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产要素变化

生产要素变化

确实，经济学将全部的聪明才智用于发现经济增长和财富分配之上，尤其是重视经济的增长。经济增长理论已差不多把所有可能影响经济增长的因素全部列入了生产函数公式和各种修正的模型里。现在，人们开始注意到“地方化经济”是影响新产业发展的关键性因素，与地方化经济相伴的集聚经济效应往往有一定的地理和文化限制，因此空间作为独特的“生产要素”已进入经济学研究的视线。

对于经济发展的原动力，亚当·斯密（1972）具有深刻的洞见，他关于“经济人”行为的假设，指出人们出于利益的关心而想方设法优化投入-产出比例。经济人的这种理性行为，覆盖了以赢利为目标的企业、追求幸福的居民个人和负责调控的政府，由此，社会才有可能建立有效的“游戏规则”：市场的归市场，政府的归政府。中国的企业现在也有了越来越多的选择自由。无疑，市场的大小决定了分工的程度和企业的规模，因此企业的发展要求具有相应的市场规模和空间。企业（除了国家垄断企业如电信、邮政、铁路、电力等）总是从本地市场开始，逐步成长，依次进入区域市场、国内统一大市场，最后是国际市场。但是在区域和国内市场存在市场分割的情况下，可能选择对外出口和投资反而对企业有利。这一点，如果在全球化的背景下，而国内统一大市场又存在过多的障碍时表现就会非常突出。

迈克尔·波特（1990）所分析的一国经济发展的演化路径，一般也是从资源驱动开始，然后是投资驱动，进一步再到创新驱动。在资源驱动阶段，企业选址往往与土地、矿产等自然资源的分布以及大量的低廉劳动力的供给有关，这时企业对经济景气循环和汇率变动较为敏感。投资驱动阶段，企业投资行动频繁，它是在更大范围内选址，这时资源配置已经超越了本地。企业努力在全球市场上获得最佳技术，也常通过付专利费、合资或其他途径来掌握技术。由于资本具有较好的流动性，在地方的招商引资中它已经获得了主动性。一国如能在该阶段脱颖而出，大多数是因为国内需求较为有力之故。到了创新驱动阶段，各种产业和产业环节中的竞争开始深化和扩大，重要的是，代表一国的特殊环境和文化传统也在特定产业和产业环节中出现，其产业集群已涌现出世界级的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支柱性产业，而企业的创造力更是全面和势不可挡，它们在产品、流程技术、市场营销等方面已经接近精致化程度。

众所周知，中国经济已经持续了30年的快速发展。这种奇迹，根本上是由企业的发展带来的，并且，由企业逐利冲动引发的活力进而促使生产要素的加速流动和集聚，带来了区域和城乡空间的变化，带来了不同空间的不同的资产价值。

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起初是遵循用低廉的劳动力成本换取国外技术和资金的发展模式。20世纪80年代，与资本转移国相比，中国的劳动力成本具有很大的优势。正是凭借产品价格便宜的优势，中国打拼成了“世界制造工厂”。如今几乎每个小时都会向全球输送1亿美元的商品，商品目录里包括世界上绝大多数的玩具、五金、帆布鞋、太阳眼镜、纺织服装、自行车、灯泡、圣诞节蜡烛、照相机、移动电话、计算机等。生产劳动密集型的产品，工资成本就成为主要的竞争优势。以制鞋业为例，耐克公司20世纪90年代几乎所有运动鞋的生产都分布在6个亚洲国家和地区，其中印尼38%、中国内地34%、韩国11%、泰国10%、中国台湾5%、越南2%。外资企业选址，FDI的行业特征和地域特征非常突出，主要依据的是成本比较。而与此相对应，无论哪个行业哪个地区相互之间展开的引资竞争，最终都表现为劳动力成本、资金成本、环保成本，以及诸如土地、税收等优惠政策的竞争，各级地方政府还纷纷放宽条件，诸如免除社会福利责任，对超时工作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等。

这种经济增长，并非全是国内市场需求引起的，很大一部分是全球化的结果。

中国因此得到的好处是就业、贸易、基础设施、GDP和财政的增长，人们所津津乐道的经济增长的宏观因素，主要包括人口红利、高增长、低通胀。其实，在某种程度上相当于吃了“补贴”，然而这种“补贴”是难以长期为续的。人口红利将要耗竭，劳动力价格的上涨趋势已经无法改变；环境资源的过度开发与消耗同样无法维持；而被市场关注的人民币升值和资产价格重估，引致流动性的过剩，会推动股市、房市价格持续走高，从而引发实质性的通货膨胀。

显然，这种增长方式已经快走到尽头了！

与这种经济增长方式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发达国家的产业升级和竞争优势。在西方七国经济体中，服务业已占主导地位，其中服务业在美国占75%、日本占57%、德国占64%、英国占67%、法国占71%、意大利占64%、加拿大占66%。而中国服务业只占33%，尚不及制造业。全球服务业所占百分比的增长，可以归因于过去几十年中新兴服务业数目的增加（如软件、电影、无线通讯），但主要还是因为已存在几百年之久的服务贸易的货币价值的增长（比如会计、设计、工程和法律服务）。这些服务行业原来被认为是占主导地位的制造业的陪衬，如今自身已得到充分发展。在全球化条件下，无形资源（即知识资本）已成为组织竞争优势的主要来源。就企业的层面而言，开始关注对无形资源（研发、创新、知识创造和培育、专利、营销和广告）的投资，因为这被认为是影响企业业绩的重要因素，有时甚至是最重要的。如可口可乐公司在股票市场上的市值超过1　200亿美元，其账面固定资产还不到300亿美元，其中900亿美元的差额是可口可乐商标所包含的价值，还有就是这家公司与分销商、顾客的关系（它所建立的销售网）所包含的价值（加里·胡佛，2001）。

经济的变革促使生产空间和结构的转换。工业化经济中制造业产品的生产与交换，导致了专业化产业空间和制造业心脏地带的出现。同样地，商品信号的生产与交换，诸如文化产业、广告业、金融产品中的期货和衍生工具等，则导致了后工业化空间的出现。世界就在这种转换过程中为不同国家分配了不同的剧中角色，舞台上每个角色的站位不同，重要性也存在区别。尽管《世界是平的》一书作者托马斯·弗里德曼（2005）强调，信息化把世界推平了，整个世界变成了一个开放的平台，生产要素越来越倾向于自由流动。但世界扁平化以后，规则越来越起作用，决策中心更加有力，品牌集中度也大大提高，于是乎，PC视窗就是Windows，飞机就是波音和空客，电影就是好莱坞，大学就是哈佛、剑桥，饮料就是百事可乐、可口可乐，运动衣就是耐克、阿迪达斯。零售业方面，家乐福马上要在中国开第1　000家店，使得很多本土零售商面临着巨大的挑战！扁平化的世界，成了一个规则设计者大行其道的世界、一个世界品牌横扫天下的世界，只有世界品牌才是消费者都能听得懂的语言，因为当消费者没有时间和精力去做判断时，往往依赖品牌进行信息鉴别。

经济发展几个阶段相叠加，一起摆在了我们的面前。各种生产要素的重要性交互影响，这个世界很久没有像现在这样关注空间和区位了。与历史上伟大的地理大发现相类似，这又是一次全新方式的战略性资源配置，是在全球化和信息时代条件下的占位和选址。它的背后是要凭借空间和区位的“权力”整合资源——这种权力来自经济集聚的力量甚至是文化创造的力量。它将一改过去那种把经济增长发展与其他“非经济”问题分开考虑的思维方式，重视空间、区位以及政策要素，千方百计将企业选址落在最有利的区位空间上。而这种空间并不是真空，它是多种因素的集合，包括了地理环境、人口密度、贸易交通、风俗文化、税收行政、公共服务等。企业选址不仅是在当地，或者仅限于国内，它甚至可以到国外选址，只要比较哪里的市场空间更加有利于发展。这样，一国的竞争优势，已经不再局限于传统的生产要素，还加入了比如可承受的生活环境、社会平等、价值观念、历史传统、文化包容、信息公开、公民参与等等因素，简言之，一切影响竞争优势的因素，现在已经完全与经济在全球市场中的表现和竞争联系在一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