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决定着我们的消费决策

第四章　“看得见的手”与消费者理论

当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总的形势是好的，近来，国际金融危机愈演愈烈，尽管有关国家和国际组织采取了不少救助措施，但世界经济和金融形势恶化的影响仍在蔓延，金融危机正加速从虚拟经济向实体经济，从发达国家向新型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扩散，主要发展、发达国家经济出现衰退，世界经济受到严重冲击，国际金融危机对我国经济的负面影响已经显现并且日益加重，外部需求急剧萎缩，工业增幅下滑，投资增长后劲不足，就业日益严峻，财政收入增幅大幅回落，经济下行势头明显。为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严重冲击，我们必须坚持灵活审慎的宏观经济政策。当前，要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出台更加有利的扩大内需措施，加快民生工程、基础设施、生态环境建设和灾后恢复重建，提高城乡居民特别是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水平，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增长。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当前进一步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增长的十项措施的通知》中发[2008]18号

第一节　什么决定着我们的消费决策

在凯恩斯的宏观经济核算体系中，消费是影响社会经济的最为重要、也是最为基础的因素，因此消费理论成为凯恩斯宏观经济体系的核心部分。正是通过对哪些因素决定每一个人、每一个企业的消费决策，消费又存在什么样的规律的研究，凯恩斯才得出了社会消费需求是如何导致有效需求不足的，由此才推出政府公共采购行为的必要性。可以说，消费理论正是理解凯恩斯经济思想最为关键、最为重要的组成部分。

在现实生活中，为了生活我们得辛勤地去工作来赚钱，只有当赚到钱以后，我们才有钱用于消费。我们通过努力的工作可以得到一定的劳动报酬，我们可能从父母或者其他一些亲友那里得到一定的金钱，当然，我们也有可能买彩票中了大奖，从此就腰缠万贯了。凭借这些经常性的劳动报酬，或者以往的积蓄，偶然性的馈赠或意外所得，我们就可以进行一些日常的消费行为，以此来满足我们各种不同的消费需要。

对于我们很多人来说，钱也许只代表着钱包里的几张薄薄的小纸片，或者只是银行账户上的一个简单的数字，并不具有实质性的意义。如果命运把你和一箱金钱一起送到一个荒无人烟的孤岛上，那么对你来说这一箱金钱也许还不如一张烙饼来得实在。正如我们前面在介绍货币的功能的时候所说的那样，金钱只是用来帮助实现你的交易行为，或者用来帮你衡量商品价值，或者用来实现价值储存的工具罢了。我们之所以愿意持有金钱，并不在于得到钱本身，真正目标是利用所得到的钱去交换那些我们所需要的商品。对于个人而言，利用金钱交换商品的过程往往表现为我们的消费行为。

对于现代社会中的每一个人来说，每天我们都需要做出一定的消费决策。我们要考虑在预算范围内应该花多少钱，到底应该把所有可以动用的预算资金全都花掉，还是只花一部分再留一点积蓄。即使决定了应该花多少钱，那么我们也需要认真考虑应该怎么去花它，到底是多买些吃的还是多买些漂亮衣服，或者拿着这笔钱去周游世界。同样的钱，我们可以拥有无数种不同的消费选择，那么如何决定我们的消费组合，如何决定我们的消费决策，这就是现代市场营销学中非常重要的一个领域——消费者行为学。

但是读者可能不会想到，对于消费者的消费行为研究的鼻祖其实正是我们这本书里所解读的凯恩斯。只是与现代的消费者行为理论重于研究对消费者消费结构与消费决策的研究不同，凯恩斯更关注于对消费者的消费数量的研究。他所研究的是，究竟是哪些因素能够改变每一个人的消费决策，为什么张三一个月花500元，而李四一个月却会花5000元;为什么张三这个月消费了1000元，下个月却一下子消费了2000元。到底是哪些因素让不同的人拥有不同的消费水平，又是哪些因素让同一个人在不同的时期会产生不一样的消费水平。

我们大家先认真思考一下，你们觉得我们每一个人每月到底花多少钱是由哪些因素决定的呢?相信大家的第一反应就是收入。的确，对于不同的收入水平的人来说，他们各自的消费能力也是不一样的。你不可能要求比尔·盖茨或者国内的某一个大企业集团的老总，和一些享受最低生活保障的城市贫困人口或者贫困山区靠天吃饭的一些收入水平极低的农民吃一样的饭，穿一样的衣服，住一样的房子。很显然，即使是为了满足同样的“衣食住行”的基本需求，不同收入水平的人也具有不一样的消费需求。

如果回到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当你还是一名学生的时候，你的生活消费可能主要依靠父母的支持，偶尔通过一些家教、销售甚至体力劳动等业余的兼职工作，你可以获得一些兼职收入，但是学生的主要职责和主要时间都用于在校期间学习，打工兼职也仅仅是在业余时间进行的第二选择。出于时间、精力的限制，对于绝大多数学生来说，课外兼职收入是非常不稳定的，而且数额也较低。因此在这一时期，除了少数家境较为富裕的同学以外，可能大家的消费水平、消费能力普遍不是很强。

在衣着方面，尽管现代很多学生对于穿衣服很考究，但是作为学生，他们更多的是在一些价格并不是非常昂贵的时尚专卖店买衣服，同时对于来自超市、批发市场甚至地摊的衣服也不会十分的排斥。相反，价格昂贵的法国时装、意大利皮鞋之类的高档商品，在普通学生中则基本没有市场。在吃饭方面，大家可能更多的选择在价格更便宜的学校食堂吃饭，只是偶尔改善伙食才会在校门口的小饭店小搓一顿，对于那些海鲜酒楼、五星级大饭店，相信绝大多数同学是想都没想过。对于住宿问题就更简单了，尽管在学校附近往往会存在大量面对学生的出租房，但是绝大多数学生仍然会选择住在价格更加便宜的由学校提供的学生宿舍，而不是条件更好的各式校外出租房。在出行方面也较为简单，近的用步行，远的骑自行车，只有非常远的才会考虑乘坐公交车，甚至还有一些学生会在不同价格的公交线路，或者价格存在差异的公交与地铁等不同公共交通途径之间进行权衡，选择最为经济的乘车方式，而最为便捷的出租车则通常根本不是大多数学生的第一选择。

可是当一名学生大学毕业走上工作岗位，得到一份拥有稳定收入来源的工作以后，他会逐渐提高他的消费水平，提升他的消费层次。而且随着他工作经验的积累，工资水平的提升，他对于衣食住行方面的要求也会不断提高。我们有时候会说某些人一眼就可以看出还是一名学生，而某些人一眼就可以看出是已经工作了的。其实在很多情况下，我们做出这样的判断并不是根据他们面孔上是否还存在书生气，或者是否还是一脸稚嫩，更多的时候是从他们的衣着、个人装扮等方面做出判断。因为很显然，学生由于收入低，肯定花在衣着和个人化妆等方面的花费通常会低于拥有一份稳定收入的人。

大富豪们住在别墅或者豪宅之中，开着豪华跑车甚至私人飞机，戴着夺目的珠宝，穿着知名服装设计师设计的服装，过着极度奢靡的生活。也许很多人都很向往这样的生活，其实这些生活都是反映着我们每一个人的收入水平。如果你通过自己的奋斗取得事业上的成功，你会发现，你也会在消费水平或者说生活品味上逐渐向这些富豪靠拢，当你也达到和他们一样的身价时，你也会过上同样奢华的生活。这才是符合一般的消费规律的。如果你在收入水平还远远没有达到富豪的水平的时候，提前就勉强效仿那些富豪一样过上奢靡的生活，你很快就会发现，你的收入根本无法支撑你的消费支出，巨大的消费压力会把你压垮。

在当今社会，我们经常看到一些工薪家庭的父母出于望子成龙、望女成凤的心理，为了培养子女所谓的贵族气质，超出自己家庭的消费能力，把子女送到收费高昂的贵族学校、贵族俱乐部，结果不但没能实现子女的贵族梦，反而把自己的家庭完全掏空。其实，如果这些人能够真正理解凯恩斯的收入决定消费的经济思想，也许这样的傻事就不会发生了。

简单的从消费的角度来看的话，所谓的贵族气质只是处于贵族这个高收入水平的群体在进行高昂消费时所表现出来的气势，这与个人素质并不存在直接的关系，真正决定它的其实只是隐藏在贵族或者富人身份之后的高收入水平。对于一个穷人来说，学习贵族气质也许更多的时候是在打肿了脸充胖子，完全超越自身的收入水平与消费水平，去进行一些不符合自己身份的消费活动，这样的学习只能是东施效颦，根本不可能打造出真正的贵族。

与那些梦想批量定制贵族的人相仿，一些人由于恶意透支信用卡消费而被判入狱。其实这些人如果能够真正的明白凯恩斯所提出的每个人的消费水平应该与他的收入水平相挂钩这一简单的道理的话，也许很多悲剧就不会发生了。

因此，我们可以得出凯恩斯所提出的关于个人消费水平的第一个规律:个人的消费能力是与他们的收入水平有着紧密的关系的，收入水平越高，消费能力也就会越强，个人收入的提高往往很快反映到他的消费能力的提高之上。

那么除了收入水平之外，影响消费水平的因素还有哪些呢?可能有些读者朋友会回答“价格”。的确，听起来价格的确是一个对消费量影响很大的因素，正如“看不见的手”理论所分析的那样，当一个产品的价格下降时，消费者往往会增加对这种产品的消费;而当其价格提高时，市场上对它的需求量往往又会随之减少。价格似乎的确是影响消费者消费水平的一个重要因素。

但是大家考虑一种情况，如果社会上所有商品的价格都提高一倍，同时一个消费者的个人收入也提高一倍，那么他的消费水平会有所变化吗?大家会发现，当价格与收入发生相同方向、相同幅度的变化时，对于消费者来说他的总体的实际收入水平其实是没有发生任何变化的，而所有商品的相对价格也没有发生变化，那么消费者的消费结构也不会发生任何的变化，因此在这种情况下，消费者实际的消费水平其实也不会发生变化的。换而言之，价格尽管发生了变化，可是不一定会导致消费者消费水平发生变化。那么，为什么我们常常感到价格会影响消费水平呢?

大家先考虑一下，如果消费者的收入水平没变，其他商品价格也都没有发生变化，只有一种商品价格改变了，那么如果我们用这种价格发生改变的商品来衡量这个消费者的收入水平的话，我们会发现，某一种商品的价格的变动，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其实已经改变了消费者的实际收入水平了。

比如说现代社会中，随着汽车逐渐进入普通民众的家庭，很多消费者都开始密切关注起油价的上涨。汽油的价格仅2009年3月至6月间就连续上涨了3次，累计上涨幅度近1元。对于很多有车一族来说，这段时间的工资水平可能没有发生变化，其他商品的价格也没发生大的改变，如果他们保持原有的消费结构，单纯用汽油来衡量他们的工资收入的话，他们会发现，他们的工资可以换得的汽油数量有了明显的下滑。如果以前一个月能赚1吨汽油的话，估计现在也就只剩下800升了，那么这不就是等于汽油价格的上涨带来了这些有车一族实际收入水平的下降了嘛。根据我们前面的推论，收入下降必然会带来消费水平的下降，因此我们才会发现这些有车一族不仅减少了汽油的消费，同时也减少了很多其他方面的消费，他们的总体消费水平有了一个非常明显的下滑。这不是反映为汽油的价格上升所造成的结果，而是由汽油价格上升所带来的他们真实收入水平的下降所造成的结果。

事实上，商品价格的变动有时仅仅改变了消费者的消费结构，却不会对他们总体的消费水平产生大的影响。比如说，大家都知道2007～2009年这两年间，国内的猪肉价格发生了像过山车一样急涨急跌式的剧烈变化，先是猪肉价格自2007年中期以后就开始一路飙升，然而2008年中期到达顶峰之后，猪肉价格又一路走低。那么作为千家万户餐桌上的一道重要食材，猪肉的价格变化对国内居民的消费水平发生了大的影响吗?其实大家应该有感触，当猪肉价格一路飙升时，很多居民都减少了对猪肉的购买，转而购买蔬菜、鸡肉、牛肉等其他食材，其家庭用于吃饭的总体消费水平并没有发生大的变化。同样的道理，当近一年多来猪肉价格持续回调时，猪肉又重新回到千家万户的餐桌上，很多家庭又重新增加了猪肉在自己食材选择中的比重，而减少了其他食材的购买量，各家各户的吃饭消费水平同样没有发生大的变化。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猪肉作为家庭日常消费的一个重要的项目，它的价格的大幅变动其实对于我国众多家庭用餐消费的总体水平并没有产生非常大的影响，那么其他商品的价格变动对于消费水平的影响也就可想而知了。

2007年次贷危机爆发以来，由于受到次贷危机的影响，不仅是我国工业产品的出口需求大量萎缩，在经济衰退的预期之下，国内的消费品市场也难以得到启动，国内消费需求也急剧压缩。在这样的背景之下，我国政府推出了一系列的家电以旧换新、汽车以旧换新，以及针对农村市场推出家电下乡、对农民购买家电的行业提供补贴等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发展的政策举措。可是读者朋友们，如果你们能够深入的理解前面讲的消费需求与价格变化之间的关系，那么你们就会发现，这些政策的推出所影响的往往都是特定商品的市场价格，而非整体的居民收入。既然我国居民的正常收入水平并没能够因为这些政策而得到极大的提升，因此这些政策对于居民总体的消费需求的刺激作用其实并不一定像很多不理解经济学的人所想象的那么巨大。既然这样的政策实际上并不一定能够真正起到扩大内需的目的，那么中国政府为什么还会愿意花费巨额资金推出这一系列政策呢?难道是制定这些政策的领导人也不懂凯恩斯消费理论吗?是否需要去给他们讲一讲消费水平与收入、价格之间的关系的道理呢?

其实，深层地去理解我国的这些消费政策，我们会明白它们的作用并不是体现在扩大我国整体的内需，更大的作用是在于调节国内居民的消费结构。在国外深陷危机之时，我们会发现像家电等我国传统的出口产品卖不动了，当国外对我国家电需求下降时，我国很多传统产业就将面临崩溃的危机。那么在这种情况下，通过家电以旧换新、家电下乡、汽车下乡等政策，显然可以吸引国内居民更多的消费家电产品，这就有效地弥补了家电出口下滑对于国内家电厂家的冲击，维持住了家电这一我国传统优势产业。在这些政策推出之后，我国居民的收入水平其实并没有发生大的变化，实际上只是导致某些特定市场的产品，如家电、汽车等，价格发生了较大幅度的下滑，刺激居民增加这些产品的消费。政府通过以上的政策措施引导居民增加了对于家电、汽车等受政策鼓励刺激的产品的消费，其代价往往是这些居民同时也会减少在其他产品上的消费数量，我国居民总体的消费水平仍然会维持在相对稳定的一个水平上。

既然价格的变动对消费水平不造成大的影响，那么还有哪些因素可能会对消费者的消费支出产生影响呢?可能有些读者们想不到，这个因素就是最低生活需要。

前面我们讲了消费者的消费支出水平是与收入水平存在一定联系的，收入水平高，那么消费水平也就高，收入水平低，那么消费水平也就低。而对于一些下岗、失业或者没有工资收入的学生，是不是因为他们没有收入，那么他们也就可以不需要花费任何消费支出呢?

上面这个问题的答案很清楚，即使一个人没有任何的收入，为了维持生存仍然需要花费一些基本的消费支出，需要吃饭来维持生命，需要购买衣服御寒，需要寻找居住的地方等等，而这些基本的生活需要都必须花费一定的资金，这也就构成了维持个人生存的必不可少的花费。无论你是一位腰缠万贯的亿万富翁，还是一名不文的穷小子，只要你生活在这个世上，那么你就必须得满足最基本的生存需要，尤其是吃喝的需要，不可能因为一个人收入极低甚至没有收入，就剥夺了他生存的权利。

当然，对于不同收入水平的人来说，甚至收入水平相近但具有不同的消费习惯的人来说，他们的最低生活消费水平往往也不一样。假如一个贫穷的农村青年到大城市寻找工作，在找到工作之前他是没有收入的，可是他仍然得维持生计啊。对于他来说，也许喝些凉水吃着最便宜的馒头，最多再咬两口廉价的咸菜，或者吃着街头便宜的快餐，就可以维持他的基本生活了。那么在他找到工作之前的这段期间，他的这些消费支出也就构成了他的最低消费支出。假如你是一名拿着不菲收入的高级白领，你可能会主动辞职或者跳槽，那么在你离职之后和找到下一家工作单位之前，即使你没有一分钱的收入，你还得吃，你还得消费，你甚至还得向银行归还你买房所欠下的按揭贷款，那么对你来说，你的日常消费可能包括更多的内容，你的自发性消费数量与内容显然与那些正在寻找工作的农民工不可同日而语了。

因此根据凯恩斯的观点，每一个人的消费都是由这两个因素所决定的，一个是在即使没有任何收入的情况下，也必须得支付的消费支出，或者说是我们经济学中所说的自发性消费。在很多情况下，我们也可以把它理解为一个人的最低生活保障，是保障一个人基本的生活需要所必需的消费水平。而另一部分则是与个人的收入水平密切相关的消费支出，或者说引致性消费。那么，作为政府如果要想扩大社会的消费需求水平，很明显就必须得针对这两种不同的消费需求采取相应的政策。

第二节　为什么越是有钱的人越小气

很多人在闲聊的时候谈起一些有钱的朋友经常会说，你看看张三都那么有钱了，花钱还那么省，真是越有钱的人越小气。可是大家有没有考虑过一个问题: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的人会认为越有钱的人越小气呢?这到底是一个普遍的规律，还是一个偶然的现象?其实，如果你能够理解凯恩斯的消费理论的话，你会发现所谓的越有钱的人越小气的论断是有着相当大的理论依据的，它的背后隐藏着非常深奥的经济学原理。

通过前面的介绍，读者大致可以理解凯恩斯的消费函数的构成了。在凯恩斯构建的消费函数里面，每一个人的消费支出主要由两个部分构成，一个部分是即使你没有一分钱的收入，但是出于维持生活的需要，也需要花费的消费支出。这部分消费支出与你的收入水平没有关系，无论你是百万富翁还是一介平民，为了生存你总得吃喝吧，那么为了维系你的生命所发生的消费金额就是你的自发性消费了。

吃饭是为了活着，但是活着并不仅仅是为了吃饭。自发性消费固然能够维系我们的生命，使我们能够得以生存，但是这仅仅是我们活着的最低标准，而不是我们人生的奋斗目标。对于现代社会来说，每个人有一部分消费支出是与收入水平相挂钩的，你赚的越多，当然就有能力花的越多。如果你没有本事多赚钱，那么你就必须少消费。在凯恩斯的消费函数里面，这部分消费往往表现为一个人把他收入的一部分用于自身的消费，因此，这部分消费就是凯恩斯所说的引致性消费。而这个每个人的收入中用于消费的比例，就是凯恩斯所提出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边际消费倾向。

在消费函数里的边际消费倾向是指，当一个人的收入增加了1块钱的时候，他会拿来多少出来用于消费。与之相对，如果这个人的收入下降了1块钱，他又会减少多少消费。准确地说，边际消费倾向是指你的收入水平发生变动之后，对于你的消费水平所能够能够造成的影响。但是这个边际消费倾向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数呢?它到底是一个固定的数值，还是一个具有一定的变化规律的指数呢?

我们设想一下，假设今天上班的时候你的老板找了你，告诉你因为你工作比较努力，业绩也比较好，所以从下个月开始，公司将给你加薪1000元。那么从下个月开始，你是不是可能会增加你的日常消费规模啊?当然，对于一些购物狂性质的读者来说，他们可能在得知下个月加薪的当天就立马到商场血拼，大肆采购，甚至明明只加薪1000元，可能有些人为了表示对自己的庆贺，购置近万元的衣服、电器等。但是我们每一个人的消费其实最终都是来源于自己的收入的，既然收入没有上升如此大的幅度，这样的消费增长是没有保证的，只能通过动用你以前的积蓄来实现，这显然就不是一种持续性的消费了，也不是一种理性的消费，而只是一种偶然性的消费罢了。

比较合理的情况是，当你的工资增加1000元时，你会考虑每个月多消费一定金额，比如说是600元，而把其他的钱用作投资，比如存在银行或购买股票、基金，或者寻找其他的投资机会。在这里，凯恩斯把这些除消费以外的收入的使用都称为储蓄。那就意味着一个人的收入就被划分为两块了，一块是消费，一块是储蓄。因此，你的工资增加了1000元，既然你只会增加600元消费，那么剩下的400元显然就转化为储蓄了。

那么，假设你的工资收入增加1000元，而消费只增加了600元，对你来说就相当于把新增工资中的60%都用于消费了，因此你的边际消费倾向就是0.6。这代表着你的收入每增加1元钱，都会导致你的消费增加0.6元。与之相对，你的工资收入增加了1000元，储蓄是增加了400元，对你来说就相当于把工资的40%都用于储蓄了，因此你的边际储蓄倾向就是0.4。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正因为一个人所增加的收入只能被分为消费和储蓄两块，也就是说，在你的新增收入里扣除了消费的部分也就恰好等于你的储蓄，因此边际消费倾向与边际储蓄倾向之和正好等于1。

那么边际消费倾向是不是一个稳定不变的数值呢?我们可以设想一下，假设你刚工作时每个月的工资是1000元，你此时的边际消费倾向是0.6，由于你的收入还不是很高，你可能把绝大多数的工资收入都用于衣食住行等基本的生活需求上。以一般的经验来看，在现代社会上，刚刚踏上社会的大学生的边际消费倾向绝大多数远远不止0.6，有很多人至于入不敷出。当然，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可能更多是现代大学生生活的自发性消费需求的内容更为广阔，其数额也更大。但另一方面，也表明这些刚踏入社会的、个人收入水平还不高的大学生的边际消费倾向往往很高，其即使获得了加薪，但其增加的收入绝大多数转化为自身的消费支出了，不会拿出太大比例的工资收入用于储蓄或者投资。

经过几年的打拼，你已经成为单位的核心人员了，每月工资涨到了10000元，此时你的边际消费倾向还会是0.6吗?随着工资从1000元涨到10000元，你的工资数量增加了9000元，那么你的消费增长会是9000元乘以0.6，也就是5400元吗?我相信现在很多真正能够拿到这样工资收入的读者不会真的增加这么多的消费。你们到了这个时候，早已经开始注重投资理财了。你们固然会随着收入的提升不断增加你的消费水平，但你的消费占收入的比重会持续的下降，你会选择拿出更多的资金用于储蓄，购买一些有价证券、投资性的房产。

最近这几年来，我们大家见证了在中国股市的起落中，无数的中国人毅然决然地杀入股市，成为股民、基民，还有很大一批人选择买房投资，这其实正是代表着中国人民收入水平的提升。大家可以回想一下，在刚刚改革开放的20世纪80年代，甚至改革开放以前，我们很少看到有人有投资理财的需要。可是现在到处都有人谈论自己的理财心得，高谈阔论股市的走势，或者房价的涨跌，这正是收入提升带来的储蓄投资需求上升的结果。

如果大家还觉得不太服气，我们可以再举一个更容易理解的例子。相信对于绝大多数人，边际消费倾向大致都会在0.5至1之间，我们每个月的日常花费可能会占到总收入水平的一半以上。但是我们所熟知的世界顶级富豪比尔·盖茨或者巴菲特，他们一年的收入可能都在数十亿美元，你觉得他们可能拿出一半以上的收入用于消费吗?一年拿出数十亿美元去吃、去玩、去享受?肯定不可能。那么多的钱，就是他们顿顿鲍鱼、鱼翅，一天换一辆劳斯莱斯开也花不完啊!

其实像比尔·盖茨这样的顶级富豪，他将绝大多数收益都放在投资市场，投资于股票、债券或者一些不动产。尽管他的收入水平与国内的一些普通富豪相比要高出数百倍、数千倍，但是他真实的消费水平也许并不会比年收入仅有自己几百分之一甚至几万分之一的一些普通富人的消费水平高出太多。按照这个思路去考虑，在他每年新增的收入中，真正转化为消费的仅仅占了非常低的一部分，因此他的边际消费倾向其实是非常低的。

在这里我所介绍的结论，就是凯恩斯经济理论中影响最大的“三大心理规律”中最重要的一条——“边际消费倾向递减”规律。也就是说，随着人的收入水平的提升，每一个人的新增收入中用于消费的金额是递减的。这就意味着个人消费的增长速度其实是低于收入的增长速度的。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一个社会中居民的收入水平肯定会出现持续提升，由于“边际消费倾向递减”规律的存在，居民的收入与消费之间的差距也会持续拉大，那么整个社会的需求不足、生产过剩也就可能会因此而产生了。这也就可以从理论上驳倒古典经济理论中的供给决定需求、供给与需求总是保持均衡的观点了。

这里大家就可以理解前面我所提出的那个“为什么越是有钱的人越小气”的问题了。所谓有钱人，肯定收入水平要比一般人会高一些，由于“边际消费倾向递减”规律的作用，他的边际消费倾向也就会低于一般人了。这就意味着尽管他每年赚了太多的钱，可是他消费的价格占他的收入的比重却比一般人还要少，而且收入越多，消费占收入的比重就会越少，因此，给一般人的感觉自然就是越是有钱的人也就更小气了。这里的“越是有钱的人越小气”的说法并不代表人一有钱就会变坏，也不代表金钱具有什么样特殊的魔力，只是“边际消费倾向递减”规律的外在表现罢了。

古典经济理论认为供给决定需求，有多大的供给就会有多大的需求与之对应。然而凯恩斯却创造性地提出，由于存在“边际消费倾向递减”规律，必然会导致人的需求的增长是低于收入的增长的。因为收入在一定程度上是可以反映为企业的要素投入量，或者是整个社会的供给水平，那么我们就可以发现，这个规律就决定了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人们的收入水平的提升，消费需求会低于社会供给，也就自然而然地导致了生产的过剩，进而形成严重的经济危机。根据凯恩斯的这个理论可以看出，生产的相对过剩其实只是来源于这个社会中每一个人的消费习惯所导致的一个一般规律。我们甚至可以把经济危机理解为由人的消费习惯所导致的一种必然产物，这固然在很大程度上抹杀了资产阶级的剥削本质，但是这也从理论上驳斥了古典经济理论关于市场机制可以保证经济均衡实现的结论。

根据凯恩斯的消费理论我们可以得出一个最为基本的结论，如果像古典经济学者那样盲目地迷信市场的作用，企图单纯依靠自由的市场经济的调节作用来维持经济运行的秩序，那么由于存在“边际消费倾向递减”这一客观存在的规律，显然生产过剩是无法避免的。既然市场自身没有能力保证社会生产的健康发展，我们就只能考虑是不是可以通过政府的宏观调控来解决社会中的生产过剩，来治理经济危机，推动社会经济的发展和就业的增加。

第三节　如何才能实现扩大内需的目标

既然凯恩斯的“边际消费倾向递减”规律证明了在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体制中，生产过剩是一种客观存在的现象，自由竞争的市场机制是根本没有办法克服这一难题的，那么要想维持社会生产健康、稳定的发展，我们就必然想办法来扩大社会需要，克服“边际消费倾向递减”规律所造成的供需矛盾，想方设法使得那些卖不出去的东西能够顺利得以销售出去。

我在前文介绍凯恩斯“看得见的手”的理论时，大家已经了解到所谓“看得见的手”就是提倡通过政府的宏观调控手段，对于市场机制进行管制，尤其是通过一些财政政策手段，通过政府采购或政府投资等方式，来增加社会的总需求水平，以此来缓解社会需求小于社会供给所造成的生产过剩的压力，促进经济的发展。对于政府旨在促进社会需求的种种财政政策手段，下文会进行更为详细的分析。在这里，我更希望在凯恩斯消费函数的基础上，与读者们探讨一下除了政府采购与政府投资等常见的财政政策之外，我们还有没有办法来实现扩大内需的政策目标呢?

大家回忆一下我们前文所介绍的消费函数。根据凯恩斯的消费理论，人们的一般消费需求通常都是由两个部分组成的，第一部分是相对固定的自发性消费，另一部分则是由边际消费倾向和收入水平相乘所得到的引致性消费。问题就很清楚了，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无论我们想办法提高自己的自发性消费，还是提高引致性消费，我们都将增加自己的总体的消费水平。因此，如果想扩大内需，只要想办法分别能够增加这两种消费水平就可以了。在整个凯恩斯的消费函数里面只有三个系数，那也就意味着只要我们能够提升自发性消费、社会的一般收入水平、边际消费倾向，就可以实现扩大内需的目的。只是问题在于我们究竟应该如何才能实现提升这三个系数的目的呢?

在上面所提到的三个系数里面，大家可能最容易想到也最容易理解的，就是可以通过提升居民的收入水平来扩大内需。居民的收入其实只是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缩影。当一个社会经济发展速度快了，就可以看到社会产出更多了，参与社会生产的各个普通的劳动者所获得的收入报酬也会随之水涨船高，同时，不断丰富的社会生产也会为各个普通人民的消费提供了更多的选择。我们明显感受到，现在日常消费的很多商品在30年前是想都不敢想的。就在几十年前，我们还把能够吃上土豆烧牛肉当作进入共产主义社会的重要标志，把“楼上楼下、电灯电话”当作幸福生活的基本标准。而在现代社会，即使是最一般的城市家庭的餐桌上，也能够做到荤素搭配、营养调和，电视、洗衣机、空调、冰箱等家用电器已经在中国家庭得到普及，就连以前想都不敢想的手机，已经成为无数中国人的生活必需品了。比起上一代人，现代人的消费选择已经有了一个质的提升，这也验证了凯恩斯消费函数的科学性。

我们已经见证了在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由于我国的经济增长速度较慢，社会产出能力有限，劳动者的收入水平极为低下，一名工人辛辛苦苦工作一个月只能获得几十元的工资;农民在田地里辛勤劳作，一年的收入也仅有百十元。相信很多年龄大一些的读者朋友还记得，在那些时期，我国人民的生活极为困苦，收入仅仅可以满足自己及家庭的基本生活需要。每个家庭基本没什么积蓄，根本不可能还会有什么剩余。如果要真的核算这一时期我国居民的边际消费倾向的话，你会发现普遍都接近于1，而边际储蓄倾向极低，基本上都接近于0。可是30年弹指一挥间，当我们生活在当前的社会中，享受着事业与家庭的欢乐时，我们就可以明显感受到今天的美好生活与二三十年前存在着质的差异。

之所以我们目前的消费水平远高于改革开放初期，其主要原因就在于，我国居民现在的收入水平已经远高于30年前刚刚开始改革开放的时候了。遥想当年，很多人结婚都追求“手表、收音机、自行车”这所谓的三大件，到了现在，就连汽车都已经开入了千家万户。30年前，人们只有过年过节才可能吃上饺子，才能够吃上肉，然而现在一个普遍家庭的冰箱里，鸡鱼肉蛋应有尽有。回想一下改革开放这30年，每一个中国普通家庭中发生的巨大变化，可以感受到人们的消费水平、消费能力以及消费的选择都有了一个极大的提升。

然而，在中国人民的消费水平有了天翻地覆巨大变化的同时，我们却会惊讶地发现，消费在大家的收入中所占的比重却在飞速地下降，也就是说每个人的边际消费倾向在这30年间一直保持在一个下降的趋势。在现在的任何一个家庭中，随着收入的增长，人们已经不再需要把所有的收入都用于满足家庭的生活需要了，消费需求仅仅是现代人的一种选择而已，更多的人开始关注股票、期货、基金、房地产市场，开始考虑如何合理的理财，从而能够保证我们的积蓄能够保值增值，为我们未来享受更加美好的生活提供良好的条件。如果在现代你再尝试核算每一个家庭的边际消费倾向，你会明显的感受到，储蓄与投资在现代人的资金利用中的地位有了明显的提升，而消费占收入的比重则在持续下降。通过对今天与过去生活的简单对比，我们就可以非常直观地感受到，伴随着人民的收入水平的提升，所发生的边际消费倾向递减的现象。

对于我国政府来说，既然提升人民的收入水平就可以极大地提升人民的消费水平，有效地解决有效需求不足对于经济发展的制约作用，那么我们只要维持一个较快的经济增长速度，同时保证人民群众可以从经济增长中获取收益，我们就不用担心内需不足所造成的负面影响。我们也看到了，2009年在全球经济都陷入次贷危机的泥潭而不能自拔时，我国政府仍然坚定地制定保8策略，力争把我国的经济增长速度维持在8%以上。这其实不仅仅是向世界显示中国的力量，它的更大的目的就在于通过更高的经济增长速度，保证人民群众的收入水平能够得到持续的提升，这就可以推动社会的需求扩张，缓解出口需求持续下降对于我国经济的制约作用，也就能够为我国的经济发展提供一个更加稳定、更加和谐的发展环境。

当然，增加居民的收入水平还有一个最为简单、直接的办法，就是由政府直接给大家多发点钱。我们看到，现代社会的一些社会群体，比如说低收入群体、离退休人员、政府公务员与事业单位等吃财政饭的人员往往都会从政府那里得到一定的收入和补贴，来保障他们的收入水平的真实提高，这不也就极大地推动起这些社会群体的消费需求了吗。你只要给大家发钱了，大家的钱多了，显然也就有钱可花了，那么消费需求也就自然而然地会得以扩张了嘛!

可能很多人听说过，在次贷危机爆发以来的几次人代会或政协会议上，就曾经有一些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提议，直接给全国人民每人都发几千块钱，以此来扩大内需。我们暂不用考虑这样的提议执行起来的可行性，也不考虑它对于我国政府的财政可能会造成的巨大压力，但是客观地说，这样的策略其实是扩大内需的最为有效的手段。当然，后文我将会针对税收调整、转移支付等财政政策手段的具体应用，对这个问题进行更为深入的分析。

提高社会消费水平的第二个途径是增加居民的自发性消费。有些读者可能会觉得很奇怪，你前面不是说自发性消费是与个人的收入水平没有关系的一个相对稳定的数值吗，那你怎么又说要通过提供自发性消费来扩大内需啊，这两个说法是不是相互矛盾啊。其实，我们前面已经谈过了，自发性消费是一种比较稳定的消费支出不假，它只是用于满足人们最低的生活需要的目的，因此其内容也会相对简单。但这并不代表自发性消费支出就不会发生变动，不同的历史背景，不同的收入水平，不同的区域，不同的经济发展水平，都会影响自发性消费需求的内容及其金额。

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在改革开放以前，很少有家庭能够每天都吃上白面、大米，他们更多的是吃青稞、玉米、小米等杂粮，因此在那个时代，所谓的最低生活需要也仅仅是获得能够维持基本生存需要的粗粮、杂粮罢了，消费水平极为低下。可是在现代社会中，即使在最一般的家庭，白面和大米已经是最基本的生活必需品了，所谓某一个家庭比较贫困，只能勉强维持生存，也不是说他就吃不上白面和大米，只是这样的家庭在肉类或者菜类的选择上，相对会受到价格与收入的影响更大一些。如果要进行纵向的比较，你会发现现在一些城市最低生活保障户的饮食甚至比改革开放以前很多富裕家庭还要好，那么这两个时代的自发性消费需求的差异也就很明显了。

仅仅在10多年以前，手机还被视为一种高消费产品，只有收入水平极高的人才可能消费的起手机。然而现代科技的飞速发展使得手机这个曾经的身份象征、富人的专属物已经成为很多人生活的必需品了，用它来炫耀的价值已经不复存在了。随着手机等以往的高消费产品逐渐转变为当代人的生活必需品，我们在核算不同时代的居民最低生活需求或者说自发性消费需求时，就会明显地察觉出二者之间在内容上、在价值上的巨大差异了。

对于现代社会来说，自发性消费需求的提升得益于社会经济发展与科技进步。就好像我们前面所举的例子一样，手机之所以仅仅10年时间从一种奢华的高价商品转变为一种大众商品，其主要的秘诀就在于技术的不断创新，使得手机生产成本的持续降低，生产手机的技术门槛也大为降低。在10多年前，只有诺基亚、摩托罗拉等少数世界知名的大企业能够生产手机，可是现在，哪怕在一些偏远的小山村里都可能藏着一些山寨手机厂家。这些都极大地推动了手机在现代社会中的普及。如果我们政府能够鼓励科技创新，推动技术水平的持续提升，那么我们有理由相信，未来我们的自发性消费所包含的内容会更丰富，价值也会更高。

第三个影响消费需求变动的因素是边际消费倾向。如果我们能够有办法提高边际消费倾向，显然也是可以扩大内需、促进社会经济发展的。有些读者会想，这个办法简单啊，你前面不是说凯恩斯提出了“边际消费倾向递减”的规律吗，那么要想提高边际消费倾向，不是只要降低居民的收入水平就可以了吗。这个想法是对的，但是别忘记了，引致性消费需求是由边际消费倾向与收入水平两者的乘积来共同决定的。如果收入水平下降，即使边际消费倾向会出现一定幅度的上升，我们也是同样没有办法保障二者之积是肯定上升的啊，那么怎么可能保证扩大内需目标的实现呢。

真正要想推动需求的扩张，我们必须想办法通过一定的政策手段，在不降低居民收入水平的前提下，提高居民的边际消费倾向，鼓励居民的消费规模的扩张。想必很多读者都听说过一个关于中美两国老太太的故事。一个中国老太太和一个美国老太太在天堂相遇了，中国老太太说，我攒了一辈子的钱，终于在我死的前一天攒够了买房的钱了。而美国老太太则说，我攒了一辈子钱，终于在我死的前一天把我住了几十年的房子的贷款还完了。这个故事一直都被国内的很多金融机构用来教育国人不要过于节约，不要过分储蓄，要学会贷款消费，要学会透支消费。随着国内商品房消费中的贷款购房成为一种普遍的现象，同时信用卡的普及也使得更多的国人习惯于透支消费这种风靡欧美国家的消费习惯，中美两国老太太的故事的教育意义似乎已经不复存在。

很多人都会觉得西方人活得特别潇洒，赚多少钱立马就花多少钱，没有钱的时候会还通过贷款或者透支信用卡来创造机会花钱，他们似乎从来不用考虑未来，更不会考虑为子孙后代打下一个坚实的经济基础，人人都过着“今日有酒今日醉”的“月光”生活。相对而言，东方人就保守得多了，无论是中日韩等东亚国家，还是东南亚的一些国家，很多人都有较强的储蓄动机，他们会把更多的钱存在银行，甚至保存在箱子底下，为的就是未来能够拥有更大的保障，并能够保障子孙后代的幸福安康。高储蓄率甚至被世界银行解读为创造亚洲经济奇迹的一个重要原因。但是换一个角度来看，高储蓄也就意味着低消费。前面我们讲过，人的收入就是划分为消费和储蓄两个部分，二者其实是呈现出此消彼长的趋势的。如果储蓄率过高，那就意味着消费在个人的收入中所占的比重相对偏低了，社会的消费需求显然也就难以启动了。这也使得很多亚洲国家的经济发展极度地依赖于欧美等出口市场，如果海外市场一旦有个风吹草动，马上会危及本国的经济发展。就这方面而言，刚刚过去的这场次贷危机就完全的暴露出自身市场不足对于东亚经济的制约作用了。

2007年次贷危机以来，很多经济学家都在深入地探讨是什么导致了这场全球经济的灾难，无论是把它归结到美国的金融体系，政府的监管制度，企业的违规操作，还是市场的过度投机，我们还是必须看到，在现代金融体系下，美国人的过度消费也是导致这场危机的重要因素。

凯恩斯教育我们，决定我们的消费水平的不是单一商品的价格水平，而是我们每一个人真实的收入水平、边际消费倾向以及我们的自发性消费需求。然而我们却看到很多西方国家的人通过信用卡过度的消费，决定他们消费需求的已经不再是他们真实的收入水平，而是他们所能够得到的信用卡中授权透支的金额，在这种情况下，很多人的消费需求被急剧地扩大了。当国民经济稳定发展时，每一个人都能够获得稳定的未来收入，那么他们透支消费不会出现问题。然而当整个国家的经济出现问题时，人们的未来收入都会受到严重的影响，他们可能发现自己再也没有钱可用来买东西了，自己的消费水平被迫大幅降低。更为严重的是，很多通过贷款买房、透支消费的人，由于房产价格的急剧下跌，或者失业失去稳定的收入来源，就会面临无法归还银行房贷或信用卡欠款的困境而走向破产，房子被收回，生活陷入困境之中。从某种程度上来看，美国人之所以会在次贷危机的泥潭中越陷越深，与他们忘记了凯恩斯老师所教导的最为简单也最为朴素的消费理论有很大的关系。

看到美国所遭受的这一幕幕悲剧，想必很多国人会更加坚定多储蓄、多为未来争取保障的生活方式。我们看到在面临全球性经济危机的时候，很多国人由于对未来的悲观，或者说由于看不透未来经济形势的走势，更加不敢消费，国内的消费需求面临更为严峻的压力。那么在这样的特殊经济形势下，如何提升我国居民的边际消费倾向也就具有更为重要的意义了。

2007年以来，伴随着粮食、猪肉、油价、房价的持续上涨，国内的消费物价指数CPI一直保持在高位运行，通货膨胀问题一度成为困扰我国政府的一个头痛的难题。然而我们看到，即使在这个高通货膨胀预期的经济形势下，仍然有相当大比重的国人不愿意消费，而选择把钱存在银行。即使看着自己辛辛苦苦赚来的血汗钱在银行账户中不断缩水，仍然不愿意打开钱包消费。这究竟是为什么呢?

各位读者你们可以问一下自己:“我为什么不愿意消费?我为什么会把收入的相当大的一部分存在银行，而不愿意拿出去消费?即使在通货膨胀的预期下，我为什么还是愿意把钱存在银行，眼睁睁的看着它贬值也不愿意把它拿出去花掉?”想必绝大多数读者的答案都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我得攒钱买房、买车、买一些价格较高的消费品;我得给自己留下一些养老的钱;我得留些钱预防一些天灾人祸、重大疾病;我得准备给孩子读书的钱，给子女留下一些生活的保障等等。

其实之所以现代社会会有如此多的人不敢消费，这个问题的答案归结起来有三个方面:为未来的大宗消费储蓄，没有能力消费;为未来的保障储蓄，不敢消费;为子女储蓄，不愿意消费。试想一下，如果政府能够通过一定政策的实施，在这三个方面能够有所改善，那么就有可能极大地提升国人的边际消费倾向，实现扩大内需促增长的宏伟目标。

我国住房制度改革推行以来，房地产市场得到了极大的发展，大多数家庭都从原本狭小的单位宿舍搬进了宽敞明亮的商品房中，实现了居住条件的极大改善。然而近些年，伴随着房价的持续上涨，国内各社会群体对于房地产市场的矛盾也日益激烈，住房问题成为困扰很多中国家庭的大问题。对于很多青年人来说，自工作的第一天开始，他们就期待能够攒足购买一套房的首付款，为此他们只能节衣缩食。可是他们悲哀的发现，他们收入增加带来的积蓄的增长，似乎永远也赶不上房价上升的速度，他们只能无休止地压缩自己的日常消费，为自己梦想中的房子而进行积蓄，这当然就会影响这个社会的消费水平了。而且即使一些年轻人凑够了首付，真的购买了住房以后也只是沦为房奴，每月必须将收入的相当大的一部分用于归还银行贷款，当然也就没有太大的能力扩大自己的日常消费了。

除了房奴以外，当今社会我们还可以看到车奴、卡奴等新名词，这代表着社会公众对于购买了住房、汽车、使用了信用卡之后，自己生活质量极大的下降的不满。住房、汽车进入寻常百姓家，本来代表着社会的极大进步，人民生活水平的极大提高，然而住房价格与汽油价格的居高不下，则使得每一个拥有住房与汽车的家庭为此都背负上沉重的经济负担，反而极大地限制了中国家庭的消费能力。从这方面来说，似乎又看不到住房、汽车的普及对于中国家庭所带来的益处了。

也许有人会说，这些人真傻，既然他们承担不起商品房和汽车，为什么还要勉强购买呢?为什么社会上会出现如此多的沦为房奴与车奴的傻子呢?很显然，一方面是由于中国的传统文化中拥有一套住房才让人觉得有安定感，而缺乏住房随时都需要准备迁徙并不符合绝大多数中国家庭的习惯，更为重要的是，尽管中央政府针对保障住房采取了很多重要的举措，然而对很多低收入家庭，包括既不属于特困家庭，无法享受到保障性住房，又难以承担高昂房价的夹心阶层来说，除了购买高价商品房，他们并不具有其他解决自身居住困难的办法，他们只能勉强挤入本不属于自己的商品房市场。这显然给这些家庭背上了令其难以承受的负担。

我们看到2009年底以来，中国政府连续推出了一系列的政策，关注的就是平抑房价，控制房价的过快上涨，限制过盛的投资性住房需求，加快发展廉租房与保障性住房，使得更多的家庭能够完成拥有属于自己的住房的梦想。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些政策推出的一个重要目的，就在于为了缓解房价上涨过快导致过多的人为了买房而压缩消费所造成的内需不旺。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尽管当前房地产市场中的投资性购房需求也同样能够带动社会的消费水平，但是这往往是以带动房价的更快上升、导致更多的居民无法承受得起房价的压力为代价的，这就有可能极大地危及当前社会的稳定。虽然打击投资性购房需要可能会打击社会的住房消费积极性，压缩整个社会的购房消费需求，但却能够带来我国房地产市场的健康稳定的发展。因此我们看到中央收紧二次房贷、提高二手房交易税等措施的出台，都是立足于限制投资性购房需求的。这固然可能会减缓我国的房地产市场的发展速度，但这恰恰是推动我国房地产市场更加健康发展所必须付出的代价。

我们有时候去看一些赛车比赛，如果车手只是一味追求速度的话，不断地踩油门加大速度，那么这辆车就很可能运行不稳，如果在遇到意外时再紧急刹车，就很可能翻车。有经验的车手往往会在一些弯道或者路况不好、前面有事故发生等情况下，有意识地放慢速度，这样反而能够跑得更加平稳，速度更快。现在的中国房地产市场就有些像一辆一直在加大油门不懂得及时刹车的赛车，如果不能及时地教会它适时的放慢速度，也许车祸就为期不远了。

相对而言，购买了汽车却用不起车的家庭尽管较为常见，但远谈不上普遍。随着汽车信贷的推出，使得汽车的购买门槛锐减，对于很多家庭来说，拥有一辆真正属于自己的汽车不仅仅是增加一件大件商品，这更是圆了很多家庭的一个梦想。汽车信贷的出现的确帮很多家庭很快实现了这个梦想，这同样也给我国的汽车市场带来一定的风险。除了一些本来就拥有汽车消费需求的高收入家庭以外，有些家庭是由于攀比而盲目购买汽车，有些则是由于交通的不便而被迫购买汽车用作代步工具。然而2008年以来油价已经发生了较大幅度的提升，这也让一些收入相对不高却拥有汽车的家庭感到力不从心，被迫减少汽车的使用，只能让自己花费不菲价格买来的汽车长期趴在停车场而得不到经常的使用，成为一种奢侈的摆设。

在北京、上海等大都市，每到上下班高峰期经常会出现严重的交通堵塞，这同样是盲目鼓励汽车消费所造成的恶果。次贷危机发生以来，我国又推出了一系列汽车信贷、汽车以旧换新、购车税收减免等政策，来鼓励发展汽车产业。然而看到很多城市街头拥堵的路况，似乎我们更应该加强汽车消费教育，控制汽车信贷风险，尽量减少盲目性汽车消费来缓解城市交通压力。

加强城市基础设施建设与公共交通建设，使得一些不拥有汽车的家庭也同样拥有一个便捷的交通选择，这必然会极大地减少汽车消费。我们看到在北京、上海、广州等地铁、公交系统相对完善的城市，很多人选择卖掉自己的爱车，重新回到地铁或者公交车的车厢，这在很大程度上正是得益于这些地方政府加强城市公共交通建设、缓解城市交通压力的得力举措。

在2008年次贷危机危及我国汽车产业的时候，从中央到各地方政府纷纷出台一系列的鼓励汽车消费的政策，但是正如我们前面所说，一个人、一个家庭的边际消费倾向在某一阶段是相对稳定的，尽管由于受到危机的冲击减少了汽车消费，但这并不代表他们的消费需求会出现较大的下滑，他们也许会把本来可以用于汽车消费的资金用于更多的其他方面的消费，通过这样的消费结构的调整，反而能够更大限度地鼓励社会消费，提升人民的边际消费倾向。从这方面来说，有些地区的汽车消费刺激政策实在是画蛇添足，或者说也许只是地方政府为了扶持汽车产业的发展、鼓励本地的龙头汽车公司的发展、带动本地GDP增长的一种无奈的选择罢了。

其实影响我国的消费需求发展的真正障碍，还是在于社会保障体系不完善。由于缺乏对于现有的社会保障体系的信任，更多的国人把自己的生老病死都纳入个人的消费计划，他们会选择更多的储蓄，以为自己未来可能遇到的重大疾病、大额支出提供预防。

对于很多中国家庭来说，未雨绸缪是东方文化所看重的一种生活态度，“诸葛一生惟谨慎，吕端大事不糊涂”更是亿万中国人效仿的榜样。如果你不能够考虑自己未来的生活及至生存的需要的话，那么你可能被视为一个缺乏生存经验、考虑问题不够全面的人。这种谨慎的生活态度也是亿万中国人民从长期的历史变革中得来的生活理念而被很多现代中国人仍然奉为圭臬。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如果不考虑社会的形态与社会的发展，东方式的为未来留足充分的预备经费这种留有余地的生活态度，远较西方式的今朝有酒今朝醉的生活态度更加合理。然而我们也要看到，隐藏在这之后的中外社会保障制度方面的差距。我们知道，之所以西方社会中每一个人、每一个家庭能够活得如此洒脱，就是因为很多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存在一整套非常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每一个人都不用担心自己未来可能会遭遇事故、疾病或者其他的意外。即使会发生一些意外事故，国家的社会保障体系也会为这一切意外性支付买单，个人不会因此而承受过大的经济负担，这也导致西方人不会选择为未来预备过多的预防性支出的经费。这样的社会保障制度才是真正代表着文明社会的新的发展。对于我国政府来说，如果真的希望扩大内需，希望把所有国人藏于箱底的资金都能够转化为带动我国经济增长的真实的消费需求的话，进一步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加强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养老保险、工伤保险和生育保险等五险的推广，同时加强对于城市低收入家庭、自然灾害的受灾人民、拥有重大疾病患者的家庭的救济工作，真正实现“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从而最大限度地消除国人消费的后顾之忧，最大限度地扩大当前的消费水平，推动我国的经济发展。

在东方文化中，照顾子女是所有父母必须完成的义务，他们不仅要将子女抚养成人，往往还肩负着为子女未来创造最为良好的发展基础的任务，为此他们不但要为子女提供各种名目繁多的教育机会与发展机会，而且还要为子女未来提供一定的物质储备。尤其在当前房价一路飙升的今天，绝大多数青年人如果想拥有自己的住房，通常都需要父母的强大的经济支持。很多父母为了自己的儿女能够拥有一套自己的住房，节衣缩食，减少一切不必要的消费，节约资金以支持儿女的购房行动。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为子女省钱是长期积淀的东方文化的一个重要内涵，我们很难通过政府政策的推行来改变它。但是我们也看到了在当今社会中，一些家庭已经逐渐在思想上接受了西方“不为子女留钱财”的思想，一些国内知名富豪选择把自己的个人财产通过一些慈善性捐赠的方式赠予其他人，而不再留给自己的子女。还有一些家庭，自孩子上大学甚至上高中起，就鼓励孩子通过自力更生，去社会上打工，为自己筹集学费和生活费，从而培养下一代独立自主的精神。当然这些都还只是个别现象，但是有理由相信，随着社会的发展，国人“俯首甘为孺子牛”，为子女“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现象会渐渐的减少。他们会把更多的收入用于满足自己的消费需求，而不是更多的考虑下一代的生活与发展。

在全球面临经济危机的形势下，消费需求不足已经成为困扰很多国家政府的一项重大难题了。对于我国政府来说，“扩大内需保增长”是一切经济政策的中心。然而，如果不清楚凯恩斯的消费者理论，不能够明白应该从哪些环节促进消费需求的增加，也许我们很多政策并不能落实到关键之处，这些政策的作用效果也就必然大打折扣了。从这方面来说，凯恩斯的“看得见的手”的理论仍然支配着当前很多国家扩大内需的政策选择，仍然在实际应用领域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