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势力对开平

二、英国势力对开平、滦州煤矿的兼并

（一）开平煤矿被诈夺的由来

直隶开平煤矿从1876年经唐廷枢经营以后，到甲午战争前夕，历年基础建设不断扩充，产销正常，并且逐年扩大，已成为晚清引进西方先进技术和设备具有突出成效的一个大型企业。

开平煤矿是一个官督商办企业。在它的创建过程中曾得“官”的扶持。因此，在企业的组织经营上难以排除封建政府的干扰。即使在唐廷枢主持时期，他虽然一直以全力经营资本主义企业方式自命，但也难以摆脱封建旧势力对新型企业的包围。

一方面，开平矿务局副划经营，卓著成效，在较大范围内鼓励了有志从事新式企业的工商业者；另一方面，它的成效也引起西方侵略势力的觊觎。在1885年秋冬之交，开平矿务局曾因资金周转紧张，一度向英商怡和洋行洽商贷款，怡和经理机昔（J．Keswick）就别有用心地提出以开平矿务局“所有局务归该洋行经办”作为成立贷款的条件，^[278]表明了英国势力早就存有染指开平煤矿的野心。

1892年10月，开平总办唐廷枢因病去世，李鸿章指派江苏候补道张翼继任。张翼系醇亲王奕谖侍役出身。刘坤一说他曾办理江苏正阳关盐务，还“屡办赈务” ，^[279]但是，他对于近代矿山企业的经营懵然无知。在张翼主持下，企业衙门化和闲散冗员充斥的现象日趋严重。1901年的一项调查称：在开平矿本来只需60人就可以完成的工作，却用了617人；在矿务局工资单上虚报的名额达6000名之多；负责出仓、验收采矿工作、采购原材料、售卖煤斤、航运、出租矿局所有土地的办事人员，只顾私利，不问矿局盈亏，他们每人每年据估计收受贿赂平均在2万两左右。^[280]处在如此混乱和腐败状况下，矿务局的开支剧增，收入锐减。郑观应当时目睹矿务局的种种劣迹，曾尖锐地指出：“张〔翼〕系醇邸之随员，故北洋大臣不问其材具如何，遽升为督办〔1898年张翼升任督办〕。张恃有护符，营私舞弊，不一而足，闻曾将公司所购之香港栈房、码头改为私产，售与别人，攫为囊中物。办建平金矿私弊尤多，其最著者：一以局款十数万起造大洋楼，备欢迎醇邸到津阅操之用；一以不集股商会议，私招英人入股合办，得洋人酬劳费五万镑；一开平矿局与华商合资所买广州城南之地，经理10余年，绝不纳税，致被充公，所失约计二百余万。虽经股东控诸当道，均置不理” 。^[281]

这种毫无制度可循的企业管理状况，必然为开平矿务局带来危机。尽管在张翼主持矿务局的最初几年，矿务局的产销因得益于前一时期经营余绪，仍见上升，但危机终于通过1897年开始的建造秦皇岛码头的活动而日趋明朗化。

开平矿务局由于经营管理严重混乱，在国内逐渐丧失往日崇高声誉。张翼无力招集扩建秦皇岛码头所需资金。他只得放弃该局一向以集股扩充设备的方法，转而径向外国势力乞求贷款。1907年，他通过德国人、津海关税务司德璀琳（Gustav Detring），以天津、上海等地的港口设备作抵押，向德华银行（Deutsch-Asiatische Bank）借款60万两。嗣后，他又于1898～1899年请求英商墨林（C．A．Moreing）为开平矿务局经办发行秦皇岛债券20万镑（合行平银140万两），而以开平局全部产业作为抵押。墨林派美国矿师胡华（Herbert Hoover）来华，被张翼任为开平矿山工程师。在这次贷款活动中，外国势力代理人德璀琳和墨林对开平煤矿怀有不可告人的目的。他们密谋利用贷款关系，变开平矿务局为中英合资公司。为此，墨林着手组织东方辛迪加（Oriental Syndicate）作为投资开平的财团。1900年1、2月间，墨林再次来华与德璀琳、胡华准备实现密议的计划，恰逢义和团运动爆发，无法进行。对于此项阴谋活动，张翼是难以辩解自己事先完全无所了解。1901年5月，他在蒙混清政府的奏折中说：“缘开平一矿，久为各国垂涎、窥伺之机，蓄志已非一日” 。^[282]说明他也是有所觉察的。然而他不仅不作任何防范，反而屡次向其举借贷款，实在是自觉不自觉地干着与虎谋皮、开门揖盗的活动。

（二）英国势力以欺诈手段对开平煤矿的攫夺

1900年，帝国主义联军借机镇压义和团农民运动侵入直隶，开平矿务局的矿山及其所属产业全部被占。该局督办张翼在外国势力胁迫下，竟委托德璀琳为代理总办，“并予以便宜行事之权，听凭用其所筹最善之法，以保全矿产股东利益” 。^[283]稍后又两次给予札委，准其“广招洋股”及其所拟的“中外合办章程” 。^[284]于是一幕离奇丑恶的交易随之出现，这就是由德璀琳代表开平矿务局作为卖方，胡华充当英商墨林的代理人作为买方，于当年7月30日在天津签订“卖约” ，把开平矿务局所有财产和权益都交给胡华，由后者再将其移交给按英国公司法注册的开平矿务有限公司。每股面值100两的开平旧股换给每股面值1镑的英国有限公司新股25股，作为旧公司移交给新公司一切权利、利益的完全补偿。^[285]在“卖约”上签字的有德璀琳和墨林两人；张翼以“卖约”上未列明他的权益，拒不签署。1901年2月，在伦敦注册的开平矿务有限公司是以英、比资本为后盾的组织。为了攫取占有开平煤矿的充分依据，它再次派胡华返天津会同德璀琳胁迫张翼签署开平财产移交给新公司的“移交约” 。在谈判过程中，为了敷衍张翼的要求，双方订立“副约” ，作为签署“移交约”的先决条件。“副约”写明：“为国家暨保全股东之利益起见，意将该局改为中英公司，按英例注册” ，“华洋股东，利益均沾，盈绌同享” ，“张大人翼仍为该公司住华督办，与在华各外国人充总办者，权力一般无异” ，公司的管理将由两个董事部定夺，“一在中国，一在伦敦” 。^[286]张翼由于个人私利得到满足，便于1901年2月19日在“移交约”和“副约”上签字画押。事实上这不过是进行一轮新的骗局。外国势力之所以极为重视张翼亲自画押，设下圈套，其原委正如参加该两约签字的见证人顾勃尔在签字后于2月25日向英公司报告中所作的供述：“张大人如不签字，矿务局产业的所有权就不能到手，而且无论是从德璀琳先生和其他人那里想要得到合法的补救，都将会非常困难” ，接着他又坦白承认：“我敢说，就中国同等重要的产业来说，没有一家外公司曾获得过这样完善的一份契约。”^[287]显然，顾勃尔完全交代了“副约”和“移交约”对外国势力霸占开平的意义和作用所在。

两约签字后，张翼便于同年6月以“开平矿务局加招洋股，改为中外合办有限公司，以保利权而维商本”为辞，蒙奏清廷。颟顸的清政府全然不知其中曲折，对之不置可否。英国势力便轻易地骗取了开平矿务局所属各矿井和秦皇岛码头，以及一应地契和历年账册等，确立了对开平矿务局的统治。及至1902年，直隶总督袁世凯因矿区不准悬挂象征清政府的龙旗，才发现严重问题。当他向清廷揭发张翼勾结外国势力盗卖开平煤矿及其一应财产时，英国势力已经牢牢掌握开平矿务局经营管理大权数年之久了。此时，尽管清政府责令张翼“设法收回”开平，还批准他于1904年远去伦敦高等法院投诉，实际上不过是演了一幕可耻的闹剧而已！

（三）英国资本控制下的开平与开滦矿务局

1900年，英国势力从开平督办张翼手中诈占开平煤矿后，随即在生产上着手排除矿井积水，于当年10月25日复工，^[288]并开始从欧洲雇用技师，从事生产技术改革。在经营管理方面及时采用西方的簿记方法，堵塞贪污浮报、消灭工资账目上的空额。^[289]开平煤矿的生产逐渐恢复并步入正轨。1901年，开平公司着手改进和补充唐山和林西两矿生产设备，对1898年建造的唐山第3号矿井进行加深，并更新机器设备。^[290]1906年，开平矿务局又装置了发电机，以电力代替蒸汽，用于矿内提升和抽水等方面的运作。^[291]这种更新和充实机器设备的工程大体到1907～1908年初步完成。因此，开平煤矿的产量在当时已经达到年产200万吨的生产能力。至于在此期间，直隶总督袁世凯一面进行收回开平煤矿的活动，一面又札委周学熙积极筹建滦州煤矿，并且于1907年投产。于是在直隶省内存在着开平、滦州两大煤矿争夺销售市场的尖锐斗争。延至1912年，终于出现了两煤矿以所谓“中外联合”名义，成立了开滦矿务总局，统一领导经营。而筹建于1902年的滦州煤矿，一应机器设备都是从德国购置的最新式的机器。所以，1912年两矿“联合”后，开滦煤矿的机器设备在全国煤矿工业中便具有最为新颖和优越的特点。而且在经联合后的调整，劳动组织更趋于合理。在工资制度上开始逐步试验以计件工资制代替计时工资制，鼓励工人熟练技术。尤其是由于两矿联合，自然地也消除了彼此争夺销场的斗争。从而开滦煤矿的销售市场便从华北一隅迅速地向我国东南各口岸和华南广大地区拓展。随着两矿联合，企业内部机制在调整过程中日益趋于完善，促使开滦煤矿产销出现崭新景象，它充分反映在表61所列的统计数字中。

表61　开滦矿务局的产销统计

资料来源：开滦档案：《开滦煤矿历年总稽核年报》，转见王玉茹：《开滦煤矿的经营效益分析》，《中国经济史研究》1993年第4期。

表61反映，作为一种能源工业，开滦煤矿产销数字的浮动从一个侧面显示了社会经济发展变化的某种迹象。如果就1912～1927年开滦煤矿产销数量的变化趋势来考察，这一时期中，它尽管出现过升降的变动，但在总趋势上大致都呈持续上升的势头。若将这16年分为前后两个阶段来考察，那么在1912/13～1921/22年的10年中，它的产量呈直线上升状态，10年中增加了1．5倍，这在近代中国煤矿工业的发展中可说是罕见的速度。这期间爆发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和战后1919年在我国发生了规模空前的五四运动。这两大历史事件对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都起了积极的促进作用。国内各行各业新工厂的涌现，和原有企业的扩充，成了这一时期经济发展的主要特征。它们急切需要大量能源的供给和补充，开滦煤矿的产销活动自然也得到积极的推动。而后一阶段的6年，即1922／23～1927／28年，开滦矿产销发展则表现出起伏多变的波浪式状态。导致这种升沉现象的主要原因之一，在于国内社会政治形势的动荡。20世纪20年代，在我国长期存在的由帝国主义导演、扶持的军阀割据战争，此伏彼起；爆发于1922年的第一次直奉战争陷华北地区动荡不安，导致社会金融严重不稳，工商生产深受其害。其后还不到两年，即1924年夏秋，江浙两省军阀宣战厮杀；紧接着第二次直奉战争再起，京汉、津浦铁路因此中断。运输瘫痪造成了市场萧索，工、商各业生产经营都不能不陷于停顿。这些都直接影响到煤炭的生产、运输和销售。开滦煤矿在这6年中，从整体上看，产量上虽然仍有微弱的增长，但其速度已远不能与前此10年相比拟了。

根据开滦煤矿历年总产量的统计，进而考察开平和滦州两矿在开滦矿总产量构成上各自所占比重时，我们将从表62所列的统计上看到，它们在开滦历年总产量构成中所占地位是随同岁月迁移，起着不同变化的。

表62　开滦矿务局的产量构成

资料来源：开滦档案：《开滦煤矿历年总稽核年报》，转见丁长清：《开滦煤矿的储量、质量和产量》（待刊）。

表62统计数字说明：开平、滦州两矿联合之后的16年中，开平的年产量头几年在开滦总产量中尚占较大比重；但从1916/1917年度后，它在总产量中所占比重便退居次要地位。同期中滦州煤矿产量在总产量中所占比重却在稳步递增。到了1923/1924年度，它的年产量已占开滦总产量60%以上，1927/1928年度甚至达到65．4%。因此，统计数字的变化说明：开平、滦州两矿在开滦总产量构成中所占地位从1916/1917年度以后是以逆反方向变化的，它们的反差程度也是随岁月迁移而愈见加深。这就是说，在英国势力控制的开滦煤矿中，长期维持高额产量运作中，起着主导作用的是滦州煤矿。

（四）开滦矿务总局对国内市场的全力开拓

开滦矿务总局是在辛亥革命爆发的1911年成立的。这场不彻底的资产阶级革命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中国近代资本主义工商企业的发展。稍后，在国际上又爆发了第一次世界大战，西方参战国家的工业生产都受战时经济约束，无法维持正常的产销业务。于是在中国资本主义工矿企业面前展现一个顺利发展的环境。开滦矿务局紧紧掌握这个时机，及时调整生产和运销，在提高产量的同时，又锐意经营和改善秦皇岛港口的吞吐能力。在华北地区则以天津为重镇，努力向相邻的中小城镇扩大销售市场。同时又加速开拓东南沿海口岸，确立了以上海为中心，进一步向长江中上游拓展新市场。此外，华南的广州市场也成了它伸手捕捉的目标。

20世纪一二十年代，中国煤炭市场的货源基本上可划分为三个方面：一个是直接自国外进口，如日本煤、安南煤、印度煤等，其中以日本煤的输入量所占比重最大；其次属于外国势力控制下在国内生产的煤炭，如东北的抚顺煤、华北的开滦煤等；第三是由民族资本经营的煤矿，它们虽已兴起有日，但规模狭小，设备能力相对薄弱，产量受到制约，在市场竞争上不居重要地位。

为了不失时机地开拓销煤市场，开滦矿务局着手调整了开平和滦州两矿在天津市场的原有阵地，以便向天津以外的华北市场扩充。在1914年之前，由德国势力控制的井陉煤矿曾力求在天津占领销场，与开滦展开激烈竞争。但是，在地理位置上，开滦煤田距天津仅80公里，近在咫尺；在运输手段上，它既有铁路可供利用，又自备轮船畅达津门，在交通运输上占有很大优势。反观井陉煤矿远距天津280公里，运输上虽也有铁路可资利用，但须经正太、京汉和京津三路转运，无法直达，大费周折，特别是在利用正太和京汉两路时，必须在石家庄重行装卸，运费因此增加，^[292]在销售价格上自难与开滦煤在天津市场争衡。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输入天津市场的开滦煤在1918～1925年，年达70万吨左右；1925～1928年，年达60万吨；但同期中井陉煤输往天津的数量频年减少，没有留下可供查阅的数字。^[293]至于民族资本煤矿如山西阳泉、大同等矿，这时也已在天津开辟销路；但它们的销售量很小，在开滦矿销量面前，实无足轻重。所以，在20世纪20年代，华北天津煤炭市场几乎被开滦煤独占了。

当开滦煤牢固地掌握天津销场后，开滦矿务局迅即将目光转向华东地区的上海煤市。这一地区不仅工厂林立，商业繁盛，交通便利，一向是中外贸易和轮运转输的中心，而且还因为上海可作为沿长江上溯，经汉口向更遥远的内地城镇销流煤斤的理想枢纽。同时上海还可作为沿海运输销往华南各地的中转站。所以，从1900年英国势力盘踞开平煤矿以后，上海便成了它急欲拓展的销场。但是，在19世纪90年代，上海消耗的燃煤主要依靠国外输入，其中以日本来煤占比重最大。20世纪初，开平矿务局力图扩大它在上海的销售额，但该局驻沪办事处经理、英国人葛尔德却表现为无能为力。及至1912年，开滦矿务公司成立。该公司上海经理处在多方物色下，发现了一位从1909年以来便在经理处充当跑街的刘鸿生，是一位富有推销经验和能力的职员。那时在上海市场畅销的煤炭有山东淄博煤、博山煤，东北的抚顺煤，华东的贾旺煤、淮南煤；国外输入的则有越南的鸿基煤和日本煤等，竞争激烈，都有相当的销路。唯独开滦煤市场十分狭窄，客户不多，销流不畅。^[294]在这种状况下，开滦公司上海经理处在了解刘鸿生的能力后，便逾格重用，提拔为公司买办，责以全力开创新局面。刘鸿生便深入调查上海煤市的销售状况。他以户数多、耗煤量大的老虎灶和华商纱厂作为扩展开滦煤消费的突破口；同时向经理处反映用户的合理意见，即开滦供煤不分等级，优劣混杂，难于合用；建议将统煤分级出售，按质论价，用户可以根据需次，采购不同档次的煤炭，既使售价趋于合理，又有利于广泛招徕。这个措施迅即博得用户欢迎，从而为开滦煤迅速打开上海的销路。嗣后，他又将开滦煤销售范围“扩展到宜兴、溧阳等地的烧窑业中去” ，^[295]并且还代表开滦矿务公司向津浦铁路局推销煤炭。时值第一次世界大战，开滦矿务局自备轮船被英国政府征用，致令秦皇岛码头滦煤山积，无法外运。刘鸿生却能设法租用轮船数十艘，包括租用到招商局行走天津—上海的轮船在内，陆续将秦皇岛码头积煤输运到上海销售。此项活动前后竟达3年之久，^[296]使开滦矿务局在运输条件极其困难的1914～1918年，仍能在上海煤炭市场充分供应，年销40万吨左右。^[297]从而有效地维持了滦煤在上海销场的坚挺地位。

自1912年刘鸿生担任开滦买办以后，10年中他经常活动于上海及长江中下游，为开滦公司拓展煤炭市场作出了不少贡献。1922年初，他的业务成绩受到了开滦上海经理处经理巴汉的表扬：“刘鸿生为人颇有才智，他对上海——更重要的是对上海周围地区——的煤业知识，很少人能和他相比。……对我来说，他的意见经常是十分宝贵的” ；特别是由于上海及长江下游一带的“中国大型企业宁愿通过他们本国的同胞才来和我接洽的，为数不少。他在最近6个月中曾经为我们介绍了3位新纱厂经理，其煤斤的年需量分别为10000、10000和7000吨” 。^[298]事实上到20年代初，开滦煤在上海及长江下游各口岸的销售量在1923年已达1112 051吨，占开滦矿务局当年总销量的25．01%，1924年上半年的销售量所占比重也大致相似。^[299]

为了更有效地为开滦煤拓展京（南京）沪沿线销路，并瞩目新兴工业城市无锡、常州等地的煤炭市场，刘鸿生于1926年决定在江阴兴建一座可供3000吨轮船卸煤用的码头。码头建成后，开滦煤便可以由水路径运江阴卸货，然后由江阴运往无锡、常州一带。这样既可节省运费，降低滦煤成本，又能以更低售价打退当地市场上一直占有优势的峄县和贾旺煤的竞争，取而代之。^[300]

经过多年剧烈的市场竞争后，开滦公司在上海地区既从华商手中夺取煤炭市场，同时也有力地冲击了久踞上海的日本来煤的优势地位。表63的长序列的统计数字系统地反映了它们之间互为消化历程。

表63　上海煤市开滦煤和日本煤销售量比重统计

注：日本煤一栏不包括日本在中国所控制的各煤矿运销量在内。

资料来源：根据英商壳件洋行1923年6月30日及1927年6月30日所编的上海煤炭存销报告整理，转引自《刘鸿生企业史料》上册，第8页。

历史地考察上海销场开滦煤和日本煤销售量变化状况时，人们可以发现：1911～1912年，当开滦矿务公司成立之初，上海煤市场上开滦煤所占地位远在日本来煤之下。它的年销量不过占上海煤市总销量的14%～15%，日本煤（不包括日本控制的抚顺煤）则稳占鳌头，占总销量的74%；嗣后由于开滦上海经理处的积极经营，两者在销量上所占比例逐渐出现有利于开滦煤的变化。在不到10年中，至1919年，即世界大战结束后的第二年，尽管开滦煤在上海煤市的销量还略低于日本煤，但两者之间行将持平的倾向已越来越见明显。从1920年起，开滦煤在上海煤市的销量终于跃居首位。造成这种变化的原因是复杂的：它既与开滦上海经理处锐意经营取得成效密切相关，同时也由于欧战期间海上运输困难的限制，特别是日本政府利用欧战时机，积极发展国内轻重工业，耗煤量猛增，对华输出煤炭量相应减少。此外，另一个更加重要的因素是，20年代前半期，日本加紧侵华，中国人民则多次掀起抵制日货运动，自然影响了日本煤输往上海的数量。比如，1924年，输运到上海的煤斤总量达2239495吨，来自日本的仅有718315吨，只占输沪煤炭总额的32%，同年开滦煤的输沪量则增加到789599吨，占35%的比重。^[301]尽管到20年代后期，如1927年和1928年，日煤输沪量有所增加，各达114万余吨，各占当年输沪煤炭总额的36．6%和33．5%，略胜开滦煤输沪的数量和比重。但这种现象并未维持多久，到30年代初，便又完全改观了。^[302]

对于开滦煤矿公司来说，上海口岸的重要意义不但在于它是滦煤在东南地区的销售中心，而且还是它向长江中上游销流的枢纽。前面提到开滦公司上海经理处在通州、苏州、无锡、常州、江阴、镇江、南京和芜湖等地设立的分销机构，都有利于输到上海的滦煤顺利地内销于长江流域中游各地，进而销流到上游若干工业城市。

比如，一向是长江上游工商业中心的武汉在迈入20世纪以后，近代工业有较大的发展，新工厂不断涌现，煤炭的消费量日见其增。据估计：当时武汉每年煤炭的消费量大致和天津相近，年达100万吨左右。^[303]其中一部分虽然仰给于萍乡、大冶、六河沟和临城等地煤矿供应，但大宗的货源则依赖“由上海运来的开滦煤” 。^[304]因此，以武汉为据点，开滦煤在华中地区也牢固地建立起重要的销场。

又如，我国华南重要的工商业城市广州也有开滦煤涉足的记录。广州相邻地区不产煤，长期仰赖省外供应；开滦矿务局利用自备海运力量，使滦煤能够远涉南疆。1926年出版的《中国矿业纪要》反映：广州煤市的货源以往主要来自日本控制的抚顺和台湾两地，开滦虽也有来煤，但为数不多。例如，当年来自抚顺煤为8．7万吨，台湾煤为7．4万吨，两者合计，占当年广州煤市输入量47万吨的33．6%，而开滦来煤年仅7．4万吨，只占输入量的15%。^[305]可是到20年代末，在广州开展的抵制日货运动比较彻底，严格禁止了日货流通。开滦公司则利用“中外合办”名义，自称国产煤，向广州政治当局要求取代台湾、抚顺在广东省的煤炭供应。^[306]此外，在开滦矿务公司拓展广州煤市的同时，也曾涉足汕头，据称年销量大抵在5万吨左右。^[307]由此可见，开滦煤不避长途跋涉，经过多年竞争，到30年代初终于在开拓华南煤市的努力中获得了一定的成效。

综合开滦公司在上述各口及其相邻地区开拓市场的业绩来看，天津和上海无疑是公司在南北两地的主要销场，而上海所占地位更为突出。据公司统计，如以1912年的销售量为基数，经20年努力，天津地区的销量扩大了1．12倍，上海地区则扩大了4．36倍。^[308]国内市场的扩大，促进矿山生产的正常发展，同时也保证了矿务公司在20世纪20年代维持着繁荣的局面。但是，在这个繁荣的“中英合办”的企业中，合办的双方是怎样分割其利润？这个问题在旧中国由于种种原因，未曾进行详细的研究，现在又因史料散佚，也使分析的深度受到一定的限制，目前我们还只能就某些基本资料作一点简略的探索。

（五）开滦矿务局的利润与分配

开滦矿务总局是以开发和经营煤斤为主的大型近代企业。它从1912年成立起至20世纪20年代末，在相近20年中，产销不断上升，企业的资本变化和利润升降状况根据矿务局档案记载，有如表64统计。

试将表64统计结合矿务局历年产销情况作综合考察时，它可以给我们提供几点启示。

表64　开滦矿务局利润统计

注：资本包括实缴资本、借入资本、公积和未分配利润。

资料来源：《开滦煤矿历年总稽核年报》，转见王玉茹：《开滦煤矿的资本集成和利润水平的变动》，《近代史研究》，1989年第4期。

首先，在资本积累的数量上，开滦矿务局一直保持着持续增长的势头。从1912年以后的相近20年中，企业资本积累的变化表示了前10年（1912～1921年）进展比较缓慢，10年中只增长50%；而1922～1928年，积累的速度稍见提高。同时从历年利润变化的情况来看，可知开滦资本积累的来源并不由于新投资的到来，而完全得之于利润的转化。这是在半殖民地社会条件下，由外国资本控制的在华企业资本积累的通例，而开滦公司资本运动的状况更具体地反映了这一类企业完全属于“一本万利”的基本事实。

其次，如果以1912/1913年度利润为基数，将其相近20年中利润变化联系产销升降状况来考察，那么在第一个10年中，在产量增加1．5倍和销售量上升1倍左右时，利润的波动则呈现为：增加1倍的有5年，2倍以上的则有2年，1919～1920年度居于最高峰，竟达3倍以上；而在利润率的变化上则表明：在20%以下的有6年，超过20%的有4年，最高一年（1919～1920年）的利润率竟达到35%。其后，从1922～1927年，企业的产销由于客观原因呈现为波动状态，不如前此10年频年上升状况，反映在利润的指数变化和利润率变动上，不仅是升沉互见，而且上升的趋势也不若前此10年那样坚挺。尽管如此，从1912年以后的16年中，它的年平均利润率仍维持在20%的水平，表明了开滦煤矿公司所达到的利润率与其他同类企业相比较，是明显地处于偏高地位的，其状况更非民族资本煤矿企业所能企望的。例如，我国山西平定保晋煤矿是一家具有一定声誉的企业，它在1912～1927年16年的生产经营中，便有7年（1912～1914年、1925～1927年）处于亏蚀状态，根本无利润可言；1916～1921年经营虽见起色，实现了若干利润，但6年的平均利润率仅在4．7%，只有极个别年份，如1916年，一度曾达15%，但这是该矿经营中绝无仅有的一年，^[309]与开滦煤矿相比较，真是不可同日而语。此外，即使与外资在华企业的盈利作比较时，开滦的盈利也是非常突出的。20世纪20年代后期，外资在华企业的年利润率为10%～20%，^[310]而英国本国公司的年利润率在1909～1914年为9．5%，在1923～1929年则为10．6%，^[311]相形之下，开滦利润丰厚和利润率偏高，显然是不言而喻的。

至此，我们还可进而追索，在开滦矿务总局的利润分配中，作为参加联营的滦州煤矿公司又是处于怎样的地位？

1912年，在开平和滦州两公司进行联合时，曾在合同中订明：“每年净利在英金30万镑以内，开平公司股东应得百分之六十份，滦州公司股东应得百分之四十份。超过30万镑部分则由两公司股东平分。”据此，两公司的股东从联合之日起到1927年，在净利润的分配状况有如表65所列。

表65　开滦矿务总局净利润分配

资料来源：开滦档案，据开滦矿务总局总经理年报编制，转引自丁长清：《旧中国开滦煤矿的财务管理制度和财务状况》（待刊）。

表65统计表明：开滦矿务总局成立后，由于生产正常，产销两旺，营业总利润虽有时出现波动，但增长的趋势长期未变，有的年度上升幅度在3～4倍，净利润变动幅度基本上和总利润的增幅保持一致。至于开平、滦州两公司分配总利润的情况，仍不妨将其分阶段考察。在第一个10（1912/1913～1921/1922年度），开平公司的净利从99万余元递增到252万余元，增达1．5倍以上：滦州公司则从66万元增达206万余元，增加2倍以上。在第一个10年中，开平净利润年平均在264万余元，滦州则在216万元。第二阶段即1922/1923～1927/1928的6年中，开平公司的净利润年平均在309万余元，滦州公司只有253万余元。这说明净利润的较大部分归于开平公司，即归英国资本家所攫取，这是一方面的情况。另一方面，如将开平、滦州两矿历年产量变化联系净利润分配时，问题更显得突出：因为在第一个10年，开平的年产量从1916年以后便步入下坡路了，而滦矿的产量却一直在稳步上升。因此，向开滦总局提供剩余价值的总量中，大部分得自滦州煤矿也是不言自明的。然而在净利的分配上，滦矿却只能分取少数，其不合理已显而易见。到了第二阶段，即1922年之后，滦矿产量在总局所占比重更见提高，可是它在净利润的分配上所居劣势地位，不但无所改善，反而更加厉害了。尽管这是由于1912年不合理的“合同”制约所致，但令人意外的是，以追求最大限度利润为目的的滦矿资本家，16年来对此竟噤若寒蝉，不闻有任何异议和要求，显然是极不正常的现象。对这一极不合理现象的分析已越出本子目所需讨论的范围，因此就不作进一步论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