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经济的生产要素

民族经济的发展过程即是少数民族和少数民族地区社会物质生产力的发展过程。任何一个物质生产过程都需要一定的生产要素彼此结合。并且，在不同的经济条件和经济目标下，生产力的发展需要不同的构成要素和组合方式。民族地区尤其要根据各地发展生产力的需要和客观条件，配置适当种类和适当数量、质量的生产要素。因此，研究民族地区社会生产力及其发展，首先必须对该区域经济系统作要素分析。这是认识民族地区生产力内部结构及其发展运动规律的起点。

那么，什么是民族经济的生产要素呢？

生产要素泛指一切能够投入生产活动、创造物质财富的资源。研究短期生产过程的经济理论通常把自然资源、劳动、资本看成是任何一种商品生产都必须具备的三大基本生产要素。这里把时间因素从而把技术进步因素抽象掉了。显然，经济发展是一个长期过程，特别是在科学技术日新月异、经济管理发展与技术进步联系得越来越紧密的现代社会，科学技术已成为经济发展不可或缺的要素这一事实是不可忽略的。因此，我们把自然资源、劳动、资本和科学技术等四大要素界定为民族经济的基本生产要素。

一、民族地区主要自然资源的赋存状态

（一）土地资源

土地资源是指地球表面由气候、地貌、岩石、土壤、植被、水文等因素所组成的一个自然综合体。土地是其他自然资源和人类活动的自然载体，它既包括了过去和目前人类活动对自然环境作用的种种结果，同时，土地资源的变化又直接影响其他自然资源的变迁和人类的生产生活活动。

民族地区的土地资源及其主要特点可归纳为：

（1）绝对量大、相对量多。据统计，1994年，民族自治地方土地面积6163710平方公里，占全国土地面积的64.2%。其中，耕地面积1805.89万公顷，占全国耕地面积的19.0%；草地面积30026.70万公顷，占全国草地总面积的75.0%；森林面积5647.70万公顷，占全国森林总面积的43.9%。民族自治地方人均土地资源占有量为：0.038平方公里土地面积、0.11公顷耕地、1.87公顷草地、0.35公顷森林面积，而全国人均土地资源拥有量为：0.008平方公里土地面积、0.08公顷耕地、0.33公顷草地、0.11公顷森林面积。民族地区土地资源绝对量大、相对量多的特点，使民族地区在开发建设中得以面对较为宽松的自然条件。

（2）土地类型复杂多样。民族地区的国土范围从北到南跨越寒温带、暖温带、亚热带、热带；从东到西，依次经过湿润、半湿润、干旱、半干旱地带，植被也因此出现森林、森林草原、草原、半荒漠和荒漠。由于自然地质条件的变动和人类开发土地的程度不一，形成了民族地区目前复杂多样的地形地貌，既有平原、盆地、丘陵，更有山地、高原。我国是一个多山的国家，而山地、高原几乎全部集中分布在广大的民族地区。南方的五个民族省区境内，山地、高原面积平均占90％以上，丘陵、平原面积不足10%，其中，平原面积只占2％左右。山地自然地理的垂直地带变化进一步加深了该地区土地资源的复杂多样性。土地资源类型复杂多样，为民族地区发展多样化生产、开展多种经营提供了有利的自然条件，但也使地区生态系统更为复杂和脆弱，开发不当极易引发一系列的生态问题。

（3）土地资源质量差、土地生产力低。区内难于开发利用的土地比例较大，几乎集中了全国所有的沙漠、戈壁、石山、冰川、盐壳、荒漠和寒漠等常年不能利用的土地，这部分土地占民族地区国土面积的一半左右；土地可利用率低，区内的青藏高原、黄土高原、内蒙古高原处在我国地势最高的第一、二级阶梯上，青藏高原东部高寒矮草场和北方高原草场因地势高寒，一年中有半年以上不能利用；土地生产力低，西北部内陆干旱半干旱区亩均生物生产量只有77.5公斤，青藏高原区亩均生物生产量仅为20公斤，再加上由于长期以来对农、林、牧资源利用不当，造成土地资源质量退化，进一步降低了土地生产力。

（二）矿产资源

矿产资源是对各种能够应用于工业的各种矿物原料的总称，主要包括金属矿物原料和非金属矿物原料两大类。

民族地区矿产资源的特点可概述为：

（1）矿种多、储量大。我国已探明储量的136种矿物原料，在民族地区几乎都有分布，在1985年的60种矿产资源探明储量中，西部地区占全国总储量70％以上的有18种，占50%-70％的有15种，占30%-50％的有11种。

（2）资源分布相对集中。民族地区已探明的矿产遍布区内各地，但由于受地质构造活动的影响和控制，又形成了各具特色的富集区。例如，在西部矿产探明储量中，四川的铁、钒、钛和天然气分别占52%、88%、99％和33%；甘肃的镍占77%；云南的铅、锌分别占34％和38%；云南和广西的锡占83%；贵州和广西的铝、锑、锰分别占83%、67％和72%；内蒙古、陕西、宁夏、贵州的煤占86%;新疆的石油占59%；四川、云南、贵州的磷占87%。相当多的矿藏量更是集中在少数几个矿区，如民族地区已探明储量为84亿多吨的铁矿，就相对富集在四川攀枝花、海南石碌、内蒙白云鄂博、新疆磁海、云南澜沧江、西藏东部矿区。其中，四川的攀枝花钒钛磁铁矿带南北长达300多公里，储量达数十亿吨，是西南地区攀钢、水钢、昆钢、重钢等钢铁企业的重要的原料基地。

（3）资源配套条件好。民族地区金属和非金属矿物资源富集的区域往往也是水电、煤炭资源丰富的地区，因而有利于进行能源工业、原材料工业和化工工业的开发，较容易形成工业基地，培育经济增长点。如红水河水电资源与桂西北铝、铅、锡、锌等有色金属的组合；乌江水电、黔西煤炭和黔中铝、磷、铁合金工业的组合；雅砻江、大渡河水电和攀西钢铁有色工业的组合，都已成为全国著名的能源、原材料工业联合开发基地。资源结构的综合优势，有利于资源开发的相互促进和发展相关交叉产业。

（4）伴生共生矿多。例如云南个旧锡矿，平均每吨锡矿伴生铅、锌、铜、钨、钼等多种金属2.1吨；广西大厂锡矿伴生的锌、铝、锑、铜、钨、银及稀散元素，其储量总和逾600万吨；内蒙古白云鄂博铁矿，伴生有稀土、银等20多种矿物，其中，它伴生的稀土元素储量约占到世界总和的一半；甘肃的镍矿同时伴生有丰富的硒、钻、金、硫、铬等矿产。这些伴生共生矿不仅量大，而且经济价值颇高，如果开发利用得当，其前景十分看好。

（5）开采难度大、开发程度低。主要原因一是部分矿物资源自然赋存的地质条件复杂，由于现有的技术能力而无法开采；二是矿产资源的地质勘探程度低，跟不上矿业开发要求，使矿业开发由于缺乏可供开发设计的具体必要的地质评价指标而受到抑制；三是资源的地理位置偏远、矿区的社会经济发展落后，建设所需的配套条件缺乏；四是缺乏资金支持。

（三）能源资源

能源资源是指能为人类的社会经济活动提供光、热、动力等各种形式能量的载体。这里的能源资源特指天然能源，即赋存于自然界中，没有经过加工的能源。

民族地区能源资源的特点是：

（1）从一次常规能源的总储量上看，民族地区能源资源蕴藏量十分丰富。1994年，民族自治地方煤炭保有储量为2766.05亿吨，水力资源蕴藏量达44567.60万千瓦，分别占全国总储量的27.6%和65.9%。油气资源虽然在民族地区能源构成中所占比重不大，但在全国的地位却较高：四川省天然气剩余地质储量达1551亿立方米，约占全国总量的41.61%；新疆塔里木盆地的石油远景资源量估计在200亿吨以上，准噶尔盆地在100亿吨以上，合计占全国石油远景资源量的40%。

（2）从一次常规能源的蕴藏结构上看，民族地区能源资源以煤炭和水能为主。煤炭集中分布在内蒙及西北五省区，该大区煤炭保有储量占全国总量的49.26%（西部11省区全部仅占58.23%）,而在该大区探明的能源资源中占97％左右。水能资源集中分布在西南地区。素有“中国水力甲天下，西南水力冠九洲”之称的西南四省区，水能资源的理论蕴藏量占全国总蕴藏量的70%，其中可开发水力蕴藏量占全国的比重为67.8%，而占西南地区常规一次能源的77.5％以上。民族地区一次常规能源的蕴藏结构，与我国目前乃至今后相当长时期内能源的生产和消费结构是一致的。这种一致性意味着民族地区的能源资源具有很高的潜在经济价值。

（3）新能源利用潜力大。民族地区国土范围内，太阳能、风能、地热能等新能源的自然赋存也很丰富。青海，宁夏，西藏，甘肃北部、中部，新疆南部，内蒙古南部等地，太阳辐射强，年日照时数大于3000小时，是我国太阳能资源最为丰富的地区。内蒙古、甘肃的河西走廊和青藏高原区是我国仅次于东南沿海及其岛屿的又一风能资源密集区，年均风速大于每秒3米的时间在6000小时以上，风能密度在每平方米200瓦左右。西藏的地热能资源相当于162万吨标准煤，占全国已查明地热能的43%，是我国地热能资源最丰富的区域。在全国已勘查的2412个地热点中，就有706处在云南省境内。

（四）生物资源

生物资源是一切对人类有用的生物的总称，包括森林、草地等植物资源和动物资源二类。民族地区生物资源具有如下特点。

森林资源:（1）相对丰富。1994年，民族自治地方森林面积达5647.70万公顷，占全国森林面积的43.9%，林木蓄积量524916.06万立方米，占全国总蓄积量的48.3%，森林覆盖率为9.5%，高于全国平均水平。（2）分布不均匀。东北的长白山林区、内蒙古的大兴安岭、川滇藏等西南地区是民族地区森林的集中分布区，80％以上的森林面积和蓄积量集中分布于此；森林覆盖率最高的省区是云南，达24%，最低的是新疆和青海，分别为0.7％和0.3%。 （3）物种丰富，其中不乏珍稀物种。

草场资源:（1）草场资源丰富。民族自治地方1994年拥有草地面积30026.7万公顷，其中可利用草地21700.9万公顷，占全国可利用草地的69.3%，广泛分布在内蒙古东部到青藏高原南缘以西的绵延4500公里的辽阔地带。（2）草场类型多样。内蒙古东部和新疆的北疆地区为草甸草原，是我国优良的割草场和放牧场；干旱草原主要分布在内蒙古中部、西北的山地、高原和青藏高原地带；荒漠草原则主要分布在内蒙古西部、宁夏、甘肃和新疆的南疆等广大的荒漠地带；西南的广西、云南、贵州、四川则属草山草坡类型。多样化的草场类型，有利于发展不同的牲畜种类和品种。（3）草场生产能力区域差异明显。从草场牧草的生产能力看，草甸草原的草质优、产草量高，一般每公顷产青饲草3000-6000公斤，而荒漠草原每公顷产鲜草800-1500公斤；从载畜能力看，温湿的东部比干旱的西北和高寒地区高，每年养一只羊平均需要草场前者为5-15亩，而后者需用30亩以上。

野生动物资源：民族地区地域辽阔，地形复杂，植被类型多样，植物物种繁多，为野生动物的生息繁衍提供了良好的自然环境。区内野生动物资源不仅种类繁多，而且珍稀、特产动物多。

二、自然资源在区域经济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

（一）自然资源是人类经济发展的物质基础

任何生产活动都需要一定的要素投入，其中的劳动对象既包括了自然界提供的可直接用于生产的自然物如地下矿藏、天然水域中的鱼类等，也包括自然物的加工品如矿产品、原油、棉纱等原材料。生产活动除了需要一定的投入要素外，还需要一定的生产条件如交通运输条件、动力条件等等。而这些基础设施的建设和发展目前仍高度依赖自然资源：能源工业要依赖煤炭、石油、水力、天然气、太阳能、风能、地热等。交通运输业还主要依赖于土地、河流、海洋等。显然，这些资源的状况决定着上述基础产业发展的可能性和发展的成本，转而进一步影响整体经济发展。

（二）自然资源的赋存条件是生产地域分工的自然基础

生产的地域分工是通过生产力布局来进行、通过地区产业结构来表现的社会分工的空间存在形式。经济利益是决定地域分工的动力，而经济利益的取得是以区域优势的存在及其发挥为条件的。自然资源赋存条件不同的区域，其劳动生产率、产品质量必然存在差异。

因此，实践中的地域分工无不与自然资源赋存条件的有无、优劣相关。例如，在土壤贫瘠、而石油资源丰富的中东国家和地区，石油业成为当地的支柱产业；而在自然资源极度匮乏的日本，则依靠贸易和科技建立起资源节约型的，以现代工业、商业和信息业为重心的产业结构；即便是美国这样一个自然资源组合良好的国家，产业重心的分布在各州也不是均衡的；在我国，西部省区基本上是自然资源产业重心区，东部省市则主要是资源加工产业重心区。因此，纵观世界各国的产业分布情况，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尽管随着国际贸易和区际贸易的扩大与发展，资源获取能力大的区域可以通过贸易弥补本区域自然资源赋存上的短缺，从而使该地区产业资源自然赋存状态的依存性减弱，但是，一个地区的自然资源赋存优势必定是该地区产业优势形成的基础之一，从而成为生产地域分工的自然基础。

（三）自然资源赋存优势不能最终决定一个地区的经济繁荣

任何生产都是人的劳动通过劳动工具在一定的社会生产条件下作用于劳动对象而进行的。自然资源只是生产的物质基础，它需要与社会资源相结合，形成生产和发展的合力，才能推动经济发展。

自然资源赋存条件只提供了经济发展的可能性。马克思关于“良好的自然条件始终只提供剩余劳动的可能性，从而只提供剩余价值和剩余产品的可能性，而非现实性”的论述表明：自然资源富有与经济繁荣并不直接等同，它们之间能否实现转换还得看其他诸多支持条件。

经济发展最终要取决于该区域所拥有和所能获得的社会资源的数量、质量及其结构。一方面，自然资源的发现和利用要取决于生产力发展水平所能提供的社会资源要素，还要取决于一定的社会条件。自然资源无论多么富饶，如果受社会资源要素（劳动力、技术、资金、信息）的限制不能开发它，或者受社会条件（社会制度、经济体制、政策、法律）的限制不去开发它，也不能转化成现实的生产力。为什么世界上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自然资源丰裕而经济落后？为什么国土狭窄、土壤贫瘠、矿产资源匮乏的岛国日本却能成为世界经济强国？原因自然是多方面的，但最重要的原因莫过于前者的生产力发展水平低，本身无法形成开发利用自然资源所需的社会资源要素，加上这些国家的社会经济体制、经济社会秩序等社会条件等方面的缺陷，使发展中国家和地区获取技术、资金等社会资源要素的能力弱小，进一步阻滞生产力的进步。后者虽然自然资源匮乏，但可依托优良的社会条件和社会资源要素，通过贸易从外部取得本国产业发展所需的自然资源，同时依托现代科技建立非自然资源主导型的高级化产业结构。我国民族地区改革开放前后迥异的经济发展成就，进一步说明了在相同或相似的自然资源条件下，由于受不同社会历史条件的影响，也会出现生产力水平悬殊状况。另一方面，当经济进入到现代化发展阶段后，经济发展对社会资源的倚重程度远远高于自然资源。以产业结构的进化为例，经济发展过程被认为是产业结构不断高级化的过程。产业结构的高级化从要素集约程度看，无非是产业重心从自然资源密集型向资金密集型再向科学技术密集型依次转化的过程。随着产业重心的转化，经济发展也就从对自然资源和自然环境的强依赖转化为弱依赖。

以上结论并不否定自然环境对经济发展的巨大影响作用。事实上，在现代社会中，人类的经济发展和精神生活都比以往任何时代更广、更深、更充分地需要和利用自然资源和自然环境，只不过是在对经济发展的决定性作用上，它已让位于社会资源。

（四）自然资源对民族地区经济发展具有重大影响

不同经济部门对自然资源的依存度是有差异的。由于各地区产业结构不同，因而自然资源在各个地区对其经济发展所起作用的大小是不同的。民族经济是自然资源产业主导型的经济。民族自治地方以土地和生物资源为依托的大农业占到工农业总产值的34.5%，以农产品为原料的轻工业和重工业中以矿产资源为依托的采掘工业、原材料工业，三者合计要占到工农业总产值的80.9％以上（1994年）。在国内区际间的物流交换和对外贸易中，民族地区也主要是以“出口”各种原材料及其初加工品，“进口”制造品为区际贸易的主流，并以此维持区内经济循环。

自然资源及其开发在将来也仍然构成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依托和基础。我国产业结构和经济增长从整体来说对自然资源仍保持着较高的依存度，并且正经历着能源、原材料等自然资源产品短缺的约束，由此而在国内市场上表现出的对基本农牧产品和能矿产品需求，为民族地区的资源开发提供了市场需求条件。此时，民族地区选择继续积极开发自然资源，并根据资源产业的区域乘数效应实现专业化与综合发展相结合的新资源产业主导型发展战略，就不仅是区域经济发展的需要，而且也是进一步发挥民族经济在国民经济整体增长中的协调和支持作用的需要。

三、合理开发利用自然资源，努力实现可持续发展

自然资源既是经济发展的生产要素，又是自然生态系统的构成因子。这就决定了经济建设对于自然资源的利用和消耗要受到自然资源生态特点的制约。民族地区地大物博，其经济发展立足于自然资源赋存优势是无疑的，但这并不意味着民族地区经济建设可以走资源粗放经营道路。因为任何建筑在资源过度消耗基础上的经济增长所致的资源空心化必定最终使区域经济增长难以为继。

作为国际社会共同关心的一个话题，自从1987年联合国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提出：人类有能力使发展持续进行，也能保证使之满足世界的需要，而不危及下一代满足其需要的能力这一观点之后，可持续发展已经成为人类处理经济发展与资源环境关系的共同准则。目前，国际社会关于可持续发展的基本定义是：在不危及后代人需要的前提下，寻求我们当代人需要的发展途径，亦即在保持生态资源存量不减少和改善环境质量的前提下，实现经济与社会发展的连续性和稳定性。为实现人类的这一共同目标，民族地区在开发利用区内自然资源时应努力遵循以下原则。

第一，能量最大限度利用原则。

该原则要求充分发挥自然资源的多种功能，努力做到物尽其用，功尽其能。为此要求：（1）重视自然资源的区域特点，因地制宜、因材施用，充分发挥各地区的资源优势。（2）延长资源利用链，防止能量无效流失。同一种自然资源往往有多种利用方式，不同的利用方式，其能量利用率是不同的。增加资源利用次数，可把原来不能利用或未被很好利用的资源利用起来，提高该资源的物质转化利用率。（3）保持生物多样性，防止生态系统中食物链断裂，保证生态系统中物质流、能量流的畅通，以保护和促进自然的生长和更新，为人类开发利用自然资源创造更为有利的自然条件。（4）适时适龄地开发利用自然资源，力求在生物生产力和价值最高的时间和季节加以利用。

第二，综合开发、综合利用原则。

在自然界中，各个生态因子：光、热、水、土、气、动物、植物、微生物等各种生物种群和非生物条件都不是孤立存在的，它们彼此之间通过相互间的制约、转化、补偿、交换作用联成一个统一的、不可分割的自然生态体系。开发利用其中的任何一种自然资源时都不可避免地波及影响到其他自然资源，产生联锁效应，这种影响有时是积极的，有时是消极的。自然资源的这一生态特点要求人类在开发利用自然资源时，要充分考虑到资源的生态联系、结构特点、赋存方式和环境条件。此外，对自然资源进行综合探测、综合开发也是经济效益和经济发展的需要。例如许多河流的开发利用都涉及到灌溉、防洪、发电、航运、供水、渔业等多方面的问题，如能综合开发流域则能获得较高的生态经济效益。

第三，最大持续产量原则。

最大持续产量指的是使开发利用达到最大而又同时能保证持久利用的产量。最大持续产量要求人类在开发利用可再生资源时，既要考虑到它们为人类现在的需要服务，又要考虑它们自身的生存与发展，以为人类永续服务。为此，民族地区在开发利用可再生资源时，必须注意保持消耗量低于或等于生长量、输出量小于或等于输入量。例如对生物资源的开发利用必须严格限制在该生物种群的繁殖能力之内，否则就会严重损害该种群的繁殖，导致该生物种群的减少直至灭绝。再如对土地这一可再生资源的开发利用，应重视用地和养地相结合，才能保证土壤生态系统的良性循环及土壤肥力的永续利用。

第四，节约利用和高效利用原则。

民族地区在扩大自然资源的开发规模、开发新的自然资源以为经济建设服务的同时，还应注意节约使用现有资源，提高现有资源的经济利用效率。不仅要采用多重利用、回收利用、循环利用的办法延长现有资源的使用期限，推迟其枯竭期，而且还要应用生态学的系统性、整体性观点和互利共生原理建立起资源节约型产业，在城乡布局、城市布局、企业布局、产业配套以及各种投入产出之间、生产消费与生活消费之间的循环中合理配置生产力，达到彼此互利共生，最大限度地节约资源。不仅要采用先进技术，增加资源的加工层次，使之由粗加工向深加工转化，而且还要进一步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建立和完善市场机制，使自然资源能够在市场力或有调控的市场力的作用下，配置到利用效益最好，对区域经济增长和国民经济整体增长最具支持作用的产业和企业中，切实提高资源配置效率。

第五，资源有偿利用原则。

资源有偿利用是上述诸原则及实现可持续发展的保证。该原则既是经济发展的需要，也是自然资源稀缺性的反映，是实现生态效益、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相结合的途径。该原则促使人们在开发利用自然资源时必须权衡成本与收益，从而在全社会建立起自觉约束无节制开发利用自然资源和破坏生态环境行为的机制。

一、劳动力在区域经济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

（一）劳动力是推动区域经济发展的一个决定性因素

劳动者的劳动在物质财富创造中占据的特殊地位，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创始人威廉•配第形象地比喻为：“土地是财富之母，劳动是财富之父”。人正是通过劳动力的使用——劳动本身，经过对资本的使用、控制、改造、发明、生产来作用于自然资源等劳动的客体，而成为创造物质财富的主导力量。劳动力资源丰富的地区，享有诸多好处。如在其他条件相同条件下，充裕的劳动力资源供给从而具有劳动力成本低廉优势的地区，极易转化成劳动密集型产业、产品优势。同时，劳动力低成本也是投资区位选择的一个重要参数。反之，劳动力资源匮乏的地区，将因为经济发展得不到必要的人力保证或劳动成本过高而阻碍投资的进一步进入，降低劳动效率。

但是，一个区域劳动力存量充裕并不能保证该区域经济一定获得增长。同样，区域间劳动力存量差异也并不一定预示着区域经济增长的悬殊。俗话说：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如果没有相应的物质要素，生产也无法进行；如果没有足够的物质要素与之结合，所形成的劳动力剩余又不能及时有效地向外部系统输出，过多的劳动力剩余堆积在区域内部的必然结果是：要么失业，要么超过生产的客观需要强力投入劳动力。前者对社会而言，既是资源的浪费，又减少经济剩余，还会影响社会安定；后者由于劳动力与物质要素的超量结合而使劳动力投入的边际收益减少。再者，具有劳动力低成本优势的区域如果是以低质劳动力充裕为特征的，那么，该区域所拥有的大量低素质劳动力不但不能形成投资吸引力，反而可能成为区域经济发展的沉重包袱。只有经过科学开发，具有健康体质和现代化素质，掌握了先进劳动技能的高质量的劳动力，才是一个国家、一个区域发展的最宝贵的财富。

（二）劳动力是具有能动作用、居于主体地位的一种生产要素

作为劳动力载体的人有能力和智慧去控制自身的再生产，主动适应物质资料再生产，使劳动力与其他物质要素保持合理而必要的比例关系，也能采取行之有效的管理活动，使区域内资源得到合理有效配置。劳动力要素所具备的这种主动性、创造性使之成为组织资源的根本力量，但也必定出现劳动者行为的多元化和不稳定化，不能保证所有劳动者的所有行为都是合乎理性、符合经济要求，为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所需要。特别是当显性制度和隐性制度都不能使劳动者形成足够强度的自律和他律时，更易出现违背经济发展要求的行为。

（三）劳动者的素质是促进区域经济发展的决定力量

发展经济学家西蒙•舒尔茨认为：并非一切人力资源都是重要的资源，只有通过一定方式的投资，掌握了知识和技能的人力资源才是一切生产资源中最重要的资源，才能成为区域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决定性因素。因为先进的科学技术是靠高素质劳动者掌握并运用到社会经济活动中去的；较之低素质劳动力，高素质劳动力更能自觉地遵循客观规律的要求，合理配置资源，提高各类资源的利用效率；并且，由于区域间劳动力质量差异，可能导致同量资本在不同区域可能获得不同的回报率，因而在市场机制作用下，具有高素质劳动力优势的区域比低素质区域对投资具有更大的引诱力。

二、民族地区劳动力的开发和利用

民族地区劳动力开发利用的内容和目标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改善劳动力的赋存状态；二是合理配置和有效使用劳动力。

（一）控制人口数量，保证人口增长与物质资料增长相适应

区域人口数量并不直接等同于劳动力资源，人口从出生到成为可供生产过程使用的劳动力，需要经过一个较长的时期。但是，劳动者是区域社会总人口的构成基础，区域总的人口规模是劳动力数量供给的基础，区域社会劳动者供给数量和能力与区域人口状况特别是人口自然增长率有着密切关系。人口自然增长率影响和决定着一定区域未来劳动力的供给状况。一般来说，保持一定的人口自然增长率是保障该区域未来的经济发展能够及时获得持续的劳动力资源的需要。但是，人口的过度过快增长，会降低财富的人均值；减少区域用于实现持续经济发展的经济剩余、降低区域经济未来发展的能力。同时，人口过快增长形成的过强的就业压力会给经济与社会发展带来两难选择：为追求生产效率而将生产过程难以吸纳的劳动力推向社会将引起社会的不稳定；为减少公开失业而尽量把多余的劳动力吸入经济部门又将造成劳动生产率的降低。

遗憾的是，民族地区的人口增长率一直保持着较高水平。从第四次人口普查资料与第三次人口普查资料对比中可看出，少数民族人口增率长大大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全国平均为14.8‰，少数民族为38.7‰,55个少数民族中有53个民族的人口增长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宁夏的人口增长率居全国之首，达到21.8‰，贵州省为15.9‰，新疆达到18.6‰。人口增长迅速除了导致上述种种后果之外，还容易引起区域人口年龄结构幼年化。人口年龄结构一般分成三种类型，即年轻型、成年型和老年型，而以成年型结构的劳动参与率（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为最大。该比重民族自治地方在第

三、四次人口普查中分别是43％和48%，全国则分别是56％和68%。通过低劳动参与率反映出来的人口幼年化结构，和由此并发的高赡养率，迫使区域经济在重压下前行。而且，对于经济贫困落后的地区，人口过度膨胀，也很难保证每一个出生人口都能获得充足、合理的营养、起码的卫生保健和教育，最终影响他们的体力和智力的发展。因此，必须积极采取有效措施贯彻执行计划生育这一基本国策，因地制宜地制定各地区的人口发展目标，严格控制人口增长，保证人口增长与物质资料增长相适应、劳动力数量供给与社会经济发展需要相协调。

（二）大力发展教育事业，提高教育水平，努力实现劳动力质量供给与社会经济发展需要的协调和统一

经济发展实践表明，控制人口数量、提高人口质量是实现经济发展的成功之路。现代生产劳动对劳动者智力因素的依赖已经远远超过了体力因素，而在智力因素中，依赖传统的技巧和手艺的因素减少了，现代科学技术文化知识的因素增大了。并且，现代生产劳动对劳动力质量的要求是全方位的，包括健康的体质、必备的文化知识和科学技术知识、一定的技能和适应现代生产劳动所需要的观念意识。教育正是提高劳动者素质的一条重要途径。

少数民族地区劳动者整体素质偏低与教育状况密切相关。一方面，劳动者受教育程度明显低于汉族地区；另一方面，也是更具影响力的是劳动者的文化程度与本地经济发展不相适应。由于不同发展阶段、发展水平的区域，其经济结构、产业结构不同，因而经济发展对劳动力质量供给结构的需求也不同。如果劳动力质量结构与区域经济结构和社会需要相脱节，那么，任何旨在单纯提高劳动者文化水平的努力，对该地区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都是微乎其微的。民族地区生产力状况具有不平衡、多层次的特点，客观上需要教育产业从高层次、高学历的专门人才，到中初级通才以及经过专门训练的熟练技工的金字塔型人才层次结构。但是，现行教育制度在教育结构安排上重文化知识教育，轻技能教育和职业教育的做法，直接导致目前民族地区内中等层次人才和掌握职业技能的熟练劳动者的缺乏；在教育内容、课程设置上也几乎完全是为升学做准备的，很少考虑那些将不能继续升学的并且是占相当大比重的学生，对他们该设置什么样的课程、教授何种实用技术，才能增加他们获取职业的能力，提高他们的劳动能力以增加他们对工作的适应性。目前民族地区普遍存在的劳动者的劳动能力与其文化程度不相称、不统一问题正是这种单

一、僵化教育模式后果之一。

因此，对于劳动者整体素质差、经济发展落后的民族地区，提高劳动力资源的质量固然十分重要，但如果不解决劳动力资源质量与经济发展相互协调的问题，那么，单纯提高劳动者文化水平的努力非但不会带来实际的经济利益，反而会造成人力投资的浪费，并可能造成更大的经济损失。所以，民族地区发展教育事业、提高教育水平的努力重点与其放在提高劳动者的受教育程度上，还不如放在解决劳动者的文化素质与区域经济发展的协调上。为实现这一目标，就要做到：（1）多渠道筹集教育经费，发展基础教育，普及义务教育，至少应保障基础教育的机会均等，让每个学龄儿童都能获得最起码的教育，最大限度地减少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青少年文盲比例。（2）强化民族教育的社区服务功能，根据民族地区内部各地区的特点和需要制定不同的教育发展战略，提倡教育为本社区培养人才，提高民族教育的区域适应性。（3）适应经济发展的结构性、生产门类的多样性以及由此决定的人才需求的多样性特点，加强职业技术教育，并在教育门类、办学形式、教学内容上实现中等教育从原来的单一化向多元化发展。（4）加强成人教育，民族地区成人教育的重点应放在抓紧扫盲，特别是妇女扫盲工作；宣传和强化群众的科技致富意识；普及实用技术，加强岗前培训，提高劳动者的职业适应能力。

（三）引导劳动力的区域流动，努力实现劳动力空间配置合理化

劳动力在区域间的流动，能够改变流出区和流入区的劳动力存量赋存。解放以来至改革开放初期，国家组织和号召的人口西迁就极大地改变着民族地区人口——劳动力存量。据不完全统计，1954-1982年迁移人口占增加人口的比例，内蒙古为33.3%,青海为57.3%，西藏1964-1984年为26.4%，宁夏1949-1984年为79.0%，新疆、云南、四川三省区1954-1984年净迁人人口总计约340万。劳动力的区域流动还会影响和改变着一个地区的劳动力资源结构。至于这种影响是积极的抑或是消极的，要视流出地和流入地的劳动力资源状况、流出或流入的劳动力构成以及各个地区经济社会的具体条件而论。一般来说，劳动力区域流动的自然趋势通常表现为经济落后地区向经济发达地区、经济病区向经济健康区流动。而能够真正实现流动的通常又并不是区域内过剩的劳动力，而是具备较优技能和技术特长的关键技术人员，有创新精神和经验的企业家、管理者以及具有活力的青壮年劳动力。这部分稀缺的劳动力资源的流出容易导致落后地区劳动力结构低质化。因此，民族地区有必要采取有效措施引导劳动力在区域间的流动，减少和抑制劳动力的盲目流动，鼓励和推进劳动力的合理有效流动，以保证劳动力的空间分布与经济条件、经济发展相协调，并能够最大限度地发挥现有劳动力的作用，充分调动和利用劳动力资源，促进地区经济发展。具体的途径和措施是：

（1）建立内引外联的人才调节机制，吸引高素质、开拓型人才。针对民族地区普遍存在着人口总量临近或超过环境承载力、劳动力分布不平衡，以及劳动力过剩与高素质劳动力不足相并存的特点，今后应有选择地吸纳那些有利于本地资源开发和经济发展的高素质、开拓型的劳动力，而不应再是盲目的大批量的垦荒移民。民族地区吸纳开拓型人才应从三个不同的区域层面展开：一是要面向全国乃至全世界，以个人到区长期工作、来去自由、短期聘任、老有所归等多种灵活便利的形式和优惠的政策，吸引中部、东部发达地区的人才以及国外的专家；二是在民族地区内部各省区之间要加强彼此间的人才交流和经济协作，具有人才优势和强科技力量、管理力量的省区可以以各种灵活的方式向相对缺乏该项优势的省区流动，带动落后地区的技术进步和经济发展；三是在民族地区各省区内部，以省会城市、中心城市为依托，向中小城镇和广大乡村进行技术经济辐射。通过上述多层面的运作，克服人才空间配置不均衡的弊端，使这些输入的优势人才能够带动输入地劳动力整体素质的提高，并成为当地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变动力量发挥作用。

（2）建设和发展民族地区小城镇，增强城镇对人口的容纳、消化能力，实现人口和劳动力的城乡合理分布。人口、劳动力以及生产和其他经济活动向城镇集中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民族地区因工业不发达、城镇数量少、规模小而使这一集中过程变得迟缓。虽然工业及其他非农产业产值已经超过农业，但劳动力从农业到非农产业的就业转换没能相应实现，人口和劳动力的产业分布和城乡空间分布仍过度偏集于农业和农村社区。1994年，民族地区农业人口占总人口比重高达80.6%，乡村劳动者占社会总劳动者的比重达77.27%，其中不乏农业剩余劳动力。根据发达地区的成功经验和民族地区的区情特点，我们认为建设小城镇、发展小城镇人口是实现人口和劳动力城乡合理分布的有效途径。首先，民族地区小城镇具有很大的发展潜力，只要投入不多的资金，就能改变其面貌，使其从单一的政治中心转变成为农牧社区的商品集散中心。其次，民族地区小城镇遍布区内各地，与农村社区相毗邻、相交错，具有天然的地理联系和相近的文化，因而往往成为当地农民进城的首选区域。再次，小城镇是乡镇企业的集中地，建设和发展小城镇、完善小城镇的城市功能，有利于乡镇企业的发展，从而吸纳更多的农业剩余劳动力。最后，小城镇是农业和农村社区与工业和大中城市联系的纽带和桥梁，小城镇的建设和发展有助于在城乡之间建立起良性的经济循环，促进农业的发展和进步，使农业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真正建立在农业劳动生产提高的基础之上。

（3）异地开发安置。对于那些居住在生存环境和生产条件极度险恶地区的居民，如山石嶙峋、极度缺乏土壤和地表径流的广西大石山区以及干旱缺水、黄沙漫漫的西北“三西”地区，由于自然条件的限制，这里的劳动力资源无法寻找到足够的生产资料与之结合，不管他们付出怎样艰辛的劳动，也无法走出经济极度贫困、少数民族群众生活十分艰难的困境。对这些地区的劳动力和人口应采取异地开发安置的人口迁移办法，组织这些地区的劳动力及其家庭成员举家搬迁到生产条件较好的地区，通过采取各种方式进行开发性生产建设，使他们逐步地走上脱贫致富的道路。

（4）组织劳务输出。劳务输出是指一国以某种形式向他国提供劳务并收取相应报酬的社会经济活动。劳务输出是劳动力要素随着社会生产活动的国际化而在国际范围内的流动和组合。国际国内劳务输出的经验表明，劳务输出是一项利国利民的好事。对于劳动力资源丰富而又经济落后的少数民族地区，劳务输出从以下几方面对地区经济发展产生积极的推动作用：缓解就业压力、优化劳动组合、提高劳动力资源配置效益；提高劳务人员的收入水平、刺激区内和国内的消费需求；劳务收入转回以后将有一部分转化为积累基金，提高区内资本形成能力；加深和扩大民族地区与劳务输入国家的经济联系，从而有利于在劳动合作的基础上开展其他多方面的经济合作；有助于劳务人员开阔视野、增长见识、掌握技能、转变观念，从而有利于使他们在回国之后，能够作为当地经济变动力量发挥作用。因此，民族地区应采取有效措施积极推动本地劳务输出的发展。除了采取引入市场机制、打破垄断经营、建立灵活的劳务输出机制以发展多渠道、多层次、多形式的劳务输出这一根本措施之外，还应注意：

第一、在输出劳务的国家和地区选择上，应重点选择中东、东欧、独联体、亚洲的日本和一些新兴的工业化国家和地区，在此基础上再开拓其他劳务输出的地区市场。这不仅是因为上述国家和地区是目前世界上容量最大和最具吸引力的劳务市场，其中不少还是我国传统的劳务输出地区，而且更主要的是我国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大都与上述国家和地区地理相连、文化相近、交往久远、沟通便利。民族地区应充分利用这些优势，大力发展劳务输出。

第二，在输出劳务的类别选择上，民族地区应以普通劳务输出为主。输出劳务的类型有普通型、技术型和管理型三种。普通型是一种输出的劳务人员由普通技术工人和其他普通劳动者构成的类型，这是一种体力型的劳务输出。而技术型和管理型则属于智能型的劳务输出。根据普通型劳务输出一直是国际劳务市场的主要内容，以及民族地区劳动力资源整体素质偏低的特点，民族地区应把体力型的劳务输出作为本地劳务输出的主要内容。

第三，转变观念。观念因素是限制民族地区人力资源空间流动的最主要因素。长期生活在相对封闭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经济环境中所形成的安贫守旧、好出门不如赖活着的落后观念和惰性，曾使他们中的一些人在政府组织的区内国内异地提供劳务的活动中，由于不能适应新的工作生活环境而中断退却。国外更为严格的工作要求和剧烈的竞争，差异更为巨大的文化和习俗以及远离祖国和亲人的孤独和烦闷，则更易使他们望而却步。显然，实现观念转变并不是一朝一夕所能为之事，为推动劳务输出的较快发展，民族地区在致力于长期努力的同时，短期最为奏效的措施是加强对劳务人员的选择与培训，以保证输出的劳动力具备基本的符合要求的身体素质、品德素质和技术素质。

（四）实行充分就业，努力调动劳动者的劳动积极性，使现有劳动力资源得以充分利用

充分就业就是要使所有具有就业要求的劳动者都能够获得工作岗位。一定地域的劳动力资源在一定的时间内是一个既定的量，并且，劳动力资源不具有储藏性，社会和劳动者本身都不能将处于巅峰的劳动能力储藏待用。人的劳动能力会随着自然规律的作用而经历一个由无到弱到强再逐渐弱小直到丧失的过程，不及时利用就意味着劳动力资源的浪费。因而充分就业就成为社会基于政治和经济的考虑而追求的一个目标。

民族地区要实现充分就业目标，除了必须大力发展经济、增加区域经济活动量、采取多种形式广开就业门路之外，还必须做到以下二点：

（1）选择适宜的产业结构。以要素使用的密集程度可将区域产业结构划分为劳动密集型、资金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三种，而以劳动密集型产业所需的劳动力最多。从资本有机构成上看，农业、轻工业和以劳动服务为内容的第三产业属于资本有机构成相对低的产业，这些产业的发展倚重于劳动力要素，而重工业倚重于资金和技术，属于资本有机构成高的产业。所以，不同的产业结构所提供的就业岗位和吸纳劳动力的能力是大不相同的。对于农林牧资源十分丰富而又开发很不充分、矿业全面开发时期尚未到来以及城镇提供劳动的服务业十分薄弱尚待加强的少数民族地区，应扬其优，避其劣，充分利用劳动力资源优势和自然资源优势，发展资本有机构成低的产业，为妥善解决日益严峻的就业问题创造条件。

（2）拓展妇女就业领域，提高妇女的劳动参与率。不发达地区的少数民族妇女因种种原因更多地只是参与自然分工，扮演家庭角色，而很少走入社会、加入到社会化生产和社会化分工体系中扮演社会角色。农村少数民族妇女角色单一化并封闭在家庭中，使她们在家庭经济收入增长和区域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弱小，而且，她们作为地区劳动力资源的一个构成部分，也没有得到应有的和充分的开发利用。实际上，提高妇女就业参与率，不仅是提高劳动力资源动员率和利用率需要，而且妇女劳动参与率的提高从而经济收入的提高，对于降低民族地区人口自然增长率、促进家庭和区域经济增长以及社会进步都具有重要意义。为提高妇女特别是少数民族妇女的就业参与率，社会应努力消除政策歧视，为妇女提供平等的就业机会；发展少数民族妇女教育事业，唤醒妇女的自我意识，树立起现代观念，消除妇女自身在就业问题上的观念障碍；加强妇女的职业培训，提高妇女的就业能力。

劳动积极性是劳动者在生产劳动过程中主观能动性的发挥程度。劳动积极性对劳动行为有巨大影响，直接决定着劳动者在劳动中表现出来的自觉主动精神和创造精神的大小和有无，并因此而直接影响劳动行为的结果。所以，劳动积极性的发挥程度也是衡量劳动力配置效率的重要参数之一。

为充分调动劳动者的劳动积极性，民族地区应采取的措施主要是：（1）深化改革，建立起保障劳动者自主择业和用人单位自主择人的就业机制，使劳动者能够根据自己的能力和偏好自主地选择职业。（2）加强对劳动者进行正确的人生观、道德观、社会责任感和纪律、法制观念的教育，使劳动者形成对社会和对职业的正当态度；形成正确的自我认知并在此基础上形成自己对所偏好职业的适应性的正确认知；建立起自己作为社会人所应具有的社会使命感，从而形成对自己所付出的劳动与单位、社会所给予的报酬之间的相互关系及其差距的正确认知，避免不切实际的妄想和期盼，从而增强劳动者的职业自豪感和成功感。（3）建立公平公正的劳动评价指标体系和评价方法，使劳动者的经济收入、职位升迁、社会认同和社会地位真正地和劳动者的劳动支出及其劳动效果相挂钩。（4）正确的劳动态度的形成往往还需要一定的外部约束，特别是在机器大生产时代更是如此，所以，民族地区还应在生产过程中制定严明的劳动纪律、确定合理的劳动定额、建立起和谐的人际关系。

一、资本是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重要约束条件

一定地区的经济发展总是在生产诸要素有机结合和不断运动中实现的，而各个区域的生产要素供给都不是充分的，资源配置只能根据最短缺的那一部分资源要素来配置与之结合的其他生产要素。此时，短缺的要素就构成资源合理配置的约束条件。在我国这样一个存在资本紧约束的经济大系统中，社会总资本要素在部门和地区的合理分配问题就显得十分重要，各经济子系统“一般只要得到充足的资本供应，很多地区都能够保持经济的高速增长。”然而，在大国经济中，资本总供给不足从来都和资本空间分布不平衡同时并存的。由于历史的、地理的、经济的、政策的诸多原因的影响，民族地区资本存量非常薄弱，在我国总资本存量中所占份额很小，加之区内资本要素结构很不合理、经济效率过低，资本自我形成能力弱，区外资本动员程度低，使资本难以扩大。另一方面，民族地区正处于工业化的初期，现代大工业基础的奠定需要大量的工业发展资金；为迎接下一世纪全国经济建设重心西移，民族地区正努力理顺内部的各种经济关系，发展基础产业和基础设施、调整产业结构，这些都需要大量的资金。资本需求量大而资本供给不足形成巨大的资金缺口，事实上已经成为民族地区自然资源开发和经济发展的重大障碍。

二、民族地区资本要素的赋存状态

民族地区资本要素弱赋存状态表现在资本存量小、结构不合理和使用效益低三个方面。

（一）资本存量小。一定地区的资本存量是历年来资本投入的结果，同时也反映出该地区现已达到的生产能力。若以固定资产净值与流动资金年平均余额之和来表示资本存量，那么，我们就会发现民族地区工业资本存量是很弱小的，以民族地区国有独立核算工业企业为例，1994年，民族八省区的资本存量仅占全国资本总存量的11.51%（见表1-1）。作为历年来资本投入结果的一种反映，民族地区资本存量弱小的赋存特点，一方面与历史上对该区域的开发较晚和开发程度低有关，另一方面也反映出我国社会总资本在地区间的投资分配差异，同时也反映了民族地区资本的自我积累能力及其对区外资本的动员能力的严重缺乏。

（二）资本存量结构不合理。资本存量结构不合理表现在资本存量在规模结构、部门结构和区位布局及技术结构等各方面。在资本规模结构上，民族地区小型企业偏多，大量的资本存量被分布于众多的低效率企业中。在全国民族自治地方乡及乡以上工业企业中，小型企业占到95.3%，并且很多这样的企业都没有纳入到专业化分工协作体系中，整个经济呈现出一派小（规模小）、单（经营范围狭窄单一）、散（企业联系松散）、全（大而全小而全）的不经济景象。资本存量的部门结构长期以来过分偏重于附加值低的着眼于与全国配套的能源、原材料行业，未能形成产业综合开发优势。资本部门结构不合理的另一表现是基础产业和第三产业的资本存量小，这些对民族地区经济发展具有重要影响的交通运输业、服务业的发展十分薄弱。资本的区位结构也由于一度忽视区位选择所需综合考虑的若干经济因素和社会生态因素，如自然资源条件、市场条件、基础设施状况、生态环境以及基本的社会环境等等，而出现了违背经济要求的山、散、洞企业布局及其他不合理的布局，严重地影响了资本的空间配置效率。资本要素的技术结构也因传统产业技术占主体，而使资本要素所代表的工艺技术水平较为落后。

（三）资本使用效益低。资本使用效益是从质的方面反映出民族地区资本赋存状态的优劣，我们以资金利税率指标来衡量。资金利税率指一定地区在一定时期（通常为一年）已实现的利润、税金总额与同期的资产（通常为固定资产净值与流动资产年平均余额之和）之比。它反映出每单位资金所提供的利税总额的大小，是考察和评价部门、企业资金运用的经济效益、分析资金投入效果的主要指标。从表1-1中可以看出，民族八省区1994年国有独立核算工业企业的资金利税率除广西、云南二省区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外，其余省区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其中最低的西藏资金利税率仅为2.5%，比全国水平低了7.27个百分点。

三、提高民族地区资本形成能力

一定地区的资本形成能力反映出该地区增大其远期资本存量、增强其发展后劲大小的能力。一个地区既有的资本存量固然影响经济发展，但是资本存量不足的地区，仍然可以通过提高地区资本形成能力改变经济落后面貌。从经济增长角度看，资本对经济发展的推动力并不是一个资本存量大小的问题，而是一个资本形成能力与形成效率的问题。

资本形成能力取决于资本使用效益、积累率、积累的投资转化率、外部资本注入情况等诸多因素，因而提高民族地区资本形成能力的途径主要有：

（一）提高资本使用效益

提高资本使用效益可从三个方面弥补资本存量不足，提高区域资本的形成能力：第一，资本存量不变而提高其使用效益，高效率的资本营运能够使原有的资本存量发挥更大的作用，做出更大的贡献，从而间接地增大资本存量。第二，资本营运效率高，实现的资本利税率就大，假设积累与消费比例不变，高效率的资本营运能提供多量的国民积累，较大量的国民积累通过向投资转化，即可增加区域资本量。第三，资本使用效率高，表示资本的投资回报率高，较之资本营运效果差的区域更具有投资引诱力，更易获得外部资本的注入从而形成资本增量。

提高资本使用效率的途径主要有两个：

（1）加速资本的循环和周转。根据马克思的资本循环、周转理论，资本在运动中要依次采取货币资本、生产资本和商品资本形式，经过购买生产要素、生产和销售产品三个阶段。资本三种职能形态和三个阶段的并存和继起是资本循环和周转的必要前提，资本在任何一个阶段发生梗阻都会影响其相应职能的执行，“如果资金运动在购买阶段停顿下来，货币资本就会凝结为贮藏货币；如果资金运动在生产阶段停顿，生产要素就会处于闲置状态；如果资本运动在销售阶段停顿，卖不出去而堆积起来的商品就会把流通堵塞”。资本在每个阶段停留时间的长短，还直接影响资本执行其职能的时间。停留的时间越短，资本周转越快，一定量的资金便可多次执行资本职能。所以，资本呆滞在某一阶段上，不但不能保证资本的足值运动，反而可能使资本在缩小的规模上执行资本职能，加剧资本短缺，而缩短资本在每一个阶段上滞留的时间，加快资本周转速度，在资本价值量不变条件下，就能使资金在足值运动基础上实现在扩大的规模上执行职能。为加快资本的循环和周转，要做的事情很多，其中包括：必须保证资源的充分利用；货币资本供给要与原材料、劳动力等生产要素供给在规模和结构上相协调；资本在部门间、企业间、地区间的配置要相互协调配合，以保证经济肌体中没有阻碍经济正常运转的瓶颈约束；加强市场调研、分析和预测，使产品为市场所需要；减少和消灭资本在产成品库存上的滞留；理顺经济关系，减少债务拖欠等等。

（2）推进资本集中。资本集中是将几个资本合成一个更大资本的行为和结果，是通过非积累的方式增大单个资本的。资本集中不同于资本积累，不能直接增大地区资本总量，只是地区现有资本的重新组合。但是，地区资本存量经过资本集中的调整过程可使分散小资本得以集中使用，扩大单个资本的生产规模，推动企业的技术改造，提高资本存量的技术含量，也使地区自然资源的联动、综合开发易于进行，加快资源开发步伐，提高资源开发效益。由于种种原因，民族地区的资本存量广泛分散在众多的低效率企业中，并且，资本存量配置呈小而全、大而全的封闭体系，极大地降低了资本的使用效益，急需通过采取强资本对弱小资本的兼并，以及发展横向联合等各种资本集中形式，促进低效资本向高效资本集中、长线资本向短线部门集中，提高生产的社会化水平，改善资本的配置状态。但必须切记：竞争和信用是加速资本集中的两个杠杆，资本集中是市场选择的过程，它在提高资本使用效益上的作用，必须以竞争为基础，离开优胜劣汰竞争机制而单纯依靠行政性的关停并转来推动的资本集中是很难产生上述效用的。

（二）提高民族地区国民储蓄水平

现代经济理论认为，资本形成的源泉是储蓄。因为储蓄能转化为投资、转化成物质资本和其他能够创造新的使用价值和实现价值增值的资本形式。储蓄是收入在消费支出后的剩余，一定地区的国民储蓄指的是该地区在一定时期内所实现的国民收入减去同期地区国民消费总额而形成的社会总储蓄。它包括地方政府储蓄、企业储蓄和家庭居民储蓄三大部分。当储蓄的投资转化率不变时，国民储蓄越大、资本积累率越大，资本形成就越多。提高民族地区国民储蓄水平，增强民族地区资本形成能力的主要途径是：

（1）扩大政府储蓄。在经济不发达、市场不发育或欠发育的民族地区，经济增长还要依靠政府的投资活动来推动、引导和调节。政府的投资能力取决于政府的储蓄能力。地方政府的储蓄是以地方税收为主体的财政收入与经常性支出项目（非资本支出项目）之间的差额。提高政府储蓄水平的一般途径是增加税赋。但对于脱贫致富任务十分艰巨的不发达地区，增加税赋犹如一柄双刃剑：一方面，增加税赋可以增加政府财政收入，从而扩大政府储蓄和政府投资，促进经济增长。另一方面，增加税赋在扩大政府储蓄的同时，也会引起企业和居民储蓄减少，使地区国民储蓄结构过分偏重于政府储蓄，在投资决策官僚化状态下，这样的储蓄结构容易导致投资失误，降低投资效益。此外，微观资本积累不足容易损伤经济活力，特别是在市场主体地位确立之后，增加税赋还可能遭到纳税者或明或暗的抵制。因此，民族地区在选择提高政府储蓄水平的方式时要慎用增税手段。

问题的另一面是政府现在的财政收入中有多少能够形成政府储蓄？客观事实证明，由于政府机构膨胀，政府冗员多和政府工作低效，已经导致增加的财政收入没能形成应有的政府储蓄，也就是说民族地区地方政府客观存在着高边际消费倾向和低边际储蓄倾向。在我国的经济发达的民族地区，行政机关工作人员造成的行政事业费开支在不少省份已占到当地财政收入的65％以上，多数县占到80%-90％以上，一些贫困县的收入已无法抵付行政事业费支出。如在广西百色地区1992年财政支出的5亿元中，投入生产性的建设资金仅0.4亿元，占全部支出的8％左右，其余92％的经费都被埋在公职人员的人头费中了。所以，民族地区要提高政府的储蓄水平，必须且只能采取开源节流的办法；一方面，放水养鱼、发展经济，以扩大区域经济活动量和提高经济活动效率为基础来增加税收；另一方面，积极推进政府机构改革，提高行政效率，调整政府财政支出结构，降低政府消费支出的增长速度，强化政府的储蓄能力。

（2）刺激企业储蓄，强化企业的自我积累能力。企业储蓄是作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的企业应有的功能，也是企业具备自我积累、自我发展能力的必要的物质基础和保证。企业储蓄取决于企业税后留利水平和企业的边际消费倾向。显然，企业储蓄与我国经济体制中的两大重要因素密切相关。这两大因素一是企业与国家之间的收入分配关系，二是企业内部的收入分配关系。前者决定企业储蓄的源泉——企业税后留利的有无与大小，后者决定企业储蓄在企业的税后留利中所占的比重。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作为市场经营主体不应再用政府的财产为企业承担风险，而必须自负盈亏、自担风险；政府也只能通过税收及法律规定的其他形式从企业取得收入，除此之外，不能再以其他名目向企业摊派，增加企业负担。政府与企业之间这种明晰的财务关系有利于在二者之间建立起合理的收入分配关系，防止政府和企业间发生利益互侵，保证企业的名义留利与实际可支配收入相符。同时，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自我独立的经济利益和优胜劣汰的竞争机制，使企业在谋求自身的生存和发展过程中产生积累的动力和压力，进而合理规范和约束企业内部的分配关系，在企业内部建立起合理的消费和积累比例关系，弱化企业短期行为。因此，强化企业储蓄能力必须进一步深化改革，理顺和明确政府与企业的职能关系、财务关系，加快企业经营机制转换，深入构造企业储蓄的内部动力机制和外部压力机制。

（3）动员居民储蓄。居民储蓄是居民可支配收入中用于消费支出后的剩余。居民储蓄倾向只有在收入超过一定点的生存、享受和发展的最基本需求的消费支出之后，才会随着居民收入的提高而提高。在部分贫困的少数民族地区人口中，因为缺乏经济剩余，几乎根本不存在储蓄及其提高的问题，所以，对这部分贫困人口当务之急不是动员储蓄、弱化消费，而是千方百计吸引外部储蓄、解决温饱、发展经济，革除不利于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消费陋习。对先富起来的那部分人口，应继续贯彻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原则，对他们合法的私人财产提供法律保护，藉以利用这部分人的高储蓄倾向及其随之向资本的转化，加速民族地区的资本形成。对农村居民家庭，由于它不仅是消费单位，而且也是生产经营单位，在经济利益的驱动下，农村家庭的储蓄倾向较大，甚至带有某种强制储蓄的色彩，如由于农用生产资料价格上涨、农产品价格剪刀差等原因导致农业投入增大，为了生产得以开展，农村家庭不得不缩减生活消费支出。这种动员农户储蓄的方式不利于保护农民利益、促进农业发展。对这类变相的强制储蓄应通过建立和完善市场机制、疏通和减少流通环节、实行适度的农业保护等措施加以抑制，使农户储蓄真正建立在自愿基础之上。储蓄与投资转化机制除了少部分采取直接投资之外，绝大部分居民的个人储蓄都是依靠信用、借助信用工具进行的。间接投资也是现代经济社会中储蓄向投资转化的主导形式。因此，一个地区的金融深化程度将极大地影响着该地区动员和集中社会闲散资金的能力。民族地区应积极推进地方金融市场的发育和完善，发展适合当地居民需要和接受的各种储蓄方式和多样化的储蓄工具，使储蓄者能够获得真实而充分的信息，以便在更大范围内对各类金融资产进行比较选择以决定取舍，满足不同储蓄者的偏好，提高信用机构对居民储蓄存款的服务效率与服务质量，增强金融机构的吸储功能。

（三）利用外资

利用外资是以资本可流动和经济开放为前提的。对国民经济整体而言，资本在各区域间流动只是社会总资本在区域间的重新分配和组合，不会增大社会总资本。但是，从区域经济角度看，利用外资却是增大区内资本量的快捷而有效的途径。通过利用外资，可带动区内闲置资源进入创造新的使用价值和价值增值的再生产过程，加速资源开发速度。并且，利用外资还可以提高技术水平、改善投资结构、缓解资本结构性矛盾，获得现代管理方法和企业家精神，从根本上克服资本不足的缺陷。因此，民族地区应依托自身的自然资源优势，努力改善投资环境，采取各种灵活多样的方式，在努力吸引外国资金的同时，也要充分动员和利用国内、区外资金；在积极落实地方配套资金、加强项目可行性研究，提高项目成功率，努力争取更多的中央政府资金投入的同时，还应抓住东部沿海地区产业转型和产业向西部转移的机遇，努力吸引东部地区的资本。此外，民族地区内部各省区间也应加强彼此间的合作与联合，促进资本及其他要素在区域间的流动与重组，以加大资源开发的投资力度。

一、技术进步与技术转移

一个区域的经济发展，同样离不开技术进步。对一定区域而言，取得先进技术的途径无外乎两个：一个是依靠自己的研究开发力量自行研究开发新技术；另一个是引进外部先进技术。前者是技术创新，后者是现有技术的转移。技术创新使创新者率先获得先进技术并首先使之商业化应用而能够在一定时期内获得高额垄断利润，但是，技术创新过程漫长、技术更新周期趋短、开发投资量大以及市场需求的复杂和不确定性使技术创新风险增大，还有技术创新对技术力量投入的高要求等等，显然都不是经济和技术落后的民族地区所能担当的。

技术转移是技术的横向流动，一般指技术成果在最初的商业化启用之后又在更大范围中的扩散和不断利用过程。技术商品化，以及科技发展不平衡使技术总是要寻找具有活力的适宜环境以求充分利用和发展，这是商品经济的必然法则。利用技术转移来取得先进适用技术是当代世界各国特别是不发达国家和地区促进本国技术进步的明智而有效的选择。因为相对于技术自我创新而言，技术转移可以节省技术开发投资、缩短技术进步时间、降低风险，“据美国的有关研究认为，那些研究开发和转让创新成果的企业的投资平均收益为22%，而那些接受转移辐射而采用新产品和新工艺的企业的投资平均收益为55%。”因此，对于既缺乏技术创新的财务支撑，又缺少技术创新的人才技术力量的民族地区，要尽快缩小与发达地区的发展差距，就必须在尽可能地引进外国先进技术的同时，重点加强对沿海发达地区先进适用技术的引进、利用和再扩散，以及民族地区内部先进技术向落后地区、部门的扩散转移。

二、技术转移的方式与途径

1．国外先进技术向中国民族地区的转移。这种转移的实质是技术的国际转移，采取的方式主要有：（1）设备引进，即通过商品贸易方式从国外引进先进设备，这是技术引进的传统形式，转移的是物化的技术。（2）技术转让，即通过许可证贸易方式有偿转让专利技术和非专利科技成果的方式，这是目前国际技术转移中最重要的方式，转移的是软件技术。（3）外商直接投资，即通过引进外资的方式以求在利用外资时引进对方先进的设备、技术和管理方法。（4）引进专门人才、智力，包括聘请专家以及利用国外的智力优势为本国培训人才等等。新技术革命开始以来，国际技术转移空前活跃，我国自年代以来，借改革开放之东风，也积极地加入到这一转移浪潮之中，但引进的先进技术多数流入和聚集在东部沿海发达地区，广大的内陆地区特别是其中的少数民族地区引进的步伐则十分迟缓。今后，民族地区应加快改革开放步伐，积极创造条件，努力引进外国先进技术，特别要抓住新亚欧大陆桥贯通和国家实施沿边开放战略的契机，打开内陆国门，积极与周边国家发展技术贸易，促进本地的技术进步。

2．沿海发达地区先进技术向民族地区转移。东部沿海地区因其地理位置优越、交通通讯便利、经济相对繁荣，又得改革开放风气之先，从国外引进了大量的资金、技术、人才和装备，已成为我国绝大多数科技成果的创新或再创新的发源地。而西部民族地区，由于原材料开采技术、加工技术、机械制造业技术和日用消费品技术的缺乏和落后，极大地束缚了与这些技术相关的产业的发展、束缚了自然资源的开发和利用。因而有必要在互补、互利基础上加强东西部地区之间的技术交流与合作，加快沿海技术向民族省区转移，使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尽快走上依靠技术进步的轨道上来。

3．军工技术向民用技术转移。民族地区地处祖国内陆边陲，地理位置具有重要的国防价值，国家出于国防安全的考虑，曾经将大批国防军事工业以及相关的战略产业布局在这些地区。这批军工企业集中了大量的国内一流的高技术装备和高技术人才，科技潜力巨大。它们可以在保证国防需要、完成军品生产任务的前提下，通过将军工企业中闲置的科研生产能力转产民品，或从事民品开发研制，将已经解密的军工技术及其成果转为民用，或使军工科技人才为当地民用企业提供技术服务等形式，充分发挥军工技术既为国防现代化服务又为国民建设服务的双重功能，带动民族地区民用领域的技术进步，提高民用产品的技术含量。

4．中央大中型国有企业向地方中小型企业的技术转移。解放以来，根据各个不同时期经济发展战略的要求和可能，国家在民族省区建立了一批大中型能矿企业。这些企业在建设过程和生产过程中直接从国内外引进了大量的先进技术、工艺、设备、人才和管理制度、方法，它们集中了民族地区生产力的优势力量，技术水平和技术潜能在国内同行业中有些还是首屈一指的。它们理应成为民族地区消化、吸收、创新和扩散技术的中坚力量。但长期以来，受条块分割体制的限制，中央企业和地方企业处于基本隔绝的状态，中央企业的技术优势很难辐射到地方企业，发挥应有的带动作用。要改变这一格局，必须继续深化改革，打破企业间的分割与封闭，促进分工协作，在此基础上推动中央大中型企业先进技术和管理方法向地方相关企业转移，促进企业的共生协调发展。

5．城市技术向乡村转移。与周围的乡村社区相比较，城市社区具有更高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是一个地区先进的社会生产力的代表，城市还是科研院所、大专院校和大中型企业的聚集地，从而成为技术的发源地、吸收地和扩散地。技术由城市向农村转移，是增加农产品技术含量、提高农业经济效益、加快农业现代化步伐的必由之路。而发展农村多种经营和乡镇企业、建设小城镇是促进城市技术向农村转移的有效途径。因为农村多种经营和乡镇企业的发展，刺激了农牧民对技术的渴望和需求，农村经济实力的增强和农牧民收入的提高，也增强了农村引进技术的能力。另一方面，乡镇企业和小城镇的发展为城市技术向农村转移提供了桥梁，它们既是接受、消化、吸收城市转移技术的肥沃土壤，又因为小城镇是城乡经济的结合部，乡镇企业的投入产出联系与农牧户、自然资源有着密切联系，从而能够更有效地将城市技术传导到乡村。

三、民族地区技术转移中应注意的几个问题

技术转移的主体是技术输出方和技术输入方。成功的技术转移需要供需双方的共同努力，民族地区主要是作为技术输入方参与国内技术合作和国际经济技术合作的，因此，今后努力的重点应侧重于克服自身的障碍，创造条件，提高本区域对先进技术的吸引力。

（一）应在强化科技意识的基础上，增强对技术的需求和需求能力

意识是行为的先导和动力。人们在技术转移中的行为表现从根本上说来自于人们对科学技术在本地经济发展和居民致富中的作用的心理觉悟和观念态度。因此，民族地区应以令人信服的实例和生动有趣的方式在少数民族群众中加强科技致富的宣传，提高少数民族群众依靠科技兴家致富的主动性、自觉性；加强和提高地方各级领导干部对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理论的学习和认识。因为他们是政策的制订者和推行者，只有他们的科技意识强化了，才可能实现科技政策创新、加大科技投入、改善技术引进环境、倡导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新风气；同时，还应通过科技政策创新途径，如把科技进步作为考核指标列入各期领导的任期目标责任制和各类经济组织、农村承包户的承包经营责任制中；运用税收减免、低息、无息的优惠贷款等财政、金融杠杆以及设立科技进步奖等措施，以在民族地区形成技术需求的强动力机制。

另一方面，有支付能力的需求是实现技术引进不可缺少的条件。民族地区应广开筹资渠道，努力提高自己接受外部先进技术辐射的经济支付能力。这些渠道是:（1）财政投资。政府是科技投入的重要主体之一，在西方发达国家，科技经费来自政府和来自企业的比例大约是7:10，在中等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中来自政府的研究开发经费约占60％-80％。民族地区在目前区内企业还难担科技投入之重负时，政府则责无旁贷，特别是那些具有导向性和启动性的科技资金投入更应由省地县各级财政承担。（2）企业投资。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受竞争规律的制约，企业不得不成为商业化技术引进、改造和创新的投资主体。因此，民族地区应按照市场经济的要求，重新规范政企关系，使企业真正替代政府成为技术引进、扩散的决策主体和风险承担主体；转换企业经营机制，增大企业自我积累能力；实行企业的股份制改造，使企业通过发行股票、债券的办法，将社会闲散资金集中起来直接用于企业的技术改造投资；加速折旧，快速回收资本成本，通过折旧费的重置投资提高企业装备的技术含量，据统计，美国实力雄厚的企业，其固定资本的投资中有70％来自企业折旧，日本的大企业每年新增设备投资中的50%-60％来自企业折旧费。（3）银行信贷。银行和信用社应设立专项的科技转移推广贷款项目，优先投向先进、成熟、适用技术的转移、试验和推广应用。此外，还可通过横向经济联合的渠道嫁接区外资金来解决区内科技投资不足问题。

（二）应在引进适用技术的基础上，增强对引进技术的消化、吸收和再创造能力

引进技术的目的和实质并不单纯是实现技术在空间位置上的移动，而在于转移技术在接受区域的成功应用，亦即转移技术通过与区内原有技术的嫁接、融合、替代、创新，能够提高当地的经济效益、促进当地的技术进步。为实现这一目的，民族地区在引进技术时应做到：

（1）推行适用技术战略。技术与经济一样，都是有层次的。对于技术和经济水平落后的民族地区，为提高经济效益和技术水平而引进的技术自然应该是先进的技术。但是，技术并非越先进越好，任何受体对外部植入的包括技术因素在内的任何要素都存在一个能否接受和适应的问题，因而只有那些适合本地特点和市场需求的适用技术才是相对最好的技术，才是技术引进方应当引进的技术。显然，在适用技术战略下，技术的搜寻和选择就成为技术引进的最重要的基础工作。为搜寻和选择到先进而又适用的技术，民族地区应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建立和完善技术市场、扩大和加强技术信息交流，同时还应注意建立和发展技术转移的中介机构，培育技术经纪人队伍。

（2）高度重视对引进技术的消化吸收，提高对引进技术的创造性模仿能力。仅为使用而引进，忽视对引进技术的吸收和模仿，只能使引进地区陷入“落后→引进→再落后→再引进”的恶性循环之中，只有当引进区域不但能够商业性地使用该项技术，而且能够消化吸收并使之转化为自己的技术能力时，技术引进区域才能够获得经济长期发展的保障。通过对引进技术进行消化吸收并在引进技术起点上进行创造性模仿活动，实现经济技术的超越发展，是世界经济技术发展史上常见的一种有效的手段和途径。如日本在60至70年代，在大量引进美国和西欧国家先进技术的基础上，大力推行创造性技术模仿战略，成功地模仿出比原有产品质量更好、功能更强、价格更便宜的产品，极大地拓展了日本产品的世界市场。亚洲“四小龙”的崛起也与它们注重对引进技术的吸收模仿相关。如1969年韩国从日本引进了生产能力为100万吨浦项钢铁厂，就采取“学徒”式的消化吸收方法，组织工程技术人员和工人从谈判、设计、采购、现场安装、直至各个生产技术环节进行了“一对一”、“人盯人”的跟踪学习，很快掌握了生产和设计技术，1973年投产之后，随之进行了三次自行扩建，每次都向国内招标，刺激国内消化吸收引进技术。目前它已成为国际市场上最具竞争能力的厂家之一。民族地区要想使引进技术真正成为本地经济技术发展的催化剂，除了在引进技术类型上选择技术层次适合的技术，以利进一步对引进技术的消化、吸收、创新之外，还应采取有效措施打破部门、地区间的界限，促进生产企业与科研机构、大专院校的联合与合作，提高对引进技术的消化、吸收和创造性模仿能力。

（三）在优化环境的基础上，增强民族地区对区外先进技术的吸引力

技术转移是当代客观存在的生产力流动的一个组成部分。在商品经济社会中，先进技术总是流向具有活力的区域，以实现技术供给者的最大利益。因此，民族地区要想参与到这一经济技术转移流程中，还必须致力于环境的改善。其中最主要的有两个方面：

一是优化政策环境和法律环境，充分运用《民族区域自治法》赋予的自治权利，在市场让渡、产业进入、人才流动、政府让利等方面实现政策创新，推动技术引进和扩散；切实贯彻执行专利法、商标法、技术合同法的若干规定，恪守技术转移中的惯例、打击技术转移中的侵权行为，保护合法权益、维护技术转移秩序。

二是优化投资环境。外商直接投资因其能够将技术引进与资本输入结合在一起，在引进区域容易形成现实的生产能力而成为一种颇受欢迎的技术引进方式。民族地区为吸引更多的外商直接投资，推进技术进步，需要在优化投资环境上下功夫。除了继续加强区内交通、通讯、港口码头、机场、能源、水源等基础设施建设，进一步完善市场体系、建立市场机制、提高政府的行政服务质量以外，还应特别加强在职人员和其他社会劳动者的职业教育和终身教育。过去我们在强调自身的吸引外资的优势时，常常提到劳动力丰富、劳动费用低廉等等，但是，国际金融公司在其发表的一份研究报告《发展中国家私人投资的趋势•1992年版》中提到：如果其他条件一定，外国直接投资将要寻求的是那些能提供经理和熟练工作人员的发展中国家，而不是那些提供廉价生产劳动力的地方。这一点对落后的中国民族地区正确认识区情特点和优势，从而进行正确的运作，是富有启迪意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