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为什么希望降低个人所得税起征点

第九章　税制改革与扩大内需

分析税收变动对劳动、储蓄或投资收益率的影响，远比关注税收变化对可支配收入货币量的影响更为重要。通过降低对劳动报酬、利率或股息征收的税率，我们可以增进储蓄、投资和经济增长。

史蒂芬·恩廷

第一节　税制改革也能扩大内需吗

凯恩斯指出，由于流动性偏好，每一个人都不会把自己所赚的所有的钱都花掉，而会选择持有一部分现金，来满足他的交易动机、谨慎动机和投机动机。这必然会导致整个社会上每一个人的所得要大于他真实的消费数量，因此，这才导致了整个资本主义社会的有效需求不足，引发了经济危机。

由于每一个人都不会把自己的收入全都花掉，而只会花掉其中的一部分，这才引起了社会需求小于社会供给，也就是居民消费和居民投资之和其实是小于他们的真实收入的，二者之间的差额其实就表现在居民手上所持有的现金。如果政府可以想办法增加居民的真实收入，那么随着居民收入的增加，消费与投资必然也会随之增加，即使他仍然会选择持有一定的现金，他的消费与投资也许仍然能够等于甚至超过他以前的收入水平，这不是也能够解决社会有效需求不足的问题吗。

在凯恩斯的理论体系中，他更多的是从增加消费和增加投资两个方面来考虑增加社会需求的途径，因此政府的公共采购与公共投资是凯恩斯最为推崇的政策手段。但是在凯恩斯之后，一个凯恩斯主义的死敌却帮助凯恩斯从增加居民收入的角度提出了增加内需的政策建议，而这些反对凯恩斯的理论，最终却被凯恩斯的继承者也纳入到新凯恩斯主义的政策体系。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尽管最早提出这些政策的人并不是凯恩斯本人，也不是凯恩斯的弟子，但是这些理论的思想源泉却仍然是凯恩斯的三大心理规律，这些理论的政策建议也没有脱离凯恩斯的财政政策措施的范畴。我们甚至可以说，一些非凯恩斯主义的学者帮助凯恩斯主义最终完善了凯恩斯的理论体系，也丰富了凯恩斯的政策建议。而这个所谓的凯恩斯的敌人就是西方经济发展史上著名的供给学派。

凯恩斯思想在二战结束后一直在西方经济思想领域处于主导地位，他的继承者完全主导了战后最初30年内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政策决策。然而，随着上世纪70年代滞胀的出现，凯恩斯思想开始遭受广泛的质疑，一些新的经济思想开始通过批判凯恩斯理论逐渐登上历史的舞台，他们取代一度主导西方国家经济政策的凯恩斯主义，赢得一些国家领导人的信赖，从而得以将自己的思想应用于很多国家的政策选择之中。

1980年罗纳德·里根成功当选美国总统之后，就全盘接受了供给学派的理论，很快就在全美范围内推行了大规模的减税运动。这里所说的供给学派，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在西方非常流行的一个经济学学派，这个学派的经济学家从思想上重新回归了新古典学派的“萨伊定律”，而把这条已经被凯恩斯批评得体无完肤的经济理论视为自己的理论基础。在“供给会自然而然的创造需求”的基本思想指导下，坚决反对凯恩斯的国家干预理论，信奉自由竞争思想。然而，他们的政策主张却并不是像传统的经济自由主义那样坚持绝对的自由放任，而是鼓吹通过降低税收来刺激经济增长，抑制通货膨胀。

在供给学派的鼓吹下，里根总统自1981年10月开始，在全美范围推行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减税运动，仅仅33个月内，里根总统就把美国的个人所得税的税率降低了23%，其中包括利息、红利在内的非劳动收入的最高税率从70%降为20%，资本收益税税率也从28%降为20%。同时，为了鼓励企业的固定资产投资，他还宣布缩短固定资产折旧年限，执行加速折旧来减轻企业税负，并对企业的投资行为给予一定的纳税优惠，同时还针对一些小企业降低利润税税率，以此来减轻它们的税收负担，给它们更大的利润空间。

里根总统之所以选择减税，是相信了供给学派所说的话，减税不但可以刺激社会消费，而且税率下降反而会刺激劳动者更加辛勤的劳动，创造出更大的社会供给，能够促使政府的财政收入得到增长。大家想一下，作为美国总统，里根要是能够推出一项政策让所有的美国人都能够增加收入，那么全体美国人还不都说他好啊。与此同时，他们政府的收入不但不会减少，反而会继续增加，那么显然所有的政府官员又都会说他好了，他只是推出了一项政策，却能够赢得社会各界人士的共同赞扬，这样的好事到哪里去找啊。

然而里根还是太幼稚了，他没想到经济理论与经济事实其实并不是同一件事。与供给学派的设想相反，降低税率并没能增加里根政府的税收收入，根本没有能够实现开源的预定目标。尽管里根政府在推行减税政策的同时，也采取了降低社会福利开支等节流措施，然而在里根政府时期，美国政府还是出现前所未有的财政赤字。仅里根总统8年的任期内，累计财政赤字就达16673亿美元，超过了里根就任总统之前的历届总统在204年中累积的预算赤字总和的1.8倍。庞大的财政赤字也使得美国政府背上了沉重的包袱，供给学派也由此开始失宠。

可能有些读者读到这里已经觉得奇怪了，前面我们一直在介绍凯恩斯思想，在这里忽然插入介绍一个反对凯恩斯思想的其他学派的观点，这是为什么呢?其实，尽管供给学派作为反对凯恩斯的一个经济理论学派而存在，我们仍然可以从中看到凯恩斯的“看得见的手”理论的痕迹，从中我们大致可以看出凯恩斯思想深远的影响力。

前面我们说供给学派坚决地反对凯恩斯的政府干预理论，可是大家有没有发现在它的思想中一个矛盾的地方。供给学派鼓吹的是自由竞争，可是它的整个思想又是建立在政府的减税政策基础上的，那就是说，本来自由竞争是指完全依靠市场机制来调整社会的资源配置，促进企业之间的合理竞争关系的形成，在这种传统的市场机制中，基本是不需要政府的存在的，可以说政府除了维持稳定的社会经济秩序，别无他用。可是在供给学派的理论体系中，自由竞争却是依赖于政府通过改变自己的财政收入、调整自己的税收制度、实施对于经济的干预来人为的实现的。这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它的政策建议是与它的核心思想出现了自相矛盾的地方。

我们知道凯恩斯思想的核心就在于社会需求不足，所以需要政府用政府财政这只“看得见的手”通过公共采购与公共投资来促进社会需求，缩小供需矛盾，实现充分就业，推动经济发展。然而，我们也必须看到，供给学派其实也是在宣传通过减税来提升人民与企业的收入水平，借此鼓励社会的消费支出与投资支出来扩张整个社会的供给能力。如果要比较供给学派这个观点与凯恩斯的消费不足理论，我们会发现它们之间存在惊人的相似。供给学派所谓的“供给决定需求”，其实是来源于减税所导致的居民收入水平的增加，由此所带来的社会需求的增长，从这个方面来说，与凯恩斯的“需求决定供给”的思想是完全一脉相承的。

从政策手段上，我们也会发现供给学派与凯恩斯思想之间所存在的巨大相似之处。凯恩斯的主要政策手段是前面我们所介绍的公共采购与公共投资，而这两种手段其实都是完全依托于政府强大的财政收支能力。而供给学派主要的政策工具是减税，所影响的也正是政府的财政收支能力。从这方面来说，无论是凯恩斯主义的公共采购与公共投资政策，或者说供给学派的减税政策，都是运用现代财政政策手段，利用政府的财政收支能力，调节宏观经济，改变社会消费需求，从而影响经济的增长与社会的就业水平。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凯恩斯思想影响的深远了，无论他的拥护者还是他的反对者，其实都难以避免的受到他的观点的影响。

尽管供给学派是作为凯恩斯理论的对立面而存在的，但其有意或无意之中，他们仍然是沿着凯恩斯所确定的政府财政干预的道路上进行的。当然，像税制调整或者说政府对于人民的转移性支付，在凯恩斯的时代并没有成为他的理论体系的主体。然而随着现代经济的发展，凯恩斯理论也在不断的发展。在现代政府财政政策中，我们已经不能再忽视税制改革或者政府转移支付这样的政策手段了。可以说一些反对凯恩斯理论的经济学家反而帮助完善了凯恩斯理论，像减税或者转移支付这样原本用来对抗凯恩斯“看得见的手”的政策工具，现在已经被“看得见的手”的理论所吸收，而成为一个有机的整体。

第二节　大家为什么希望降低个人所得税起征点

进入新世纪以来，在各大媒体上经常可以看到关于中国的个人所得税的起征点是否应该调整的讨论，上至国家财政部的相关官员、各知名经济学家，下至街头巷尾的平民百姓，个人所得税的起征点是否太低的问题一直是一个较为热门的话题。至于个人所得税起征点是否应该调整，应该调到多少才合适，则更是众说纷纭，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我们先回顾一下中国的个人所得税的征收历史。1980年9月10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的公布，标志着个人所得开始被我国财政纳入到征税范围之内。1986年6月25日发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收入调节税暂行条例》，把仅针对中国公民的个人所得税调整为个人收入调节税，把在中国有所得的外籍人士也纳入征税范围之内。

在1994年中国的分税制的税制改革中，最终确定了我们现在所看到的个人所得税的征税办法。1994年1月28日国务院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税法实施细则》，并规定从1994年1月1日开始执行。在新税制中，把个人所得税、个人收入调节税和城乡个体工商户所得税合并成为统一的个人所得税，从而结束了在我国针对不同群体征收不同所得税的税制不统一的历史。

在1994年所确定的个人所得税税制中，把个人所得税的起征点定为800元。对于所有我国居民所取得的工资薪金等个人所得额每月定额扣除800元，只针对其剩余部分再按指定的税率进行征税。也就是说，如果一个人的月收入要是低于或者等于800元，其实他是根本不承担交纳个人所得税的责任，如果他的月收入要是高于800元，那么把他的月收入再减去800元，这才是他的应税所得额，税务机关是在这个基础上，对他的收入征收个人所得税的。比如在这个时期，你每个月的工资是2000元，你其实只要为其中1200元的收入交纳个人所得税，而剩下的800元收入是不用交税的。

可是自1994年至今已经10多年了，我们居民的收入水平已经有了一个明显的提升。大家应该都还记得，在上世纪90年代初的时候，我们经常使用一个词叫做“万元户”，也就是意味着在那个时代，如果一个家庭拥有1万元的资产，那就被视为是一个相当富裕的阶层了。可是在现在，在北京、上海、广州等大城市中，很多人一个月的收入已经超过1万元，如果考虑到家庭所拥有的房产的增值，可以说在北京、上海这样房价较贵的大都市，家家都是“百万元户”了。在这样的收入增长情况下，如果还让我们按照10多年前所制定的征税标准来征税的话，显然就很荒谬了。

在1994年个人所得税规则刚刚确定的时候，能够达到月收入800元的只有非常少的高收入群体，因此对他们的个人所得进行征税才能够体现对于个人税收的调节作用。然而现在在绝大多数城镇中，即使是最低工资待遇可能都不止800元的，在有些城市，最低生活保障线都已经接近800元了。这就造成了一个比较具有讽刺意味的结果，本来用来针对高收入群体征税，以平衡社会收入差距而开征的个人所得税，居然对一些需要政府提供扶持的低收入群体也开始征税了。现在中国交纳个人所得税的群体中，低收入群体居然占了绝大多数比重，在这种情况下，个人所得税对于个人收入差距的调节作用其实就根本无法得以体现了。因此，从2000年以后，一些媒体就开始呼吁调节个人所得税的起征点。

经过长期的讨论，2005年10月27日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八次会议通过了《关于修改个人所得税法的决定》，规定从2006年1月1日起，个人所得税的起征点从800元上升至1600元。2008年2月，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又最终将起征点上升至2000元。我们看到，次贷危机爆发以来，很多人又建议进一步提高个人所得税的起征点，以此来减少国人的个人所得税的税赋，进而提高个人收入水平，从而扩大社会消费需求，帮助我国顺利度过危机。在一些报纸、电视以及网络媒体中，有些专家建议把个人所得税的起征点提至3000元，甚至有些专家提出应该将个人所得税的起征点提至5000元、10000元等等。可是大家考虑过没有，为什么会有如此多的人提出要提高我国的个人所得税的起征点呢?提高个人所得税的起征点对我国经济又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呢?

可以设想一下，假设你每个月的工资收入为5000元，那么如果在个人所得税起征点为800元时，那么你的应税所得应该为4200元;可是现在起征点提到了2000元，那么你的应税所得只有3000元，也就意味着你的收入中将有2000元不再需要交纳个人所得税，那么你所交纳的个人所得税的金额也会相应有一个较大幅度的下降。在这种情况下，你交的个人所得税额少了，显然也就意味着你的收入中扣除个人所得税之后个人可支配收入高了，根据凯恩斯的消费理论，显然也就可以承受得起更高的消费支出了。个人所得税的减少，在增强纳税人税后收入的同时，必将极大地促进个人消费和工作的积极性，这也有可能带动起经济的更快发展。

可能有一些读者是足球迷，经常观看一些欧洲的足球联赛，并对德国足球联赛情有独钟。但是很多人都很纳闷，不知为什么德国足球联赛的水平在下降，好像很多超级球星都不太愿意去德国联赛踢球，很多在德国足球联赛中踢球成了大球星的人，都哭着闹着要离开德国去英国、西班牙、意大利等其他欧洲足球强国去踢球。除了直接的体育竞技方面的因素，大家考虑过在这背后的经济因素吗?其实造成这一现象的背后黑手就是德国较高的个人所得税税率。正是由于德国的个人所得税税率较其他欧洲国家要高，这就导致了即使德国球队和西班牙、意大利的球队一样给一名球员相同的工资待遇，但是扣除了个人所得税后，他的税后收入可能只有在西班牙、意大利踢球时税后收入的三分之二左右，这显然是很多球员所不愿意接受的了。因此如果有机会，他们更愿意到个人所得税税率更低的地方去踢球，毕竟这是保证个人收入提升的最为简单的办法。

无独有偶，很多人都很熟悉的F1车王舒马赫也是一名地地道道的德国人，然而正是由于年收入数千万美元的他在个人所得税税率高的德国需要交纳非常高的税收，他才转而加入了个人所得税税率低的瑞士国籍，因此，现在的车王其实是一名瑞士人了。严格意义上来说，我们所熟悉的车王是一个为了自身的经济利益而背叛祖国的人。但是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本来就是每一个人与生俱来的本能，也正是每一个人逐利的自私本性才推动社会的进步与发展的，谁又能责怪这位车王先生呢。

和这些例子相似，在我国现代社会中，如果个人所得税的税率高，或者起征点比较低，那就意味着每个人将会把收入的更多部分以个人所得税的方式交纳给政府，那么他努力工作的积极性就可能会因此而受到打击。与此同时，当个人交的税收多了，所剩下可以用来消费的可支配的收入的数量其实是减少了，那么这些纳税人消费或者投资的积极性当然也就会因此而下降。如果政府能够降低税率，或者提高个人所得税的起征点，这又将减少每个人交纳个人所得税的税收负担，当然就可以鼓励人们更加努力的工作，把更多的个人收入转变为消费需求或投资需求了。

政府通过调整个人所得税的税收制度，可以对整个社会每一个人工作积极性和消费需求产生影响，同样，政府也可以通过调整针对企业的相关税收制度，减少企业的税负来鼓励企业的消费与投资行为。在现代经济中，很多地方政府为了促进地方经济的发展，往往把引进外资、积极招商引资视为其工作的重点内容。而它们吸引外部资金的最大的法宝正是减免企业所得税或者相关的税收，以此使得这些外来的企业在当地投资经营将会承担相对较少的税收负担，进而增加企业的利润水平。

除此之外，政府有时也把税收制度的调整视为引导企业特定行为的一种有效手段。比如说我们较为常见的是出口退税。政府为了扩大出口，会在企业完成一定的出口后，将它们所上交的一部分税收返还给企业。或者政府为了鼓励企业更新设备，有时会对企业固定资产实施加速折旧法。因为企业的应税所得额源于企业经营收入减去其经营成本，其中很大一部分成本就来源于企业的固定资产的逐年摊销。如果允许企业固定资产核算采取加速折旧法，允许企业在更短的时间内，把所拥有的固定资产的价值摊销掉，那就意味着每年企业的财务报表中固定资产的折旧额将会大幅上升，这就直接反映为它的运营成本会有较大的提升，就会降低作为纳税基础的应税收入，这肯定也可以降低企业的税收负担，从而鼓励企业更多的投资于新的固定资产。此外，政府有时会对企业的研发投入进行退税，以此来鼓励企业加大研发投资，推动科技创新。

我们看到现代政府在管理经济之时，已经把税收制度的调整作为一种常规武器用来影响企业或者个人的税后所得，从而鼓励其消费或者引导其采取一定的行为，税收调整也就成为“看得见的手”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

第三节　政府补贴为什么可以增强个人消费能力

单就税制改革来说，政府是通过改变对人民税收的征收额度来影响人民的收入水平，以此来影响社会需求总量的。政府还有一种更为直接的方式来影响人民的收入水平，那就是直接向人民或者企业提供经济补贴，这当然就可以增加他们的收入水平，改变他们的消费或者投资能力。这就是我们现在通常所说的政府的转移支付，或者说政府向民众或企业所提供的经济补贴。

在次贷危机席卷全球经济的时候，很多工人由于危机失去了工作，因而生活处于非常困苦之中。在这个时候，政府并没有听任这些无助的失业工人在痛苦中挣扎，西方各国政府都开始加强了对于人民的社会保障性支出。对于失业工人，政府会支付一定的失业补助，对于遭遇疾病的工人，政府会提供医疗补助，而这一切的经费来源也正是源于政府的财政收入。

政府可以利用的资源就在于所能够获得的财政收入，而如何利用这些财政收入，则成为我们所说的财政政策的不同手段的选择问题了。像凯恩斯所指出的那样，政府利用财政收入执行公共采购或者公共投资的职能，更多的是出于扩张社会需求、实现充分就业、推动经济发展等经济目的而制定的。但是利用政府财政收入执行转移性支付的职能，固然也能通过增加居民收入的方法提升居民的消费能力，但是这些政府更大的目标在于稳定社会秩序、缓和社会矛盾等政治目的或者社会目的。

在马克思时期，由于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残酷剥削，社会矛盾是非常紧张的，工人阶级经常以破产机器设备、罢工乃至武装斗争等方式对抗剥削。这也才导致从马克思到列宁都提出要通过暴力武装斗争来推翻资产阶级统治，建立无产阶级革命政权的无产阶级革命理论。然而二战结束后，世界各地所兴起的民族运动与民主运动，尤其是苏联和中国这两个社会主义政权的建立，使得资产阶级开始真正认识到阶级矛盾的激化所产生的巨大影响。他们开始逐渐转变自身的统治方式和国家政权的管理职能，从早期对工人运动的暴力镇压，对工人阶级的残酷剥削，转向利用政府财政收入能力健全并发展社会保障体系，提高工人福利待遇，缓和社会阶级矛盾等怀柔的统治方式。这才使得转移支付这种新型的财政政策在现代经济管理中的作用日益提升，并最终成为“看得见的手”的一个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

当然，转移支付职能并不仅仅用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我国政府同样也非常重视它在我国经济管理中的作用。尽管在政府财政收入水平上，我国与一些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仍然存在较大的差异，但是作为人民民主政权，我国政府也把更多的关注放在对于一些弱势群体利益的保护之上了，在这方面，最为有效的政策工具同样也是转移性支付。

2008年5月12日四川汶川地震，灾难发生以后，全国人民包括一些海外侨胞、国际友人都伸出了爱心之手，纷纷向灾区人民捐钱捐物，帮助灾区人民尽快摆脱灾难的伤害。然而如果仅仅依靠社会所献出的爱心钱物，还远远不足以帮助灾区人民重建家园，因此我国政府在第一时间就划拨了巨额的资金给灾区，其中相当大一部分资金就是直接划拨给灾区人民用于日常的生活与工作、学习，而另一部分资金则用于灾区的道路、房屋、桥梁的重建。

当地震发生后，无数的灾区人民失去了自己的亲人，也失去了自己的家园，更失去了自己全部的财产。在地震灾区，经济已经基本瘫痪，我们不可能指望那些幸存下来的灾区人民还能够通过正常的工作来获得工作报酬，以此来维持自身以及家庭的生存。在这种情况下，可以说无论哪个一个人或者企业，都是没有能力单独承担起如此众多灾区人民生存的难题，如果政府不伸出援助之手，那就意味着可能会有一大批能够从这场自然灾难中幸存下来的人，却由于失去了经济上的自主性而陷入生存的危机，这不但会是一场空前的人间惨剧，必然也会造成严重的社会问题。政府向灾区人民划拨一定的资金用于维持他们的生存，并恢复灾区经济的正常运营，将可以稳定灾区的经济形势与社会形势，从而为灾区的进一步发展创造良好的环境。

和汶川地震相似，在现代全球经济中，在世界任何一个国家，无论是发生了自然灾害或者是大量的失业等社会问题的产生，在给相关人民带来巨大痛苦的同时，往往也会使得他们面临着巨大的生存压力，如果不能得到合理的救助，这些失去生活依靠的人只能选择通过一些非法的途径来设法维持生活，这就将破产安定的社会秩序，这就有可能给一个国家的经济带来一些不安定因素。那么政府就必须通过选择对那些生活陷入困难之中的人民进行直接的经济补贴，来保证他们能够享有生存权、发展权等最为基本的权利。

我们看到，政府转移性支付的支付对象通常都是像我们前面所提到的因受自然灾难而失去财产、因失业而丧失经济能力、因患有严重病症而给家庭带来巨大负担、因家庭收入水平较低而寻求基本保障、因年老或疾病离开工作岗位而难以应对经济形势变化的个人或企业，其最基本的思想就是，这些人由于天灾人祸，难以单纯凭借自己的劳动能力来维持自己或家庭的正常生活，他们的生活面临困难，需要得到一个持续的经济支持，而社会性的慈善事业只能在一定程度上针对少数的相关群体起到支持作用，对于他们来说，最为可靠的支持只能是来源于政府。

当然了，政府的转移性支付并不完全是针对生活困难的群体，有时也会为促进社会性的消费而提供一定的转移性支付。比如说，2007年以来由于肉价、粮价以及一些农产品的价格上升，消费物价指数CPI一度保持了一个较快的增长速度，我国政府就曾经针对社会公众发放过食品补贴，用于消除通货膨胀过快给一般家庭所造成的压力。

2009年以来，我国政府所推行的家电下乡与家电以旧换新，其实都是此类的用于扩大消费的转移性支付。由于在次贷危机的全球经济形势下，我国的家电出口面临着沉重的压力，而家电产业作为我国出口的主要产品对我国当前的经济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因此，为缓解家电出口减少对我国家电企业的冲击，同时缩小城乡差距，我国政府推出了家电下乡政策，任何一个拥有农村户口的人购买指定厂商的指定型号的家电产品后，将可以获得总价13%的政府补贴。如果把自家的旧家电卖给指定的回收商再去购买新家电的话，政府也会给予10%的经济补贴。毫无疑问，这部分发放给购买家电居民的经济补贴，都是来源于政府财政收入的转移性支付。其目的就在于，在外部需求不足的背景下，尽量启动内需，消除次贷危机对我国经济的冲击。

当然了，政府转移性支付的对象并不仅仅只针对单个个人，有时一些企业也将成为它的对象。在这次危机中，美国政府为包括通用汽车公司、克莱斯勒公司、AIG、花旗银行在内的很多世界知名大企业都提供了补贴，通过向它们注资，尽量帮助它们度过危机。在这其中尽管通用汽车、克莱斯勒汽车仍然被迫破产，但是更有众多的本来处于危机之中的企业由于得到美国政府的补贴而得以幸存。已经破产的通用汽车或克莱斯勒汽车，在破产清算以前也曾经接受了美国政府巨额的财政补贴，只是奈何这些企业在危机中损失过于惨重，政府对它们的巨额补贴只是杯水车薪而无力回天罢了。

尽管在凯恩斯的最初设计中，“看得见的手”主要是通过政府利用其财政收入而执行的公共采购或公共投资，用以促进社会需求，实现充分就业，以推动经济的稳定发展，然而我们要看到，在供给学派等反对者的攻击之下，凯恩斯理论在现代经济中的地位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动摇，相反，这些反对者的理论却丰富了凯恩斯学派关于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在现代经济中的作用。

供给学派所提出的利用政府调整税收制度向个人或企业提供直接的转移性支付等政策建议，其实质都是着眼于直接改变市场主体的收入水平，进而影响他们消费或投资的积极性，最终改变社会需求，维持经济的稳定发展。然而深究起来，这些政策作用的着力点恰恰仍然是凯恩斯的消费函数与三大心理规律。凯恩斯通过三大心理规律提示了资本主义经济下有效需求不足存在的必然性，进而得出必须由政府来实现扩大社会需求、缩小社会供需差距、维护经济稳定增长的结论。只是在凯恩斯的理论体系中，他更多的侧重于通过政府采购与政府投资来直接改变社会需求水平，而到了供给学派那里，通过政府税制改革与转移支付来增加居民收入，间接影响居民的消费水平的政策，则成为政府扩大内需的主要选择。从这方面来看，凯恩斯与供给学派等攻击凯恩斯主义的其他经济学派的基本思想其实是存在重要的一致性的，只是双方在具体的政策策略选择方面存在一定的差异罢了，这也充分说明了凯恩斯思想的科学性，以及凯恩斯对于后世的经济理论发展的巨大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