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跨期比较中拓展发展经济学的研究领域

一、问题的提出

在经历了近30年的风雨历程之后，中国经济的航船终于校正航向，朝着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方向进发。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迅猛发展，综合国力显著增强，人民生活水平极大提高。1980～1990年和1990～2003年，中国GDP年均增长率分别达到10.3%和9.6%，不仅远远超过同期发达国家3.4%和2.6%的经济增长率，也大大高于同期发展中国家3.0%和3.7%的经济增长率^[1]。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分别从1978年的343元和134元，增加到2005年的10 493元和3 255元，1990～2004年年均增长率分别为8.6%和4.3%。城市和农村的恩格尔系数分别从1978年的57.5和67.7下降到36.7和45.5。2005年中国GDP达到182 321亿元人民币，人均约为1 700美元^[2]。中国经济发展的成就令世人瞩目!

中国人均GDP在2003年就已经超过了1 000美元，达到1 090美元。这是我国经济发展进程中一个重要的里程碑，它标志着我国国民经济在实现了第二步战略目标之后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由此进入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实践表明，人均GDP达到1 000～3 000美元的经济体正处于从传统的二元经济结构向工业化和现代化社会迅速转型的关键时期。在这个时期，不仅经济结构调整全面展开，消费需求、投资需求、劳动力成本、能源消耗、对外经济等方面出现显著变化，而且社会经济关系也在剧烈变动，因而会面临着新的挑战、新的发展模式选择问题。从经济发展史上看，不同的选择会导致截然不同的结果:一种是进入“黄金发展时期”，即经济持续较长时间的快速增长，国民经济整体素质的明显提高。比如，1971年人均GDP达到1 000美元的我国香港地区和新加坡，均保持了30年以上年均6%甚至7%以上速度的增长，仅用了8～9年的时间实现GDP翻一番，2004年都已超过了20 000美元:香港人均GNI为26 660美元，新加坡人均GNI也达到24 760美元;另一种是出现所谓“拉美现象”，即经济社会发展长期徘徊不前，贫富悬殊严重、失业剧增、社会矛盾激化，甚至引发社会动荡。比如，阿根廷和巴西人均GDP分别于1961年和1975年达到1 000美元，但此后经济按年均1.9%、3%的速度缓慢增长，分别用30年、22年的时间才实现GDP翻一番。到2004年巴西人均GNI为3 000美元，阿根廷为3 580美元。今天，中国经济也进入了发展的关键阶段，同样也存在经济发展模式的选择问题。中国正处在传统的工业化进程尚未完成、现代化建设已经大规模展开的经济发展阶段，人民生活刚从温饱进入小康;改革开放从单兵突进、边际调整的模式，开始向综合配套改革、全面突破推进。在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还存在着一系列突出的矛盾和问题，比如，发展不够全面也不够协调，持续发展能力较弱，如城乡差距拉大、就业压力增加、区域差距扩大、粗放型增长方式回潮、资源短缺和生态环境遭到破坏、社会的发展明显滞后于经济的发展等。历史把中国送到了一个新的岔路口上。

发展中国家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半个多世纪的发展历程表明，经济发展道路上的选择并非一劳永逸，在不同的发展阶段会存在不同的选择问题。即使那些摆脱了“贫困恶性循环”、冲出了“低水平均衡陷阱”、经济发展处于较高阶段的发展中国家，甚至被认为是已经“毕业”的次发达国家，在经济发展道路上仍然会面临着新的挑战、新的选择，经济发展战略、发展政策上的失误极有可能使几十年辛勤奋斗的发展成果付诸东流。然而，传统的发展经济学理论对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进程中不同阶段的模式选择问题缺乏足够的理论准备，因而也就无法解释“拉美现象”和东亚金融危机等诸如此类的问题。之所以如此，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它把经济发展模式看成是单一的，把经济发展道路看成是线性的。

美国经济学家罗斯托(Rostow，W.W.)在《经济增长阶段》一书中，提出了名噪一时的经济发展模式，该模式代表了传统发展经济学对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问题的基本观点。在传统发展经济学解释发展中国家贫困落后的原因、确定经济发展目标以及选择经济发展道路等一系列有关经济发展重大问题上的理论观点中，都可以看到罗斯托的经济成长阶段论的影子。罗斯托将人类社会经济发展的历史进程划分为5个阶段，即“传统社会、起飞前提条件、起飞、走向成熟、大规模高消费时代”^[3]。他认为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和民族，其经济发展都会依次经历这样一个由低级向高级跃进的自然历史过程。在这六个阶段中，他尤其强调“起飞”阶段对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决定性作用。不可否认，的确有少数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在经济发展的某个时期或某个阶段，由于历史机遇和种种具体的原因，通过经济“起飞”迅速摆脱贫困并开始向发达状态过渡，因此创造了经济奇迹。这似乎应验了罗斯托的经济发展理论。按照这种理论，“起飞”是传统社会与现代社会的“分水岭”，一旦经历了关键性的“起飞”阶段，一国经济便步入了经济发展的正常轨道，因而会自然而然地依次进入更高级的发展阶段。因此，发展中国家谋求经济发展的主要任务就是为经济“起飞”创造条件，全力以赴地摆脱低水平均衡陷阱。但是，20世纪90年代的金融危机却向世人警示，一个经历了数十年艰苦创业、奋斗发展并创造了经济增长奇迹的经济体，都可以在短短的几个月之内出现结构性崩溃。东亚金融危机对传统的发展理论提出了严峻的挑战。

实际上，罗斯托的线性经济发展模式的缺陷并不仅仅在于它不符合当今发展中国家的实际，它同样不能对所有发达国家早期发展做出切合实际的理论解释。瑞典经济史学家克里斯特·冈纳森指出，“罗斯托模式仅仅是从英国这一个例子总结出来的，……罗斯托对增长的障碍和条件的认识非常公式化”。这个模式假设只存在一种类型的工业化，不仅欧洲的工业化都遵循着相同的模式，而且，第三世界的工业化也只是各种导致现代发达国家变化的因素的再现。不论历史背景如何，一切社会都会走相同的经济发展道路。“罗斯托曲解了欧洲国家走向工业社会的变化过程。因此，把这个模式一成不变地套用于欧洲和第三世界国家的工业化是不妥当的”。克里斯特·冈纳森的研究表明，发达国家早期经济发展过程是沿着不同道路进行的，“并不存在资本主义工业化的单一模式，19世纪的欧洲和现代的第三世界国家也没有单一的发展模式”^[4]。

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过程，同时也是由从资本主义走向帝国主义的过程。为了谋求经济发展所需的资源和市场，它们各自建立殖民体系、划分势力范围，并产生瓜分与再瓜分世界的激烈竞争，以致酿成世界大战。虽然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出现了相对的平静，但是，局部的、新殖民主义的战争仍然此起彼伏，直到今天一些大国还以冷战思维观察世界变化，用霸权主义对待发展中国家。发展中国家既不会也不可能按这种模式来推进经济发展、处理自身和世界事务。在当今世界，中心与外围的格局依旧存在，发展中国家仍然处于劣势，处于边缘化地位。比如，发达国家凭借自身的优势从WTO规则里找各种有利于自己的借口，WTO并没有真正实现“双赢”;一些国际组织如IMF提出的策略与建议基本上是强国的声音。总之，当今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经济发展初期的境况相去甚远，发展中国家不可能重复发达国家过去的老路。

但是，在当今学术界仍然存在着一种发展经济学的新自由主义思潮，认为驱动18～19世纪英国、西欧和美国的经济发展机制同驱动东亚及当今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机制是相同的。他们把处于发展阶段的西欧及北美国家与今天的发展中国家在性质上混为一谈，把自由资本主义发展模式看成是永恒的世界统一的发展模式，把我国改革开放所取得的成就归因于对自由资本主义发展模式的借鉴。我们认为，这种观点在理论上是错误的，在实践上容易产生误导。其实，发达国家所走过的经济发展道路都是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做出选择的结果，如果不去具体分析究竟是哪些因素和条件决定了不同发达国家经济发展道路的不同选择及其实际走向，不考虑当今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早期发展的不同历史背景，那么，发展经济学为发展中国家提出的经济政策建议在实践中就可能达不到预期的经济绩效，在一定的条件下甚至还会引发严重的经济危机，使落后的发展中国家的经济雪上加霜。

经济发展是一种复杂的社会历史现象，由此，一个必然的逻辑推论是，以研究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为己任的发展经济学，应该扩大研究领域，把分析的触角延伸到发达国家早期发展的历史进程之中，历史地分析发达国家早期由传统农业社会转型为现代工业社会的具体历史条件和历史环境，并与当今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进行跨期比较，从而为当今的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提供实践经验和理论依据，并进一步丰富发展经济学的理论。

二、跨期比较研究:理论视野与思维视角

在现代经济学理论系统中，发展经济学是研究发展中国家如何摆脱贫困进入发达状态的分支学科。由于种种原因，发展经济学并非诞生于发展中国家，而是在西方发达国家萌发、发展，并逐渐走向成熟的。发展经济学诞生的这种理论背景，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其理论研究的基本取向:以发达国家的经济现实为参照系，在强调发展中国家经济结构失衡、市场发育的不完善等不同于发达国家的特殊性的基础上，把西方经济学的一些基本原理同发展中国家的具体实际相结合，来分析发展中国家谋求经济发展过程中面临的障碍，研究经济发展的特殊规律。

经济全球化并不等于世界的一极化。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经济现实表明，这两类国家经济发展面临的问题的确存在巨大的差异，以新古典主义为代表的“主流经济学”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问题难以做出令人信服的理论解释。正因为如此，发展经济学在现代经济学体系中所享有的独特理论地位是由其研究对象——客观存在着的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实践所赋予的。只要发展中国家存在，只要发展中国家经济的一些基本面与发达国家相比有着自己的特殊性，就需要有一门独立的经济学分支专注于对其做出理论解释。发展中国家经济相对于发达国家经济的特殊性，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模式的多样性，赋予了发展经济学强大的生命力。

当然，在我们强调发展中国家不同于发达国家经济的特殊性，反对新古典经济学所主张的“单一经济学”(monoeconomics)时，还必须注意防止走向另一个极端，即过分强调发展中国家经济层面的特殊性，甚至把当今发展中国家谋求经济发展的过程看成是完全不同于发达国家经济发展的一种历史现象。从历史的眼光看，今天的发达国家也曾经历过不发达时期，发展中国家的今天也显现着发达国家昨天的痕迹。我国已故的著名历史学家罗荣渠先生认为，迄今为止，传统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大过渡出现了三次大浪潮:世界现代化的第一次浪潮始于18世纪后期而止于19世纪中叶，是由英国工业革命开端，向西欧扩散的早期工业化－现代化进程;第二次现代化浪潮发生于19世纪下半叶至20世纪初，是工业化向整个欧洲、北美扩散并取得胜利的过程，同时在非西方世界产生强大的冲击;第三次大浪潮出现在20世纪下半叶，表现为发达国家向高度工业化升级及大批发展中国家卷入工业化进程^[5]。当我们在这样一种更广阔的理论视野中重新审视发展经济学，把发展经济学视为探求一个经济体由传统的农业经济社会转型为现代工业经济社会的经济发展规律的学科时，发展经济学分析的触角就应该深入到发达国家早期发展的历史进程之中，从发达国家在第一、第二次现代化浪潮中由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的早期发展的历史事实中去寻找发展的一般逻辑。这样，发展经济学就可以建立在“双重经验事实”之上，使其理论拥有更广阔的客观基础，得到更充分的经验支持和更严格的经验检验。在这种理论视野中，发展经济学的研究领域因此而拓宽了，其理论体系也就具有更大的普适性，理论逻辑更为缜密，理论解释力更强。

总之，每个经济体，不管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其经济发展都要经历由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型的过程，这既是发展经济学拓展研究领域的客观前提，又是我们将当今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早期发展进行比较研究的客观基础。

人类社会中不同经济体的发展道路既有共性又有个性。发展经济学把发展中国家作为一个整体，从发展中国家区别于发达国家的不同经济结构特征出发，去发现和解释发展中国家经济不发达的原因，在研究各种经济变量内在关系的基础上，努力寻求摆脱贫困状态、实现经济起飞的道路和途径。发展经济学的这种努力构建了这样一个分析框架:以当今发达国家经济为参照系，在历史轴线的“现期时点”上，将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进行比较。其思维视角是，立足于经济已经取得巨大成效的当今发达国家，而俯视经济发展滞后的发展中国家。我们认为，这种分析是非常必要的，但远远不是充分的。这是因为，一个国家经济发展固然要遵循人类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但其发展道路的具体选择，离不开这个国家的社会文化背景、经济社会条件和生产力发展水平等因素。发达国家所走过的经济发展道路都是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做出选择的结果。如果发展经济学仅仅以当今的发达国家为参照系去建构经济发展理论，而不去具体分析究竟是哪些因素和条件决定了不同发达国家经济发展道路的不同选择及其实际走向，不考虑当今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早期发展的不同历史背景，不考虑这两类国家在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型过程中所处历史条件的差异，那么，发展经济学为发展中国家提出的经济政策建议在实践中就可能达不到预期的经济绩效，在一定的条件下甚至还会引发严重的经济危机，使落后的发展中国家经济更为落后。20世纪90年代，那些经济发展曾经取得显著绩效的部分发展中国家奉行经济自由化、金融自由化政策而频繁发生金融危机，就是明证。

所以，我们不仅需要将发展中国家与当今的发达国家进行“同期时点”的比较，而且更需要转换思维视角，立足于当今发展中国家，而反思发达国家早期经济发展的历程，将当今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与发达国家早期发展进行“不同时点”的跨期历史比较。

一方面，由于世界各国经济发展并无统一的模式，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道路都是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做出选择的结果。通过跨期比较研究，把发展经济学的分析触角延伸进发达国家的早期发展过程之中，可以具体分析究竟是哪些因素和条件决定了不同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道路的不同选择及其实际走向，可以重新讨论或重新检验西方发展经济学界和经济史学界从发达国家早期发展历程中概括总结出来的、公认的“程式化事实”、有关理论命题及相关政策措施，并为发展经济学理论提供更为丰富的经验素材;另一方面，由于人类历史的发展变化，今天处于第三次现代化浪潮的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所面临的问题和矛盾，已经明显不同于发达国家当初在第一、第二次现代化浪潮中所面临的问题和矛盾。通过跨地域国别、跨历史时期的比较研究，可以揭示发达国家早期经济发展过程中哪些成功经验和失败教训值得今天的广大发展中国家借鉴，今天的发展中国家到底具备哪些后发优势和后发劣势，发展中国家如何充分利用后发优势，从而为当今发展中国家选择经济发展道路提供历史借鉴。

三、跨期比较研究的任务、方法与创新

大体而言，与本课题相关的研究文献可以分为三类:

(1)纯经济史研究，如《剑桥欧洲经济史》、《方塔纳欧洲经济史》以及《剑桥美国经济史》、《剑桥英国经济史》、《日本经济史》等。

(2)以统计学和计量经济学方法或从某一特定领域来考察主要国家经济增长的历史，比如，美国斯坦福大学经济增长研究中心的“工业化国家的经济增长”丛书;麦迪森(Maddison，A.)的《世界经济200年回顾:1820～1992》;库兹涅茨(Kuznets，S.)完成的《各国的经济增长》、《现代经济增长》，刘易斯(Lewis，W.A.)的《增长与波动:1870～1913》，诺斯(North，D.C.)等人的《西方世界的兴起》、《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等。

(3)经济发展历程的比较研究，如钱纳里(Chenery，H.B.)等《工业化和经济增长的比较研究》，阿德尔曼(Adelman，I.)和莫里斯(Morris，C.T.)合著的《1850～1914年经济发展的比较模式》;由国内著名学者罗荣渠所主编的《世界现代化进程研究丛书》等。

在我们所见到的绝大多数文献中，鲜有以当今发展中国家为轴心，在发展经济学的基本分析框架中去反思发达国家早期经济发展的历程，并将当今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与发达国家早期发展进行“不同时点”的跨期历史比较研究的文献。经验层面的跨期比较研究尚不多见，思想理论层面的跨期比较研究，即将发达国家早期发展过程中的经济发展理论、蕴涵于经济政策之中的经济发展思想与当代发展经济学理论的进行比较研究，则几乎是理论空白。

由此可见，把发达国家早期经济发展进程纳入发展经济学的理论视野之中，对发达国家早期发展与当今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进行跨期比较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我们认为，这种跨期比较至少应该完成如下几个方面的研究任务，或至少应该包括如下几个方面的研究内容:

第一，发达国家早期发展特征研究，即发达国家早期经济发展过程的断代分析，这是跨期比较研究的一个重要前提。如果我们把经济发展视为一个经济体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变的过程，市场经济从酝酿、基本确立到逐步完善的过程，国民经济从不发达走向发达的过程，那么，在这个意义上，17世纪及18世纪的英国和法国、18世纪的德国以及19世纪的美国和日本等国家，也在一定的程度上具备与当今发展中国家基本相同的发展特征，因而其经济发展历程也是发展经济学研究课题中应有之义。发展特征研究主要包括生活水平、经济发展水平、经济结构、人口及劳动力分布、自然资源条件、社会分配状况，以及在国际经济关系中所处的地位，等等。

第二，在经验事实层面上，分别以工业化和市场化^[6]过程为主线，将上述5个典型的发达国家早期经济发展与当今发展中国家进行跨期比较研究。在工业化过程方面，比较研究的基本内容包括原始积累、工业化过程、工业化优先顺序、工业化与城市化、农业剩余劳动与人口流动、工业化与人力资本的形成，判断各国工业化基本完成的时间与标志、人均GDP水平、城市化规模与水平、三大产业的变化、经济结构的变化，等等;在市场化过程方面，比较研究的基本内容包括劳动力市场和土地市场的一般演进、金融市场的演进(金融浅化与金融深化)、市场制度及其机制的完善过程、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的连接(对外开放程度)、国际贸易与市场化进程的关系、市场法规的完善过程、政府干预同市场演进的关系、缓解贫困的措施以及社会保障制度的演进，判断市场经济是否成熟，等等。

第三，在理论探讨层面上，一方面，研究发达国家早期经济发展思想及其对当时经济实践的影响研究;另一方面，将发达国家早期的经济发展思想与当代发展经济学进行比较研究。前者如17世纪和18世纪英国重商主义与以亚当·斯密等为代表的自由主义经济发展思想、17世纪和18世纪法国以重农学派等为代表的经济发展思想、19世纪德国以F.李斯特为代表的贸易保护主义理论、18世纪末19世纪初美国围绕农业立国与工商立国的经济发展战略之争;19世纪日本明治维新前后的经济发展思想等;后者如古典学派经济思想的现代意义、贸易保护主义的发展经济学、19世纪经济发展思想转型的发展经济学意义等。任何一个经济理论的提出，任何一项政策的制定实施，虽然发生在某个特定的具体领域、某个特定的历史时期，但它们的形成都具有深刻的社会历史背景，都是针对某种具体的客观情况而产生的。因此，我们必须把经济发展理论和政策放到各自具体的社会环境中进行历史的考察，并由此揭示其发展经济学理论蕴涵，以及给发展经济学带来的理论启示。

历史比较研究作为一种重要的研究方法，其目的就是要在一定的理论和方法指导下研究历史发展的共性和特殊性，即从“同”中求“异”、从“异”中求“同”。因此，本课题研究力求把经济发展视做一个从传统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变的全球性的历史过程，在发展经济学的理论框架中对先后在三次现代化浪潮中已经实现经济发达或正在经历经济结构转型、走向发达的不同经济体进行全方位的跨期比较研究。在研究中，应该努力将历史考察、现实研究与理论探索有机地结合起来，将发展经济学研究、经济发展史研究以及经济发展思想史研究有机地结合起来，努力实现“史”“论”结合、融“论”于“史”、以“史”立“论”。

把发达国家早期经济发展进程纳入发展经济学的理论视野之中，对发达国家早期发展与当今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进行跨期比较研究，这是一项较为庞大的研究工程。作为一种探索、一种尝试，本课题力求在如下几个方面有所创新:

其一，把发达国家早期经济发展进程纳入发展经济学的理论视野之中，从而在理论上实现发展经济学研究领域的扩展。

其二，在发展经济学统一的理论视野中，对发达国家早期发展与当今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道路进行跨期比较研究，从而为发展经济学提供更丰富的经验素材，使其理论逻辑更为一致、更为严谨。

其三，将发达国家早期的经济发展思想同当代发展经济学理论进行比较研究，能够从思想史中追索发展经济学的理论源泉，吸取其思想营养。

其四，在反思传统发展经济学的线性发展模式的基础上，能够为当今发展中国家选择发展道路提供更为丰富具体的历史参照系和更深入的理论阐释。

四、基本分析框架、主要观点及理论创新

除绪论外，本课题研究共分三编，由十五章组成。

第一编“经济发展历程”由第一章至第六章构成;第二编“经济发展要素比较”由第七章、第八章、第九章、第十章和第十一章组成;第三编“经济发展模式比较”由第十二章、第十三章、第十四章和第十五章构成。

第一编“经济发展历程”是在发展经济学的理论框架中，评述英国、法国、德国、美国和日本由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变迁的经济发展历程，以及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基本特征，力图为后面两编的具体比较提供一个全方位的客观基础。限于篇幅，我们之所以选取英国、法国、德国、美国和日本作为发达国家的典型性代表，不仅仅是因为这五个国家是当今世界的经济强国，更重要的是因为它们的早期经济发展既具有自己的鲜明特征，又具有发展经济学意义:英国是第一个发生产业革命和实现工业化的国家，其工业化与市场化过程是同步进行的;法国在工业化进程中较好地根据本国国情发展农业;德、美、日是后期赶超型的经济发展，但在产业革命、技术进步等方面又具特色。本编内容包括第一章至第六章。

第一章“英国早期的经济发展”考察了英国早期经济发展的历史起点和基本过程，论述了英国早期经济发展思想和经济政策，分析了英国早期经济发展的特点。我们认为:(1)16世纪以后，随着工场手工业的迅速发展、农业的变革、国内市场的扩大及海外市场的拓展，英国经济中循环流转的状态被打破，开始进入动态的发展过程。(2)英国早期经济发展大致上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产业革命爆发前原工业化和向市场经济转化的时期;第二阶段是产业革命中经济急骤变化和市场经济趋于定型的时期。(3)在英国早期经济发展过程中，政府曾发挥过积极的推动作用，如通过航海条例发展海运、制定和实施殖民政策和通商贸易政策、推行旨在保护国内农业的谷物政策、积极推行关税保护政策，等等。只是随着产业革命的完成及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确立，政府才逐渐减少对经济活动的干预，开始推行“放任主义”的政策。(4)亚当·斯密自由放任思想的提出是人类历史上具有重大影响和意义的事件，但是，应当看到，这种主张并非绝对真理的体现，而是英国当时社会经济环境和发展需要的产物。而且，自由放任政策的施行必须具备相应的条件，如开明的政治秩序、良好的法律环境、交易规则的确立及与市场经济活动相适应的道德和价值观的形成，等等。没有这些条件，自由放任政策的推行将难以产生理想的效果。(6)英国在其早期经济发展中，先后战胜了西班牙、葡萄牙、荷兰和法国，消除了竞争者，确立了海上霸权和世界贸易中心的地位。英国通过对外商业战争、殖民掠夺和奴隶贸易获得了大量财富，从而为其早期经济发展创造了良好的外部环境。(7)英国在其早期经济发展中，工业化与市场化是相互促进、相互影响的，这种工业化与市场化之间良好互动关系的建立，对英国早期经济发展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

第二章“法国早期的经济发展”顺次讨论了法国早期经济发展之前的社会经济状况、以产业革命为主导的经济发展进程、影响经济发展的因素，并在发展经济学视野中分析了法国早期经济发展经验的成败得失。研究表明，法国的产业革命是在一个比英国复杂的环境下进行的。一方面，法国存在着小农经济传统，影响着工业化进程;另一方面，当法国开始效仿英国进行产业革命时，发生了法国大革命，随后的动荡与对外战争推迟了法国产业革命开始的时间。与英国相同的是，法国的产业革命也是从棉纺织和冶铁业开始的。但是，就产业革命的速度和人均产值的增长来看，法国既没有像英国那样明显的在初期的突飞猛进，也不是像德国那样急起直追、后来居上。法国的经济增长是稳定和平庸的，长期稳定增长的趋势之中也有短暂危机的间歇。此外，法国在早期经济发展过程中还有两个显著特点:一是受小农经济的影响，工业规模不大，而且直到产业革命结束，工业中仍然存在着现代工业和传统部门并存的二元结构;二是在工业化的过程中，农业也得到发展，农业的重要性并未下降。我们认为，法国的早期经济增长虽然在速度上不如英国、德国和美国那么突出，但增长道路仍然是成功的，是适应法国特有的国情的。在产业革命的进程中，农业保持了较大比重，是和小农经济相一致的，小规模工业企业的存在也是与小农经济和法国劳动力的特殊性格有关。法国没有走圈地运动的道路，代之以小农经济的持续存在，尽管影响到工业化进程，牺牲了一定的增长速度，但是避免了对农民和工人福利的更大损害。此外，法国在早期的经济增长中适时采取了国家干预的措施，有别于英国的自由竞争机制引导产业革命的模式，这对一个后来进行产业革命的国家来说也是十分必要的。在资本积累上，法国和其他发达国家一样，都有过不光彩的经历。通过对外侵略、殖民掠夺获取资本，是推动其早期经济发展的重要手段之一。

第三章“德国早期的经济发展”考察了长期处于民族分裂和经济落后状态的德国，从19世纪中叶开始奋起直追，在加快民族统一进程的同时推进工业化，通过近70年的经济持续增长，实现了后起不发达国家赶超英、法等先进国家的经济发展过程。研究表明:(1)国家统一与工业化进程并行不悖是促成德国加速发展的先决条件。在德国历史上，什么时候统一过程得以推进或统一势头快速上扬，什么时候加速经济发展的局面便会到来。统一过程与工业化过程两者的融合形成了一种浓厚的“赶超氛围”，有利于动员国内外一切资源，成为德国加速经济发展的优势。德国早期经济发展的历史是一部民族统一与经济发展并举的历史。(2)统一过程中形成的政治体制对德国的经济发展模式产生了深远影响。这一政治体制同德国当时正在逐渐成熟的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有利于加速德国的经济发展。同时，由于这一政治体制是容克贵族与资产阶级相互妥协而形成的政治架构，它不仅降低了整个政治体制运行的交易成本，并且较早地使德国的政治重心稳定了下来。(3)对于德国而言，对外扩张和掠夺殖民地既建立在经济有了一定的发展、实力有所增强的基础之上，同时，它又是缓解资源约束、拓展市场，从而推动其经济进一步发展的新的强大动力。在统一后的德意志帝国中，由容克贵族与资产阶级共掌权柄而结成的联盟，不仅保留了容克贵族的半封建意识形态，同时也使得普鲁士军国主义传统在全社会传播开来，并且与垄断资产阶级急切地要求对外扩张和抢夺海外市场的强烈欲望结合在一起，促使德国在19世纪80年代走上了掠夺殖民地的道路。(4)德国早期经济发展取得成功的关键之处在于，在两次产业革命(或技术革命)交接的历史时刻，在德国产生了适合本国国情的发展战略，将第一次产业革命和第二次产业革命并举，在完成引进和吸收以纺织、煤炭、钢铁、机器制造等行业为代表的第一次产业革命带来的技术成果的同时，积极投入以化学和化工、电气、汽车制造等行业为代表的第二次产业革命，将两次产业革命中出现的技术进步一并推进，努力在化工、电气、汽车等新兴产业部门取得技术突破，促使这些新兴部门走在世界的前列，从而使德国这个后起国家的优势得到充分展现，最终实现了经济上的赶超。(5)符合国情的经济发展理论是德国早期发展阶段宝贵的精神财富。当历史学派的经济学说成为德国官方的指导思想时，这种思想就能如同D.诺斯所说的发挥一种类似于“意识形态”的作用，而这种作用在德国实现经济赶超的年代无疑是一种巨大的精神力量。我们认为，历史学派的理论问世于德国从不发达国家向发达国家转型的时期，它的出现对于加速德国经济发展的作用类似于一场“德国版”的经济学意义上的“启蒙运动”。

第四章“美国早期的经济发展”从发展经济学的角度考察了美国独立之初作为传统农业社会的基本状况、随后的经济起飞过程以及经济发展的思想与政策，并讨论了美国作为一个移民国家独特的社会特征及其发展经济学意义，分析了美国由脱胎于殖民地的农业国发展成为世界第一工业强国的经济发展特征。我们的分析表明:第一，美国早期经济发展以制度创新为先导，由政府推进市场化进程和工业化进程。这与西欧发达国家早期经济发展从自发的、内生的经济市场化开始，而后由经济市场化自然推动工业化和民主化这种发展路径明显不同。第二，美国产业革命并没有真正出现像其他国家那样机器大工业取代手工业、新技术取代旧技术、新的生产方式取代旧的生产方式的“革命”过程，它在很大程度上是英国产业革命的移植，或者说，是英国产业革命在北美的延伸。因此，美国产业革命不仅几乎与欧洲先行国家同步发展，而且节约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这种“后发优势”是以它与英国的“血缘关系”为基础的，因而是当初欧洲其他国家和日本所不具备的，也是当今发展中国家无法模仿的。第三，西部移民开发，不仅为经济发展提供了丰富的自然资源、人力资源，而且也为经济的市场化和工业化提供了广阔的市场，为城市化发展提供了空间，为经济发展过程中的社会稳定提供了保障。在一般国家，由农业手工业社会向机器大工业社会过渡往往会导致大批手工业工人失业，甚至引起手工业工人对新机器的仇视。但是，美国地广人稀，在产业革命过程中并不存在工人与机器的对立。劳动力短缺刺激技术发明和新机器的应用，是美国产业革命区别于其他国家工业化的一个重要特征。第四，自然资源丰裕而劳动力长期不足，使得美国工业化进程中制造业偏向于使用资本密集型的生产技术，并最终导致技术变迁在美国不仅速度更快而且劳动节约程度更高。这是美国工业化的又一个显著特性。第五，工业化进程中的农业发展道路具有典型的“美国式”特征，即在没有封建关系束缚的条件下，小农经济自由发展、自发分化，建立起资本主义的农场。第六，美国早期经济发展的过程是与对印第安人的杀戮和剥夺土地密切相关，与弱肉强食式的武力攘夺资源密不可分的。欧洲白人移民的发展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是以牺牲大量无辜印第安人的生存权为代价，以剥夺其他民族的发展权为前提的。

第五章“日本早期的经济发展”中，我们站在发展经济学的视角，从经济发展的初始条件、工业化与经济增长状况、经济增长要素分析、发展思想与经济政策、经济发展的特点五个方面对日本早期经济发展进行了系统的考察和分析。在所有20世纪前进入现代经济增长的发达国家中，日本是起步最晚、人均国民收入最低的国家。但是，从19世纪中叶的明治维新到20世纪初第一次世界大战前期的40多年时间内，日本工业化启动获得成功，顺利完成了现代经济发展中的第一次产业革命。因此，作为经济上后发国家的日本，其早期经济发展有其特殊性。我们的研究表明:(1)日本早期经济发展的初期，商品货币市场经济已有显著发展，工农业的生产力水平均有上升，商业金融制度已初步形成，人口、全民教育水平和国民的生活水平都有相当程度的提高，已具备了实现由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型和产业工业化起飞的市场经济基础条件。(2)在明治政府土地和地税制度改革的推动下，日本农业获得了快速的发展，农业为早期经济的工业化发展发挥了提供资本积累、劳动力和商品市场的基础性作用。(3)在19世纪80年代至20世纪初期的早期工业化进程中，日本的国民生产总值和人均国民收入水平均呈快速增长的趋势。经济结构呈现出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占比和贡献逐步下降、工业(特别是制造业)占比及贡献逐步上升的格局。(4)较高的资本积累水平和增长速度、大规模的技术引进和适宜的技术改良、稳定的人口增长和教育普及下的劳动力素质的提高以及对外贸易的扩大等都成为早期经济发展的重要构成要素和源泉。(5)明治政府的“殖产兴业”和“贸易立国”政策既是经济发展思想在政策领域的反映，也对早期的经济发展和工业化起飞起到了主导性的推动作用。(6)早期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对外侵略和扩张，既为其工业化的发展提供了巨额的原始资本积累，也为其产品开拓了海外市场。此外，在研究中我们还发现，与其他发达国家早期经济发展相比，日本早期经济发展具有自己鲜明的独特性:其一，政府在近代经济发展和产业工业化中发挥了主导作用;其二，经济的快速增长和工业产业化的形成与资本积累同步进行;其三，工业化形成和发展过程中，现代资本主义农业并未同步出现，农业仍处于半封建的地主经济统治之中;其四，经济发展和工业产业化中的技术进步是通过直接的技术引进、消化和吸收来完成的;其五，近代经济的增长和工业产业化的发展是以军事工业的建立和强大为中心来展开的;其六，军国主义思想支配下的对外扩张和殖民地贸易为日本早期经济发展提供了巨额的原始资本积累、广阔的国外市场和原材料产地。

第六章“当今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简要考察了发展中国家的兴起及其基本经济特征，论述了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基本过程，提出了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中有待解决的几个问题。本章主要观点和结论如下:(1)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大体上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至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经济发展取得初步成效的时期;20世纪70年代末及整个80年代，经济建设遇到挫折和困难的时期;20世纪90年代至今，经济政策和制度改革及经济调整和转型的时期。(2)如果说发达国家在其早期经济发展中基本上走的是一条工业化和市场化相互促进、相互推动的道路的话，那么，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发展中，工业化与市场化之间良性互动的关系尚未建立起来。事实证明，这是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未能取得理想成效的一个重要原因。(3)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发展中面临着发展动力不足的问题。从民间看，商人阶级难以真正承担起推动工业化和市场化的历史任务;从政府看，政府在干预经济中存在着“政府失灵”的问题。而东亚地区的发展经验表明，只有在当政府与民间建立起一种良性互动的关系，才能有效推动经济发展的步伐。(4)发达国家早期经济发展一般都具有较为有利的外部环境和国内社会经济条件，而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则必须面对不利的环境条件。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在国际经济中的弱势地位，当今的发展中国家不会也不可能走发达国家对外侵略、掠夺资源的老路;二是国内经济、政治、社会状况不良。发展环境不良，是制约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一个深层次的因素。在经济发展中，如何逐渐消除不良的外部和内部环境，创造有利于经济发展的条件，是一个有待深入探讨和悉心解决的问题。

在经济发展的初期阶段，经济发展所具有的初始禀赋和面临的国际经济环境在很大的程度上制约着一国经济发展的进程、采取的模式及其发展结果。当今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能否照搬发达国家早期经济发展的模式，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是否具备发达国家早期经济发展时所具备的初始条件。

第二编“经济发展要素比较”试图在发展经济学的理论框架中，具体分析比较发达国家早期与当今发展中国家所具备的(国内)发展条件和面临的国际经济环境，从人口、资源与环境、资本积累、技术进步、对外贸易和国际投资等方面，全面、系统地对比分析这两类国家不同的历史时期在发展要素上的异同，探求与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要素相适应的经济发展途径和政策建议。

第七章“人口、资源、环境与经济发展”立足于发展经济学的人口增长和可持续发展理论，从人口数量、结构与质量、人口与经济增长、资源环境约束等几个方面对发达国家早期经济发展和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中的初始禀赋条件进行了对比分析。分析的结果表明:(1)在发达国家早期的经济发展和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过程中都出现了高速的人口增长。相比较而言，发达国家早期经济发展中的人口增长速度较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中的人口增长速度要平缓得多。(2)发达国家早期经济发展中的人口增长是其经济快速增长所产生的人口需求下的高出生率与较差的卫生及医疗条件下的高死亡率相互作用下的内生人口增长;而发展中国家的高人口增长率则与经济增长呈反向关系，是外在卫生及医疗条件改善下的外生人口增长。(3)发达国家早期经济发展中的人口年龄结构、人口质量水平有利于当时的经济发展，是推动当时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和源泉之一;而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中的人口结构和人口质量使得快速增长的人口成为阻碍和减缓其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4)发达国家早期的经济发展是在工业化初期人口压力不大，人口结构、人口质量有利于其经济增长的条件下开始和推动其工业化进程的;而发展中国家早期的经济发展是在人口压力较大、人口结构不合理、人口素质较低的条件下开始和推动其经济发展的。由于这一基本起始条件不同，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道路较发达国家困难得多。(5)在发达国家早期经济发展过程中虽然也面临过土地、矿产资源等方面的资源约束，但发达国家通过一系列制度的、经济的改革和技术进步以及对外侵略和殖民扩张，缓解了资源约束对经济发展产生的不利影响。发展中国家虽然从整体上资源较为丰富，但人均资源占有量却极为匮乏。由于资本和技术的短缺，发展中国家的资源开发和利用均不充分。这使得资源不足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50年来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中的重要制约因素之一。(6)在发达国家早期经济发展过程中，发达国家的工业化、城市化已造成对环境的污染和破坏，但当时的环境问题并没有成为阻碍其经济发展的要素;由于人口急剧膨胀、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影响，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过程中面临着日益严重的生态体系失衡、环境污染和全球气候变暖等环境问题。这类问题的存在既降低了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速度和质量，也加重了其经济发展的成本。(7)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中产生和面临的环境问题产生的原因并非主要由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所致，发达国家近100年来经济发展中对自然资源的过度开发和利用是其主要原因之一。

第八章“资本形成与经济发展”在对发展经济学的资本形成理论进行系统整理的基础上，从资本积累率(国内总投资占国民收入的比率)、资本增长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两个方面对发达国家早期经济发展和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中的资本形成状况进行了比较分析。我们的分析表明:(1)较高的资本积累率是两类国家早期经济发展中的共同特征之一，但发达国家早期经济发展中的高资本积累是经济增长中的内生性结果，而发展中国家的高资本积累是政府推行工业化和进口替代等经济发展战略政策下外生诱导的产物。(2)在两类国家早期的经济发展过程中，资本增长与经济增长之间都存在着显著的正相关关系，但这种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却在两类国家中呈现出不同的发展趋势，在发达国家早期的经济发展过程中，资本增长与经济增长呈同步上升的趋势，而在发展中国家(亚洲除外)，资本增长与经济增长呈同步下降的趋势，并且，人均国民收入水平越低的国家，同步下降的趋势越明显。导致这种差异的原因在于人口增长的不同。(3)在经济发展初期，资本增长是两类国家经济增长的主要源泉，但在发达国家，随着经济的发展，资本增长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越来越小，要素生产率增长的贡献越来越大;而在发展中国家，随着经济的发展，资本增长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仍占主导地位，要素生产率增长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却越来越小。(4)第二次世界大战后50年来，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基本上是靠资本增长来支撑的。在经济增长的过程中，与要素生产率提高有关的制度的、社会的、政治的变革对经济的增长并未发挥明显的作用，特别是技术进步在经济增长中未能发挥有效的作用。因此，在发展中国家进一步的经济发展中，除重视资本积累的作用外，更应重视发挥社会制度的改革和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作用。

第九章“技术进步与经济发展”是关于发达国家发展早期与发展中国家技术进步的比较研究。这一章论述了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将发达国家发展早期与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中的技术进步进行了比较，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发展中国家在技术进步中应注意的几个问题。本章主要观点和结论如下:(1)发达国家发展早期与发展中国家在技术进步途径上存在着差异。技术进步的途径，大致上可分为建立在技术创新基础上的技术进步和建立在技术引进基础上的技术进步两种类型。如果说发达国家早期经济发展中的技术进步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技术创新的基础上的话，那么，当今发展中国家则主要是通过技术引进来推动技术进步的。(2)在技术进步类型上存在着差异。发达国家早期经济发展中的技术进步，大多是属于资本密集型的，而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发展中，不仅需要资本密集型的技术，同时也需要劳动密集型的技术。(3)在技术进步条件上存在着差异。发达国家在早期经济发展中，具有良好的推动技术进步的条件，如发达的市场体系、良好的竞争环境和自由企业制度等，而这是发展中国家所缺乏的，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发展中存在着创新机制缺乏的问题。(4)从发达国家引进技术是推动发展中国家技术进步的重要途径，要高度重视技术的引进、消化和吸收工作。(5)企业是实施技术创新的主体，而技术创新战略则直接决定着企业具体的创新活动。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企业能否选择和实施良好的创新战略，直接关系到企业的生存和发展。企业创新有自主创新、模仿创新和合作创新三种基本战略思路。(6)要大力营造有利于技术进步的社会经济环境主要是要建立起竞争性的市场环境、健全的民营企业制度和强大的企业家队伍。

第十章“对外贸易与经济发展”以经济全球化进程为背景，比较分析发达国家早期和当今发展中国家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卷入世界分工和贸易体系之中，其经济发展与对外贸易之间的相互关系。分析表明:(1)两类国家在由传统农业社会转向现代工业社会的经济发展时期，其对外贸易的历史背景不同。发达国家早期经济发展中的对外贸易基本上处于经济全球化的第一阶段，是以经济国际化为历史背景的，而当今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中的对外贸易处于经济全球化的第二、第三阶段，以区域经济一体化和全球经济一体化为历史背景。(2)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两类国家作为对外贸易主体在国际关系中有着完全不同的地位。在发达国家早期工业化过程中所展开的对外贸易，在很大程度上是不同经济发展水平的国家之间进行的、由先发达国家主导的掠夺性的不平等的贸易，其基本内容是其他国家为先发达国家提供原材料和产品市场。而当今发展中国家在国际关系中从总体上仍未摆脱对发达国家的依附关系，在国际贸易处于弱势地位。发达国家控制着国际分工、国际贸易、国际金融、国际生产要素流动体系的支配权和国际市场“游戏规则”的控制权，多数发展中国家只能是处于国际分工体系的底层，生产和出口初级产品及附加值低的制成品。(3)两类国家实施对外贸易的方式完全不同。发达国家早期是以海外殖民贸易、以武力掠夺的方式来启动对外贸易。而且，一旦对外贸易启动，只要有利于本国利益，它们常常强制性地甚至以战争为基本手段推行贸易保护。而这一切都是当今时代的发展中国家所无法企及的，不可能也不应该去仿效的。本章跨期比较的基本结论是:第一，重视经济开放，但在经济发展的起步阶段实行贸易保护主义政策非常必要。当今发达国家，除英国外，其他几国在历史上都曾经一度落后于别国，在其由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型的经济发展时期，它们无一例外地对产业实行了严格的贸易保护。只是当它们自己成为世界一流经济强国之后才转而鼓吹自由贸易。第二，比较优势并不足以成为贸易推动经济发展的基础;比较优势是变化的，问题的关键在于把不同时期的比较优势转化为贸易中的竞争优势。在历史上，没有一个国家是真正根据自己的资源禀赋所形成的比较优势来开展对外贸易而成功的。对外贸易推动经济发展的关键在于竞争优势，在于根据比较优势的变化，将低技术产品生产上的竞争优势转变为生产高技术产品的竞争优势。第三，在工业化进程中，进口替代和出口鼓励两种贸易战略都可以发挥各自的积极作用，同时也都存在弊端，问题的关键在于要根据本国国情、经济发展阶段和国际经济形势做出取舍和适时的转换。历史上，发达国家在其经济发展的早期都曾实施过进口替代贸易战略。一旦“进口替代工业”发展成熟，便开始转向出口鼓励，以开辟国际市场。第四，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不断进步的技术给当今发展中国家对外贸易带来了过去发达国家早期对外贸易中所不曾出现过的问题。

第十一章“国际资本形成与经济发展”历史地考察了国际资本形成在发达国家早期和当今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进程中所发挥的作用，并在此基础上进行跨期比较。由此，我们可以得到如下几点启示:(1)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在其经济发展过程中，都曾以不同的方式融入国际资本形成过程:或者是暴力强制介入，或者是被动卷入，也可能是主动参与;或是以国际资本供给者的身份，或是以国际资本需求者的身份。发展中国家之所以需要国际资本而融入国际资本形成之中，是因为它的国内储蓄不足以支撑其经济发展所需要的投资;发达国家在其早期发展中往往是以武力强制性地从他国掠取经济发展所需的资本，而一旦经济强大起来，则受资本趋利避险的动机驱使输出资本并主导国际资本形成。(2)国际资本形成在历史上从来都是生产力先进的强国追求利益的主观意志，与促进全球资本资源超越国界配置、从而促进经济增长和提高全球整体水平的客观结果相统一。在国际资本形成过程中，国家之间构成了不对称的依存关系:不同的国家所处的地位不同，所分享的利益和分担的风险也不一样。西欧列强以武力威胁促成了实物形式的国际资本形成，使亚非拉殖民地的财富几乎是无偿地流入欧洲，极大地促进了欧洲各国经济的发展。(3)国际资本形成是发展变化的，决定了国际资本形成的规模、方式及其结构，是经济金融化和经济全球化这两股不可逆转的历史潮流。经济金融化是货币金融经济向实物经济领域扩展、渗透的过程，而经济全球化则是生产要素和经济活动跨国界扩张、各国经济彼此渗透而呈现的一体化过程。前者在纵向层面上往深度推进，后者则在横向层面上朝广度扩张。它们相互交融、彼此渗透的历史进程，构成和规定了国际资本形成的方式及其结构的演变。(4)在经济金融化和经济全球化的共同作用下，由发达国家主导的当今国际资本形成呈现出金融化、证券化发展趋势。这种新的发展趋势使得今天的发展中国家在实现工业化过程中融入国际资本形成，既不可能像英、法等国当初那样采取暴力和战争的方式实现国际资本形成，也不可能有德国、美国等后起资本主义国家那样积极参与国际资本形成的国际环境。发展中国家必须重新审视金融开放，重新思考金融开放与发展中国家自身的经济金融基础、金融开放与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关系。

第三编“经济发展模式比较”将从工业化、城市化农业发展及政府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等几个方面，仔细比较两类国家在不同历史时期经济发展的道路或发展模式，探求不同国家选择发展道路或发展模式的历史背景、基本政策及其经济绩效。

第十二章“经济发展中的工业化”利用发展经济学中的工业化理论分析发达国家早期的工业化，并把发达国家早期工业化模式与拉丁美洲和东亚地区的新兴工业经济国家或地区的工业化进行对比分析，重点比较了工业化过程中产业结构的变化。本章的分析表明，霍夫曼(Hoffmann，G.)提出的工业化过程中产业结构变化的三个阶段规律在所分析的所有国家都得到印证。随着工业化的进行，轻工业最初占据主导地位，然后资本品工业的增长速度超过消费品工业，最后资本品工业在工业中的比重超过消费品工业。或者换一个角度考虑，在工业化进程中，最初阶段是轻工业发展迅速并在工业产值中占主导地位，然后生产资本品和耐用消费品的重工业开始发展并逐渐在工业结构中占据主导地位。但是，在促成产业结构变化的过程中，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所采取的措施是不同的。发达国家早期经济发展过程中产业结构的变化更多的是由市场机制引导的，是在各个产业的前后向联系效应引导下依次发生的。发展中国家因为处在后来者角色之中，是在国际分工体系已经形成的格局下展开工业化的，所以它们的工业化一方面通过对外贸易的作用而展开，另一方面要借助于政府的规划。具体而言，它们的工业化有进口替代工业化和出口导向工业化。在工业化的过程中，拉丁美洲和东亚地区都从进口替代开始了工业化进程，但在后来的发展中就走了不同的道路:拉丁美洲继续进行深化的进口替代工业化，而东亚地区则跳过了进口替代的第二阶段，没有继续深化进口替代，而是转向出口导向的工业化。事实证明，东亚新兴工业经济的工业化要比拉丁美洲的工业化更为成功。本章的结论是:对发展中国家而言，由于是在发达国家主导的国际经济环境中进行工业化，完全根据比较优势的原则选择工业化的重点是不可取的。按照比较优势原则进行分工固然能够带来总剩余的增加，但是对总剩余的分配是不利于发展中国家的。因此，发展中国家应该从动态的比较优势的角度出发，制定正确的工业化计划，积极引导本国的工业化进程。

第十三章“经济发展中的农业现代化”先讨论农业发展与经济发展关系的一般理论，然后讨论发达国家早期农业发展与现代化进程，分析其对那些国家工业化的影响，最后将理论与实践进行对比，用以说明其对发展中国家的借鉴意义。通过对比发达国家早期的农业发展经验和发展中国家的农业发展过程，我们发现，无论是对发达国家早期的经济发展，还是对发展中国家而言，农业的发展和农业的现代化对工业化和经济发展都是非常重要的，都必须得到足够的重视。对发达国家而言，早期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带来了农业剩余，以各种形式为工业化提供了部分资本积累;农业还以其前向联系(提供原材料和粮食)和后向联系(购买农用工具)促进了工业化进程。对发展中国家而言，农业的发展除了上述作用之外，还为本国工业化赚取了外汇收入。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农业问题上的经验教训表明:第一，应该把农业发展看成是经济发展的一个组成部分加以重视，而不只是把它当做一个工具，农业的发展应该和工业化并重;第二，农业技术进步路径的选择不需要墨守成规，而应该根据本国要素相对充裕程度确定，根据人地关系确定。如在美国和拉丁美洲，相对粗放式的生产未尝不可;采取机械化生产和增加单位面积农业产量更为可取。又如欧洲诸国和发展中经济体的东亚地区，集约化生产最为合适，通过化肥、育种、精耕细作增加人均农业产量更为必要。第三，要发展农业和稳定社会，必须建立合理的农业土地制度，使它和现代生产关系相适应。农业土地制度的改革，既要能够促进经济发展，还要兼顾各方面的利益。如同英国圈地运动，虽然为城市工业强制性地提供了大量的廉价劳动力，但是在这个过程中工人的地位极为悲惨，这违背了经济发展的初衷。拉丁美洲大庄园制也是收入分配不均的祸首之一，为社会稳定埋下了隐患。相对而言，法国的土地制度演进就要温和许多，东亚地区的土地制度改革也比较成功。第四，在发展农业方面，政府必须起到应有的作用。虽然发达国家早期的经济发展基本上是市场导向的，尤其是在农业发展上。但是就发展中国家而言，政府应该规划农业和工业的协调发展，在促进农业发展方面起到积极作用。政府尤其应该做到的是:积极推广农业新技术，为农业发展提供信贷和税收支持，建立农业水利设施，鼓励农业科技创新，支持农村教育、文化和卫生事业，等等。这是因为，农业市场本来就不够完善，传统农业仍然左右着农业生产，农村基础设施非常落后，基础设施耗资巨大却回报率低，国际市场风云变幻且受到发达国家的控制，等等。因此，完全依靠市场机制是不利于农业发展的。

第十四章“经济发展中的城市化与人口流动”从当代发展经济学的视野出发，将发达国家早期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城市化、人口流动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同当今发展中国家这三者之间的关系进行比较研究。第一，能否实现成熟的城市化及达到“人口流动转折点”首先取决于工业化本身。发达国家以迅速推进的工业化为依托不仅完成了城市化过程，而且最终达到了将农村剩余人口最终吸收完的“人口流动转折点”，而当今发展中国家的城市化与人口流动基本上是在工业化尚未完成或“工业化不足”(underindustrialization)的背景之下进行的，只有为数不多的几个国家和地区除外，因此，多数发展中国家在城市化和人口流动方面出现的问题均与工业化成熟程度有关。虽然发达国家的早期城市化是在自发和无序状态下进行的，因而曾走过一段弯路，但发达国家最终还是完成了由早期城市化向后来成熟的城市化的过渡，而最终完成这一过渡的必要条件是完成工业化。第二，能否实现成熟的城市化及能否较早达到“人口流动转折点”还取决于农业部门的发展状况。工业化的成熟程度是实现城市化和抵达“人口流动转折点”的必要条件，但不是充分条件。人口流动何时达到转折点却不仅仅取决于工业化，还要取决于农业发展及其与农业部门有关的结构因素。第三，将城市化与乡—城人口流动过程同工业化、市场化进程相联系进行考察有助于深化对经济发展理论与现实的理解。在发达国家早期经济发展的历史上，城市化、乡—城人口流动是同工业化、市场化的过程联系在一起的，早期发达国家各国的工业化、城市化及市场化所达到的成熟程度，对乡—城人口流动的规模、速度、流向等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工业化、城市化、市场化三者的相互关联既推动着城市化过程，又加速了人口流动过程。影响人口流动的因素远远多于推动工业化进程的因素，因为乡—城间人口流动不仅仅受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的影响，还要受到农业发展和农业部门中的多种结构因素的影响。

第十五章“经济发展中的政府作用”从经济发展历史过程的角度出发，将发达国家早期经济发展中曾经采用过的经济政策同当今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政策做一个比较，试图通过比较分析找出政府在发达国家早期经济发展过程中与当今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中发挥作用的共同领域与不同领域。我们的分析表明，第一，市场竞争的环境并不是从来就有的，而是在很大程度上经过市场自身的发展并受各国政府的长期培育才逐渐得以完善的。在各国的市场经济体制建立起来之前，各国政府都采取过多种实施干预的政策。即使在主流经济学所描述的19世纪初到20世纪初大约100年的自由竞争时代，也并不是在各国处处体现了自由竞争的原则，而是自由竞争与政府干预两种倾向同时并存。既然发达国家早期经济发展过程并没有表明纯粹的自由竞争盛行与一切时段和一切领域，也就没有理由要求当今发展中国家遵循市场至上的原则，放弃政府对经济的适度干预，由此出发，我们不赞同在以“华盛顿共识”为代表的新自由主义针对发展中国家而提出的某些政策主张。第二，应当历史地看待发达国家早期经济发展过程中政策工具逐渐成熟的演进过程。一个国家的经济政策机制与政策工具是随着经济由不发达转为发达以及市场体制逐渐走向成熟完善而变得更有效率。第三，各国政策操作归根结底是以各国经济发展所达到的程度以及市场完善程度作为其操作前提的;由于历史及文化传统的影响，各国的市场经济体制以及依赖于该体制而运作的政府的经济政策将会是多元的，而不是单一的。发达国家早期使用的经济政策与当今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政策之间的相似性远远小于其差异性。第四，发展中国家在国际关系事务中仍然处于劣势，处于边缘地位。因此，发展中国家必须加强国际合作，走和平发展道路，促进多边主义和国际关系民主化。

我们认为，在国际经济新秩序逐渐形成的过程中，发展中国家可以从发达国家经济发展初期的经验中找到一些有益的、可用的成分，但是，发展的基点应该放在主要依靠自己的力量上。从本国人民根本的、长远的利益出发，去选择社会制度和发展模式，在国际社会中形成多极的社会经济文化。这些都是发展经济学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源泉。发展经济学的研究领域必将不断地拓宽，对经济发展的认识必将不断深化。发展经济学一定会继续发展，成为一门具有强大生命力的综合性经济学科，发展经济学并未贫困，更不会趋于衰亡。

【注释】

[1]World Bank，“China at a Glance”，http://devdata.worldbank.org/wdipdfs/ table4_1.pdf.

[2]国家统计局:“2005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参见:http:// www.stats.gov.cn/tjgb/ndtjgb/qgndtjgb/t20060227_402307796.htm http://www.stats.gov.cn/ tjsj/ndsj/2005/html/B0203c.htm

[3]Rostow W.W.，1990，The Stages of Economic Growth，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p.4.

[4]克里斯特·冈纳森:“发展理论与第三世界的工业化——19世纪的欧洲与第三世界工业化模式的比较”，原载:英国《现代亚洲杂志》1985年，第15卷;转引自:塞缪尔·亨廷顿等著:《现代化:理论与历史经验的再探讨》，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3年中文版，第220页。

[5]罗荣渠:《现代化新论——世界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31～132页。

[6]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在本书中我们探讨了发达国家早期经济发展过程中与工业化过程、从不发达经济转变为发达经济的过程相伴随的市场化过程，但这并不意味着当今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也需要经历一个同发达国家相同的市场化过程。我们认为，不能把发达国家早期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市场化过程同当今发展中国家所进行的市场导向改革相提并论，两者之间有着实质性的区别。