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平煤矿的筹建

一、开平煤矿的筹建

开平煤矿是洋务运动结出的硕果。在李鸿章等洋务派官僚的大力推动下，清政府于光绪元年(1875年)四月二十六日发布上谕:“开采煤铁事宜，着照李鸿章、沈葆桢所请，先在磁州、台湾试办，派员妥为经理。即有需用外国人之处，亦当权自我操，勿任彼族搀越。”^[1]李鸿章、沈葆桢在得到清政府的允准后，分别派人在直隶磁州、台湾基隆进行查勘。基隆煤矿的钻探工作开始于光绪二年(1876年)，到光绪四年(1878年)正式投入生产，进展比较顺利，后来也一度成为中国近代经营比较有成效的矿厂之一，但在中法战争中煤矿遭到破坏，战后虽经设法恢复，却收效甚微。与基隆煤矿的迅速投产相反，磁州煤矿却因“矿产不旺，去河太远”^[2]，官民冲突，再加上“运道艰远”，李鸿章与购办机器的菴特生又在订购机器的价格上“意见龃龉”^[3]等原因的影响，最终不得不放弃。自采煤铁矿以备军械、船舶使用已成当务之急，而李鸿章又是最积极倡导开采煤铁矿者之一，所以在准备放弃磁州的同时，李鸿章也在物色新的投资目标。他听说直隶滦州煤藏丰富，便派招商局总办唐廷枢前往勘察，而开平煤矿的勘察和开采就是唐廷枢等经过实地调查后所做出的决定。

唐廷枢在总办轮船招商局的过程中，由于精明能干颇得李鸿章赏识。唐廷枢作为一个地地道道的商人，他看重的是其投资能否得到最大的回报，一切的出发点均围绕能否获得经济效益来进行。他认为:“天下各矿盛衰，先问煤铁石质之高低，次审出数之多寡，三审工料是否利便，四计转运是否艰辛。有一不全，均费筹划。”^[4]开发矿产，如果矿源不理想，一切均无从谈起，在中国近代因为盲目开发而投资效益不理想甚至成为累赘的事例比比皆是，而唐廷枢在这方面却表现得老练许多。为了较有把握地开发开平地区的矿产资源，唐廷枢带领矿师马立师(morris)对开平周围方圆几十里的地方进行了勘察，并就当地煤铁储量、时人采掘状况、中西方不同的采煤方法、是否可以获利、如何才能更好地取得效益等向李鸿章作了详细汇报。唐廷枢经过勘察，对开平一带煤藏、铁矿储量十分满意，“由山根而至山脚，尽是煤井。查该处煤井乃明代开起，遍地皆有旧址”，“现在所开之井，均同一格。有无别格，土人不得而知”。唐廷枢本人曾“历查各国煤山，从未有一处只得一格之煤者。既据西人马立师禀称，已开采之一格，尚有煤六百万吨，则将来探有别格，其数更巨矣”^[5]。此地不仅煤藏丰厚，而且还蕴藏着丰富的铁矿资源，“查风山铁石乃随山根而生，连绵四五十里，或隐或显，或两行，或一行，宽约四五丈，深则不知几许，所谓取之无穷，用之不竭。铁根之傍另生灰石。铁根之下亦有煤块。可谓天造地设，以为人生利用”^[6]。地下虽然蕴藏着无尽的宝藏，但由于生产方式落后，设备简陋，从来未曾充分利用过。土人采煤“无论煤之高低厚薄，见煤即锄，由面至底。每进三四尺，用木椿撑持，以防土陷。锄至有水之处，又须戽水，不知锄愈深，水愈涌，非止路远，而且泥泞，遂至锄煤戽水均有不堪之苦，势必弃之。或有采至中途忽遇煤层侧闪，无从跟寻，因而弃之。或有撑持不坚，致土倾陷。或因路不通风，点灯不着。或因工人不慎于火，以致失虞。种种艰难，无非不得其法。且采之愈艰，成本愈贵。现在开平煤块每百斤山价银一钱五六分，煤屑每百斤银一钱左右，无怪土人之开煤者缺本多而获利少矣，缘每名工人每日至多采煤四五百斤而已”，“至于铁石则从未闻焉。其浮于路傍者，亦不识为何物。即明知是铁矿，亦无良法熔化”。而采用西法则效果完全不同，不仅可避免土法开采的诸种弊端而且采掘量大，“每日每人可采煤四吨半。每井每日出煤三百吨至六百吨。无怪英国山价每吨售银一两已有大利矣”^[7]。鉴于以上考察，唐廷枢认为:“非仿照西法购用机器，恐难化算。”^[8]具体到开发以后能否取得效益，唐廷枢对此地煤矿开发前景也进行了预测。对于开平煤的价值，唐廷枢进行了具体分析，开平煤由于“身骨轻松，火慢而灰多，故来津轮船不肯买用。英国煤，上海时价每吨八两，新南煤七两，东洋煤六两，台湾四两五钱至五两。大抵开平煤块只能按照台煤之价而已。现在开平山价煤块每百斤银一钱六分，合每吨二两七钱。”以后开采无非有三种情况，一是仍沿旧法即继续用土法开采并用原始的运输方式，由开平牛车运至芦台，由芦台再用小船运至天津，用费加税银共六两四钱，较之于当时天津市场上日本煤每吨六两仍高，“无怪轮船不肯买用”。二是用西法开采，但仍运用原始运载工具，较之第一种“可省山价一两七钱”，但“每吨亦需四两七钱。此等价值只可在天津售与民用。若运上海以拒洋煤，须加水脚银一两有零，上落栈租半税六钱，合计每吨六两有多，断难出售。就使将煤仿照台煤新章，每吨抽税一钱，亦合到上海每吨五两五钱左右，恐亦难以畅行。况仿照西法采煤，每天应运五六千担，须雇大车三百乘方足敷用，不独无此多车，且车价腾贵，更难化算。是现在运法则成本五两五钱，犹恐有多无少”。第三种情况是用西法开采的同时，改善运输条件，运用近代化的交通工具，则“只需成本银四两，不独可拒洋煤，尚属有利五钱。如每年采煤十五万吨，便可获利银七万五千两”。所以“欲使开平之煤大行，以夺洋煤之利，及体恤职局轮船，多得回头载脚十余万两，苟非由铁路运煤，诚恐终难振作也”^[9]。当时，由上海运往天津的货物很多，货运十分繁忙，但返回上海时则往往无货可载，只好放空回驶，唐廷枢当时任轮船招商局总办，专门负责轮船揽载业务，正为这事费脑伤神，如果用西法开采开平煤矿，不仅有钱可赚，同时也为轮船招商局开辟了一条新的获利途径，可谓一举两得，充分显示了唐廷枢的经商才能和远见卓识。

对于开采当地铁矿资源以及开发远景，唐廷枢也就此算了一笔细账。“中国所用生铁有限，即如各省制造局，及城乡铁匠，莫不需用熟铁。”^[10]开平一带，煤、铁、石灰石三者荟萃于一方，冶炼十分方便，“查熔铁百斤，需石灰七十斤，计银七分;煤块三百斤，计银三钱;挑石二百斤，工力钱一钱;共熔生铁百斤，需银四钱七分，计每吨约银八两”。与“英国每吨山价银十两至十二两”相比仍然有利可图，“由生铁而化熟铁，每百斤加煤耗五钱有零，成本银一两左右。现在中国时价每百斤银二两二钱”^[11]，还是有钱可赚的。“如购熔生铁炉二副，每副每月可出生铁六百吨。熟铁炉廿副，每月可化熟铁一百万斤。总共约需银二十万两。水脚保险均在其内。大约运至开平，及建铁厂、煤炉、住房，共需银三十万两。每年可出熟铁十二万担。照中国时价值银二十六万两。另生铁七千二百吨，时价十四万两，共四十万两。除工本银十八万两，除中外铁匠及司事人等辛工饭食五万两，除关税银三万两，除水脚装卸上下工力栈租银四万两，共计银三十万两，可溢银十万两。”他还把冶铁与采煤、筑路三者联系起来进行了考虑，认为“开煤必须筑铁路，筑铁路必须采铁。煤与铁相为表里，自应一齐举办”^[12]。如修筑铁路，“开平南至涧河口一百里，每里需买民地十八亩，每亩地价银十两。以一百里计，银一万八千两。每里需填土路四千五百方，每方工银一钱，计银四百五十两。以一百里计，银四万五千两。另筑路拱以留旧路，需银一万两。更楼等项，银一万两。机器货车客车，需银八千两。每里木料银五百两，计银五万两。每里铁料银二千两，计银二十万两。每里造工银一百两，计银一万两。每里垫砖石银二百五十两，计银二万五千两。筑码头银二万四千两。合计银四十万两”。而“开煤机器木椿、及建造煤栈、雇用洋人、及置用物件，共需银十万两”。“若每年运煤十五万吨，可省开平至芦台车力银三十三万两;以一半作为上海轮船运煤水脚，实可省银十六万两。又每年运铁二十万担，可省车力银三万两。两年便可归本。其余承运货客，每年尽可敷衍房租辛工饭食等项。”^[13]这样，开采煤铁矿、修筑铁路，通盘算下来，共需银八十万两。

如何筹措开发开平煤铁矿的启动资金，在当时风气未开、政府又财政拮据的情况下并非易事。对此，唐廷枢提出了分期筹款的策略，“先筹银三十万两购买机器，递年续筹银三十万两以为买地筑路采煤熔铁等项之需，便可敷衍。铁路筑成，第二年可入铁路利银十九万两，煤利银七万五千两，铁利银十万两，其实两年便可归本。以后每年入息三十余万两之多，岂不溥哉!”^[14]开采开平煤铁矿确料前景可观。但唐廷枢做事认真，每走一步均在稳妥的思想指导下进行，所得出的每一个结论也都是经过审慎调查后的结果。他考虑到当时开平煤铁成色化验究竟如何尚未有定论，因此他“拟先将铁样附寄外国熔化，如于四五成色之高，然后定购机器。俟外国化铁成色回信如何，或官办，或招商办，或专办化铁机器，再行禀请宪裁”^[15]。

光绪三年(1877年)待煤铁成色化验结果一出来，唐廷枢即于八月初三日又给李鸿章写了关于《开采开平煤铁并兴办铁路》的报告。在报告中，他重申开采开平矿产的重要性及成功的希望和开采的具体计划。“煤铁乃军民日需之件”，“开采煤铁，于国计民生均有利益”。英国每年开采煤铁的收入，平均每人可得银十两，由此成为世界上最富的国家，“我国地亩人民十倍于英，不但无此进款，反每年出支六七百万两，以购他人之煤铁，宁无彼盈我绌耶?”^[16]而且“开平之煤铁身骨虽不能与英国最高之煤铁相比，但其成色既属相仿，采办应有把握。况磷酸乃铁所忌，硫磺乃煤所忌。今验开平所产，其铁既无磷酸，其煤又无硫磺，却是相宜之事”^[17]。在这次报告中，他着重指出中国劳动力价格低廉是开采煤铁矿必能获厚利的优越前提。与英国矿工相比，“内地煤夫工食，每名一钱有零。即使每日取煤二吨，亦比英国成一半耳”^[18]，“若将土工之廉，引之以西法”^[19]则开采必获厚利。总之，开采开平煤铁矿并修筑铁路，前景十分看好。对于唐廷枢的报告，李鸿章很快作了批示:“该道前次往查开平煤铁，既将煤块铁石分寄英国化学师等评论成色，可与该国中等矿产相仿，核之中国市价工料，均尚合算利便，自宜赶紧设法筹办，以开利源而应军国要需。惟事体重大，又属创始，处处与地方交涉，应派前任天津道遇缺题奏丁臬司、津海关黎道会同督办，以一事权。”^[20]

在李鸿章的支持下，唐廷枢等人很快拟就开平矿务设局招商章程十二条，开始招商集股，着手进行矿山的钻探、基础工程建设的工作。

开平煤矿的钻探工作进展比较顺利。唐廷枢偕洋人矿师于光绪四年(1878年)六月二十日抵达开平，二十五日设局名曰“开平矿务总局”，以后的三四天里他连日对各矿进行查勘，“查得开平镇之西二十里乔家屯地方数处所产之煤，比别矿更高，满地皆是，非煤即铁，气脉甚旺，虽二三百年采之不竭”。矿司巴尔将煤块化验，“内中只有土灰二厘三毫”，据称“此煤与英国上等之煤相埒”，遂决定于此开钻。但“因秋霖积潦，车路泥深没踝，钻地机器难运”^[21]，直到八月二十日机器才陆续运齐，即于九月初七日在洋人矿师柏爱特的监督下开钻。同时由国外购进的抽水、提煤等机器设备也开始陆续安装，买地盖建厂房的工作也在加紧进行，到光绪七年(1881年)矿务工程大体完成即开始出煤，从开钻到出煤仅用了三年左右的时间，建设速度是比较快的。时矿厂占地四百余亩，从英国订购的机器装置一新，工厂、仓库、洗煤机等皆是引起注目的一大景观，光绪八年(1882年)1月31日的《北华捷报》曾报导:“唐山的煤井在设计、建筑和材料方面，可与英国以及其他地方的最好的煤坑媲美。”^[22]可见开平煤矿在引进西方技术方面所取得的成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