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效率与生态效率

25　区域发展生态关系的前景与展望

25.1　地球的未来：挑战与机遇

25.1.1　地球面临的挑战（气、水、土、生）

由于人口不断增长以及人类干预自然能力的增强，人类及我们的星球面临越来越大的压力。世界自然基金会（WWF）2010年《地球生命力报告》中指出，人类对自然资源的需求已经超出了地球生态承载力的50%。两年一度的《地球生命力报告》是WWF与伦敦动物学学会和全球生态足迹网络共同完成的，报告以地球生命力指数为指标衡量了2　500多个物种、近8　000个种群的健康状况。自1970年以来，地球生命力指数下降了30%，在情况最严重的热带地区，地球生命力指数在不到40年内降低了60%。生态足迹是报告中使用的测算指标之一。生态足迹显示了自1966年以来，人类对自然资源的需求增加了1倍，需要1.5个地球来支撑。如果继续以超出地球资源极限的方式生活，到2030年，人类将需要相当于两个地球来满足每年的需求。人均生态足迹排名前十位的国家是阿联酋、卡塔尔、丹麦、比利时、美国、爱沙尼亚、加拿大、澳大利亚、科威特和爱尔兰。如果按照阿联酋或美国的平均生活水平，我们将需要4.5个地球。碳排放是加速地球生态超载的罪魁祸首，在过去的50年中，碳足迹增加了11倍，这意味着目前碳足迹占据了全球生态足迹的一半以上。

1）气：全球气候变化

21世纪，气候变化将是影响人类发展前景的决定性因素之一。IPCC（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报告显示，目前全球气候系统变暖是明显的，具体反映在全球平均温度和海洋温度升高、大范围积雪和冰融化、全球平均海平面上升。全球变暖将影响生态、降雨、温度和天气系统，最终直接影响所有国家，任何人都无法幸免于难。随着气候变化所带来的风险日益增多，它们将同现有的劣势格局相互作用。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的日期为2015年，在其后几年乃至几十年的岁月里，人类持续发展的前景将会直接受到威胁。全球平均气温已成为衡量全球气候状况的常用指标。过去100年来，地球平均气温已经上升了0.74℃左右，而且这一趋势还正在加剧，全球平均温度正在以每10年0.2℃的速度增长。随着全球气温的上升，局部降雨格局正在发生变化，生态带逐渐转移，海洋日益变暖，冰盖不断融化。全世界不得不适应气候变化，下列五个方面是人类社会所应该知道和关注的。

（1）农业生产力下降：根据有关气候变化的推测，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南亚和东亚的部分地区，干旱和降雨情况的变化将使主要粮食作物的产量大大下降，由于气候变化对农业和粮食安全的影响，到21世纪80年代，相对于没有气候影响的情况而言，严重营养不良人口将增加6亿。

（2）用水加剧：一旦气温升高超过2℃，全球水资源分布将发生根本变化。冰山融化后，先是洪涝灾害更加严重，之后将是各大河系的水流减少——这些河系是重要的灌溉之源。到2080年，气候变化将导致全球缺水人口增加18亿。

（3）沿海洪灾和极端天气日益频繁：IPCC预测，极端天气事件将会增多。旱涝灾害是气候相关灾难越来越多的主要原因。如果温度上升超过了2℃，海洋将继续升温，并引起更严重的热带气旋；旱情也将进一步加剧，威胁人们的生活，阻碍人类改善健康和营养的进程。海平面的上升和热带风暴加剧将使一些小岛国遭受洪灾，也将使遭受沿海洪灾的人数增加数亿。

（4）生态系统瓦解：据预测，如果超过了2℃的临界值，所有物种灭绝速率都将提高，当温度上升达到3℃时，20%～30%的物种将处于灭绝的“高危”险境。珊瑚礁生态系统已经不断衰减，出现白化现象，导致海洋生态发生改变，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服务功能大规模灭失。这对数亿以渔业为生的人们将造成不利影响。

（5）健康风险加大：气候变化将从各方面影响人类健康。全球感染疟疾人口将增加2.2亿至4亿。撒哈拉以南非洲的风险率将提高16%～28%，该地区死亡数占总死亡人数的90%左右。

2）水：水危机

随着21世纪的到来，能源危机将接踵而至。比能源危机更为可怕的是，作为人类生命之源的水的短缺已经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这一状况还将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社会的发展继续恶化。利用科技手段缓解这一危机，将是人类主要的出路。20世纪50年代初期，美国的一些科学家曾预言：石油作为一种基础资源，在能源性能之外，还具备应用于战争的超凡武器性能。20年之后，这一预言得到了应验：石油在伊朗和伊拉克历时八年的战争中扮演了举足轻重的角色。由此，石油逐渐被人们视为一种不可或缺的战略资源，尤其在全球普遍出现能源短缺的世纪交替之际，这一认识更趋深刻。但是，对于人类生存与发展更为重要和必要的另一资源——水，却被人们长时间地漠视了。在许多人看来，水不过是一种普通的资源，无法与其他能源相提并论。其实，水作为人类的生命之源，就如地球上的大多数能源，都是有限而不可再生的。地球虽是一个满载水的星球，然而真正属于人类的水资源却少之又少。特别是，随着世界近100年来的人口持续增长以及经济发展，水资源短缺问题已日益严重。据世界银行预测，至2025年，中东及北非人均水资源量将下降80%。在未来的10年里，埃及水资源将下降30%，尼日利亚将下降40%，肯尼亚将下降50%，伊朗、伊拉克等国也将面临相同的状况。

现在的水源之争已不限于区域之争，那些跨国境线的江河湖海已经引起了国与国之间的对立，最典型的就是上游与下游的对峙。1989年，埃及外长加利曾在美国国会指出：“埃及的安全保障掌握在尼罗河上游的8个国家手中。”目前世界上40%的人口生活在横跨两个国家以上的河海沿岸。除了尼罗河以外，亚洲中部的咸海、跨越印度和孟加拉的恒河上下游的居民都在围绕着水的配额进行交涉，有时甚至引发军事冲突。在美国的西部，农民和城市居民之间也因水的分配而形成最大的政治问题。日本的福冈因为1996年的干旱引发了农业用水与城市供水的分配摩擦。如同人类为了争夺能源而屡操干戈一样，未来世界可能会因为水问题而引发大规模的局部战争。事实上，水危机早就影响着人类的和平与发展。在中东，因水而爆发的冲突可以追溯至5　000年前；分割非洲的战争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因水而起；南亚国家巴基斯坦的四省为分配水源进行了历时50余年的唇枪舌剑。据世界银行统计，目前世界上有80个国家处于水危机状态，有10亿即16%的世界人口难以喝到卫生的水，如果有关国家不及时采取有效措施，这一数字至2025年将上升到25亿。水资源已经到了严重不足的阶段。一些环境和资源学家也指出，不远的将来，水缺乏将成为地球环境方面最大的难题。

较之能源危机，水危机还有另一个艰难的课题。人们在面临石油短缺时，可以发掘天然核及太阳能等作为补充能源。但对于水，至目前为止，人们还没有找到适当的替代品。面对全球范围不断增长的水需求，如果一些国家能够拥有控制、储存并开发水资源的技术，那么它们将如OPEC（石油输出国组织）掌握世界石油资源一样，掌握对人类未来发展息息相关的水资源，并在国际事务中发挥举足轻重的作用。

21世纪世界水资源委员会于2000年年底发表一份报告指出，全世界有一半以上的大河已被污染，生态体系遭到严重破坏。该委员会主席说，严重的土地和水问题在最近一年内使得2　500万人口沦为“生态难民”，这个数字首次超过了战争难民的数字。他估计，到2025年，“生态难民”可能增加3倍。报告指出，目前世界上只有两条大河可被归入健康河流之列，那就是位于南美洲的亚马孙河和位于非洲撒哈拉南部的刚果河。亚马孙河是世界上流量最大、流域最广的河流，在其沿岸地区只有很少的居民聚集地和工厂。刚果河也是一条大流量的河流，在其周围地区也没有多少工业中心。

另外，人口的急剧增长以及环境的污染，使得世界上许多本来可以利用的淡水资源遭到破坏。世界自然基金会一位资深的自然资源保护学者明确指出：“污染问题是最终促发日益严重的城市供水危机的头号因素。”每年，全球有多达上千万吨的石油、数亿吨的垃圾、600万t的磷、200万t的铅以及数万吨的三氧化二砷等致癌有机物和有毒有害物质污染着全球的江河湖海。发展中国家的城市中所生产的工业和人类废物仅有5%左右得到处理，其中包括每天产生的200万t人类粪便的绝大部分，以及产生于工业生产的有毒和危险的副产品。这些废物皆被不顾后果地随处弃置，从而对土壤、河流和地下水蓄水层造成严重污染。水污染首当其冲的受害者是人口密集的城市居民，而人口和工业集中的城市也是造成水污染的罪魁祸首。

3）土：沙漠化

沙漠化是指干旱区、半干旱区和某些半湿润地区生态系统的贫瘠化，是人类活动和干旱共同影响的结果。同时沙漠化也是全球变暖的负面影响之一。研究表明，在全球变暖的背景下，世界上某些地区的降水将减少，而蒸发将增大，致使径流减少。地表径流减少导致一系列的缺水问题。世界上本来就存在一些水资源短缺的地区，在此背景下将变得更加困难，荒漠化是必然的结果。目前，全世界沙漠总面积为4　800万km2，约占陆地的三分之一。同时土壤沙漠化正在向许多国家蔓延，据统计世界沙漠化的速率是每年6万km2，相当于日本全国的耕地面积。这对于70%的干旱地区而言（全球陆地面积的25%）是一种潜在的威胁，值得引起足够重视。

我国沙漠戈壁面积约16亿亩（约1亿多hm2），几乎与农田面积相当。沙漠化必然导致荒漠化。同时，沙漠地带对全球气候变化也产生着巨大影响。荒漠化是当今全球最严重的环境与社会经济问题之一。我国是世界上荒漠化危害严重的国家之一，尤其是我国北方的沙漠化（沙质荒漠化）以其面积广大和发展迅速而引人关注。根据北方的自然环境背景、人类活动与社会经济特点及其相互作用，我国学者通过近二十年沙漠化研究的理论与实践，将沙漠化的概念总结为：沙漠化是在干旱、半干旱及部分半湿润地区由于人类不合理经济活动与自然资源环境不相协调所产生的以风沙活动为主要标志的土地退化。根据联合国环境规划署（UNEP）2000年一份题为《全球生态系统退化及其对人类生存的危险及威胁的评估》的报告，目前土地沙漠化对30%的人工灌溉土地、47%的雨水灌溉土地以及73%的牧场造成破坏。我国北方沙漠化的发生发展伴随着人类的文明历史，而且尤以近一个世纪以来的发展速度为最快。沙漠化过程使土壤的风蚀—风积作用加剧，破坏了土壤的理化性质，降低乃至丧失了土地生产潜力，并使自然环境趋于恶化，给国民经济造成了巨大损失，也严重影响了广大农牧区人民的生活水平和生存环境。

1994年12月，联合国第49届大会通过了115号决议，宣布从1995年起，每年6月17日为“世界防治荒漠化和干旱日”，呼吁各国政府重视土地沙化这一日益严重的全球性环境问题。1978年联合国环境规划署为了帮助有关国家制定防荒漠化计划，评估全球范围的荒漠化状况，开展专业培训，成立了防荒漠化行动中心。1992年6且3日至14日在巴西里约热内卢召开了有100多个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参加的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上，将防治荒漠化列为国际社会优先采取行动的领域。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以后，联合国通过一项新的决议，就防治荒漠化公约进行全球谈判。先后在内罗毕、日内瓦、纽约、巴黎召开过5次会议。第4次会议于1994年6月6日至18日在法国巴黎召开，6月17日通过了《联合国关于在发生严重干旱和（或）荒漠化的国家特别是在非洲防治荒漠化公约》。1994年10月，112个国家的代表汇聚巴黎，举行了公约签字仪式。同年12月，联合国大会通过49/115号决议，确定6月17日为“世界防治荒漠化和干旱日”。这个世界日意味着人类共同与荒漠化抗争的行动从此揭开了新的篇章。为了防治土地荒漠化，全世界正在迈出共同的步伐。

1996年6月17日是第2个世界防治荒漠化和干旱日，联合国防治沙漠化公约秘书处在日内瓦发表公报指出，当前世界荒漠化现象仍在加剧。全球现有12亿多人受到荒漠化的直接威胁，其中1.35亿人在短期内有失去土地的危险。据专家估计，全球荒漠化土地达3　600万km2。近二十年来，全世界荒漠化土地仍在继续扩大，荒漠化吞噬土地的面积相当于美国可耕地面积总和。公报说，荒漠化是严重的全球性环境问题之一。

根据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的调查，在非洲，与撒哈拉沙漠南部邻接的地区沙漠不断扩大，灾情恶化。到了20世纪80年代，干旱扩大到整个非洲，21个国家的3　500万人陷入粮食危机。在撒哈拉沙漠的南部，沙漠每年大约向外扩展150万hm2，平均每小时有170hm2的沙漠诞生。据推测，在过去50年中，有大约相当于日本国土面积1.7倍的6　500万hm2的耕地和牧场被沙漠吞噬。苏丹境内在1958年至1975年期间，撒哈拉沙漠向南扩展了90　100km，平均每天推进16m。50年代中期，苏丹首都喀土穆附近，还是一片葱绿的草原，20年后，草原向南后退了150km，被沙漠取而代之。60年代初，毛里塔尼亚国土面积的60%～70%为沙漠、半沙漠。到了80年代中期，这一比例竟上升到国土面积的98%，全国成了沙海。亚洲从巴基斯坦东部到西北地区的塔尔沙漠周围，南美洲智利北部的河塔卡马沙漠一带，以及阿根廷的拉里奥哈、圣路易斯、拉潘帕各州也发生严重的沙漠化现象。美国的亚利桑那州和新墨西州、前苏联的卡斯比海东岸的卡扎夫地区、澳大利亚中部等地，沙漠化也在不断扩展。据联合国环境署估计，相当于世界1/6人口约8.5亿人目前正遭受土地沙漠化的困扰。

4）生：全球生态系统退化

所有的生物有机体都会改造它们的生活环境，人类也不例外。随着人口数量的增长、科技力量的膨胀，这种改造的幅度和本质已经彻底地改变了。

（1）土地的转变

土地转变是令全球生物多样性丧失的主要原因，而且土地转变的作用范围超出了变化的土地的边界，其影响可延伸很远。土地转变可以直接影响当地的，甚至是整个区域内的气候。目前，人为的CO2释放总量中的约20%是因土地转变而产生的。更重要的是温室气体甲烷和氮氧化物的浓度也在日益增高，燃烧温室气体改变了陆地的化学活性，使CO浓度提高，把城市的光化学空气污染物带到遥远的非洲和南美洲热带地区。引起沉积物和营养物的径流量发生改变，使河流、湖泊、江口和珊瑚礁的生态系统发生重大改变。土地转变的重要性已为关心全球环境变化的研究学者们普遍认可。

（2）海洋

虽然人类对海洋生态系统的改变较之那些对陆地生态系统的改变更加难以量化，但是几种信息显示它们同样很重要。世界人口主要集中于沿海地区，约60%在距海岸100 km的范围内，海洋的生产性的沿海海域受到人类的强烈影响。介于陆地和海洋相互作用下的沿海湿地被大面积地改造。许多渔场捕猎的海产品集中于顶级食肉动物。杀害这些动物使海洋生态系统的比例失衡。并且，许多这样的渔场被证实是无法维持运营的，至少在目前我们的知识和控制水平下是如此。1995年，注册的渔场中有22%的渔场捕捞过度或者已经衰竭；44%以上的渔场已经到达了开采极限。渔场的捕捞结果并不受其捕捞目标的限制，全世界的商业海洋渔场每年丢弃27万t非捕捞目标的动物，其量相当于捕捞总量的1/3。此外，一些渔场使用拖网和捞网沿着海底拖动，严重破坏了海底生物的栖息地。

（3）生物地球化学循环的变更

①碳：相对于工业时代以前，大气CO2已经因人为因素而增长了近30%，并且在可以预见的将来还将继续增加。CO2的增加表现了人类在不断增强温室效应。气候研究组织的一致意见认为温室效应也许已经显著地影响了气候，并且还会在21世纪中引起气候的重大变化。

②水：改变水循环可以影响当地的气候。在雨水少的地区灌溉可以增加大气湿度，常常会增加降水和雷雨的频率。相反，从森林到农田或牧场的土地转变增加了日光反射，降低了地表的粗糙度。模拟试验显示这种变化会提高区域温度，减少区域降水。随着人口的增加，以及全球变化对水质和可用性的影响加剧，未来的全球用水引起的冲突将更加严峻。在国家面对的所有环境安全问题中，清洁水的足够供给将成为头等大事。

③氮：通过施肥和燃烧化石燃料，人类在有意和无意间固定了N2，严重地改变了全球的氮循环。工业固氮肥料量从1950年的每年1千万t增长到1990年的每年8千万t。改变氮循环会产生多种后果。在大气圈：（ⅰ）提高全球温室气体NO的浓度；（ⅱ）大幅增加活性氮气体的流量（全球NO和氨气的2/3或更多是人为释放的）；（ⅲ）造成酸雨和光化学烟雾，给全世界的城市和农田带来灾害。人类固定的氮也可以从农田、灌溉系统和氮饱和的陆地系统中转移到溪川、江河、地下水，导致大部分水体富营养化。

④其他循环：人类活动并不只是改变碳、水和氮循环。人类是大气中二氧化硫气体的主要来源；这些气体影响地区的空气质量、生物地球化学循环和气候。此外，开采和使用的磷以及其他金属超出了它们的自然流量；有些采集和使用的金属是剧毒的（包括铅、镉和水银）。无疑，人类是地球上最主要的生物地球化学力量。

（4）生物变化

人类大量地改变了生物资源（物种和基因特异的种群），并还在不断地增长。灭绝是一种自然过程。但是目前的基因多样性的、种群以及物种的消失速率远远超出了自然的速率。灭绝正在发生着，这是完全无法挽回的全球变化。同时，人类在全球运输物种，使地球上的生境趋于同化；而许多物种引入新的地区，会破坏当地自然的和人工的系统。最近的计算显示现在物种的灭绝速率大约是人类主宰地球之前的物种灭绝速率的100～1　000倍。而那些特别著名的类群的消失速率还要大。

25.1.2　地球面临的机遇

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国际生态学界特别是美国生态学界认为，生态学正在从传统生物生态学向人类可持续发展生态学拓展和升华，新世纪的生态学研究的重点将转移到生态系统和人类关系的可持续能力建设上，生态系统服务、人工生态设计、生态信息等领域已经或正在成为生态学研究前沿。1996年8月在美国生态学会81届年会上，前美国生态学会主席Judy L.Meyer作了题为：“Beyond Gloom and Doom：Ecology for the Future”（“走出黑暗，面向未来的生态学”）的报告。在报告中Meyer提出了当今生态学发展的五大方向：生态工程（Ecological Engineering）、生态经济（Ecological Economic）、生态设计（Ecological Design）、产业生态学（Industry Ecology）和环境伦理学（Environmental Ethics）。

今后50年至100年，世界人口将达到80亿～100亿，维持如此巨大的人口生存将变得越来越困难。随着人口数量的增长、科技力量的膨胀，这种改造的幅度和本质已经彻底地改变了。陆地表面的1/3～1/2已经因为人类的活动而改变。自工业革命开始以来，大气层中的二氧化碳含量已增长了近30%。大气中被人工固定的氮元素超过于其他所有自然陆地资源固定的总和。地表半数以上淡水资源被人类利用。地球表面没有一个生态系统可以免遭人类的深入影响。“人类生态系统”，如农业生态系统、牧业生态系统或城市生态系统等，现在正以或大或小的力量影响着整个地球。作为地球的一部分的人类如何面对由于自己的活动所带来的种种生态危机呢？如果不考虑对人类这些强大的、经常性的、支配性的影响的话，我们将无法正确理解大部分的地球生态系统的结构和功能。

2004年，一个由M.Palmer等20名著名生态学家组成的美国生态学会生态远景委员会完成的一个战略研究报告回答了这些问题：“我们未来的环境是由人类为主体的、人类有意或无意管理的生态系统所组成；一个可持续发展的未来将包括维持性、恢复性和创建性的综合生态系统；生态学注定会成为制定可持续发展规划与决策过程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了更好地开展生态学研究和有效地利用生态学知识，科学家、政府、企业界和公众必须在区域以至全球范围内结成前所未有的合作关系，形成一种新型的生态文化。”“长期以来，生态学家一直热衷于对原生生态系统的研究，新世纪的生态学研究将把重点转移到生态系统和人类关系的可持续能力建设上，未来的发展要求生态学家不仅仅是一流的研究人员，而且是决策制定过程中生态信息的提供者。”在这份报告中，生态学家们达成共识，即生态学能够也应该成为未来人类与自然生态系统共存的理论依据和行动指南。生态科学可利用其所掌握的有关自然系统的广泛知识去帮助人类更好地管理、恢复和创建生态系统，为拥挤不堪的地球村提供更多的生态服务。

25.2　中国的未来：效率与公平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区域发展战略各阶段的调整与完善，是以区域发展目标中的效率与公平关系的不断调整和协调为纽带，寻求正确处理发达与落后地区之间的关系。我国区域发展的经验与教训也表明，若一味强调公平或均衡，而忽视效率，也只能是低水平、贫穷基础上的公平或均衡。反之，若片面强调效率，而忽视公平与协调发展，则就会导致区域发展差距的不断拉大，进而破坏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和健康发展。鉴于效率与公平之间所有存在的对立统一关系，那么继续正确处理和协调好区域发展中的效率与公平二者的关系，仍将是未来我国区域发展战略的核心内容（王泽强，2009）。

25.2.1　经济效率与生态效率

1）梯度发展模式下经济效率的增进

结合中国特有的梯度经济发展模式，吕冰洋等（2010）分析了区域间经济效率提高的路径、源泉及影响因素，提出了下面的认识。

（1）与中国经济改革和转轨的进程相对应，经济效率提高的路径有三种：一是知识积累和企业内部治理结构改革带来的微观技术效率提高；二是政府支出的正外部性和外部治理环境改善带来的宏观经济运行效率提高；三是打破要素和产品的市场封锁，以及价格市场化改革等带来的资源配置效率提高。

（2）我国经济增长和经济改革展现出一种梯度发展模式，在区域经济发展的“极化效应”和“涓滴效应”影响下，区域经济发展和经济效率提高有明显的空间相关性。

（3）实证研究发现，对经济效率提高有积极影响的因素包括资本结构改善、政府生产性支出扩大、市场化改革、产品市场发育和非国有经济发展。抵制经济效率提高的因素包括投资率上升和对外开放度提高。而教育水平、要素市场发育对经济效率提高没有产生显著影响（吴人坚，2012认为这个结论值得讨论）。

从以上情况可见：为推动经济效率的提高，我们应在要素市场发育上做更多的努力，并且提高资本积累的质量，抵制过度投资。在扩大对外开放的同时，应注意到外资企业对内资企业负的外部效应。为缩小地区发展差距，应加快落后地区的市场化改革步伐。

2）我国分省区城市化效率研究

城市化水平是城市现代化的重要标志。我国城市化过程总体上还是与粗放型的增长密切相关，城市化活动中的高能耗、低效率、高投入、低产出始终是我国城市化水平提升过程中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城市化过程中效率问题的研究，已日益成为国内外研究的热点问题。

王家庭、赵亮（2010）运用数据包络分析方法（DEA）和Malmquist指数，结合2002年至2006年我国31省区的统计数据，分别从动态和静态两个角度对我国各省区的城市化效率作了较全面的分析，得到如下结论：

（1）在动态衡量中，我国大部分省区处于效率变动的无效状态，即城市化效率不断降低。与经济效率的变动比较，城市化效率的降低主要是技术变动的无效性造成的。

（2）在静态衡量中，我国整体城市化过程仍主要依靠投入要素的粗放型增加，呈现无效率的增长态势。各省区均兼有财政支出非集约、劳动力投入非集约、固定资产投入非集约和土地投入非集约的特性。

上述结论支持了目前我国提出“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实现集约化发展，构建节约型社会”发展规划的必要性。具体而言，当前应重点做好以下几方面工作：

一是建设节约型政府。

政府职责和功能不完善导致的政府机构重复、越位或紊乱而造成的浪费，公务中随意决策导致决策失误而造成的损失，显然比一张纸、一度电大得多。政府机关和事业单位奢侈恶习和浪费现象是由于我国财政预算编制太粗糙。加之预算执行透明度不高，导致大量利用资金分配权寻租的腐败行为。应该考虑对我国的预算管理制度进行彻底改革，将预算编制职能从财政部分离出来，建设节约型政府才会有实质性进展。

二是发展集约型产业，推进产业结构优化。

各地政府应加大科技创新的投入，坚持走依靠技术进步，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道路，不断优化产业结构。首先，着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努力掌握核心技术和关键技术，大力开发对经济、社会发展有重大带动作用的高新技术。其次，改造和提升传统产业，鼓励运用高新技术和先进适用技术改造提升制造业。再次，加快发展服务业特别是现代服务业（如金融、保险、物流、信息、咨询服务等）。

三是注重外资质量，优化外资结构。

严格审核进入各地区的外资项目。优化外资结构，充分发挥优质外资的正向溢出效应，不断促进资源集约效率的提高。在此过程中，政府可以充分发挥行政审批、财政补贴、税收优惠等政策的作用，来引导各城市走集约化发展的道路。

3）省域经济发展的环境成本效率评估

经济增长的资源环境代价过大是我国经济发展进程中面临的首要的突出问题。杨樱、马冯（2010）运用数据包络分析方法（DEA）对经济增长的环境成本效率进行测量，并进行横向与纵向对比，分析我国省域经济发展过程中环境成本效率的变化规律，并且研究环境成本效率与经济发展水平之间的关系。下面是他们对我国省域经济发展过程中的环境成本效率进行评估和分析的结果。

（1）省域经济发展的环境成本效率的纵向评价

根据1991年至2007年间各省环境成本效率的计算结果，总体上看，各个省份在时间序列上环境成本效率都是呈现上升趋势，但从具体过程看，大致可以归纳出如下三类变化趋势。

第一类，其环境成本效率是持续上升，几乎没有波动。具有代表性的有北京、吉林、黑龙江。第二类，其环境成本效率一开始持续上升，但一定时间后，保持稳定，并在一定水平上波动。这类省份（区）较多，典型的如福建、广西、河北等。第三类其环境成本效率变化过程呈较大波动性，典型的有海南、湖南、四川等，其中第二、三类特别值得研究。

（2）省域经济发展的环境成本效率横向比较

各省（区、市）历年的排名位置及变化特征大致可划分为如下几类：

第一类，其排名一直靠前，说明其环境成本效率持续较高。其典型如上海、天津、北京、广东等。第二类，其排名变化呈逐渐后靠趋势。其典型如青海、宁夏等。第三类，其排名变化呈持续向前趋势，如江苏、黑龙江等。第四及第五类，其排名变化呈正U形（先靠前又渐落后）或倒U形（先靠后又渐靠前）。前者如福建、江西等，后者如内蒙古、贵州。

（3）环境成本效率与经济发展水平的关系

相关分析的结论验证了环境成本效率与经济发展水平呈显著的中度正相关关系。我国省域经济发展过程中，随着人均GDP的增长，环境成本效率也在提高。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之所以出现这样的现象，可能有以下原因：一是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环境保护与治理的力度加大；二是我国政府重视环保与治理，因此在省域经济发展过程中，能将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相结合。所以从环境成本效率的角度看，我国没有出现西方国家传统工业化道路中出现的先污染后治理的路径（本节编者按，据前人从其他研究角度看，这个结论是值得讨论的）。但是也应看到，环境成本效率在地区之间有显著差异。中西部地区如今的经济发展水平和环境成本都处在较低水平，未来在发展经济建设的同时，应当正确认识经济发展与环境代价的关系，学习和借鉴东部地区在环保方面的成功经验和做法，促进经济发展的同时尽量减少环境的代价，保持经济与环境的协调发展。

4）环境保护投资效率问题

我国环境问题已成为制约我国经济社会持续发展的瓶颈。政府环保投资力度不断加强，投资总量逐年增加，但是投资治理效果与投资总量不成比例。总体上讲，我国环保投资效率低下。

从1972年全球人类环境会议召开后，我国对环境保护的投资总量逐年增加，环保投资额占同期GDP和固定资产投资的比例也呈波动上升趋势（见表25-1）。

表25-1　我国环境保护投资情况（1991—2007）

源自：杨竞萌、王立国，2010.

但是从1998年以来，我国每亿元GDP所产生工业固体废物产生量降幅不明显，而每亿元GDP所产生工业废气排放量却由1998年的1.43亿Nm3/亿元上升到2007年的1.55亿Nm3/亿元，由此可见，我国环保投资取得的治污效果相对于其自身的增长速度不成比例，环境保护投资效率总体偏低。

杨竞萌、王立国（2010）提出提高环保投资效率的政策建议：

（1）加强对环保资金使用的监管。有关部门不仅要对环保资金跟踪管理，而且对环保项目的投资要严格执行前期可行性论证和后期评价，严格合同管理，确保工程质量，降低工程造价。

（2）加强对企业污染治理设施运行的管理。一是要建立符合环保设施运行的监督管理制度；二是要加强环保部门对企业的监督检查工作力度；三是要按现代企业制度的要求，建立治污企业的运行机制。

（3）发挥经济手段在提升环保投资效率中的作用。①改革环保基础设施管理中价格与税收政策：改革排污收费制度，提高排污税收标准；对企业环保设备投资给予税收抵免、税前还贷、加速折旧等多种间接优惠政策。②调整环保投资投向结构：环保投资要实现以“末端治理”的全过程管理的转化。着重投资于清洁生产，促进企业在产品开发、原料选择、工艺设计、技术进步和生产管理等诸多环节，将工业污染消除在生产过程之前和之中。③加快环保产业发展：制定优惠政策，提高环保产品和环境工程的质量和技术水平，对性能先进、经济高效的环保产品和企业，在投资方面优先予以扶持，促进环保产业形成规模。④建立和发展国家环保基金：多方面筹集资金，并以信用形式分配和使用，从而在保证环保投资来源的同时，使污染治理由分散向集中控制转化，实现投资的规模经济，提高投资效率。⑤建立环境税收制度，全面实施有害环境的产品税或间接税。

（4）促进环保投资主体多元化，投资渠道和方式多样化。

（5）努力提高我国环保领域的技术水平。①重视研究开发适合我国经济发展水平的环境保护实用技术和设备；②培养环保高级专业技术人才；③加强对企业治污方案的评估和咨询服务。

（6）运用法律手段保障环境投资效率。

5）区域经济发展的生态效率差异

经济、资源和环境协调发展是当前有关研究的重要课题。基于生态效率理论，王波、方春红（2009）采用因子分析法，以2007年省际数据为样本，测算了各省域经济发展的生态效率值，重点比较中国区域间经济发展的生态效率差异，分析造成省际及三大经济带间产生其差异的原因，为发展循环经济，实现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目标提供参考。

（1）概念界定

生态效率，全称“经济生态效率”或“生态经济效率”，译自英文的Eco-efficiency，其中，eco-既是生态学ecology的词根，又是经济学economy的词根；efficiency有“效率，效益”的含义。两者组合则意味应兼顾生态和经济两方面的效率，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发展，促进企业、区域或国家的可持续发展（吕斌等，2006）。1992年，由世界可持续发展工商理事会首次将生态效率作为一种商业概念加以阐述，“生态效率是通过提供能满足人类需要和提高生活质量的竞争性定价商品与服务，同时使整个生命周期的环境影响和资源强度逐渐降到一个至少与区域的估计承载力一致的水平来实现，并同时达到环境与社会发展目标”，也有定义如下：生态效率＝产品或服务的价值/污染排放影响或物质消耗影响。根据定义又可将生态效率分为资源效率和环境效率。资源效率指获得该经济产出与投入资源量的比值，同理，环境效率（亦称污染排放效率）是指获得该经济产出与污染物排放量的比值。

（2）东、中、西部生态效率比较

从因子综合得分情况看，三大经济带内部省际情况较为相似，得分情况相对集中在某一个分值段，而带际差异很大。从表25-2可以看出，除个别省份外，整体东部生态效率得分范围远大于中、西部，平均水平更为突出，东部0.77，与中部-0.24相差1.01，与西部-0.57相差1.32。

表25-2　东、中、西部三大经济带经济生态效率分析

注：F为特征因子，如节能减排因子、水资源利用因子等。
源自：王波、方春红，2009.

6）结论与建议

生态效率是衡量经济发展与资源消耗、环境保护协调程度的综合性指标（郭莉等，2006），我国生态效率较高的省市主要是北京、天津、上海、江苏、山东、广东等东部沿海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省、市。东、中、西部梯度省际差异较大，主要表现在节能减排、水资源利用、基础经济三个特征因子方面，其中节能减排因子表现较为突出，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生态效率的高低，说明我国各区域发展经济的同时必须加大节能减排力度，从源头上控制污染，协调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实现资源环境生态安全。

东、中、西部三大经济带生态效率呈递减趋势，这主要与技术研究投入，经济生活水平造成的需求结构，各地区产业结构及国家政策导向有很大关系。如东部地区有较好的科研教育机构，有丰富的人力资源，有更高层次的需求结构，有优化的产业结构及有效的政策体系。为了缩小东、中、西部的生态效率差异，中、西部应该优化产业结构，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提高第三产业比重，调整工农业比重，在工业中降低过于依赖资源投入的制造业比重，提高科技含量较高的深加工比重（杨永华等，2007）。调整产业结构对于节能减排将起源头控制的效果，是协调经济增长与环保的重要措施。其次，应加大科研和技术服务力度，政府应从国家层面上全盘考虑，建立生态效率改善基金，对资金相对不足的省、市、自治区给予扶助投入，以保证中、西部节能减排工程项目的建设实施。中、西部自身也应加强与东部的科技合作，多层次开展循环经济推广工作。

25.2.2　社会公平与生态公平

1）公平与效率之争

我国社会保障的发展历程，因先后受到“一大二公”的平均主义和“经济中心”思想下“效率优先论”的影响，始终不能明确社会保障中公平与效率的地位。计划经济时代，农村的社会保障内容是以集体为单位开展的合作医疗，保障面窄，保障水平低。而城市所有正规就业者都能享受低工资、高福利待遇，形成了人群间的不公平和人群内的“公平”。改革开放后，经济建设成了压倒一切的头等大事，经济效益最大化就成了社保制度的核心标准，而忽略了其公平价值的追求。但是，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社会差距日益扩大，社会出现不和谐问题。近年来，人们开始反思“经济发展压倒一切”导向下产生的种种社会问题。开始重新审视社保制度所体现的公平价值观（申曙光等，2010）。

在价值取向方面，改革开放后，基于对计划经济时代的反思和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争取发展机遇，效率优先成为整个社会的共识，加上国家经济政策的重大调整，中国经济保持了30年的高速稳定增长。在这种宏观背景下，社会保障的价值取向也深受影响，福利的公平分配不再被否定，而是认为只能在效率优先的前提下兼顾。曾经被当做优越性的“社会主义不能饿死人”的口号成为贬义词，“社会保障不是免费午餐”一度成为时代的流行话语，整个改革进程出现了一种矫枉过正的效率取向。

在经济社会转型时期，当城镇工人遭遇下岗、失业需要帮助和数以千万计的退休者等着领取自己的养老金时，在乡村贫困问题依然存在而城市又出现新的贫困现象时，国家不可能置此于不顾。因此，从1998年中央政府强力推进“两个确保，三条保障线”开始，社会保障开始逐渐恢复社会公平的价值追求，制度建设中日益明显地体现出公平取向（郑功成，2009）。

2）收入不公的三大原因

周业安（2010）提出当大家都在赞美中国经济增长奇迹的时候，是否注意到，我们的经济发展仍有很多不公平现象？

解决收入不公平问题，首先需要搞清楚这种不公平的来源，大致可分以下三类：

（1）因政府管制本身带来的不公平

一是城乡收入差距，2008年城镇与农村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相差3.3倍；二是行业收入差距，2000年是2.6倍，2008年达到4.77倍。

（2）因权利不平等而产生的收入不平等

政府管制实际上带来权利的不平等，一些城市限定了农民工的就业范围，也就让农民工难以获得挣更多收入的机会，更重要的问题在于，即使让农民工和城市居民公平竞争，其背后也仍然是不公平的。因为城市居民拥有更好的受教育的权利，而要解决教育的不公平问题，应采取差别工资制度，允许农村和小城镇的教师享有更高的工资和福利，这样才能吸引优秀人才投身其中。

（3）因财产不平等而产生的收入不平等

现在收入不平等会导致富裕的家庭积累起大量的资产。而现在处于财富顶端的家庭，其财富水平会增加很快，财富存量的不平等会自动加剧以后的收入不平等。另外，这些家庭的后代拥有巨额财富，就拥有更多的教育和发展机会，结果通过代际传承，不平等会滚雪球般越滚越大。

因此，采取恰当的公共政策，来弱化这种财产不平等实在很急迫了。这些政策包括加大财产税征收力度，并把财产税发展成地方政府的主体税种，这样还可改变地方政府依赖土地收入、片面发展房地产的混乱局面。

3）分配正义是构建和谐社会的主要任务

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要坚持和完善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健全劳动、资本、技术、管理等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制度，实行公平正义的分配制度已经成为构建和谐社会的主要任务。

我国目前在初次分配和再分配两个层面上都存在制约分配公平性的制度缺陷，初次分配不光是造成收入差距现状的决定性因素；再分配制度缺陷则助长了不公平分配的程度，并且表现出局部弱化甚至反向作用的态势。

从分配行为本身的构成看，分配正义蕴含着分配尺度的经济合理性、分配程序的社会正当性、与分配结果目的性相统一的理性诉求。据此，我国的分配正义应认真思考以下几个问题：

（1）首要的问题是在现代社会思考分配正义问题，无法回避公共财政的正义性，这牵涉到政府职能转换以及公务开支透明化问题。

社会公正不仅仅为了在经济建设中促进生产力发展，而是要在社会建设中实现人的公平与正义的平等权利，特别是弱势群体的权利。与此相关，在中国实现分配公正所必需的程序正义与机会公平，还需超越封建等级观念和“官本位”意识，以达到“共建共享”的和谐成果。

（2）切实坚持和完善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政策并存的分配制度，特别要改变当前存在的劳动与资本等生产要素在分配过程中所占据的不合理比例关系。

从目前我国初次分配所存在的问题来看，随意扩大资本等生产要素在分配中的份额和比重，漠视劳动力产权的存在，已成为破坏劳动力价值补偿和增值统一，劳力所有权和人力资本所有权统一，按劳分配和按生产要素分配统一的主要障碍。

阿玛蒂亚·森所强调的政府通过公告财政转移支付的方式，诸如提供必要的基础教育、各种培训、必要的卫生保障，改善那些处于弱势群体的初始竞争能力，使初次分配更公正和有效率。

（3）我国税收与劳动在社会再分配中所形成的不合理状况亟须改善。在规范收入分配的秩序方面，需要对现行税收政策和制度作进一步的完善和改革，通过税收制度调节达到进一步维护低收入阶层利益，保障中等收入阶层利益，节制高收入阶层利益的作用（程伟礼，2010）。

4）我国收入分配的贫富差距

（1）基本特征（胡联合等，2005）

①个人收入贫富差距拉大

2000年以来，按国际通用的基尼系数的测量方法，我国城乡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基尼系数在0.46～0.47之间，超过了国际公认的中等水平程度（0.3～0.4），进入连续多年收入差距严重的国家行列。

②城乡差距

我国长期以来的二元结构体制，导致城乡差距十分突出。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与农村人均纯收入之比，相对差距从1978年的2.57倍扩大到2003年的3.23倍，如果考虑到城镇居民享受的各种福利，目前我国城乡居民实际收入比例已高达6∶1，居世界第一位。

③地区差距仍在扩大

以2000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最高的上海、北京与最低的山西、河南进行比较：1997年上海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为8　438元，是最低的山西可支配收入为4　989元的1.69倍，2000年这一比率上升为2.5倍。如果以人均GDP的地区差异看，我国东、中、西部人均GDP相对级差系数从1978年的0.2～0.3之间扩大到2002年的1.4～1.5之间，三个地区居民收入的差距拉大得相当明显，有继续发展的趋势。

（2）后果和解决方法

我国目前犯罪率有上升趋势，这是由于贫富差距不断扩大，导致一些人在摆脱贫困时选择了蔑视正常秩序的极端行为，破坏了社会安定。所以说，社会财富分配的不平等与社会的不稳定是相互联系的。

解决的方法如下：

①加大向上流动的机会

社会学研究证明，向上流动是社会稳定的“安全阀”，它可以提升人们的社会地位，使人们的生活水平有较大提高，就可以抵消由于差距拉大而产生的不满情绪。所以我国应在制度建设上，调整收入的不平等，加大对低收入群体的社会保障、社会福利、社会救济，缓解社会阶层之间的矛盾和冲突。

②对我国当前弱势群体的关注

2002年朱镕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第一次使用了“弱势群体”一词。这意味着中国政府开始正视并面对弱势群体的问题。

“弱势群体”概念是分析现代社会的经济利益分配和社会权利分配的不平等，以及社会结构不协调，不合理的概念。它是社会学、政治学、社会政策研究领域的一个核心概念。

我国学者孙立平认为“弱势”至少有三层含义：第一，他们的现实生活是处在很不利的状况中，就是其物质生活的贫困状态；第二，这个群体在市场竞争中处于弱势地位的原因多样，如社会的制度安排，个人身体、智力、性别、受教育程度等因素；第三，在社会的政治层面上，基本权利得不到保障，表现在表达和追求自己利益的能力上处于弱势地位。

我国在1978年以前，弱势群体主要指老弱病残人口，而当前由于情况变化，并且使用标准不同，其群体构成和人数差异很大。大体包括：

贫困的农民。由于政府对农村公共投入少，又因20世纪90年代以来粮食等农副产品价格持续下降，农民实际收入下降，依靠以种植业为生的农民成为弱势群体。他们生存需求的问题并没有得到全面解决，尤其在健康和医疗方面。

进入城市的农民工。他们是经济和社会双重因素造就的低层群体。从1978年至2000年间，大约有1.3亿人，后来每年新增不少于800万人。他们的作用很大，但却以一种不平等的身份进入城市。而在工作中，他们的基本权利经常得不到应有保障。工作环境差，时间长，待遇低，没有基本社会保障和权利，工资经常被拖欠。

城市中以下岗失业者为主体的贫困阶层。近年来，我国失业下岗问题日益严重，城镇人口失业率从2003年的10.99%上升到2005年的11.45%，超过7%的警戒线。他们的贫困状态与农民相比有不同的特征：第一，没有土地，当现金来源中断，生存问题突出，1999年有人对1　000名下岗职工调查，下岗前后个人收入平均下降61%。第二，城市生活费用高，没有弹性，历来由单位承担的社保费用，如住房、子女教育、部分医疗费和养老费，失业后由自己承担。第三，城市中贫富差别极为明显，对这一群体产生强烈刺激。

工人和农民阶层的相对社会和政治地位有明显下降，参与社会事务的程度大为降低，表达自己意见的渠道十分有限。他们在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中所占比例明显减少。工人代表在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在各级人大代表中占27%，到90年代末降至10%，农民代表从21%降至8%，可以说，这两个社会主要群体对社会的作用力越来越弱。

（3）弱势群体问题的解决

①确立社会的公正、公平和正义的价值理念。2005年温家宝总理在政府报告中强调：建设和谐社会，促进社会公正，这是社会发展的基本目标。只有建立公正、公平的社会秩序，才能真正切实地为弱势群体提供可持续发展的机会，提升他们的社会地位，提高生活水平，享有社会应给予他们的资源。

②社会保障制度建设。国家在“十一五”期间建设包括农村在内的社会医疗保障体系；建立广泛的包括农民工在内的失业保险；国家加大弱势群体的倾斜政策，全面免除农业税，增加粮食直补，免除国家扶贫开发重点县的农村义务教育贫困学生的书本费、杂费、补助寄宿学生生活费；继续增加城乡居民的收入，特别是中低收入群体的收入。

③建立政府与弱势群体的沟通渠道，使他们的利益要求能得到表述，真正了解他们的要求，维护他们的正当利益和基本权利（刘祖云，2006）。

5）调节收入分配，建设全球城市

当前，上海在率先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进程中，如何能解决好城乡居民收入分配和差距问题，对于促进上海经济社会的公平公正发展，建设和谐的全球城市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1）上海城乡居民收入分配存在主要问题及其后果

①政府、企业和居民三者间的宏观分配关系尚不合理，居民个人收入增长整体水平偏低，制约了消费率提升，影响了上海经济增长方式改变。

②目前上海城市高收入群体的收入增长明显快于低收入群体。2006年以来，这个趋势还在发展，农民增收机制尚未形成，影响上海城乡统筹发展。

③上海收入分配领域中秩序不规范，分配不公的问题依然突出（尤其是一些行政性垄断行业的高收入），影响了城市发展与社会和谐，正在产生“收入分配的不公平感”。

④财税调节作用尚未充分发挥，社会政策不健全，转移支付和公共服务能力有待进一步加强。

⑤激励创业和创新的分配政策措施不配套，导致自主创新和创业积极性不高。

⑥收入分配的监控机制尚不健全，收入分配秩序有待理顺。

（2）进一步促进上海的收入分配制度改革

①调整宏观收入分配关系，逐步提高劳动者报酬，建立职工收入稳定增产的机制。调整宏观国民收入分配关系，提高劳动者报酬在GDP中的比例。

②大力推行工资集体协商机制，积极发挥工会作用。

③加大公共教育、公共卫生的投入力度。通过建立完善的社会政策体系，促进包括外来流动人口在内的统一的和广泛覆盖的公共财政服务体系。

④加大对困难群众的帮困扶持，进一步消除城市贫困。根据居民生活水平及最低工资情况，规定不同情况职工的帮困标准，发挥政府在消除城市贫困方面的积极作用。

⑤以收入分配政策调整为抓手，通过收入激励并向创新倾斜，促进各级、各类科技和管理创新。

⑥对于创业人员进行收入分配倾斜，包括提供税收等优惠政策，促进上海从就业型分配制度向创业型分配制度转变。

⑦对收入分配实行监督和监管，消除一切不合理的收入来源以及由此产生的收入分配不公问题。

⑧推荐制度创新，促进收入流动，缓解收入差距的社会压力，进一步创造平等竞争的经济机会和社会机会（权衡，2010）。

6）关于生态公平的探讨

经典生态学中关于生态公平的问题讨论不多，而在现代生态学中，由于生态过程涉及人类、资源、环境等问题，所以生态公平逐步引起有关人士的注意。

（1）可持续发展的生态公平问题

由于生态学的发展，人类认识到生态公平是可持续发展思想形成的一个重要基础。朱启贵（1999）认为人是自然的一部分，人与自然是不可分割的整体，人必须与自然共同协调才能持续生存，共同繁荣；反对对自然的对立和暴力，承认自然界的价值和权利，不仅要关心人的福利，还要关心地球上千百万物种的福利。所以，可持续发展思想是对传统人和自然关系的再认识，它是人类走出人类中心主义思想，迈向新思想和新意识的里程碑。

为了当代人和后代人的利益，保护和利用环境及自然资源必须注重公正性。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1989）提出了持续发展不仅要求代际公正，而且要求代内公正，但是当代人对资源的过度使用和浪费，剥夺了子孙后代公平享有资源的权利。此外，在一个资源有限的世界上，一些国家和地区对资源的挥霍性浪费，限制了另一些国家和地区公平地享有资源的可能性（例如一些不发达国家对发达国家的资源和初级产品的输出）。

为了实现代际公正和代内公正，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建议人们通过国际公约和国际法来解决资源和环境问题。要求各国遵循这样一条关键原则：“每一个国家有责任不损害其他国家的人民健康和环境；对任何由跨国界污染引起的危害都应当承担责任并赔偿；所有有关各方享有获得补偿措施的平等权利。”

（2）关于生物种际正义

随着人类文明的不断发展和人类道德情怀的不断扩展，一些处理人类内部关系的道德原则被沿用到人与自然的关系之间，于是便有了生态伦理。易小明（2010）认为我们可以将处理人类内部关系的正义原则适用于人与自然的关系之间，也可以探讨人类与其他生命物种之间的种际正义。从价值论的角度讲，生态伦理观所达成的一种基本理念就是人与自然生态应当处于平等的地位；动物解放与权利论提倡动物与人的平等，生态中心论则从“生物圈平等”出发，把与人平等的主体由生物扩展至包括无机界的生态系统。

对于种际正义应当有一个基本的立场和态度，那就是既要关注人与自然的同一，也要关注二者的差异。易小明认为种际正义应该有以下几个重要视角：

①种际正义是一种尊重自然内部差异的伦理主张，它强调生物物种之间是有差异的，自然资源应进行相应的差异性配置，这是维护自然有序发展的前提；

②种际正义承认人是自然进化的高端产品，因而承认人与自然、生物占有资源之差异有一定的自然合理性；

③种际正义正视人类强大的生存能力。因此，在人与自然的冲突中，伦理主体只能是人类而不是物种，种际正义本质上是人类与其他物种相处时如何自我约束、自我规范的正义原则；

④种际正义是强调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伦理主张，它强调人与自然的生物共同性、生态共同性，所以它在考虑人类利益的同时，也考虑自然的利益，以求得人类与自然的和谐共处，共同发展。

（3）生态伦理观与可持续发展观

随着人类生存环境的恶化，关于自然价值与生态伦理的探讨成为中外生态哲学界研究的热点。生态伦理思想产生于20世纪二三十年代。到20世纪90年代，我国学界对此展开了热烈的探讨并形成两种不同的观点：一是生态伦理的价值主体是自然本身的非人类中心主义，二是人类而非其他（人类中心主义）。

张青兰（2010）认为以上两者之争涉及根本的价值取向问题。其对立的焦点是：一方面，自然有无独立的客体价值？它是否可以不与人发生关系而表现出来？要实现人与自然协调发展，是否必须肯定孤立的客体价值？另一方面，人的主体价值与自然的客体价值是否具有平等的地位？我们既要满足人类的合理需求以实现人类的主体价值，又不能以破坏和污染自然为代价来否认自然的客体价值，那么，人类的出路何在？

唯一可行的方法只能是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实施与贯彻。可持续发展观在强调人与自然和谐统一的基础上，更承认人和自然的保护作用，对“人类中心主义”和“非人类中心主义”采取了一种价值整合的态度。

一方面，可持续发展观汲取了生命中心论、生态中心论等“非人类中心主义”关于“自然具有独立的客体价值”的思想。有学者认为人类也是自然大家庭中的一员，人类无权利去占有与主宰自然，或者人类无占有与主宰自然的权利。

另一方面，可持续发展观在人与自然和谐统一整体价值观的基础上，承认“人类中心主义”关于人类所特有的“能动作用”，承认人的主体价值，承认人类在这个统一整体中占有的道德代理人和环境管理者的地位。这样，就避免了“非人类中心主义”在实践中所带来的困难，从而更具有适用性（刘湘溶等，1997）。

25.3　区域发展生态学的未来：整合与适应

区域发展生态学是当代生态学与社会、经济问题结合而产生的新兴学术领域，也是当前生态学进展的热点和前沿，有重要的发展前途。

研究区域发展生态学的未来需要重视“整合”与“适应”的理念及其在这门学科的应用。

25.3.1　“整合”的理念和应用

1）“整合”的理念

“整合”的最简单含义是“通过调整重新组合”（商务版《现代汉语新词语词典》，2005），也有人认为是“立足全局，进行协调整理”。

研究“整合”理念，需要应用系统理论原理，包括“老三论”（系统论、信息论、控制论）和“新三论”（耗散结构理论、协同论、突变论）。

（1）系统理论原理

系统论认为，系统是一个由一系列要素或子系统构成的相互联系、影响、作用的整体。作为一个整体，系统是有序的和有目标的。系统论的重要论断是，系统的整体功能大于各部分功能之和，这是系统整体性的基本体现。

控制论应用的是黑箱方法，通过系统的输入和输出进行调控，它的一个基本原理就是依据系统运行过程中输出的反馈信号，对系统的整体目标进行调节与控制（聂华林，2006）。

协同论是研究各类完全不同类型的系统内各子系统互为矛盾而又互为协调，共同促使系统整体具备新的有序状态所呈现的特点、规律的交叉科学。它侧重强调双方或几方在同一个时空里具有相同的地位，不可替代的作用和同心合力、相互联合的关系。德国理论物理学家赫尔曼·哈肯在20世纪60年代初在激光理论研究中发现：任何复杂系统既有独立运动，又有相互影响的整体运动。当系统内各子系统独立运动占主导地位时，系统呈现为无规则的无序运动；当各子系统相互协调，相互影响，整体运动占主导地位时，系统呈现为有规则的有序运动状态。哈肯把这种现象称为“系统协调作用”（桂慕文，2001）。

周纪纶（1991）认为系统认识论的层次序列概念，对于整体的系统来说，它都是相互作用的诸元素的集合，其特征不是由诸元素特征的累加来表示，而是由诸元素组合特征——新特征来体现。同时，某个系统的元素，又是下一个层次的系统，由其相互作用的诸元素所构成。因而，任一系统都是具有其特征的系统层次系列，各层次之间存在纵的结构形式和功能联结。如果说将整体只是分解为部分，以部分代替整体，无从真正认识系统本质的话，那么在对整体综合时，同样也必须对其下面层次元素系统有整体的了解。因而，全球研究依赖于对地区景观、地区景观依赖于生物群落、生物群落依赖于种群等等的系统层次序列纵向关系的认识。

宏观与微观的实际相结合。经济生态按层次存在着从微观到宏观的大量实际问题。宏观控制往往离不开微观的具体实际行动，长远利益必须与现实利益相结合和相适应。这就是大处着眼，小处着手，集腋成裘，聚沙成塔。

因而，随着人们对全球问题的宏观规律认识的拓展深化，必须要在新的起点上，对以下层次的经济生态关系提出新的任务和要求，另一方面社会面临的种种个别实际问题，也须在整体观念指导下，对个别具体问题，谋求尽快、完善地解决。

据此可以预料经济生态学的未来趋势，随着现代系统理论（包括耗散结构和协同学）的进展，社会价值观的改变，出现系统层次自下而上、自上而下的反复推移，在理论和方法上也会有不同层次的参差、波动式的前进。

（2）生态学的“整合”理念

E.P.Odum认为生态学是整合有关生物有机体、自然环境以及人类社会关系的系统科学，是研究个体和整体关系的系统科学，是科学与社会的桥梁。

马世骏认为生态学是研究有机体的生死过程、物质的生灭过程、事情的兴衰过程与环境关系的系统科学。他又认为“协同发展”不仅把生态经济系统内部各组成成分协调起来，而且是生态、经济、科学、教育、社会各个环节大协调，并提出“区域联合、协同发展”八个字作为处理更大范围的不同系统之间的关系。

王如松（2004）提出植根于中国传统天人关系的整体论认识，中国系统生态学研究始终贯穿一条“整体、协同、循环、自生”的生态控制论主线，其鲜明的整体论特征和服务社会的实用目的，既不同于西方经院式的理论生态研究，也不同于实验生态学的还原论分析。可以预料，随着我国国民经济的迅速发展，系统生态学必然会在城乡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系统生态学研究的目标在于揭示生命活动与环境关系的系统规律，探索生态关系整合与调控的系统方法，为解决人类社会重大的生存发展问题提供科学方法，为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决策提供战略咨询。

经典的生态系统定义特定的空间范畴、生物结构和物理实体为基础，集中注意其有形的物理量（物流、能流）和生物量（个体、种群、群落），而对无形的关系量（如信息、位势等）包括与系统外部环境的耦合关系却涉及很少，而后者正是生态学中最活跃、最本质的东西。生态学本质上是一门关系学，其特有的研究对象应当是其中生态关系的集合。

生态系统的自组织特征决定了系统生态学研究的重点不在于寻求外部的最优控制，而在于依靠生物的能动性去进行内部关系的自我调节。今天，人在生态系统中的作用已从外在的人变成内在的人。一切生态研究都要涉及人类的长远利益和系统发展的眼前利益的矛盾，涉及对多个相互冲突、不可调和的多元目标的协调。

随着现代科技的发展，作为地球上最聪明的物种的整体人的生物学素质日渐退化，人对自然的反映越来越迟钝。今天人们需要的是从个体生理智能向群体生态智能的整体进化，而非个体智能的机器智能的退化。生态智能的实质是生态整合，即按照生态控制论原理去辨识、学习和调控系统的结构、功能与过程。通过多学科、多层次、多专家的知识和经验交流使个体人变成群体人，自然人变成智能人，社会人变成生态人。

Spooner（1984）在总结MAB（人与生物圈）10年研究中方法论的功过时指出，不存在一种万能的综合方法，每一种方法都只能从某一侧面去辨识系统，都有它的局限性和优越性，但是它们不能被其他任何一种方法所代替。必须在自然科学家、社会科学家、规划人员、政治家、教育家和民主人士间进行对话，将各自的研究方法相互补充与融合，以逐步逼近对系统的真实认识。

（3）发展生态学的整合机制

胡聘（2000）认为，严格地讲，发展生态学是研究人、非人类生物与理化环境之间共同发展的经济相互作用机制及其建设、管理的生态方法和生态技术的一门学科分支。从广义上讲，它是研究在人、非人类生物与理化环境共同发展过程中，人类社会、经济、心理、行为、智力等以及非人类生物的产生和发展，理化环境的演化机制及其建设、管理的生态方法和技术的一门综合学科分支。

①传统经济学注重的是人类经济系统自身的（尤其是生产、消费和财富分配系统）发展演化机制与管理方法，它是在“自然或人类资源是局部稀缺或短缺的”以及“效用人类化（即效用及由其衍生的价值仅仅是针对人类而言）”这一前提条件下来考察人类经济活动的基本规律。

②发展经济学的侧重点也是对发展中人类经济内部的要素、结构与功能形成和演化的理解和认识之上，而把制约或推动这种形成和演化的另一个不可缺少的部分——自然当做外部条件，并假定它们的大多数要素是充足的或不会稀缺的（如空气、阳光等），仅少数是稀缺的（如水、矿产等）。在此假定下来研究不同尺度的人类经济单元（如企业、国家等）的发展或演化机制及其管理经济的方法与技术。它注意的也是人类经济系统的内部的结构和过程等问题。

③发展生态学以更宽、更广、更高和全面的视角来看待人类经济发展问题。

④发展生态学不仅强调人类经济系统本身不同层次上的发展单元（个体、企业、地方、地区、国家等）内部的组成、结构和功能的变化规律，更强调同人类发展单元密不可分或不可缺少的另一个部分——自然（环境和生物单元）之间在经济上的互存互生的整合机制。

⑤发展生态学不仅考虑资源的稀缺性，同时也考虑资源的冗余性，还考虑资源的互补、互替、互化性。

⑥发展生态学不仅考虑效用的人类（经济）化，也考虑效用的生物（经济）化和环境（经济）化。

⑦发展生态学将人类经济发展单元同环境和生物经济单元作为一个整体系统来考察，使其成为一个完整的生态经济系统，由这种完整性来决定其发展的可持续性。

预计21世纪发展生态学将会在以下9个层次来开展研究：①生态资本与生态资产理论；②生态效用与生态价值；③生态成本与生态效用的定价；④经济生态均衡分析；⑤生态福利与生态选择论；⑥经济生态记账体系；⑦生态决策分析与生态博弈论；⑧生态增长理论；⑨生态制度论。一个基本趋势是从传统经济学对“人欲胜天”研究转向发展生态学的“天人互用”研究。

（4）复合生态系统的“整体、协同”原理

可持续发展问题的实质是以人为主体的生命与其环境间相互关系的协调发展，包括物质代谢关系、能量转换关系及信息反馈关系等。这里的环境包括人的栖息劳作环境（包括地理环境、生态环境、建筑设施环境）、区域生态环境（包括原材料供给的源、产品和废弃物消纳的汇及缓冲调节的库）及文化环境（包括体制、组织、文化、技术等）。20世纪80年代初，马世骏、王如松等在总结了以整体、协同、循环、自生为核心的生态控制论原理的基础上，提出了复合生态系统的理论和时（届际、代际、世际）、空（地域、流域、区域）、量（各种物质、能量代谢过程）、构（产业、体制、景观）及序（竞争、共生与自生序）的生态关联及调控方法，指出人类社会是一类以人的行为为主导，自然环境为依托，资源流动为命脉，社会体制为经络的社会—经济—自然复合生态系统。

（5）生态经济系统的融合性和协调性

①融合性

生态系统与经济系统的耦合和相互作用必然要表现出一系列的特有现象。这些现象的集中，构成了生态经济系统的基本特征（融合性、有序性等），从而使生态经济系统在整体结构与功能，综合目标与效益等方面呈现特有的规律性。

传统的经济学在研究生产、交换、分配、消费过程以及价值等问题时，一般不涉及自然生态问题，或只是把自然界作为一般劳动对象和静止的自然资源来看待，只强调价值规律的作用，而忽视生态规律的作用。生态学在研究生命系统与环境系统的相互关系时，一般也不涉及经济问题，只有生态经济学和经济生态学才综合研究自然规律和经济规律的相互影响和相互作用，综合研究生态系统的能流、物流、信息流与经济系统的物流、能流、信息流、价值流之间的内在联系，并综合研究经济社会发展与维护生态平衡的关系等，从而制定既有利于经济发展又有利于生态平衡的，符合生态经济原理的战略、决策、政策和法令。这种生态系统与经济系统的内在有机结合，就体现生态经济系统具有高度的融合性特征。

生态经济系统的融合性还体现在生态经济系统的再生产是自然再生产、经济再生产和人类自身再生产这三个再生产过程的相互交织。

如前所述，在生态经济系统中不仅有自然力的投入，而且有人类劳动力的投入，是在人的主导作用下，由自然力和人类劳动相结合，共同创造使用价值的。而且，其产品参与和影响经济、社会、自然再生产的总循环过程。所以生态经济系统不仅包括自然再生产，而且包括经济再生产和人类自身再生产。生态经济再生产，就是这三个再生产的相互融合、交织的过程。

②协调性

生态经济学是研究生态经济系统各要素相互关系及其变化规律的科学，它的对象是一个多要素、多侧面、多层次的错综复杂的巨系统。在这个多维网络结构中，人类是系统的核心和主体，要对系统进行能动的调控（也就是调整和组合）。这种调控，就是利用社会经济发展计划、经济政策、行政干预以及科技措施和信息反馈等手段，围绕一定的社会经济和生态目标，对系统进行的重新设计、安排、布局和组织的活动。生态经济学研究就是要完成对各子系统及大系统的调控，以协调人类社会经济活动与自然生态发展的关系，协调人类生存和经济发展的眼前需要和长远需要，从而实现人类寻求总体目标的最优。

为了实现上述目标，生态经济学要求人们协调多方面的关系。这主要有：

①要协调社会、经济与技术之间的关系。

②要协调经济发展、技术进步与生态平衡之间的关系。

③要协调社会经济发展对资源的需求与生物圈资源供给能力之间的关系。

④要协调人类消费需求、经济发展需要与生态系统自我补偿能力之间的关系。

⑤要协调宏观生态经济与微观生态经济之间的关系。

⑥要协调生态经济战略与生态系统措施之间的关系等。

诸如此类的问题，既包含内在的统一性，又充满了矛盾冲突。因此，生态经济学的研究除了需要多种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和技术科学的共同研究、协调配合外，还需多种研究方法和手段的相互渗透、协调配合（程福祜、滕有正，1986）。

2）“整合”理念的应用

（1）区域一体化

区域一体化是缩小国内区域差距的空间模式，通过区域之间的经济活动和区域资源的共享和互动交流，实现发达区域对相对落后区域的带动和促进作用。区域一体化不仅是经济一体化，还要有生态一体化。它们之间的有机结合共同构成区域和谐发展，实现区域的可持续发展，这也是生态资源有限性的客观要求。从协调、全面、整体的角度看，区域一体化是区域之间在区域发展的进程中不同作用的相互影响，区域之间生态、经济和社会发展空间联系的扩大和加深。

区域是具有行政区域、经济区域和自然生态区域的多维复杂空间，美国田纳西河流域和德国鲁尔工业区的实例证明，生态区域可以实现经济振兴与开发和生态重建与开发，实现经济、社会、生态的聚合效益（杨筠，2007）。

①流域生态化区域开发——美国田纳西流域开发分析

田纳西河位于美国东南部，是密西西比河的二级支流，纳入综合治理和全面发展规划的有4万km2，地跨弗吉尼亚、田纳西等7个州。历史上该区域开发较早，大量移民无生态意识地开垦种植，滥伐林木，矿物开采，加剧污染，致使森林破坏，水土流失严重，暴雨成灾，洪水为患，人口外流，是美国最贫穷的地区之一，年人均收入仅100多美元，约为全国平均值的45%。一直到20世纪30年代，作为“罗斯福新政”的项目之一，田纳西流域进行了美国历史上大规模的流域开发。田纳西流域管理局于1933年通过美国国会制定的《田纳西流域管理局法》取得开发各项自然资源的任务和权力。通过几十年的努力，流域内森林覆盖率达到85%以上，洪水得到了有效控制，区域内有效地实现了生态效益和经济效益的双重收获。目前，田纳西流域开发被认为是落后地区开发的成功案例，也是区域整治的成功案例。

流域生态化区域发展政策是田纳西开发成功的法宝和关键，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生态化区域发展的理念：流域内所有的自然资源必须统一协调开发，不应只满足某些部门或社会集团的利益，而应寻求流域优势的充分全面发挥。因此，要求以田纳西河的全面治理与开发为核心，将流域内的水利、动能、土地、森林、矿产等自然资源，经济资源和人为资源置于一个统一的协调发展的战略规划之下，实施区域整体性，实施区域自然资源的保护性和开发性，这就是区域生态化发展理念的高度概括。

——生态产业成为流域经济增长点：在流域内区域产业的选择中，始终立足于资源保护和开发，形成生态产业的良性循环链条。生态产业主要体现为：（ⅰ）生态农业；（ⅱ）水资源的开发利用，包括水力发电的防洪；（ⅲ）生态旅游，整合区域内的野生生物资源、风景资源、水上游乐等；（ⅳ）林业：这是流域综合整治的重要组成，产值成效明显，保持水土、改善气候等生态效果突出；（ⅴ）航运产业。

——注意避让缩减区域开发所产生的生态负效应：流域开发中，由于农业扩大再生产、高耗能工业发展、化学农业适用、水电广泛开发，造成了生物物种减少、环境污染产生、水土流失和地力下降等问题。为此，采取了多种方法，如建立野生动物保护区，监测流域各水库水质，制定流域污染防治标准和发放排污许可证。20世纪90年代，实施“净水计划”，旨在为流域内社区和水生生物提供洁净的水资源。

作为一个系统，流域区域是一个相互制约、相互影响突出的区域，其生态功能的显现和需求应当优先于经济功能，只有在改善区域生态系统的基础上，发展水电、防洪、灌溉、运输、农业、工业、旅游等生态产业，才能实现综合经济效益的最大化。

我们现在的流域开发坚决不能停留在水电开发、矿产开采等低水平程度，以资源为代价换取短时间内的短暂的经济发展，破坏已经脆弱的生态环境。而必须合理配置流域内的各种生态资源，以生态产业为发展点，促成区域内生态效益、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最大化统一和协调。

②老工业基地生态化再开发——德国鲁尔工业区再开发分析

鲁尔工业区是欧洲最大的工业经济区域，面积4　430km2，人口540万。从19世纪中叶开始，凭借丰富的煤炭资源，离铁矿区域近，充沛的水源，便捷的水陆交通等优势，把煤、钢、机械制造等作为该区域的支柱产业，曾开创生产全德国80%的煤、钢产量的纪录，促进区域经济快速发展。但在20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该工业区步入衰落期，主要原因有两点：一是经济原因。由于鲁尔工业区煤炭开发成本高于同期的其他国家，而且煤炭需求量减少，煤开采量逐年下降，同时钢铁产量也开始收缩。二是生态原因。20世纪60年代的鲁尔工业区以严重的空气污染著称。德国前联邦总统勃兰特在1961年把鲁尔区的生态治理问题列为政治决策议题。事实证明这一超前性的生态区域发展决策为现在鲁尔区的持续发展发挥了关键的作用。目前，“鲁尔河上空蔚蓝色的天空”早已成为现实，大部分煤井已被关闭，过去的工场成为文化中心，煤、钢业人数都大幅度下降。替代产业主要是信息、物流、能源和环保技术、媒体、文化领域等生态特征突出的产业，从事第三产业人数占65%。几十年来与生态紧密连接的产业结构形成和区域发展政策调整的实践证明，生态要素在现代区域发展诸多要素中起着独特的作用，尤其对于老工业基地的再开发起到了越来越显现的作用。

客观而言，资源性的老工业基地随着资源减少而走向衰落具有必然性，但是，及时调整相应的区域发展政策，扬长避短，在原有优势的基础上进行产业调整，建立产业集群，形成产业竞争优势，才能使老工业基地尽快步出衰落期，达到整体协调、持续发展的期望目的。

·生态化的区位优势定位

在欧洲经济发展带中，鲁尔工业区居于正中心地带。该区目前显现出独特的生态化区位优势。

——产业优势的生态特征凸现：鲁尔工业区作为经济中心的能量释放引起内部经济结构或产业结构的调整、更新与置换，凸现新的生态化的区位优势。首先对煤、钢产业逐步大缩减，代之以高技术培养的教育、媒体、服务等生态化产业。从1961年第一所大学的成立到现在已成为欧洲大学密度最高的工业区，教育产业的培育得到了丰厚的回报。其次是对矿井、钢炉、厂房等开发生态恢复性建设，在这方面埃姆歇国际建筑博览会发挥了特殊的作用。它定位在生态要求的高点位，整合与生态相适应的产业，致力于把区域经济结构转化成为与环保产品兼容的生产方式，把生态作为未来经济发展的基础，形成该区具有生态特征的产业优势。

——技术优势生态特征突出：现代区域竞争优势的基础是区域创新能力，而它又集中于核心技术产业的开创性。在盖尔森基兴的钢铁厂旧址，结合当地原有的工业技术开发公司的人才资源，成立了一个具有生态环保特色的科学园区，从事研究开发环保产业的新技术，如太阳能开发、废物处理、节能产品的开发、管理技术等，这为区域的持续竞争力奠定基础。

——区域布局的生态化优势：其主题是“在公园中就业”，这为吸引多种生产要素的集聚奠定了基础环境，各参与城市和区域内各个工作圈紧密配合，承建穿越不同行政地界的“绿色走廊”，经过近年来的生态化改造，如今被看做是工业区生态重建的象征。

——交通网络的生态化优势：该区的产业繁荣要求一个作用广泛、高效运作的水路、公路、有轨交通等配套设施，并强调其中的生态化标准，多年来促进了许多新领域的发展。

·生态化区域发展的理念拓展

不可否认，在该生态化区域发展进程中，仍然存在诸多问题，尤其是财政支持、失业等问题的困扰。然而，该区域发展的客观事实证明，生态化区域经济政策将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这是正在寻求经济与生态发展切合点的中国需要深思和借鉴的课题。

现在，鲁尔工业区生态化的区域经济发展政策已经拓展到了各项制度计划和运作之中。

——每一季度的区域形势分析、市场分析和经济促进分析中，都会有生态化的指标数据分析，尤其是每个绿化带的支柱发展产业，必须突出和符合该小区的各项生态指标。

——在公园中就业等生态化理念贯穿于多行业和部门，政府出台相应政策，鼓励修建生态型建筑。在科学园区的企业主被要求所有的建筑都应当开发具有环保概念的建材和工作方法，德国政府为了转换国内能源技术的体制，特别规定每一项建设的建筑物5%的电力都要来源于太阳能。

——2002年北威州议会设立“北威州城市未来”调查委员会，其工作任务是：现状，城市未来的经济结构，生态经济和区域经济发展及前景，城市的供给功能。

——积极与联邦配合，通过法律手段确保生态化区域政策的实施。在德国的经济行政法中规定，防止增加环境负担，使生态基础尽可能长期得到保护。同时，在制定经济政策时，把环境作为短缺物品来理解，对其利用附以能说明实际造成的费用的一种价格，从而归化到各个经济预算中。采取一些措施，如根据有害物质的含量确定其税款的高低，有责任者承担环境污染增加的费用，确保生态化的区域经济政策得到更加具有国家强制力的贯彻和持续性的实施（杨筠，2007）。

（2）城乡生态、经济、社会一体化

人口、资源、环境与经济的持续协调发展是当前的热门话题，目前，城市化和农村城镇化已被认为具有多维的特征。国内外对城市化维度的研究正在不断演化，从单纯的人口或经济过程逐步考虑人口、社会、环境的整体发展；从片面重视其一维度到逐步重视城市化进程中的整体性和综合性。同时，这些研究逐步形成如下共识：城市化不仅是城区的人口密集过程，不能仅注意农村城镇化，而应在城乡整体区域内实现一体化发展。吴人坚（2002）认为，应将城乡区域作为功能整体和“社会—经济—生态”复合系统来推进城乡一体化。另外，还应将城乡人口结构变动、经济产业布局、城乡空间布局和生态环境建设作为一体化的整体加以考虑，并提出“城乡生态、经济、社会一体化”的概念和开展城乡生态经济综合规划的设想。

①城乡生态、经济、社会一体化的概念

A.城乡生态、经济、社会一体化，包括城乡人口合理分布，经济产业合理布局，城乡空间的融合，城乡社会保障的衔接和城乡生态环境整合等综合性内容。

B.城乡生态、经济、社会一体化发展，要用新的生态经济发展观改造传统的城乡发展观，改造传统的城乡运行方式；促进农业现代化和生态农业发展；促进城乡工业经济重组以及城乡人力资源的转移、开发和利用。

C.在传统的城乡二元壁垒下，经济社会的整体运行方式难以和生态保护、环境建设结合，形成可持续的发展方式。

D.创造城乡生态、经济、社会一体化，根本是要充分利用政府、市场和社会的综合手段，形成经济、生态、社会协调发展的多赢局面。

E.进行城乡生态、经济、社会复杂巨系统的分析，评价和综合规划是实现一体化的重要手段。

②城乡生态经济综合规划的内容

城乡生态经济综合规划既应与城市总体规划、城市环境规划、乡村发展规划有联系，又不要和它们重复，主要包括以下内容：

A.对城区、郊区和有关的乡村地区的经济、社会、生态环境的结构、规模、运行状况进行系统分析与评价，着重分析城乡之间的经济、社会、生态环境三者之间的协调度。

B.将以上协调度经过分析后，反馈给相对应的系统，并针对协调因果的实现从政策和管理等层面提出调控对策，并将这些对策予以量化，形成规划或计划。

C.城乡生态经济综合规划是从微观的各个子系统分析开始，达到对城乡复合系统总体的宏观分析评价。而其规划内容也可分为宏观和微观两个方面，但其基本框架主要是在分析评价城乡经济、社会、生态环境相互关系的基础上，确定它们发展的规模，这样可以使城乡建设达到有序运行，并且能够达到多赢的局面。

③城乡生态经济综合规划的方法

A.系统分析搜集必要而足够的信息，用各种手段分析对象系统的结构和功能，明确系统特性，取得系统内外有关信息并考虑到各种约束条件，根据评价准则对分析结果进行评价，以得到若干较为满意的解。

B.系统综合。充分研究系统分析结果，根据特定解和评价结果，把系统的组成和行为方式作为系统组合起来，拟定系统的规范。此时拟定多个系统规范作为供选方案（作为规划的基础），对它们进行综合评价并作最优选定（吴人坚，2002）。

④苏州城乡一体化改革发展的探索

苏州市人口密度较高，环境压力较大，土地资源紧缺，迫切需要通过综合配套改革合理配置资源，转变发展方式，破除瓶颈制约，实现新的跨越。在“十一五”中期全面启动了以破解城乡二元结构为核心的城乡一体化发展综合配套改革。

A.减少农民、致富农民，建立城乡居民共同富裕的机制

——促进农村居民市民化。鼓励农民将集体资产所有权、土地承包经营权、宅基地及住房转换成股份合作社股权、城镇保障和住房，促使农民进城、进镇。2009年有5万多户17万农民通过“三置换”实现身份转变。

——促进农民增收长效化。农村新型合作经济组织的发展，促进了农村资源资产化、资本股份化（从2001年至2010年相继成立各类合作社2　935家，持股农户占总数92%），创新了“苏南模式”共同富裕之路。2009年苏州农民人均纯收入达1.3万元，连续7年实现两位数增长，城乡居民收入保持在2∶1的较小差距，农民财产投资性收入比重提高到33.2%。

——促进公共服务均等化。注重建立城乡统一的社会保障制度，促进农村居民与城市居民待遇接轨。到2010年6月底，农村劳力参加养老保险覆盖率达到98.5%，农村基本医疗保险参保率达97%以上，年人均筹资标准400元；农村低保已达到400元；农村低保已达应保尽保。昆山、吴江等一些地方已实现城乡低保标准并轨，苏州被确认为全国首个“统筹城乡社会保障典型示范区”。

B.做优农村、做美农村，建立城乡社会和谐发展的机制

——改革管理体制。一是调整优化镇（街道）行政区划。二是创新探索在跨越镇村区划的现代农业园实行“区镇合一”行政管理体制。三是建立开展扩权强镇工作，经济发达镇（2009年来每个镇财政总收入达5亿元至10亿元的有66个）试点创新管理、强化公共服务十分必要。

——对接城乡规划。建立和完善城乡一体的规划体系，促进城镇规划、土地利用规划、产业规划、生态建设规划“四规”有机融合，优化城镇、工业、农业、居住、生态、水系等布局，积极推进农民居住的社区集中，工业企业向园区集中，农业用地向规模经营集中。目前已形成“城市规划—镇规划—村庄规划”全覆盖的城乡规划体系。

——完善基础设施。促进交通、水利、电力、电信、环保等重大基础设施向农村延伸。城乡公交一体化覆盖率达89%；50%村实现生活污水集中处理；全市88%的村建有“八位一体”的功能配套的社区服务中心，提供就业社保、商务超市、综治警务等服务。

C.提升农业、扶持农业，建立城乡产业融合发展的机制

——推动三次产业协调发展。深入推进农业向二、三产业拓展延伸、整合发展，提升农产品附加值，到2009年底，全市年销售收入超500万元规模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共有207家。

——深化农村金融体制改革。支持农业现代化、产业化和城乡一体化。基本形成完善的农业担保体系，农业担保累计金额达55亿元，居全国同类第一。

——建立农村生态补偿机制。创新体制、机制，通过财政转移支付等方式，以规模经营粮油作物的基本农田、水源地、生态湿地、生态公益林为重点，建立农村生态补偿机制，加大补偿力度。

2010年出台的国家《长江三角洲地区区域规划》已正式提出“建设苏州城乡一体化发展示范区”，“十二五”期间将是形成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新格局的重要时期。苏州在推进城乡规划有机融合、提升新型城镇发展水平、绿化改革土地使用制度等方面进一步探索和实践，力争取得新的突破，推动并促进区域和城乡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李湛，2011）。

25.3.2　“适应”的理念与应用

1）“适应”的理念

“适应”的简单含义是：生物在生存竞争中适合环境条件而形成一定性状的现象。它是自然选择的结果（《辞海》，第六版）。生物与环境的关系，集中地体现在环境对生物的生态作用，生物对环境的生态适应以及生物对环境的改造作用几方面。环境的变化必然影响生活于其中的生物，在一定范围内，生物适应环境的变化而在形态结构、生理生化和信息、行为等方面反映出来，这就是生物的生态适应。但是，生物的这种适应范围是有限度的，环境变化超过了一定限度，就会影响生物的正常生活，甚至导致其死亡（王如松、周鸿，2004）。适应具有许多不同的意义，但主要是指生物对其环境压力的调整过程。首先应了解基因型适应和表（现）型适应的区别。基因型适应的调整是可遗传的，因此是发生在进化过程中；表型适应则发生在生物个体身上，具备非遗传的基础。适应包括：①进化适应，物种通过漫长的过程，调整遗传成分以适合于改变的环境条件；②生理适应，生物个体通过生理过程的调整以适合于气候条件、食物质量等环境条件的改变；③感觉适应；④通过学习的适应，动物通过学习以适合于多种多样的环境改变。适应还可以使生物对生态因子的耐受范围发生改变，自然环境的多种生态因子是相互联系和影响的。因此，生物对其特定生活环境的一组生态因子的适应也必定存在相互的关联性，这一组相互关联的适应就称为适应组合。例如，干旱和炎热是沙漠的特性，沙漠生物对环境的适应表现为热量调节和水分平衡两个方面的组合。

应该强调的是，无论生物通过哪一种适应方式来调整和扩大它们对生态因子的耐受范围，或生存在更多的复杂环境当中，都不能永远逃脱生态因子的限制（李振基，2000）。

林文雄（2007）认为物种是生物对环境异质性长期适应的结果，是自然界一个基本进化单位和功能单位。物种由个体组成，个体在一定的环境生存有一定的适合度。适合度是个体产生能存活后代，并能对未来世代有贡献能力的指标。环境是不断变化的，一个种群要适应环境而存活，其个体的适应性和适合度也在不断地变化。适应环境能力强的变异个体存活下来，即通过自然选择，适者生存。

生物在特定环境中通过对生态因子适应而存活。适应是生物有机体所具有的有助于生存和生殖的任何可遗传特征，是自然选择作用于可遗传适合度的结果，长期的适应使生物在环境中占据特定的位置并对每个生态因子有一定的适应范围。生物完成其正常周期所表现的对特定生态因子的综合适应位置称为生态位，生物对每个生态因子的耐受范围称为生态幅。根据生物某一生态因子的生态幅不同分为广适性和狭适性生物。

物种在对环境适应的过程中发生性状的改变，其形式有趋同适应和趋异适应。趋同适应是指不同种类的生物，长期生活在相同或相似的环境条件下，通过变异、选择和适应，表现出性状相似的现象。蝙蝠与鸟类、鲸与鱼类（前两种都是哺乳动物）等是动物趋同适应的典型例子。趋异适应是指亲缘关系相近的同种生物，长期生活在不同的环境条件下，表现出性状不相似性的现象。

陈蓉霞（2002）提出在自然界存在严酷的生存斗争。一株植物年产1　000颗种子，而平均仅有1颗种子可以长成。能获胜的个体要具备更多的优势，这种优势的积累就是生物界中触目皆是的适应性状的出现，例如非洲人有卷曲的头发，那是因为在烈日当头的赤道地区，卷曲蓬松的头发更有利于隔热。

一种科学的理论应阐明造成千差万别的适应性状背后的机制是什么？达尔文在对生物界作仔细观察后，得出以下结论：相对于自然界能提供的资源而言，所有生物的繁殖却是过度的，例如可供植物种子萌发的能量、土壤等都是有限的。一颗种子能成长生存，必须具备比其他个体更多的有利性状。他还观察到另一个重要现象，这就是变异。每一种生物所生的子代，相互之间以及与亲代之间，多少总有某些差异。这种差异必须是可遗传的。其次，差异的出现相对于特定的功能来说是不定的、随机的。比如说，当雏鸟在蛋壳中破壳而出时，必须有坚硬的喙尖。新生个体的喙尖也许有强有弱，而弱的个体更易死于壳中，也有可能是卵壳较硬而不易破。

达尔文把生存斗争中保存有利性状，淘汰不利性状的过程称为自然选择，这个概念是进化理论的核心，它阐明了生物进化中适应性状产生的机制。同时，它也是生态学中的核心思想，因为它概括了生物体与环境关系的实质。严酷的选择带来了适应，正是借助于形形色色的适应性状，生物体得以适应各自不同的环境，这才有水中游动的鱼群、空中飞翔的鸟儿、地上行走的兽类等，这一切与神的设计无关，它们背后有一双看不见的手在操纵，这就是自然选择。

2）适应理论的应用

（1）在社会学中，“适应”一词是从生物学借用过来的，它并不严格地用于表明一种体系适应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的方式。这种社会体系可以是像家庭这样的群体，也可以是像一个组织这样的较大群体。结构功能主义认为，这种适应性体系是为了解决生存所提出的功能问题而设计出来的必要结构之一。在任何完整的社会体系中，这个问题是通过经济和技术的安排来解决的。

“适应文化”是指能代表一个社会对其物质环境的适应，并使社会能生存下去的文化方面，即文化特质和文化丛。按此设想，适应文化可包括农业和制造业的方法、技术知识、调节经济组织的规范等。此外，也可指那些代表非物质文化向物质文化的调整，尤其是调整社会生活和习俗生活的价值标准和规范的文化特征和文化丛。例如，由于汽车的发明和推广而有所发展的社会角色的规范、价值和模式，形成了适应文化的一部分（《社会科学新辞典》，1988）。

（2）社会力的发展要和自然力相适应。王如松（2004）提出复合生态系统的动力学机制来源于自然力和社会力两种作用力，自然力的源泉是各种形式的太阳能，它们流经系统的结果导致各种物理、化学、生物过程和自然变迁。社会力的源泉有三：一是经济杠杆——资金；二是社会杠杆——权力；三是文化杠杆——精神。资金刺激竞争，权力诱导共生，而精神孕育自然，三者相辅相成构成社会系统的原动力。自然力和社会力的耦合导致不同层次复合生态系统特殊的运动规律。

能量是地球上一切地质、地理、水文、气候乃至生命过程的基础，生态系统在其形成、发育、代谢、生产、消费及还原过程中，始终伴随着能量的流动与转化。

货币是复合生态系统中一种奇妙的组合力，它是商品社会的产物。在自给自足的农业社会里，人们以土地为本，食物生产为纲，人与自然关系密切，货币的能动作用有限。工业革命以来的商品社会逐渐将人与自然分离，货币成为测度商品生产、消费效果及与全球性资产流通、支付和贮藏的手段。货币是调节复合生态系统生产、生活、生态功能的重要手段，怎样改革和完善一种包括劳动价值、生态价值及社会价值在内的价值体系，使其成为诱导全社会实现持续发展的积极动力，是当今生态经济学家所致力求索的重要目标。

权力是维持复合生态系统组合及功能有序度的必要工具。它通过组织管理、规章制度、政策计划及法律条令等形式体现领导和群众的意志及系统的整体利益。权力的正确导向将导致生态关系的和谐及社会的发达昌盛。权力的滥用将导致系统的生态经济灾难甚至毁灭。权力的运作一般是通过管理及阈值控制法来实现的。传统的权力一般只限于政治、军事、家庭等涉及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社会权力，而复合生态系统权力还包括处理人与自然关系的生态权力。

同权力相反，精神是通过自觉的内在行为而不是外在的强制手段去诱导系统的自组织、自调节的共生协和力，推动系统的持续发展。人的精神一般通过伦理道德和宗教信仰两种方式的诱导，涉及人的自然、功利、道德、信仰和觉悟五种境界的不同耦合方式。20世纪70年代以来，国际上文化生态学、伦理生态学、精神生态学等方兴未艾，其核心就是要倡导一种天人合一的世界观，增强人的生态责任感，诱导一种生态合理的生产观、消费观及环境共生观。

能源、资金、权法、精神的合理耦合和系统搭配是复合生态系统持续演替的关键，偏废其中任一方面都可能导致灾难性的恶果。当然，这种灾难性的突变本身也是复合生态系统反馈调节机制的一种，其结果必然促进人更明智地理解自己的系统，调整管理策略，但其代价较大。

吴人坚（2011）认为王如松关于复合生态系统的动力学机制来源于自然力和社会力两种作用力的论断，还可应用于阐明区域发展生态学中讨论的社会力的发展必须与自然力相互适应的问题。

以下还是以前面提出的美国田纳西流域开发、德国鲁尔工业区再开发和中国苏州城乡一体化改革发展三个实例来说明。

在田纳西流域开发经验中首先强调流域内有的自然资源必须统一协调开发，不应只满足某些部门或社会集团的利益，而应有利于流域优势的充分全面发挥。这说明了在流域开发中，自然力（而且需要全面发挥）是复合生态系统社会发展的基础。他们又强调，流域区域是一个相互制约、相互影响特别突出的区域，其生态功能的显现和需求应当优先于经济功能。只有在改善区域生态系统的基础上，发展水电、防洪、工农、旅游等生态产业，才能实现综合经济效率的最大化。有关作者指出流域开发坚决不能停留在水电开发、矿产开采等低水平程度，以资源为代价换取短暂的经济发展，而必须与合理配置流域内各种生态资源相适应，以生态产业为发展点，促使区域内生态效益、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最大化统一和协调。

鲁尔工业区再开发的经验与田纳西开发的经验有以下相似点：都有充沛的水资源（鲁尔还有煤炭资源）；有作为权力象征的美国罗斯福新政、国会制度的《田纳西流域管理分法》，德国则有联邦总理把鲁尔区的生态治理作为政治决策议题；两地区都把生态作为产业调整的重要定位。不同点在于德国更重视生态化理念的拓展和法律、教育等社会力的运用。他们的每一季度的区域形势分析中都会有生态化指标数据分析；将在公园中就业生态化理念贯穿于多行业和部门；积极与联邦配合，通过法律手段确保生态化区域政策和实施；从1961年第一所大学的成立到现在鲁尔区已成为欧洲大学密度最高的工业区。

苏州的经验与国外的相似之处在于，国家出台《长江三角洲地区区域规划》中提出建设苏州城乡一体化发展示范区，建立和完善城乡一体的规划体系，促进有关规划有机融合，推动三次产业协调发展，完善基础设施等。由于国家和命题的不同，与国外有关两地的不同点在于：强调建立城乡居民共同富裕、社会和谐发展和产业融合发展的机制，而其主要经验还是社会力的发展要与自然力相适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