务，靠在服务中形成的信誉和整体的形象。回顾近十年来商业银行在服务上展开的竞争，如今的服务理念、服务手段、服务内容、服务质量标准等与金融改革初期已不可同日而语。商业银行早已跨过了微笑服务、延长服务时间等朴素的服务理论阶段，服务的内涵正溶入越来越多的新的时代特征(严军，2000)。由上述分析可知，银行业的品牌资本是一个整体概念，是在客户心中关于银行的整体形象；同时银行业的品牌资本是一种服务品牌资本，是在服务中形成的信誉和整体形象。顾客对银行品牌资本的认同有一个过程，是顾客在与银行进行交易的过程中形成的关于银行的服务、产品质量及风险管理等的认识。顾客一旦认同了银行的品牌资本，就会与银行建立一种长期稳定关系，同时也会认同银行向其他业务的拓展。这样银行业务的拓展会节省产品的广告支出等费用，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银行在品牌资本上存在范围经济。

由上述分析可知，银行业在场所专用性、专项资产、物质资产专用性及品牌资本专用性上的专用性程度不高，这意味着银行存在着范围经济的可能性；而在人力资本上存在着资产专用性，这意味着银行向其他业务拓展时会带来人力资本投资成本的增加，这在某种程度上抵消(降低)了上述较低资产专用性带来的范围经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