聚道和升道的古为今用

三、聚道和升道的古为今用

萃卦和升卦里隐藏着很深刻的治国理念。易传作者在两千多年前做了第一次开发和应用,具体成果表现在这两卦的彖辞和象辞里。我们应该在前人的基础上,根据当前社会发展的需要,联系实际,进行创新性的开发和应用。萃卦所宣示的“聚道”,致力于族群的融合,要选择有中正之德的“大人”来治理国家,既不要一味地“顺而悦”,亦不能一味地“刚而违中”,刚柔相济的中正之道才是正确的“聚道”。同样,升卦所宣示的“升道”,致力于提升人民的素质、领导人的素质,以至整个民族和国家的品质。要由中正之德的大人实际管理国家,推行德政。“刚中而应”、“柔以时升”是“升道”的核心思想。即提升人民和国家的品位,不可能一蹴而就,它是一个非常漫长的过程。既要坚定阳刚、光明的意志,又要灵活地抓住时机不断地提升自己的品位。我们研究《周易》的“升道”,直接有助于我们完善中华民族的复兴之道。

(一)聚道的古为今用

两千五百多年前的《周易》时代,及继之而来的春秋、战国时代,当时“聚道”的范围还只局限于现今中国的河南、山东、陕西、山西、河北南部等中原地区。当时的荆楚、燕、赵等国便已是接近蛮荒的边远之地了。两千多年过去,从周武王克殷算起,周公灭九十九国,降服六百五十二国(《逸周书·世俘解》),《史记》称周武王开始大封建,先后建立七十一国,但是到了战国末期只剩下秦国和山东六国(魏、韩、赵、楚、燕、齐),最后由秦始皇所统一。从中国社会发展历史来看,由成千上万个“小国”,聚合成一个大国,其间经过了不知几千年的时间。但是在九百六十多万平方公里的华夏大地上,聚居着五十六个民族、拥有十三亿中国人民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是经历了两三千年聚分离合的风雨而诞生的民族融合的大家庭。从中国历史发展的辩证法来看,当前人类社会所面临的经济全球化趋势,驱动着人类社会正走在新一轮的“春秋战国”时代。当前是美国独霸,它凭借其强大的军事力量、科技力量和经济实力,到处设置军事基地,到处干涉别国内政,在苏联和东欧解体之后,它的下一个目标自然而然地瞄准中国。但是中国不同于前苏联,任何人想在中国版图内建立独立国家,无异是白日做梦!什么“台独”分子,什么“东突”分子,迟早会被历史车轮碾得粉碎,成为未来历史图卷中淡淡的一抹烟云而已。

然而这并不能成为我们任何轻视“聚道”的理由,尤其是当政者应该经常反思自己的施政措施,有没有违反“聚道”的地方,亦即有违于凝聚民心、民意的地方,应该广开言路,揭露和检讨以往施政中的各种弊端,及时加以纠正。此话说来容易,施行起来却非常之难。就像秦始皇嬴政从公元前230年灭韩开始,到公元前221年灭齐,十年之间消灭了山东六国,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君主制国家,他集军事、政治、经济、文化大权于一身,壮志满怀,自称始皇帝,期望秦皇一系统治万代,一代一代传袭下去。却不料在他死后不到一年,就发生陈胜、吴广率九百戍卒起义,不出三年,秦王朝就为项羽、刘邦的楚汉之争所终结,最终于公元前207年刘邦攻陷咸阳,秦朝为汉朝所取代。秦始皇是一位胜利者,也是一位失败者,而且作为历史上非常典型的实行严刑酷法的暴君被载入史册。究其原因,还得从秦始皇这个历史人物本身执政的软肋上寻找。秦始皇的软肋在哪里呢?须知秦朝之速亡,表面上看是亡于陈胜、吴广起义,是亡于楚汉相争,是亡于刘邦的汉朝。其实他是亡于不察聚集在自己身边的两颗定时炸弹:赵高和李斯。秦朝之速亡,是断送在这两个人的手里。这说明秦始皇的聚道存在着致命的危险。在秦始皇生前只见“顺而悦”、“刚中而应”的萃聚景象,而死后却显露出“邪佞之道”和“强亢”无道的真相。这种历史教训是应认真加以记取的。

秦始皇的故事距今已两千多年了,人类社会的视野已经从区区百里、千里,甚至万里、数百万平方公里的国家突破出来,尤其是20世纪中叶以来,经济全球化的趋势越来越明显地渗透到全球的各个角落,国家的概念、民族的概念、宗教的概念是不是会逐渐淡化?它们聚合或分化是不是会趋于激烈?中华民族的凝聚力是否会遇到挑战?《周易》聚道的精神是否还有指导作用?等等,这些都是我们应该加以思考的问题。我认为王弼所说的“方以类聚,物以群分,情同而后乃聚,气合而后乃群”的规律仍在起着支配作用,不同种族、不同国家,各有不同的制度和不同的文化、不同的宗教,它们的聚散会有许多次的起起落落和反复。例如欧盟的出现和苏联的解体,都充分证明《周易》萃卦所强调的聚道并未失效。欧洲联盟1957年成立时只有法国、联邦德国、意大利、荷兰、比利时、卢森堡六国,到如今则已成为拥有二十多个国家的经济一体化的联盟,虽然还没有统一的宪法,但已经有了统一的货币“欧元”;而由列宁、斯大林创立的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苏联),经过七十年的聚合却遭到红旗落地、亡党亡国的结局,这是作为苏联执政党的苏联共产党的“聚道”出了“问题”。同样号称社会主义国家,为什么苏联和东欧一些国家会解体?为什么中国、朝鲜、越南、古巴等国社会主义能得以延续?答案是它们的“聚道”不同,所以结果不同。情不同,气不合,聚不在一起,只得散了。“观其所聚,天下万物之情可见”,此之谓也。

(二)升道的古为今用

在本节的开头,我们曾指出升卦所宣示的“升道”是让人们懂得在聚集民心、军心的基础上要致力于提升国家领导人、国家各级公务人员,以至全民族全体人民的素质,这是关系到国家和人民命运前途的大事。其中尤其以提升国家领导人的素质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最为突出。我们从秦朝迅速覆灭的教训中看到,这种结局不仅是秦始皇嬴政个人期望万世一系的破灭,同时由于政局的动荡,使满朝文武百官及广大平民百姓的生活也遭到彻底破坏,全国人民生活在惊恐不安的动乱环境下,免不了受到迫害和杀戮。从秦朝速亡的教训中,我们看到国家领导人的素质是非常关键的一环,当秦始皇十年之内平定六国,与群臣讨论是称帝好还是称什么好时,在“提刀而立,为之四顾,为之踌躇满志”的同时,不能认为他没有想到身后之事,他定名为“始皇帝”,确实证明他主观上很希望由他创立的统一王朝能一代一代,二世、三世、四世以至无穷地传承下去。但是后来的事实证明,促使秦朝短命的正是当时欢呼万岁、万万岁的奸佞之人。作为国家领袖人物,不能知人,不能善任,其结局必定悲惨无疑。所以,知人善任是作为领袖人物极其重要的素质之一。

毛泽东是当代中国共产党的伟大领袖,在中国大陆取得执政权力的初期,还是十分谦虚谨慎,从西柏坡起程向北平进发时,他还告诫部属“这是赴京赶考”,“不要当李自成”。对于党外人士的团结工作也做得很成功,党内的民主和团结也是比较正常和和谐的。但是到了50年代后期,尤其是经过“反右”以后,原来较好的统一战线受到了严重影响,“阶级斗争,一抓就灵”的思想扩大到党内,最后发展到“文化大革命”,矛头对准所谓的“党内最大的走资派”,许多开国元勋,如彭德怀、刘少奇、邓小平、贺龙、陈毅以至周恩来,都成为被迫害的对象。林彪和“四人帮”把中国大陆搞得狼藉一片。这种人造的“阶级斗争”使中国人民深受精神煎熬之苦,给社会引入无穷的灾难。幸亏中国共产党是久经考验的政党,健康力量的基础非常深厚,在毛泽东去世后,局面才得到有效的扭转和控制,三落三起的邓小平才带领全党走出困境,走上和平发展和崛起之路。如今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不仅提出了构建和谐社会的战略目标,同时也发出了构建和谐世界的呼吁,得到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们的赞赏。

由此可见,社会的聚焦融合与社会的进步和升级是一个比较长期和缓慢的过程。《周易》萃卦告诉我们,萃聚以正;升卦告诉我们,柔以时升,这是很值得我们深思的治国理念。升时不以柔,反而达不到进步和升级的目的。前苏联为了改革旧体制,采取“休克疗法”,导致苏联解体,便是当代最明显的例子。“休克疗法”所以不灵,就是因为违背了“升时以柔”的原则;中国的改革开放所以成功,正是因为它“升时以柔”。邓小平曾告诉国人,改革开放“要摸着石头过河”,意思就是要非常谨慎小心地来进行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的改革,这是对“柔以时升”的最通俗易懂的诠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